日常生活与弄堂叙事 日常生活叙事
时间：2019-02-12 05:31:10 来源：千叶帆 本文已影响人
关键词:鲁迅 后期杂文 弄堂 日常生活 摘 要:鲁迅以杂文的形式创生着有别于“旧我”又有别于“他者”的城市书写。在上海的实际生活中,鲁迅一方面积累着丰富而深刻的城市经验,同时直面现实的观感也影响着他在“瞬间中抓住永恒,在永恒中捕捉瞬间”。“上海经验”的获得丰富着鲁迅以往的杂文创作的基本内涵,并作为20世纪30年代“上海想象”的一种,构成了都市文学的另一意义和艺术的指涉。
20世纪30年代是鲁迅创作和思想全面成熟的历史时期,也是鲁迅以“上海经验”为基础的都市写作与“反抗”的精神文本交相辉映的历史时期。后期杂文使鲁迅的创作深入到上海日常生活的描述,容纳了鲁迅对上海底层社会的深入观察,促使都市上海的主流叙事输入了“非主流”的色彩。应该看到,由上海所提供的城市生活完全迥别于鲁迅以往的生活,而在这座最具国际性意义的大都市中,“去中国化”的城市特点以及由上海城市本身所体现的复杂困境,为鲁迅后期的杂文创作提供着有关现实和历史的生生不息的灵感源泉,刺激着鲁迅产生有别于“乡土中国”所给予的现代性体验,也激发着鲁迅以杂文的形式创生着有别于“旧我”又有别于“他者”的城市书写。
1926年5月,鲁迅在《语丝》周刊上发表了《新的蔷薇――然而还是无花的》一文,对其创作个性有这样的解释:“我早有点知道:我是大概以自己为主的。所谈的道理是‘我以为’的道理,所记的情状是我所见的情状。”{1}在鲁迅的杂文里,强烈的创作意识往往与作家私己的生存境遇密切地维联在一起。之如鲁迅将杂文视为“悲喜时节的歌哭一般,那时无非借此来释愤抒情。”{2}一样,鲁迅对上海的认知也是建构在都市上海的实际体验之上。“将我所遇到的,所想到的,所要说的,一任它怎样浅薄,怎样偏激,有时便都用笔写了下来。”{3}在鲁迅最初的视野里,上海是一片挠攘之地,一个混乱的又颇具“生气”的城市。在致信廖立峨的书信中鲁迅谈论初到上海的体验:“这里的情形,我觉得比广州有趣一点,因为各式的人物较多,刊物也有各种,不像广州那么单调。我初到时,报上便造谣言,说我要开书店了,因为上海人惯于用商人眼光看人。也有来请我去教国文的,但我没有答应。”{4}对于上海的“活气”和热闹,鲁迅在后来也有类似的说法:“为安闲计,住北平是不坏的,但因为和南方太不同了,所以几乎有‘世外桃源’之感。我来此虽已十天,却毫无感到什么刺戟,略不小心,确有‘落伍’之惧。上海虽烦挠,但也别有生气。”{5}1933年致信姚克,表达对上海的复杂心态:“上海大风雨了几天,三日前才放晴。我们都好的,虽然大抵觉得住得讨厌,但有时也还高兴。不过此地总不是能够用功之地,做不出东西的。也想走开,但也想不出相宜的所在。”{6}
以自己为轴心去审视周遭的世界,并将切近的生存境遇化作人生的书写。这是鲁迅上海时期杂文创作的一个基本特质。这样的创作倾向一方面赋予了鲁迅杂文鲜明的现实色彩,另一方面也影响着鲁迅对上海的社会生活进行深入肌理的观察和剖析。正如乔治布莱在《批评意识》中指出:“谁以一种独特的方式感知到自己,就同时感知到一个独特的宇宙。”{7}在上海的镜像描写中,“鲁迅对上海日常生活的复杂性有着鞭辟入里的观察。这使他超然于北京与上海文人小圈子的敌对,也避开了已经形成的叙述形式(如茅盾所尝试的那样)所描摩的上海图像。他的杂文是对日常世界的勾勒,而不是知识的概括。这标志着上海在非主流文学(minor literature)中的历史性的出场。”{8}日常生活中包含着丰富的经验和文化资源,人生的庄严与琐碎、诗意与庸碌等各种面相尽在其中。在中国传统文学中,“日常生活”通常表现为两种物质功能,“一方面,在其人文目的与社会现实严重对立的时候,退而成为某种诗意人生的象征;在另一方面,在个人入世之心正强,社会乌托邦高扬的时候,却又成为某种桎梏理想、消磨壮志的象征,直接意指着庸俗化的现实人生状态,乃至于被批评被扬弃。”{9}众所周知,鲁迅寓居上海时期,除了参加一些社会活动外,大部分时间在寓所,通过报章阅读、书信、朋友之间的访谈建立着“公共空间”和“公共”的联系,对上海最为直接的认识很大一部分是通过寓居的弄堂获得的。“景云深处是吾家”,“景云里的二十三号前门,紧对着茅盾先生的后门”,许广平深情回忆中的“景云里”位于上海横滨路,是一个不起眼的普通弄堂,也是鲁迅、茅盾、周建人、冯雪峰、叶圣陶等进步文化人士居住过的地方。在茅盾的回忆中,景云里是这样的一番天地:“景云里不是一个写作的好环境。时值暑季,里内住户,晚饭后便在门外乘凉,男女老少,笑声哭声,闹成一片。与景云里我的家只有一墙之隔的大兴坊的住户,晚饭后也在门外打牌,忽而大笑,忽而争吵,而不知何故,突然将牌在桌上用力一拍之声,真有使人心惊肉跳之势。这些躁杂的声音,要到夜深才完全停止。这对于我,也还不妨,我是白天写作的。”{10}
日常生活的琐屑、扰攘、嬉笑怒骂,以及不关乎国家大义的微乎其微,不可承受的生活表象一一呈现,这里不仅是鲁迅的政治避难所,是鲁迅与进步的文化人士邀约、会谈、结下伟大友谊的地方,也是其思考现实中的中国、眼下的上海,纵横思想、驰骋想象的地方。在鲁迅的杂文创作中,对上海弄堂生活的观察和体验是鲁迅关注上海、想象上海的基点,它近距离地浓缩了上海市民社会的百态人生,最大限度地包含着上海市民社会的日常性,言说着鲁迅对上海的人生世相复杂的心态。在弄堂的声息变化中,演绎着上海人基本的生活方式和文化变迁。
1933年9月,鲁迅在《申报月刊》第二卷第九号发表《上海的儿童》,这是直接以上海的儿童为观察视角的作品,失败的教育造成失败的人生,同时也人为性地造就劣等人性的产生。要么豪横蛮强,要么畏葸不前,总之是没有自我意识也没有未来的。值得注意的是,这些“衣裤郎当,精神萎靡,被别人压得像影子一样,不能醒目了”的儿童即出现在弄堂之中:“倘若走近住家的弄堂里,就看见便溺器,吃食担,苍蝇成群的在飞,孩子成队的在闹,有剧烈的捣乱,有发达的骂詈,真是一个乱哄哄的小世界。”{11}在这里,弄堂世界构成了深刻的隐喻,深度地揭示了“新人物”及其儿孙“只顾现在,不想将来”的现实背景,在那个已然成为取消精神、囿限个性生长的环境里,是不可能产生生气活泼、积极进取的健康人生的。相反,人淹没在生活的细节当中,活泼的天性、旺盛的精力和情感、生命的明媚与绚烂,都固化在程式化的生活中,萎缩、不堪、无望。
“我喜欢听市声。比我较有诗意的人在枕上听松涛,听海啸,我是非得听见电车声才睡得着觉的……长年住在闹市里的人大约得出了城之后才知道他离不开了一些什么。”{12}在张爱玲的散文世界里,她是站在林立的“公寓”之上看上海,与上海的嘈杂世界保持着某种审美的距离,在上海生活的“现代质”中觅到诗意的人生,歆享平凡的哀乐。鲁迅虽对上海都市生活没有太多的好感,但多年的租界生活毕竟练敏了他的感觉,文字间自然流淌的是一个租界弄堂人的日常体验和好恶。在《弄堂生意古今谈》中就对一个闸北弄堂人叫卖零食的声音进行描写:
“薏米杏仁莲心粥!”
“玫瑰白糖伦敦糕!”
“虾肉馄饨面!”
“五香茶叶蛋!”
这是四五年前,闸北一带弄堂内外叫卖零食的声音,假使当时记录了下来,从早到晚,恐怕总可以有二三十样。……但对于靠笔墨为生的人们,却有一点害处,假使你还没有练到“心如古井”,就可以被闹得整天整夜写不出东西来。{13}
声音隐含着城市所有的秘密,弄堂集散着混乱、无序、无层次的声音,也昭示着熙熙攘攘的上海特有的生气。这里不排除鲁迅对这些叫卖声欣悦的接受,但也透露着讥诮之意:花费那么大的气力在精致上工夫,汇就“漂亮的口号”,正如京海派联合之下的小品文,不配有好的命运。在弄堂生意今非昔比的叹息中,鲁迅慨叹上海弄堂的萧落和凋敝,对散溢在上海弄堂间“零零碎碎”的市民气息以及嘈杂之声也显现着某种厌恶:“嚷嚷呢,自然仍旧是嚷嚷的,只要上海市民存在一日,嚷嚷是大约决不会停止的。”而更有意味的是作者是将上海弄堂的声响与上海人爱吃零食的嗜好,以及素有“养生之益”的小品文结合起来了,形成了一个上海人的生活伦理与文化伦理相衔接的链条。在这弄堂的声响里,犹如掷石于水中扩展的涟漪一般,由里及外地扩散着它们的影响力,只有深入其间的人才能破译其中的文化信息。
1935年,鲁迅以阿金为题,写了一篇小说式的杂文《阿金》。
近几时我最讨厌阿金。
她是一个女仆,上海叫娘姨,外国人叫阿妈,她的主人也正是外国人。
她有许多女朋友,天一晚,就陆续到她窗下来,“阿金,阿金!”的大声的叫这样的一直到半夜。她又好像颇有几个姘头;她曾在后门口宣布她的主张:弗轧姘头,到上海来做啥呢?……
自有阿金以来,四周的空气也变得扰动了,她就有这么大的力量。这种扰动,我的警告是毫无效验的,她们连看也不对我看一看。有一回,邻近的洋人说了几句洋话,她们也不理;但那洋人就奔出来,用脚向各人乱踢,她们才逃散,会议也收了场。这踢的效力,大约保存了五六夜。{14}
对阿金,作者极其厌恶却又无可奈何,既鄙视她的混乱和俗气,又慨叹阿金的气度与灵活。这个善于兴风作浪的在外国人家里帮佣的娘姨,泼辣而卑怯。敢于宣布主张,发动战争,但又怯于承担责任,势利、炫耀、肆意宣扬别人的隐私,以满足自己的“表现欲”,又自轻自贱,在贬损别人的同时降低自己的人格。当自己的姘头落难,投奔到她的时候。她则将门关上,拒之门外,一切以自己为中心,利益至上,表现的是为商业文化侵蚀的性爱观。阿金绝不仅仅是一个为洋人帮佣的女仆,更是一个以功利为准则、使尽浑身解数讨生活的上海人。阿金身上不仅体现了上海扰攘势利的都市气氛,也真切刻镂了半殖民地都市造就了怎样的城市品格。这正是鲁迅20世纪30年代置身都市上海对洋场世相、弄堂生活长期观察的结果,也是鲁迅着力批判的“国民劣根性”的一种。
作为平凡市民庸常逼仄的生存状态的缩影,弄堂视角的选择,不仅有利于鲁迅对都市上海具体的镜像描写,而且可以接近普通市民的生活和底层世界,展开对常态生活的近距离描写,避免对都市上海浮光掠影般的模糊性描述。这些发生在上海弄堂里的人事,昭示着上海日常生活的普泛性,它像阳光、空气和水一样,无处不在。承载着上海文化的兴衰际遇,也言说着20世纪30年代上海底层社会的基质和内涵。在鲁迅笔下,红头阿三、吃白相饭的、上海的小瘪三、弄堂早熟的少女、“懂洋话,近洋人”的西崽等均是穿梭来往上海弄堂世界的主角,他们畸情而实在,圆通灵活而无矫饰,令人嫌恶而又无可奈何,不仅完成了鲁迅对上海殖民时代众生形态的刻画,而且在毁誉并交的心理体验中,成就鲁迅眼中和笔下的别样的都市上海。从这个角度来看,“鲁迅的杂文不是个人灵感的神圣产物,丧失了那种幽深的、神秘的气息。然而鲁迅的杂文实质上潜入了现代都市生活的灵魂,把握了这个时间和物象所构成的世界的矛盾和张力,表现了‘现代’生活的不连续性和断裂的特点。鲁迅利用杂文这种快速‘摄影’的方法去展现现代生活矛盾的本质。”{15}
基金项目:本论文是辽宁省教育厅项目《都市语境与鲁迅创作的关联研究》(项目号:W2010100)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丁颖,大连民族学院文法学院讲师,吉林大学现当代文学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
{1} 鲁迅:《华盖集续编・新的蔷薇――然而还是无花的》,《鲁迅全集》(第3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91页。
{2}{3} 鲁迅:《华盖集续编・小引》,《鲁迅全集》(第3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83页。
{4}鲁迅:《书信・271021・致廖立峨》,《鲁迅全集》(第1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587页。
{5} 鲁迅:《两地书・北平-上海》,《鲁迅全集》(第1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95页。
{6} 鲁迅:《书信・331002・致姚克》,《鲁迅全集》(第12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30页。
{7}李泽厚:《中国近代思想史论》,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474页。
{8} 张旭东:《上海的意象:城市偶像批判与现代神话的消解》,《文学评论》,2002年第5期,第96页。
{9} 蔡翔:《日常生活的诗意消解》,上海学林出版社,1994年版,第111页。
{10} 茅盾:《我走过的道路》(中),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2页。
{11} 鲁迅:《南腔北调集・上海的儿童》,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565页。
{12} 张爱玲:《公寓生活记趣》,《流言》,花城出版社,1997年版,第27页。
{13} 鲁迅:《且介亭杂文二集・弄堂生意古今谈》,《鲁迅全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308页。
{14} 鲁迅:《且介亭杂文・阿金》,《鲁迅全集》(第6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98页-第199页。
{15} 旷新年:《革命文学:1928年》,山东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185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