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典诗学以什么 [中国古典诗学里的启明星]
时间：2019-02-12 05:37:17 来源：千叶帆 本文已影响人
关键词: 《人间词话》 《诗品》 诗学理论 摘 要:钟嵘《诗品》是我国古代第一部诗学专著,被后人誉为“百代诗话之祖”;《人间词话》是我国古典诗学的终结之作,集中国古典美学和诗学理论之大成。作为两个特殊的文本,它们虽然在创作时间上跨越近一千四百年之久,但通过比照对读,发现后者对前者的继承和发展十分明显。在诗学理论上,二者存在诸多相似相通之处,并有着各自的思想深度。《诗品》专论五言诗,正本清源,立首创开拓之功;《人间词话》专论词,体大精深,集古今中外于一体。
天亮前后,东方地平线上有时会看到一颗特别明亮的“晨星”,人们叫它“启明星”;而在黄昏时分,西方余晖中有时会出现一颗非常明亮的“昏星”,人们叫它“长庚星”。这两颗星其实是一颗,即金星。在中国古典诗学著作里就有这样的“金星”,它们分别是钟嵘的《诗品》和王国维的《人间词话》。钟嵘《诗品》是我国古代第一部诗学专著,被后人誉为“百代诗话之祖”,其对后世的影响意义深远。“《诗品》的重大意义与价值,它为后世诗学理论著作树立了一个难以企及的崇高典范。”①“后世的诗话能在理论体系和思想深度方面赶得上钟嵘《诗品》的实在是微乎其微。”②《人间词话》是我国古典诗学的终结之作,同时也是中国现代诗学的奠基之作,它在理论体系和思想深度方面所具有的杰出成就已成共识。作为古典诗学的终结之作,它集中国古典美学和诗学理论之大成。王国维虽然是一个学贯中西的晚清学者,在《人间词话》里也引进了某些西方思想中的重要概念,但总体来看,《人间词话》依然是中国古典化的。对照《人间词话》和《诗品》这两个一尾一首的经典诗学理论著作,尽管二者在创作时间上跨越近一千四百年之久,但前者对后者的继承和发展非常明显。本文拟对这两个特殊文本的诗学基本理论加以比较论述,以寻求二者之间的联系以及各自的特色。
一、“诗之至”和词“最上”
《诗品》流传后世,以“品评”而著称,但品评总要有一个标准。《诗品》所依据的标准是什么?钟嵘在篇首序里首先做出了回答,他为最好的诗指明了标准:
干之以风力,润之以丹彩,使味之者无极,闻之者动心,是诗之至也。(《诗品》序)
钟嵘所说的“诗之至”标准主要有三方面。首先,从创作方面来说,强调要有“风力”。所谓“风力”,即风骨,指生动而有骨力。第二,从文本方面看,要有文采。所谓“润之以丹彩”,就是指要有华美的文采。第三方面是从接受者的角度来说的,所谓“味之者无极,闻之者动心”,就是强调文本传递给人的感染力量。
词以境界为最上。有境界则自成高格,自有名句。五代北宋之词所以独绝者在此。(《人间词话》一[指手定本第一则,下同])
王国维在词话中开宗明义提出了词“最上”的标准。在此则词话中,作为词“最上”的标志――“境界”,包含了三个层次的内涵。“第一层,‘有境界’之词必须‘自成高格’。王国维曾称赞自屈原以来彪炳于中国文学史的屈原、陶潜、杜甫、苏轼等大诗人‘苟无文学之天才,其人格亦自足千古’(《静安文集•文学小言》之六)。这就是说,他将‘人格’置于境界之首,故论文天祥词,谓风骨甚高,亦有‘境界’(《人间词话》未刊稿之三五)。”③第二层,有境界要“有名句”。“有名句”是对文本的要求。第三层是要能够“独绝”。所谓“独绝”,就是独一无二,绝无仅有,强调其独创性。主要是从词的社会影响效果上说的。
钟、王二人,都是有感于当时文坛的弊病而发,也都从最优秀的文学作品入手,明确了衡量文学的标准。他们的标准都是很全面而有见地的。从创作主体,到文本,再到接受,几乎覆盖了文学活动的基本要素。在诸要素中,他们共同将创作主体置于首要地位。钟、王二人都突出强调创作者品格问题。在《诗品》里,曹植之所以位列六朝诗人之首,其最重要一点就是“骨气奇高”。刘桢尽管“气过其文,雕润恨少”,但由于其“贞骨凌霜,高风跨俗”,所以“自陈思已下,桢称独步”,仅次于曹植。王国维不仅区分了“忧世”和“忧生”之作具有高下不同的境界,同时强调“词之雅郑,在神不在貌”。他并以欧阳修、秦观和周邦彦的词作为例证,褒贬分明:“永叔、少游虽作艳语,终有品格。方之美成,便有淑女与娼妓之别。”(《人间词话》三十二)在文本方面,钟嵘比王国维似乎更讲究文、质并重。刘桢因“雕润恨少”而位曹植之后;曹操尽管“甚有悲凉之句”但因为“古直”缺少文采而被列为下品;陶渊明尽管“文体省净”,也偶有“风华清靡”句,但由于“世叹其质直”,也只好屈居中品。这大概与六朝时代业已形成的纯文学思潮有关。在文学接受方面,钟嵘提出品第高的作品之所以能“独步”文坛,是因为其“使味之者无极,闻之者动心”;王国维强调大家之作之所以能“独绝”于世,是因为“其言情也必沁人心脾,其写景也必豁人耳目”。
二、“直寻”和“不隔”
至乎吟咏性情,亦何贵于用事?“思君如流水”,既是即目;“高台多悲风”,亦惟所见;“清晨登陇首”,羌无故实;“明月照积雪”,讵出经史。观古今胜语,多非补假,皆由直寻。颜延之、谢庄,尤为繁密,于时化之。故大明、泰始中,文章殆同书抄。近任 、王元长等,辞不贵奇,竞须新事。尔来作者, 以成俗。遂乃句无虚语,语无虚字,拘挛补衲,蠹文已甚。但自然英旨,罕值其人。词既失高,则宜加事义,虽谢天下,且表学问,亦一理乎!(《诗品》序)
吟咏性情,发乎自然,增益故实,则伤自然。钟嵘提出了写诗“直寻”说观点。那么何谓直寻?钟嵘认为,从正面来说,就是要求写“即目”、“所见”;从反面来说,就是反对“用事”、“补假”,掉书袋。
当然,钟嵘在“用事”问题上,也不是一概而论。他对于颜延之、谢庄、任 、王融之用典,皆有贬辞。惟于谢灵运诗之用典未加非难。云:“丽典新声,络绎奔会。譬犹青松之拔灌木,白玉之映尘沙,未足贬其高洁也。”“丽典”谓用典之多。谢灵运既是天才,且富学问,故其诗用典虽多,不伤自然。
王国维的“不隔”说深受钟嵘“直寻”说的影响。“不隔”说王国维谈论很多。在《人间词话》手定本里,直接谈论“隔”与“不隔”的,光在评论部分就有从第三十四则连续至四十一则,共八则之多。那么何谓“不隔”?在这八则中,王国维除了用“语语都在目前”直接说明,以及用“雾里看花,终隔一层”对比说明外,其他大多引用诗句加以意会。其实,我们对王国维“不隔”的含义也还是能找到答案的。可能是王国维在评论部分意犹未尽,也可能是“不隔”正是“意境”论的核心内容,所以他又在余论部分,连续从第五十六则至五十八则三条涉及“不隔”的问题。而这一次,总算说明白了,既有正面的直接说明,也有反面的对比说明,此外还有举例正反印证。其正面的直接说明是:“大家之作,其言情也必沁人心脾,其写景也必豁人耳目,其词脱口而出,无矫揉妆束之态。以其所见者真,所知者深也。”其反面对比说明则是:“人能于诗词中不为美刺投赠之篇,不使隶事之句,不用粉饰之字,则于此道已过半矣。”这就很清楚了,何谓“不隔”?“不隔”就是内容上要真,情真,景真,选词用语上也要真切自然。这是从正面说的,那么从反面说呢?王国维提出了三个“不”:“不为美刺投赠之篇”;“不使隶事之句”;“不用粉饰之字”。如果说一个概念从正面说明很容易,那么从反面列举就显得很难穷尽了。所以王国维说,能做到三个“不”,那么距离“大家之作”也就接近过半了。当然,从反面列举尽管不能穷尽,但却能起到典型具体拨乱反正的效果。在王国维提出的三“不”典型里,其中“隶事”尤为突出。所谓“隶事”就是用典。和“隶事”同类的是“代字”。在反对用典问题上,王氏和钟氏呼声之强烈几乎是一致的:
词忌用替代字。美成《解语花》之“桂花流瓦”,境界极妙。惜以“桂花”二字代“月”耳。梦窗以下,则用代字更多。其所以然者,非意不足,则语不妙也。盖意足则不暇代,语妙则不必代。此少游之“小楼连苑,绣毂雕鞍”所以为东坡所讥也。(《人间词话》三十四)
同样,王国维也并没有将“隶事”、“代字”问题绝对化。他在《人间词话》未刊稿中说:“‘秋风吹渭水,落叶满长安’,美成以之入词,白仁甫以之入曲,此借古人之境界为我之境界者也。然非自有境界,古人亦不为我用。”《人间词话•附录》第二十五则中说:“温飞卿《菩萨蛮》‘雨后却斜阳,杏花零落香’,少游之‘雨余芳草斜阳,杏花零落燕泥香’,虽自此脱胎而实有出蓝之妙。”
三、“文多拘忌”和“创调之才多”
尝试言之:古曰诗颂,皆被之金竹,故非调五音,无以谐会。……今既不被管弦,亦何取于声律邪?……故使文多拘忌,伤其真美。余谓文制本须讽诵,不可蹇碍,但令清浊通流,口吻调利,斯为足矣。至于平上去入,则余病未能;蜂腰鹤膝,闾里已具。(《诗品》序)
钟嵘不满当时文人竞趋于声病说的风气,指出此种风气使得“文多拘忌,伤其真美”,提倡自然之音韵,在当时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上品评张协诗“音韵铿锵,使人味之 不倦”,即称其音韵之自然。
从中国诗歌发展的角度来看,沈约等人创制“四声八病”说,对诗歌的贡献还是很大的。而钟嵘对声律指责之偏激,《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的一段话大概道出了其中的原委:“史称嵘尝求誉于沈约,约弗为奖借,故嵘怨之,列约中品。按约才列之中品,未为排抑。惟序中深诋声律之学,谓‘蜂腰鹤膝,仆病未能,双声叠韵,里俗已具’是则攻击约说,显然可见。”
美成深远之致不及欧、秦,唯言情体物,穷极工巧,故不失为第一流作者。但恨创调之才多,创意之才少尔。(《人间词话》三十三)
周邦彦精通音律,他作词讲究声律平仄,为宋词的格律化、规范化做出了贡献。“但其词题材狭隘,虽‘缜密典丽’(《片玉集》注),而内容显得空泛;虽‘措词精粹’(张炎《词源》卷下),而少有新意,此即王国维所谓‘创意之才少’。”④不过,王国维同样也还是肯定自然音韵对诗词具有一定的表现力。所以在《人间词话》删稿里说:“余谓苟于词之荡漾处多用叠韵,促节处用双声,则其铿锵可诵,必有过于前人者。”
四、从四言“世罕习焉”到五言“会于流俗”和“律绝敝而有词”
夫四言文约意广,取效《风》、《骚》,便可多得;每苦文繁而意少,故世罕习焉。五言居文词之要,是众作之有滋味者也,故云会于流俗。岂不以指事造形,穷情写物,最为详切者耶?(《诗品》序)
钟嵘以品评五言诗为主,他从诗体本身的审美角度说明了五言取代四言的内在原因。钟嵘认为,五言是在四言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五言之所以成为时文流俗,是由于五言诗体比四言诗优越。钟嵘认为,在写景、吟咏性情上,五言比四言更详切更有回旋余地,也就更具有滋味和审美价值。钟嵘还考察了五言诗的发展历程,从先秦的五言歌谣,到汉代的文人五言诗,及至魏晋时代的“彬彬之盛”、“五言之冠冕”。在五言诗的发展历程中,钟嵘推崇“建安风力”和“清刚之气”,反对永嘉时“理过其辞”的虚谈文风和时下“殆同书抄”的“用事”文风以及时下“文多拘忌”的声律论。从上、中、下三品所列的诗人及其所处的时代来看,“钟嵘对诗歌的评价因时代不同而有高下之分,存在厚古薄今的倾向。至此可以得出结论:钟嵘的文学观和他品评标准之间有着紧密而不可分割的联系。”⑤
四言敝而有《楚辞》,《楚辞》敝而有五言,五言敝而有七言,古诗敝而有律绝,律绝敝而有词。盖文体通行既久,染指遂多,自成习套。豪杰之士,亦难于其中自出新意,故遁而作他体,以自解脱,一切文体所以始盛终衰者,皆由于此。故谓文学后不如前,余未敢信。但就一体论,则此说固无以易也。(《人间词话》五十四)
王国维以品评词为主,在他看来,“人类关于文学的美的创造是无限的,而文学的某一品种特别是已趋定型化的文体,其中可容许的美的开掘量则是历史地有限的。社会生活在演进,审美领域在不断扩大,定型化的文学形式(所谓‘习套’)终究适应不了新的繁复多样的内容,这时文学的革新就成为不可避免,并且常常先在民间从文体上开始突破。” ⑥王国维的文学发展观,从文学应该适应社会历史发展的角度来说,与钟嵘是一致的。就一体而言,二人都看到了文学后不如前的现象。对于这一现象,王国维做出了应有的解释:“文体通行既久,染指遂多,自成习套。豪杰之士,亦难于其中自出新意,故遁而作他体,以自解脱,一切文体所以始盛终衰者,皆由于此。”和王的这一解释非常相近的而且在理论阐释上更加充分的,应该是稍晚于王的俄国形式主义陌生化理论。俄国形式主义者特尼亚诺夫曾经从文学接受、感知角度论述了文学的演化。他认为一种文学形式的盛行,其最主要的审美价值就在于最大限度地唤起人们的感知。一旦这种感知习惯化之后,也就形成了受众感觉上的钝化,很难再引起注意,这种文学形式至此也就开始走下坡路。也就是说,任何优秀的文学形式,它在成为一种审美时尚被推为楷模而风行一段时期之后,其可感知性也就逐渐走向衰落。而人们的审美感知是需要不断地被唤醒的,这时一种新的文学形式或者已经退居后台的旧的文学形式就必然应时产生或被推到前台,从而取代现有的文学形式而成为新的审美时尚。
钟、王二人都把自己专论的五言诗和词放在文学发展的视野下肯定了各自的合理性。但是,钟嵘认为文学的发展是由于文本的审美表现因素使然;王国维则认为是由于受众的审美心理因素使然。如果说钟嵘的文学发展观属于优胜劣汰,那么王国维的文学发展观则属于新陈代谢。他们也都看到了各自的文学形式在盛行之后而走向衰弱的迹象,并都表现出了厚古薄今的倾向,钟嵘高品魏、晋诗人,王国维标举五代、北宋词人,只不过是钟嵘不希望这种衰弱继续下去,而王国维则认为衰弱是必然。
《人间词话》和《诗品》,作为我国古代两个特殊的诗学文本,后者对前者的继承发展由此可见一斑,它们共同体现了古典诗学理论的中国特色。《诗品》论诗,正本清源,立首创开拓之功,开启了中国古代诗话论诗的一千四百年历史长河;《人间词话》论词,体大精深,集古今中外于一体,继往开来,开启了中国现代诗学走向世界的漫漫历程。
作者简介:陈斯金,江苏省宿迁学院副教授,南京师范大学高级访问学者,主要从事文学理论研究。
①②张少康.诗品 [M] .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1999:96,95.
③④陈鸿详.《人间词话•人间词》注评 [C].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2002:3,94.
⑤曹旭.中日韩《诗品》论文选评 [C].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241.
⑥佛雏.新订《人间词话》广《人间词话》 [C].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0:70.
(责任编辑:古卫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