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桩罕见的“好色”官司]官司
时间：2019-02-21 05:32:39 来源：千叶帆 本文已影响人
2004年6月18日，被告方沈阳市大东区星星建筑公司按有关和解协议向原告张进来支付了最后一笔赔偿费，至此，一起特殊的案件终于画上了句号。几年前，张进来在回家的路上被建筑工地从天而降的跳板砸伤，从此性情大变，变成了一个常生邪念的“好色”男人，一家人从此陷入了无尽尴尬和痛苦之中。妻子高秀梅走上了艰难的讨还公道之路，他们的不幸遭遇和执着的毅力感动了法官，最后终于讨回了公道。“好色”丈夫也在医生的细心医治下恢复了正常――
飞来跳板意外砸出“好色”丈夫
1999年10月30日下午4点多，当大东区星火制药厂技术员张进来下班回家走在一条布满砖头和水泥块的人行道上时，他突然听到工地上传来一声惊叫，他本能地怔了一下，正在他四下张望的时候，楼上的一块铁制跳板飞落下来，砸到一楼的预制板上，然后带来一股巨大的弹力直冲着张进来的头部飞来，紧接丰，一声凄厉的惨叫响起……所有的建筑工都看到，楼脚下被铁制跳板击中的张进来身子晃了晃，然后直挺挺地倒下了……
“出事了!出事了!”听到喊声，工程的包工头刘志军赶紧跑过来。20分钟后，工人们将已经苏醒的张进来送往沈阳市第一人民医院。
经过简单的止血包扎处理后，医生诊断为颅骨外伤，需要住院观察治疗，但要交押金2000元。这时包工头悄悄带着几个民工一走了之，张进来只好离开医院。刚刚走到大街上，张进来忽然感到一阵头晕目眩，继而感到自己的大脑里一片空白，他怎么也想不起回家的路了……刚好，一个叫张晓桥的同事回家经过这里，将头缠绷带的张进来领回了家。
“我是谁？你是谁？”丈夫莫名其妙的问话让妻子高秀梅一时摸不着头脑。这天晚上，丈夫又哭又闹地折腾了一夜。直到第二天，他才恢复部分记忆，向妻子讲起了昨天在工地上发生的事故，此时的他还有些神志不清，胡言乱语。让妻子感到难以理解的是，这天丈夫一改往日文质彬彬的样子，总是用色迷迷的眼神上上下下打量自己，中午吃饭后，还当着众多亲友的面居然若无其事提出要求马上和妻子同房。随后的一段时间，不管有没有邻居和女儿在场，他都能旁若无人地突然对妻子面露一副迫不及待的“色相”……妻子次红着脸小声提醒他自重时，都会更加激怒他，他不仅动辄破口大骂，拳脚相向，有一次还冲上前去要扒掉妻子的裤子。邻居们议论纷纷：“张进来怎么变得这么没出息了，一点脸皮都不要了!”高秀梅也感到，丈夫莫名其妙地变成了一个可怕的人!
一种难以言状的悲哀笼罩在高秀梅的心头。高秀梅急冲冲来到事发工地，找到了民工头刘志军：“我丈夫病得不轻，需要住院，家里又没有钱……”刘志军说：“就是个轻伤，没啥大不了的。我这里没有钱!”
七年前，张进来从黑龙江鸡西医专药物制剂专业毕业后分配到沈阳制药三厂，不久与铁西矿山设备厂工作的高秀梅结婚。两年后，两人先后下岗。张进来在星火制药厂谋了一份差事，妻子高秀梅只好在家里一边照料女儿一边操持家务。由于张进来所在工厂效益很差，一家人生活得非常拮据，他们在大东区的郊外农村租住了一小间平房。眼下丈夫病情愈加严重，可高秀梅却拿不出一点钱来。她只好向在沈阳的一位表姐借来了2000元钱，住进沈阳263医院。医生说：“张进来的颅骨受了外伤，需要做细致的治疗。”
这时，高秀梅又找到刘志军，可他还是以各种理由不肯支付任何治疗费用，等到第二天他干脆连面也不露了。丈夫治病的押金还差3000元。找不到包工头，这么多的钱到哪里去弄啊？
正在高秀梅为张罗钱而犯愁的时候，丈夫在医院里惹了麻烦。入院后第三天，张进来在住院部洗手的时候，遇到了一个料理病人的中年妇女，竟然动手动脚起来。那位妇女赶紧叫喊救命，直到很多人从病房里冲出来才解了围。当高秀梅从建筑工地上垂头丧气回来的时候，那位遭受骚扰的女性的亲属便向她讨要说法：“这事儿你看怎么办？你丈夫太不要脸!”
一种难以言表的委屈和无奈让高秀梅流下了眼泪。面对着人家不依不饶的样子，高秀梅流着眼泪在走廊里给人跪下了：“丈夫脑袋受了伤后，这方面……我真是没办法啊……求你们饶过他吧……”面对这种情况，对方也就没再作追究。此后，高秀梅再也不敢离开丈夫半步。
这件事迅速在住院部传播开来，几乎所有病人及家属都对张进来避而远之，和张进来同病房的病人都强烈要求转到别的病房。张进来也好像知道自己做错了事，面对妻子，他一脸无辜和无奈。医生听了高秀梅的详细讲述后，当即说：“你丈夫肯定是由于脑外伤造成了精神上的异化，建议你带着他去精神病医院去诊治……”
丈夫的“花心”成了“公害”
第二天，在沈阳市精神病院，经过几个小时的诊断和观察，医生诊断张进来患有“颅脑外伤所致精神障碍”。医生说，这种精神疾病是由颅骨受了伤害后引发了脑神经病变，从而呈现出精神障碍的病症，应尽快入院治疗，否则他间歇性的疾病发作不仅可能对家庭造成危害，还可能对社会也造成很大损失。
医生的话让高秀梅想到了丈夫那种使她不寒而栗的“好色”之变。她清楚，如果不马上入院治疗，丈夫一定会在男女之事方面再惹事生非。但住院至少需要一万元的押金，囊中羞涩的她无法交足这笔押金。在她的百般哀求下，医院同意先接收张进来入院治疗。高秀梅只好再次找到刘志军，让他负责丈夫的治疗。这时，刘志军推心置腹地对高秀梅说：“说句心里话吧，我们都很同情你啊!你丈夫的情况我也了解，他的脑袋坏了，是个精神病。你还这么漂亮，干脆跟他离婚算了……”
听了包工头的话，高秀梅气愤十分，说：“你不要再说了!只要他活着，我就不会离婚。他的病就是你们工程上造成的事故，就应该负责……”
刘志军说：“我是个讲道理的人，如果说工地上掉下的跳板将你丈夫的胳膊或大腿砸坏了，那我肯定负责。但问题是你丈夫是出了精神方面的毛病，这就不是我们的事了――他肯定本来就有问题。听说他还对妇女动手动脚的――难道这也是砸也来的？说出去谁会相信呀!”
包工头的话就像尖刀一样直刺高秀梅的心头。她万万没有想到，丈夫的毛病在别人眼里竟是这样不清不白，让她有口莫辩。两个月后，经济上无力支撑的高秀梅只好将丈夫接回家慢慢疗养。看到她一个人打工挣钱的难处，同在沈阳的表姐多次接济他们粮食和钱物。
经过医院两个月的治疗，张进来的病情稍有好转。他的某些记忆力得到恢复，情绪也比以往稳定。但是丈夫的“色心”特征却没有减退。因此，高秀梅每一天神经都绷得紧紧的，生怕丈夫再惹出新的是非，每天她出门打工时总要将大门紧锁。
一天、两天、三天……时间一长，张进来在家里难捱小月寂寞，有时便跳窗出来。一天，他看到同村的一个名叫张小月的妇女在洗衣服，便上前挑逗一番，小月吓得一路跑回家，浑身发抖地向家人诉说张进来的“不轨企图”，结果当晚张家人就找上门来。面对着兴师问罪的来人，高秀梅反复解释缘由，请大家高抬贵手。她给人家看了医院的病历和诊断，看了丈夫的药，张家人这才没有继续追究。但一行人临走时仍然不完全相信高秀梅的话：“难道这种毛病也能是砸出来的？”
这句话又一下子戳到了她的心窝子上。高秀梅想，人家虽然原谅了自己的丈夫，但人家一定是在怀疑丈夫的人品。这是最让她难以接受的。在这个世上除了她和医生，有谁能相信丈夫的“好色”是无辜的啊!
不仅，又一次丢脸的事情发生了。一天，丈夫又跳出家门，骚扰同村的另外一名妇女。这位妇女找到了高秀梅说：“把你的男人看住了，别大白天地四处乱闻女人味!”不出一个月，丈夫又相继骚扰了一位女邻居，那家人不得不搬出这个村，到另外一个地方租房住……最后隔壁的房东气急败坏找上门来：“让张进来给闹的，我家的房子再也租不出去了，没人敢住!”高秀梅心里清楚，在这个村子里，丈夫已经成了“公害”!
很快，高秀梅放弃了打工，每一天都去工地找刘志军交涉，让对方出钱为丈夫治病，但对方总是一再回绝：“你丈夫作风有问题，是他自己的事情，这种耍流氓的事儿不能栽到我们的头上啊!”
真情感动院方
在反复交涉仍没有结果的情况下，2000年12月，高秀梅委托了沈阳一位律师向沈阳市大东区人民法院提出诉讼，要求刘志军所在的大东区建筑公司星星公司赔偿其医疗费、误工费、护理费、精神损失费共计12万元。
大东区法院立案后，律师告诉高秀梅：“律师费用得收3000元。”高秀梅非常为难，最后她只得辞去了律师，自己担当丈夫的代理人。这时，丈夫 病情日益加重，不得不住进了沈阳市精神卫生中心治疗。当时高秀梅手头只有3000元钱，没有足够的抵押金，她只好求医院的领导，让丈夫暂时住进医院。
主治医生王德林十分同情张进来的遭遇。他对高秀梅说：“大凡脑外伤都会引起不同程度的精神障碍，有的表现为失忆，有的表现为智力低下。而你丈夫脑外伤引起的精神障碍主要表现为性机能亢进，这在临床上非常罕见，患者急需系统的治疗。”为了治好张进来的病，王医生不断地调整治疗方案，除了每天服用镇静类药物，还依据病情的变化进行专业的心理调节治疗。为了确保疗效，张进来所住的病房是全封闭的，每天与他接触的医生和护士都是男性，就连高秀梅也只准许一周探望一次。这样多管齐下，张进来的病情逐渐稳定。这时大东区人民法案已经立案，但由于张进来正在治疗中，医疗费的数额还没有确定，法院不能立即审理。这时高秀梅再次找到星星建筑公司要求他们提供丈夫的治疗费用。对方说：“你丈夫得的病不是我们造成的，我们绝不负责。打官司，我们不怕。你丈夫耍流氓的事儿还能赖到我们的身上，哪有这个理!要告你就去告吧!”
眼看3000元治疗费已花得精光，高秀梅只好四处借款又维持了几个月治疗。2001年5月，高秀梅真的借货无门了，此时就连她与孩子的吃饭都成了问题。眼看着病情稳定的丈夫又要回到家里，想着他很可能在病情反弹后再做出一些丢人现眼的“花心”之事，高秀梅心里就格外难受。她只得拿着起诉书和法院出具的有关材料，诚恳地对医院领导说：“求你们了，让我的丈夫在这里继续治下去，让他的病彻底好起来。丈夫的事情法院已经受理了，这个官司我们肯定能赢。请你们放心，等我们得到钱后，一定立即还上治疗费!”医院再次破例了。
2002年9月，丈夫治愈出院了。高秀梅终于松了一口气!回归正常的张进来想起此前的非人之举懊悔不已，他向妻子保证：再也不会发生这种状况了!而此时一场意外的官司又在等侍着高秀梅。因为她已欠下沈阳市精神卫生中心2万元的治疗费用，而这时法院尚未开庭。医院眼看着张进来出了院却不能交来医疗费，于是一纸诉状将高秀梅告上法庭。2002年12月，高秀梅收到了沈阳市大东区人民法院的传票，委屈的泪水一滴滴地落在传票上。
表姐安慰她说：“不要怕，我们有道理，就什么也不要怕。”几天后，受到表姐鼓舞的高秀梅在法庭的被告席上说：“首先我要说：我没有向医院如期交付丈夫的医疗费，非常抱歉，对不起医院领导，对不起王德林医生，没有他们，就没有我丈夫的今天。但我真是迫不得已，现在丈夫的官司还没有开庭……”高秀梅讲了几年来所遭遇到的种种不幸，动情之处，声泪俱下。她的话让医院方理解了这位善良女子的苦衷，庭上的气氛一下变得格外亲切。原告当庭表示：“真没想到，被告是一个非常善良的人，她不仅没有遗弃、嫌弃丈夫，而且她为治疗丈夫的病和讨还说法吃了这么多的苦，我们感到很不安。我们一起为她的丈夫讨回说法!”
执着真情感动法官与被告
在高秀梅、表姐及院方的共同努力下，2003年4月，沈阳市大东区人民法院开庭审理张进来的索赔案。法庭上，高秀梅展开了医院的病历诊断、张进来原工厂出具的精神健康证明。证明材料写道：“张进来在本厂工作期间，身体健康，无任何精神病表现，在男女关系方无任何不良表现。此人人品正直，生活作风严谨。”高秀梅说：“被告施工没有设置安全网及警示牌导致丈夫意外受伤并造成了精神障碍，给他的健康和我们全家带来了巨大的伤害和痛苦。”而被告认为，张进来的精神障碍不是由跳板砸伤造成的，所以不应该对此负责。
2003年9月，法院就此案宣判：被告大东区建筑公司星星公司公司赔偿张进来医疗费、伤残补助费、精神损失费共5万元。判决下达后，星星公司不服，向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这时，被告对高秀梅说：“即使你赢了官司，也是空判，执行不了，你得不到钱!”
沈阳中院的女法官张钺负责审理这起上诉案。张法官首先分别找到高秀梅和被告星星公司的领导详细了解案情。为了核实高秀梅的情况，她还亲自以高秀梅家查看。当看到高秀梅一家人挤在不足10平方米且四面透风的平房内，听到夫妻俩历数被砸伤后的种种磨难和误解，张钺被深深感动了。她主动找到星星公司做思想工作，主张双方和解，星星公司的经理面露委屈地说：“我们太冤枉了!张进来如果有外伤我们应该负责，但他没有什么外伤，精神上的毛病、耍流氓的事都是他的老毛病，凭什么要我们负责？”张法官说：“按法律规定，只要你找出对方从前有精神病的证据，法律会考虑二审改判。”但他们表示无法拿出，法官当即说：“那样外伤就可以认定是精神病唯一的因果关系。”她又说：“原告这两口都是外地的，受了伤后他们遭受了很多痛苦和误解，为了这个官司，他们早已山穷水尽了。假如这种情况放在了你们的身上，你们会什么样。”
经过多次思想工作，星星公司被女法官执着办案的真情所感动。经理张前说：“你这么做工作，我服了!”2004年2月，在张钺的主持下，高秀梅与星星公司达成和解协议。自2004年2月，星星公司每月向原告提供1万元的赔偿金。6月18日，星星公司的5万元赔偿全部送到张进来的手中。面对着这来之不易的结果，高秀梅与丈夫抱头痛哭。去除了偿还医院的欠款和部分外债后，高秀梅与丈夫仍有外债在身，一家三口仍然住在低矮的平房里勉强度日。高秀梅说：“虽然我们仍然很苦，丈夫还要吃药维持，但我们总算讨回了说法。最重要的是，我再也不用担心丈夫的越轨行为了。通过这场官司，也向周围人证明了丈夫的无辜和清白，就这一点，今后的生活再苦再累我们都无所怨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