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究《诗经》中的古代体育文学历史

时间：2020-03-19 05:14:00 来源：千叶帆本文已影响人

摘要《诗经》是中国第一部诗歌总集，对中国的传统文化起到了很大的影响力。《诗经》中有很多诗歌作品与体育活动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从文字的形式中我们可以看到体育历史文化和体育文化的内涵。《诗经》收录了先秦时期的诗歌作品，现存约305篇，主要给人们展示了上古时期人们的生活。我们可以从中体会到当时人们的体育活动情况，这为我们了解古代体育历史以及古代体育精神魅力提供了便利。

关键词：《诗经》体育历史

《诗经》的产生正好处于中国从西周向春秋发展的时期，此时的奴隶社会已开始走向衰弱，封建制度萌发，社会生产力得到了快速发展，使得体育活动开始从生产劳动中分离出来，但是并没有形成统一的形式。当时的体育活动主要和军事活动、教育活动、上层社会的娱乐活动以及宗教祭祀活动掺杂在一起，主要呈现出“武”、“舞”、“游”三大类别。为解读《诗经》中的古代体育历史，本文就从这三个方面开始分析。

一《诗经》中折射古代体育文学历史的形式——武

中国奴隶社会时期还处于最原始的冷兵器时期，奴隶社会开始走向衰弱，各国之间战乱不断。统治者为了巩固统治，对外不断征战，对内加强统治稳固政权，实施了以文治国和以武治国的双向策略，使得当时社会的军事发展快速，促进了社会尚武风气的形成和英勇武士精神的快速发展。而《诗经》中的“武”主要表现在“射”与“猎”两个方面。

当时社会处于最原始的冷兵器时代，射箭就成为当时社会军事的主要工具之一。受社会尚武风气和英勇武士精神的影响，射箭也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普及开，很多男子在年幼时就开始练习射箭。可见，当时的射箭已不单单是军事活动，而是日常生活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而狩猎则是更具悠久历史的活动，在很早时候狩猎就成为人们谋生的一种手段，它为人们的生产生活提供了丰富的材料。同时狩猎使用的工具也是弓箭，因此在军事训练中，狩猎也是一种常见的训练方式。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人们对生活的追求也不断提高，狩猎已不单单是进行军事训练和人们进行谋生的手段，还成为了当时上层社会的一种娱乐消遣方式。《诗经》中《召南·驺虞》的“壹发五犯，于磋乎驺虞！”、“壹发五豝，于暖乎驺虞！”就展示了当时人们利用弓箭进行狩猎的盛况，我们细细品味，仿佛可以看到威武高大的武士们在旷野间，左手握着大弓，右手从容而急速的搭弓拉箭，弹指间，箭飞疾出射中正在飞奔的母猪。小猪受到惊吓，四处乱跑，武士又从容抓起箭同时射出，直接命中。在这短短的情景中，我们看到了武士的高超射技，这很大程度上反映出当时人们对具有健康体魄和高超射箭、狩猎技艺的武士形象的赞美和向往。

二《诗经》中折射古代体育文学历史的形式——舞

舞蹈是在结合音乐的节奏下，通过人体有节奏的肢体动作表达情感的一种动态的艺术，也称之为乐舞。《诗经》中有大量关于乐舞的诗篇，描绘了当时社会在各种场合进行的乐舞盛况，表示出当时社会对乐舞的喜爱和欢迎。乐舞成为人们进行精神生活享受的主要方式之一。先秦时期对乐舞进行了分类，按照分类标准的不同，不同乐舞有不同的叫法。一般按照舞蹈表演者表达的精神类别将乐舞分为文舞和武舞两类。所谓文舞就是舞蹈者手拿野鸡翎和苇笛，在音乐的伴奏下踏着轻盈的舞步，摇曳着婉转优美的舞姿，伴随着谦让的表情，以此来宣扬高尚的道德。武舞则是舞者手持红盾和玉斧，在音乐伴奏下踏着飞速急转的舞步，摇曳着粗狂有力的舞姿，伴随着刚正不阿的表情，以此来宣扬健壮的体魄和勇敢的作战精神。此外乐舞还可依据活动范围的不同将其分为宫廷舞和民间舞。

不管乐舞怎么分类，都具有双层的含义，第一，在表达艺术上审美意义的同时也宣扬了体育精神。换句话说，舞蹈在生理上需要身体各个部位的协调动作，具有锻炼身体的作用，在精神层面上它陶冶了人们的性情，具有审美的特征。《诗经》中《荀子·乐论》的“耳目聪明，血气和平，移风易俗，天下皆宁”就说的是乐舞不仅锻炼了身体，也陶冶了情操，此外，舞蹈还有多种功能，在先秦时期，舞蹈可以用于宗教祭祀、教育、娱乐等各种活动中去。舞蹈在教育活动的运用赋予它极其广泛的教育内容，从上层社会进行的宗教祭祀，到下层普通百姓的生产劳动以及武士的日常军事训练，这些都可能成为舞蹈的教育内容。《诗经》中《周礼·春官·大司乐》的“以乐舞教国子”，就充分说明了舞蹈的强大教育作用。第二，舞蹈表现作为娱乐工具，不仅在于自身的艺术，同时还可以和诗、乐一起表演，正所谓以舞作诗、以舞会乐，舞蹈表演的同时不仅让艺术感染人，还使人感到心情愉悦，同时身体也在各个肢体动作的协调下得到了锻炼，让人体会到体育活动的愉悦和生命的养生之感。在《诗经》中《郑风·萚兮》所记载的民间乐舞：“萚兮萚兮，风其吹女。叔兮伯兮，倡予和女。萚兮萚兮，风其漂女。叔兮伯兮，倡予要女。”在诗境中可以看到年轻的女子踏着轻柔的舞步，表达了她内心深处对真挚爱情的向往。她不仅表达出自身内心的情感，使自身感到愉悦，同时也给人留下了深深的审美体验。

三《诗经》中折射古代体育文学历史的形式——游

这里所说的游具有多层含义，不仅是游泳、借船渡河的意思，也有外出游玩之意。这两层意思都在说明要亲近大自然、返璞归真，达到人与自然相融一体的体育精神。《诗经》中大量篇幅题材与游有关。例如，《诗经》中《邶风·谷风》“就其深矣，方之舟之；就其浅矣，泳之游之”在这首诗中，我们可以看到先秦时期人们游泳技艺的高超。“游”就是人浮在水面上利用手臂的滑动使身体前进，“泳”就是人潜入水中利用手臂的滑动使得身体前进。从这里可看到中国体育历史文化的悠久。《诗经》中同样还有大量关于借船渡河的诗篇，例如，《卫风·竹竿》：“藋藋竹竿，以钓于淇。岂不尔思……佩玉之傩。淇水滺滺，桧楫松舟。驾言出游，以写我忧。”这首诗写了男子失恋故地重游，来怀念对自己心爱女子的思念，想起当时和自己心爱之人泛舟与水之中的情景，回忆他们从相遇到相知相爱的全过程，但现在她却远嫁他方，有情人并没有终成眷属，通过像以前那样泛舟来寄托心中的忧愁。诗中并没有大量篇幅来写泛舟，但泛舟之景跃然心头。现在社会中盛行在春天和秋天时候，亲朋好友一块外出游玩，这种习惯在先秦时期就已经盛行。只要到了春天，万物复苏，大树小草开始萌动生机，人们就会携亲带友出门踏青，以此来排解他们心中的忧郁。通过这些外出游玩的方式，不仅仅锻炼了身体，也获得了身体和内心上的愉悦。在人们外出游玩之际，文人雅士也借此赋诗、作乐或将途中的所见所闻来表达对亲人的相思。例如，《诗经》中《召南·草虫》中：“喓喓草虫，趯趯阜螽。未见君子，忧心忡忡。亦既见止，亦既觏止，我心则降。”诗中的女子把心中之情寄托于景物之中，然而并没有得到心中所想的，情景交融中通过景物表达出了女子对远方丈夫的思念。

四《诗经》中古代体育文学的特征

1 体育文学特征都彰显“仁”的基本目标

在周朝就开始了“制礼作乐”、“礼乐治国”，这对后期的政治文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礼”主要是对人们日常生活行为习惯的规范，“乐”主要是对人们的日常生活行为的教化，《诗经》作为乐歌的出现正好满足对人们社会行为教化的需求，顺应了当时社会政治的发展，也成为了礼制的辅助工具。这里说的乐歌就是诗歌，而诗歌的创作也是在体育娱乐活动的范围之内，《诗经》中“仁”的出现，表明了当时社会在体育娱乐活动中对人的气质的追求目标。这主要是因为周朝统治者把“乐”作为礼制治国的辅助工具，用“乐”来陶冶人们的情操，培养人们的气质，例如，《郑风·叔于田》中的“洵美且仁”、《齐风·卢令》中“其人美且仁”等，这些都说明了《诗经》中体育娱乐活动对人的气质追求。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印证了许多儒家大师对《诗经》的解读，其思路符合儒家经典的基本思路。也与《诗经》中诸多的体育文化内涵相统一。所以说，《诗经》中各种体育文化都彰显出“仁”的基本目标，同样，在中国传统的体育文化历史的发展过程中，“仁”也是其中的基本核心内容之一。这里需要注意的是此时“仁”与后来孔子提出的“仁”的哲学是不尽相同，这里“仁”仅是对人的气质目标的追求，是通过体育娱乐活动要陶冶和升华的气质情操。

2 体育文学形式的出现是社会生产、生活分化与抽离的结果

西周到春秋时期，社会生产能力有了很大的提升，促进了社会的快速发展，但这其中也出现了社会生活水平的两极分化，处于底层的劳动人民，只能在社会生产的过程中寻找快乐，而那些生活资料充足的上层人们则是借鉴底层人们寻找快乐的方式，在此基础上进行不同程度的加工和改造，从而出现了各种各样的体育文化娱乐活动。例如，《诗经》中的《吕氏春秋·古乐篇》曾有对牛尾舞的记载，“昔葛天氏之乐，三人操牛尾，投足以歌八阙”，这生动形象的描述了牛尾舞这一体育娱乐活动产生的过程。牛尾舞就是底层生活人们在放牛的过程中寻找快乐，最终被经过加工和设计成为了一个优美而典雅的牛尾舞。社会生产的分化造就了社会生产方式向体育娱乐活动的分化，也正因为如此，西周到春秋时期才成为了中国传统体育文化的孕育发生的最好阶段。另外，西周到春秋时期社会生产方式向体育娱乐的分化，也是适应社会发展的需求，是人类进步的必要过程，开启了中国体育娱乐文化的发展先河。

3 体育文学透射出人们追求快乐生活方式的娱乐观念

中国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影响着人们的日常生活习惯。在《诗经》中《唐风·蟋蟀》中就对人们生活态度进行了透析，文中描写了秋天蟋蟀的活动，从中我们可以看出一种“好乐无荒”的人生观点，这里大力提倡人们追求生活娱乐的同时一定要有度，不可过度而荒废自己的事业。虽然这里指的是一种生活的态度，但是却表现出人们追求体育娱乐活动的同时要适可而止，不可过度。

五结语

通过对《诗经》中古代体育文学历史的解读，给我们展示了刚健有力的武士精神和人们渴望亲近自然的人生追求，在现实中，我们应发扬古代体育历史蕴含的体育精神，促进中国体育事业的快速发展，同时加强自身的锻炼，为保家卫国做出自己的贡献。

参考文献：

[1] 刘雨亭：《从农耕信仰到祖先崇拜〈诗经〉周人祭歌中文化流变的探源性阐释》，《齐鲁学刊》，1999年第2期。

[2] 赵沛霖：《关于〈诗经〉祭祀诗祭祀对象的两个问题》，《学术研究》，2002年第5期。

[3] 佘斯大、陆理原：《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诗经〉审视》，《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4期。

[4] 王京龙：《〈诗经〉所见早期体育娱乐活动及其特征》，《北京体育大学学报》，2008年第1期。

[5] 武小林：《从〈诗经〉看宗教活动的世俗化》，《西南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1期。

[6] 王京龙：《齐人“怯于众斗，勇于持刺”习俗的渊源及影响》，《管子学刊》，2005年第3期。

[7] 宋迎东、黄燕娥：《〈诗经〉中的生命观及其对体育养生的启示》，《广东青年干部学院学报》，2006年第2期。

[8] 詹兴永：《中国古代体育文学初探》，《作家》（下半月），2011年第16期。

（赵红臣，石家庄经济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