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忆中南海逻辑学问题座谈会
时间：2020-04-06 05:18:12 来源：千叶帆 本文已影响人
50年前，王方名同志和我以“求实”的笔名，在《教学与研究》上发表了对当时逻辑学问题讨论中占统治地位的观点的质疑，毛泽东主席看到后，于1957年4月11日邀请了学术界老前辈冯友兰、金岳霖、贺麟、周谷城、郑昕、费孝通和我们两人座谈，这在中国逻辑发展史上是一件大事。今天纪念这件事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文章的写作背景和过程
1956年，我们党总结了苏联李森科事件给科学发展造成严重挫折的教训，提出了“双百方针”，提倡艺术上不同的形式和风格可以自由发展，科学上不同的学派可以自由争论，以促进艺术发展和科学进步。当时，国内正展开了一场逻辑问题大讨论，这场讨论受到苏联1951年逻辑问题讨论的影响。在苏联《哲学问题》杂志上发表的《逻辑问题讨论总结》一文中写道：“要完全清除形式逻辑中的中世纪经院哲学”。这突出表现在两点上：
1．形式逻辑的同一律是形而上学。苏联逻辑学界引用了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对形而上学的批判：a＝a是抽象的、形式的同一性，它在无机界和有机界中都是不适用的。但是，“以这种同一性观点为基础的思维方式及其范畴还是继续存在”。
2．形式逻辑的推理，只管形式正确，不管内容真实，这是康德的形式主义的逻辑。它把形式与内容割裂。辩证唯物主义者认为，形式与内容是彼此不可分离地联系在一起的，二者是对立统一的。
在我国的逻辑讨论中，以北京师范大学马特教授为代表，持苏联的观点，以复旦大学周谷城教授为代表的持不同的观点。
王方名和我的文章，就是对苏联观点的质疑。
毛泽东历来反对教条主义，主张独立自主，走自己的路。他在《论十大关系》中强调，在建设社会主义道路上要反对照抄照搬苏联的经验。在艺术与科学发展问题上，如何贯彻“双百方针”，不受苏联观点的束缚，这是他十分关心的问题，所以，我们的“质疑”文章受到了他的重视。
座谈时，毛主席的两句话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至今还留在我的脑海里：
一句是：教条主义的亏，我们吃得太多了，不能老是照抄照搬，要走自己的路，我找邓拓（《人民日报》总编辑）谈了几次，一定要结合中国的实际，多动脑筋，看样子贯彻“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很难呀!
另一句是：为消除紧张局势干杯！ 这是用餐时，服务员斟上红葡萄酒，毛主席举杯风趣地说的。在座谈时，毛泽东针对当时的学术争论说：京剧有梅派、谭派、马派等各式各样的派，为什么逻辑学界就不可以有周派、王派、李派呢？在学术争论中，各抒己见，摆事实，讲道理嘛，何必互相扣帽子，弄得如此紧张！
我们这篇引起毛泽东关注的文章是怎样写出来的呢？
当时我们不可能有理论创新的想法，但应该说是受到中国人民大学学术传统的影响。中国人民大学从陕北公学以来，一直强调的学风是：一要理论联系实际，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联系国际国内的实际问题；二要实事求是，要按照客观事物的本来面目去看待问题。
当时，我和王方名都住在铁狮子胡同一号红二楼三层，彼此来往比较方便，对逻辑问题，几乎天天都在讨论。最后商量决定，各方争论得如此激烈，对当时占统治地位的苏联的观点，不宜正面表达我们的看法，用质疑的方式比较稳妥。
这篇文章是怎样到毛泽东手中的呢？
这和我们学校所处的地位很有关系。中国人民大学是我们党创办的第一所新型大学，建国初期是传播和普及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要基地。《教学与研究》是校刊，在当时是权威的、最有影响的思想理论阵地。毛主席在指导中国革命与建设的繁忙工作中，十分关心思想理论战线的动态。据毛泽东主席的秘书田家英讲，毛主席经常夜读国内各种报刊杂志，其中《教学与研究》是必读的，每期都送到毛主席的床边。当他看到关于“质疑”的文章后，让康生打电话给人民大学的党委书记兼副校长胡锡奎，要接见王方名和我。毛泽东的接见是极高的荣誉，更何况我当时年轻，刚30出头，是一个无名小卒，真是做梦也没想到。
在这件事上，我还要特别提到《教学与研究》的总编辑王南同志，他博学多才，思想开阔，没有受教条主义框框束缚，敢于发表对“苏联老大哥”提出“质疑”的文章，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这是需要有极大的理论勇气的。
二、[WB]这次接见对逻辑学的发展和我个人教学与研究的影响
这次接见对中国的逻辑学发展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1．逻辑学迅速普及到全国。毛泽东接见我们后不久，提出“学点逻辑”，并在《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中，建议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要学点文法和逻辑；认为没有逻辑的文件、报告，读起来是一场灾难。于是，在全国兴起了一股学习逻辑的热潮，各大报刊杂志，如《人民日报》、《光明日报》、《解放军报》、《文汇报》、《新建设》、《新闻战线》等刊登了许多逻辑方面的文章。我校哲学系逻辑学教研室编写的《形式逻辑》共发行了600多万册，作为高校的通用教材从上个世纪60年代一直用到80年代初。
2．形式逻辑的修正沿着两个方向发展。一个是自然语言逻辑。中国社会科学院周礼全研究员（金岳霖的大弟子）吸收国外逻辑学家皮尔士、奥格登、理查兹、莫里斯、奥斯汀等人的成果，研究自然语言的逻辑问题，主要是对自然语言的语形、语义与语用的全面研究。王方名和张兆梅对文章与写作中的自然语言的逻辑，主要以汉语为对象，作了实证分析。
一个是数理逻辑。北京大学、中国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权威的逻辑学专家认为，数理逻辑是现代的形式逻辑，是修正形式逻辑必不可少的。中科院胡世华院士组织了一个逻辑学学习班，以S.C.Kleene的《元数学导论》为读本，参加的有晏成书、陆钟万、唐稚松、杨东屏和我，每周一次，轮流讲一章并进行讨论。北京大学逻辑学教研室主任王宪钧教授提出形式逻辑现代化，用数理逻辑改造传统形式逻辑。1960年我在中国人民大学逻辑专业班和研究生班讲数理逻辑（讲稿参考了布尔的《逻辑代数》和希尔伯特、阿克曼的《数理逻辑基础》）。
由于50年代后期到60年代初同志们的努力打下了基础，所以从70年代末到现在的20多年，逻辑学得到了迅速的发展。目前，逻辑学的发展有几个方面值得注意：
（1）自然语言逻辑。周礼全先生认为，“形式逻辑应从人们的实际思维中总结出来，又应回到实际思维中去，以解决实际思维中的逻辑问题”。现在，自然语言逻辑有了新的发展，如：批判性思维，它从学习、写作、辩论中研究逻辑。这方面的成果有延安大学武宏志的《批判性思维》，由陕西人们出版社2005年出版；中国社会科学院刘培育主编的《逻辑时空丛书》，共12本，由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出版等。
（2）思维科学（Cognitive Science）。这是钱学森院士提出的，国外叫认知科学。人工智能的先驱者、认知心理学的创始人赫伯特•西蒙认为：认知科学＝认知心理学＋人工智能。
中山大学逻辑学基地把认知科学作为它们基地的发展方向。钱学森认为，思维科学包括抽象（逻辑）思维、形象（直感）思维与灵感（创造性）思维三种。北京大学傅世侠、罗玲玲教授的《科学创造方法论》，对创造性思维作了比较系统的、深入的研究，该书由中国经济出版社2000年出版。
（3）人工智能。在人工智能领域，戴汝为、蔡自兴、史忠植、凃序彦等学者发表了专著与论文；把归纳逻辑引入人工智能研究的有王雨田、赵总宽等；把标准逻辑与非标准逻辑统一起来的有何华灿教授的泛逻辑学（Universal Logics）与JeanYves Beziau教授的统一逻辑（Unified Logics ）。
（4）后现代主义哲学。逻辑学的三次转向对科学哲学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语言学转向产生了分析哲学，解释学转向产生了历史主义的科学哲学，修辞学转向产生了后现代的科学哲学。这方面我国出版的著作有：郭贵春的《后现代科学哲学》，由湖南教育出版社1998年出版；殷杰的《科学语用学的元理论研究》，由山西科学技术出版社2003年出版。
毛泽东的接见对我的教学与研究也产生了很大影响。
这次接见，使我亲耳聆听到毛泽东关于独立自主，走自己的路的教导，它影响了我一生的教学与研究。我体会到学术研究要取得成就，必须牢记两条：
一条是必须理论联系实际。当然，这里所说的理论是创新的理论，这里所说的实际是发展的实际。我今年刚出版的《新科技革命与中国现代化》一书，就是从创新的理论（邓小平理论）和发展的实际（既要推进工业革命，又要迎头赶上世界新技术革命）相结合出发来构思的。要用发展了的马克思主义，针对新科技革命带来的新情况，结合中国的具体实际进行研究，不照抄照搬外国的现代化理论。
再一条是必须自主创新。形势发展很快，问题层出不穷，没有现成的答案，理论工作者必须面对新形势、回答新问题。1987年国家教委7号文件规定，理工农医博士生设立一门政治理论课“现代科学技术革命与马克思主义”，它是博士生的学位必修课。20年过去了，国际国内形势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特别是现代科学技术革命提出了许多新问题，教材必须改革。如何改？去年我在“第十一届理工农医博士生公共课教学研讨会”上作主题报告：“现代科学技术革命的新形势、新进展与新问题”，提出了我自己的设想。在我的主持下，经全国近40所高校专家、教授多年共同的努力，《现代科学技术革命与马克思主义》这部参考教材，今年6月将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正式出版。这项艰巨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建设工程，当然不能照抄照搬外国的，而是将现代科技革命的新形势与马克思主义理论相结合，创造性地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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