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治初期国民教化运动中神佛纷争之探析
时间：2020-04-22 05:15:29 来源：千叶帆 本文已影响人
摘要：明治初年，为了从精神上统一国民，明治政府开展了由神、佛共同承担的国民教化运动。在此过程中，神佛双方围绕作为“宣教教材”的“三条教则”产生了种种纷争。这些纷争不仅导致国民教化运动失败，还使神道的宗教特质被抽离，成为一种“非宗教”的存在，即产生了所谓的“神道非宗教”理论。而这一理论又预示了神道之后的走向，为“非宗教”性质的国家神道之成立开辟了道路。
关键词：三条教则;国民教化运动;神佛纷争;神道非宗教;国家神道
中图分类号：B31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2458-（2019）05-0025-10
DOI：1014156/jcnkirbwtyj201905004
引言
自明治政府成立之日起，便制定了以神道教化国民的基本路线，在其推进过程中，又采取了压制佛教、禁止基督教传播等措施，引发了各宗教人群的极度不满以及国际社会的强烈抗议。面对这一情势，政府于1872年设置了统管神、儒、佛等诸教事务的教部省，改由各教协同教化民众。教部省虽在政策形式上采取“神佛合同（平等）”的策略，但其实质依然以神道为重，意图集各宗教之力，防御基督教，最终达到神道国教化之目的。然而，由神佛双方“合力”开展的国民教化运动，非但没有达到政府预想之结果，反而使神道原本拥有的宗教特质被抽离，成为一种“非宗教”的存在，進而为国家神道的成立开辟了道路。这一结果的产生，无疑与国民教化运动中神佛双方的“合作情况”有着重要联系。关于这一方面的研究，有学者着眼于国民教化运动的过程去探讨，指出国民教化运动内部神道与佛教纷争不断[1]95，神道在教义、布教技术、组织等方面暴露出其脆弱之处，神官教导职虽在形式上握有教化的主导权，但实际上却依附于佛教[2]10。也有学者聚焦于国民教化运动的结果，认为正是由于佛教诸宗不愿在教化运动中放弃自身教义，为避免使自身教义之宣传受到限制，而最终退出大教院，停止了“合同”布教[3]325。无论着眼于过程亦或是聚焦于结果，上述研究均未对神佛双方由统一对外（防御基督教）到分道扬镳过程中出现的具体纷争以及由此暴露的神道方存在的不足作深入探讨。本文以国民教化运动中作为神佛双方共同“宣教教材”的“三条教则”为中心进行考察，从以下三个层面展开分析：首先，“三条教则”成立过程中神佛双方产生了怎样的纷争以及神道受到了怎样的冲击？其次，“三条教则”颁布后，神佛双方围绕“神”概念的解释又出现了怎样的纷争并暴露出神道的哪些不足？再者，由“三条教则”引发的一系列纷争对神道之后的走向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收稿日期：2019-05-30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基地重大项目“近代日本对外侵略战争的思想逻辑——从国体论到日本精神论”（15JJD770015）
作者简介：秦莲星（1987—），女，山西临汾人，博士研究生，讲师，主要从事日本近代思想史、国家神道研究。秦莲星：明治初期国民教化运动中神佛纷争之探析
日本思想史上的神佛关系专题——以“三条教则”为中心
日本问题研究2019年第5期一、“三条教则”诞生的历史背景
1868年3月，明治政府发布“祭政一致”的布告，其中称：“此次王政复古，根据神武创业之基，诸事一新，恢复祭政一致制度。首先恢复、建立神祇官，然后陆续兴办诸种祭奠……”[4]425这一布告明确指出恢复“祭政一致”制度的具体措施包括恢复、建立神祇官一职。随之，1869年7月，明治政府通过官制改革将神祇官置于太政官之上，确立了其在政府机构内的最高地位。1870年1月，明治政府又以天皇名义发布《宣布大教诏》，该诏旨在将神道置于“大教”的位置上，诏书中说：
朕恭惟天神、天祖立极垂统，列皇相承，继之述之。祭政一致，亿兆同心，治教明于上，风俗美于下。而中世以后，时有污隆，道有显晦。兹者天运循环，百度维新。宜明治教，以宣扬惟神之大道也。因此新命宣教使，布教于天下，汝群臣众庶，其体斯旨！[1]81
该诏阐明了重新宣布大教于国民的意义与目的，即“治教”为历来之传统，然而中世以后，受到破坏，如今万事一新之际，应明确治教，以宣扬“惟神之大道”“治教”是指与政事相关的教化;“惟神之大道”中“惟神”一词出自中国《晋书》，意为“依神之意，毫无个人之念”。日本自江户时代起便将“惟神之大道”作为神道的代名词而使用。 。由此，政府向各地派遣宣教使“宣教使”是明治政府为防御基督教，向国民宣扬天皇亲政体制，于1869年9月在神祇官下设置的教化国民的职位。，开始布教。1871年，明治政府下令社寺领地由国家管辖，并制定神社社格，新订氏子调查制度氏子调查制度是从宗教方面来管理国民户籍的制度，其目的在于使神社参与户籍的编制和管理，由神社来控制作为氏子的日本全体国民。例如，其中第一条规定：臣民如生婴儿，应向户长报告，并参拜神社，领取神之护符。，实施了一系列树立神道为国教的措施，将神道国教化政策推至顶点[2]6。
与此同时，明治政府采取了分离神佛的态势。1868年3月，太政官发布《神佛不可混淆令》，命“以佛像为神体之神社，须从速改换”，“悬挂于神社前的佛像或者金鼓、梵钟、佛具等，须尽快拆除”[4]425。同时，还采取多项措施，使皇室、皇族与佛教脱离关系。政府推行神佛分离的本意是想突出神道，将其树立为国家的意识形态，但由于地方未能恰当理解新政宗旨，许多人把“神佛分离”理解为“废佛毁释”，从而形成了一股排佛之风，大量堂舍、经卷、佛像被毁，僧侣被欧打等暴力事件也屡有发生。由此招致佛教界的各种不满甚至暴动。
在压制佛教的同时，明治政府延续了幕府时期的基督教对策。1868年3月，树立告示牌禁止基督教传播。并在处理日渐增多的基督教徒问题上，表现出较为强硬的态度，分批分次将不加悔悟的信徒流放至其他各藩，引起了外国公使的强烈抗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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