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敢为天下先”引发的一点思考 敢为天下先
时间：2019-02-06 05:40:01 来源：千叶帆 本文已影响人
第三次思想大解放的讨论，在许多人眼中，它预示着新的伟大的契机，特别是“还权于民”这样一个崭新的命题，更是强烈地唤起大众的视听，兴奋之情尤其不能遏止。“前两次解放思想偏重于还利于民，这一次解放思想在继续注意还利于民的同时更偏重于还权于民”。这掷地有声的承诺，当它首先从三湘大地的上空响起时，不能不引起强烈的震撼与共鸣。有些研究“湖湘文化”的学者于是闻风而动，努力证明这就是“湖湘文化”“敢为天下先”的精神品质的又一个历史性的表现。
虽然我对“湖湘文化”这个概念素来抱有疑惑，但这回却对湖湘文化学者们的说法深以为然，因为事情本身正是对“敢为天下先”的最佳诠释。
“敢”，就是勇气；“先”，则兼有“先进”和“首先”两方面的含义。“还权于民”，是继续改革开放的紧迫需要，或者说是不可或缺的前提。对此，许多人可能已有共识，但是将已有的认识表述出来，这就需要胆略、责任感和洞察力，因为它对于传统观念是一个重大突破。“还权”，这就是说，权力原来并没有如宪法中所规定的那样完全掌握在人民手中。回忆一下历史吧，何曾有人提出过类似的观点？由此也就可以推想这里表现出的政治上的觉悟和勇气。“还权于民”对于共产党人来说，无疑是新的时代背景下形成的一种先进的政治理念，除了极少数顽固分子外，谁都能预见到它对推动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必将起到重要的指导作用。
“敢”于提出（或赞同）“先进的”（超前的）理论，不容易！而要做到“首先”提出，就更难。因为要把握好时间的火候，需要更高的智慧、更宽的视野和更大的勇气。即使是最平易的道理，能首先把它表达清楚，就是对社会发展前进的一份永久的贡献。说到这里，不能不提及前两次解放思想大讨论中的一些往事。眼下中年以上的人应该都记得，当年面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样一个常识水平的问题，许多人就是不敢表态，湖南则尤其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全国都已经“舆论一律”了，唯独这块素来“得风气之先的福地”悄无声息，真不知道那些马列水平很高、倚马万言的笔杆子们哪里去了！第二次，情况更近乎滑稽：当皇甫平的文章接二连三地发向全国时，湖南正在基层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下去的工作队在热烈讨论的是：究竟是“接受贫下中教育很有必要”，还是“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不过上面反应比较机灵，一看来势不对，偃旗息鼓，匆匆地把工作队撤回了。虽然还算全身而退，但终归是留下了笑柄。
对比之下，我便觉得，研究湖湘文化的学者诸君，这一回作出的“敢为天下先”的结论固然正确，但却只能视为个案，从形式逻辑上说，它不能作为推理的一般性前提。也就是说，湖南并非是什么时候什么事情都敢为天下先。由此，我又想到，他们关于湖湘文化的精神品质的一些论断，也实在很有值得商榷之处。
关于湖湘文化，其实到目前为止，还说不上是一个真正的学术范畴――它甚至于还没有完整的定义。有人说它是指湖湘大地上一切精神的和物质的文化存在的总和；有人说它是湖湘民众所创造的文化现象及其能力和习惯的总和；有人说它是千百年来积淀形成的反映湖湘自然地理和人文精神的具有鲜明本土特色的一种地域文化。凡此种种，何者为定论，似乎尚在讨论中。不过对于湖湘文化的精神特质，参与其事的学者们意见却是比较一致的，他们归纳为“崇道义理，存诚养志”、“开放包容，经世致用”和“忧乐天下，敢为人先”这么几条。而这最后一条当然是最重要、最根本的，许多论述都是从这里展开。
“忧乐天下，敢为人先”，很大程度上只是一种政治品质，和其他的文化现象关系不大，从这里可以看出，湖湘文化这个范畴，基本上就是由于这块土地上产生了众多的杰出政治人物而提出的，所有的研究也只能是围绕着他们而进行。湖南政治人才的井喷现象始于十九世纪中期，以曾、左、彭、胡为代表的湘军系统（当然还可以包括为他们做铺垫的魏源、陶澍这些人），在国内战争中因时而起，一手造成了所谓“同、光中兴”的局面，从此以后便一发不可收拾，湘中一带，虽一般小民，亦无不向往有机会出外捞个一官半职。据长辈笑谈，当年，只要能操湘乡土话，走到南京去，最不济也要混个参将、游击干干。死了的自然也多，但活下来而且又肯定是“敢为人先”的，不少人后来就成了政坛的佼佼者。
估计有些学者会不同意我的意见，以为这是对“湖湘文化”的不敬。因为他们还提到了王夫之，提到了更遥远的周敦颐及稍后的“湖湘学派”。然而，无论是周敦颐或者王夫之，尽管在学术上建树颇多，却都谈不上“忧乐天下，敢为人先”的时代担当。由于没有政治业绩，而且又年代远隔，仅凭着几句“经世致用”的议论，便把他们视为十九世纪中叶以后湖南大人物们的精神导师，实在有些勉强。至于胡安国父子的所谓“湖湘学派”，不过是在湖南办了一所影响较大的学校，时间也不长，固然，张�主持校务的时候，朱熹曾经来访，但一番辩论的结果是张�改变初衷倒向了朱熹，从此湖湘学派分崩离析，名存实亡。湖湘学派的历史影响不仅不及同时代朱熹的理学派和陆九渊的心学派，也不及陈亮的永康学派和叶适的永嘉学派，所以未能改变湖南文化落后的局面。这一局面又继续了近四百年――直到康熙三年湖南设行省，士子再不用千里迢迢到武昌去应乡试了，才逐渐改善。
为了证明湖湘学派经世致用的学说培养了爱国不居人后的知识分子，有人还举出了岳麓书院学生在蒙古大军南下时的长沙保卫战中“荷戈登陴，死者十九”的故事。长沙一战，确实惨烈，南宋潭州知州兼湖南安抚使李芾抱定以身家许国的决心，率领城中不足三千兵卒，对抗阿里海牙围城的数万元军，坚持了三个多月。所有能够作战的人几乎都投入了战斗，最后城破时，自李芾以下殉难军民数以万计。老弱病残者不愿为敌所掳，纷纷投井自溺，后来史书中有所谓“城无虚井”的说法。这样的宁死不屈的精神，当然可以印证湖南人的“霸蛮”性格，但要把它归之于湖湘学派一批士人几十年来推行教化的结果，并说成是湖湘文化这种那种“精神特质的表现”云云，却实在有些牵强。说句笑话，简直有点“湖湘文化是个筐，什么都能往里装”的感觉。
元、明两朝，湖湘文化乏善可陈，也没有什么敢为天下先的人物。作为关内地区建制最迟的行省，闭塞和落后不言而喻。一直到清中期，情况变化不大，乾隆赐给新上任的湖南巡抚一首诗（他有这一好），其中还说道：“两湖襟带地，风俗易移难。”在他眼中，湖南好像还是一个半开化地区。嘉庆、道光年间，陶澍、曾国藩先后出仕，这才开始了湖南人任方面大员的先河，此后数十年，湘籍一、二品文官（军机大臣、大学士、总督、巡抚）武官（提督、总兵）以上多达数十人，之所以能出现如此局面，是因为所谓“时势造英雄”，换句话说，是愚昧落后的太平军成全了同样愚昧落后但却不怕死的湖南蛮子。当时的清朝如果没有湖南人是非亡不可的，是湘军拯救了腐朽贫弱的清帝国，至于功过，真还不好说，因为太平军建立的很可能是一个更加野蛮和黑暗的政权。
曾、左、彭、胡这一批人当然可以算“敢为天下先”者，因为是他们首先举起了民办武装的旗帜，从而改变了历史的走向。但是，他们在思想文化方面，却称不起“敢为天下先”，因为他们维护的仍然是封建皇权专制主义的“道统”，即儒家的纲常伦理所规定的那套东西，尽管这和洪秀全那些非驴非马的邪教理论比较起来，更合乎天理人情，但对于当时处于列强环伺下已经病入膏肓的中国，它非但不再是良方，相反只能是催命的毒药――至少不具有任何治疗的积极意义了，更不要说开拓新的历史局面。
十九世纪末的维新变法运动虽然没有成功，但却是一次实现社会转型的尝试。当时的湖南确实表现了“敢为天下先”的风范，一度成为维新运动最重要的宣传教育基地，同时也取得了最显著的实践成果。尽管时间不长，而且以失败告终，但其历史影响很大，把湘军将帅们开拓的热衷于政治的风气，有效地承接并推向了新的高潮。其时长沙聚集了一批“敢为天下先”的“国士”，而起着最关键性作用的人是“一把手”、巡抚陈宝箴。
清廷的督抚大员中，公开支持变法维新而且力行不懈的只有一个陈宝箴。他不是湖南人，但很早就投入湘军系统，在席宝田帐下，立下过生俘洪天贵福和洪仁�的战功，并深受曾国藩赏识。曾国藩曾亲笔撰联赠他：“议事有陈同甫气，所居在黄山谷乡。”把他类比于陈亮和黄庭坚一流人物，评价不可谓不高。陈宝箴从1895年就任湖南巡抚后，在按察使黄遵宪、学台江标的协助下，兴办矿务（如开发水口山、锡矿山等一些大型有色金属矿山），新建电信、轮船、制造等近代企业，创立南学会、算学堂、时务学堂，支持谭嗣同刊行《湘学报》、《湘报》，一时湖南风气大开，成为“全国最有生气的省份”。
陈宝箴是一位务实派的官僚，有眼光，也有能力，看不惯康有为鼓舌如簧、故弄玄虚的政客作风，特别是对康的“托古改制”那套理论很反感，但是他器重梁启超和谭嗣同这批年轻人，放手让他们在湖南为改革制造舆论、培育人才。1897年由梁启超担任中文总教习的时务学堂招收的二百名学生，后来大多成为立宪党人中的骨干，其中还包括有再造民国之功的蔡锷。梁启超在湖南只呆了半年，留给陈宝箴极好的印象。梁父五十寿辰时，陈题赠的贺联是：“行年至一万八千日，有子为四百兆中雄。”足见梁在他心目中的分量。1898年，陈积极参与了“百日维新”，并且推荐了杨锐、刘光弟二人进入中枢。变法失败后，他被开缺回原籍江西，两年后郁郁死去（据说是被慈禧赐死）。短短的三年多时间，他主持营造了湖南在历史上的一段辉煌。
百日维新作为一场政治斗争虽然失败了，但它所造成的影响却并未消散，庚子乱后，立宪呼声高涨，“新政”逐一出台，社会风气较前大为活跃。二十世纪的最初十年，湖南是派遣留日学生最多的省份，这些“海归”分子中后来产生不少“敢为天下先”的人物，但他们叱咤风云的舞台却并不在湖南，因而，辛亥前后的变革高潮中，尽管黄兴、宋教仁、蔡锷等人的地位、作用举足轻重，湖南本省却并无太突出的表现。其间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着眼于湖南寄望于湖南的，好像只有一位著名“才子”，即于1903年写下长诗《湖南少年歌》的杨度。近些年来，这篇诗作不断为热心湖湘文化的人士引用，意思大约和作者当年一样，要湖南人从历史的荣誉感中奋发出进取的豪情。
杨度作为一名“愤青”，借诗歌宣泄一下情绪，无可非议，但如果把他诗里表达的观念真正视为认识世界和历史的指南，那可就很成问题了。杨度毕生都是一个崇尚集权政治的极端主义分子，他自己也从不隐晦这一点。“筹安会”的人里面，他拥护袁世凯称帝，绝非出于迎合袁本人的权欲而表现的谄媚。他从心底确认：由于中国地域的广袤、国情的复杂，绝对需要一个强有力的中央集权政府，需要一个乾纲独断的皇帝，才能进行有效的统治，否则分裂和战乱不可避免，而当时符合条件当皇帝的只有袁世凯一人。所以，杨度拥戴袁世凯乃是一种出自理性的选择。他一直反对曾经为多数人赞同的联邦制的设想，反对制宪确定省的自治地位，也反对一切形式的联省自治。
杨度的《湖南少年歌》也充分反映了他对军国主义和威权政治的向往。“中国如今是希腊，湖南当作斯巴达；中国将为德意志，湖南当作普鲁士”。斯巴达和普鲁士，是他寄托着情感和期望的梦想，他崇拜威廉二世，以为袁世凯便是中国的威廉二世。“若道中华国果亡，除是湖南人尽死”。湖南人何以有恁大神通？答案还是歌颂湘军的那些套话：“水师喷起长江波，陆军踏过阴山雪。东南西北十余省，何方不睹湘军帜？……茫茫回部几千里，十人九是湘人子。左公征战祁连山，得此湘人殖民地……欲倾亚陆江河水，一洗西方碧眼儿……凭兹百战英雄气，先救湖南后中国”。沙文主义情怀直扑人面。杨度晚年加入了共产党，当然不会是出于无产阶级觉悟，一个很可能的理由是，他最后认定只有共产党才能实现他追求一世的大一统的强国梦。
湖南人在随后不久（上世纪一、二十年代）倒是确实有过一次“敢为天下先”的表现。那就是在热闹一时的“联省自治”中打了头阵。联省自治，是谭延�在1919年的驱张运动中提出的口号，张敬尧被赶跑了，而谭延凯自己于1920年冬又被赵恒惕取代，不过赵接过了这个口号，并通电全国，随即得到了四川、云南、贵州、广东、广西、浙江和奉天等省地方军阀的支持响应，因为大家都想通过联省自治这种形式互为声气，抵制直系军阀武力统一中国的图谋。很快北京就成立了两个全国性的组织，各有十多个省的代表参加，就联省自治问题随时联络磋商。军阀们的初衷当然是保持自己的势力范围，民间却有不少人把它视为中国走向宪政民主的必由之路。在各界人士的推动下，湖南的自治运动颇有实效，1922年元月，由省议会通过并公布了省宪法，规定“湖南为中华民国之自治省”，这是中国第一部省宪法，后来陈炯明在广东也如法炮制，不过已经是步湖南人的后尘了。
联省自治就是联邦制的雏形。当时湖南人章士钊曾就实行联邦制提出过详细的设想，同样是湖南人的杨端六，针对国人的统一情结从理论上作了很精辟的解释。他说：“大一统是国家统一的最大障碍。中国三千年来，大一统的时间不超过一千年。中央集权一旦登峰造极，随之而来的就必然是国家分裂。只有联邦式的中央政府，统一才能永久。”他举出的成功典范便是北美的联邦制度。他指出，中国的省较之北美的州，差异更大，情况更复杂。兼之南北畛域之见由来已久，许多中央集权制下难以处理的问题，行省自治框架下却容易得到解决。赵恒惕当时也做得有模有样，虽然他明知根据省宪法，自己的权力会受到省议会的诸多限制，但这总比让别人以统一国家的名义把自己吃掉要好。事实上，当时岳阳以北就是吴佩孚的军队，热议中的联省自治对吴多少是有些遏制力的，否则，他要真打过来，贺耀祖、叶开鑫等手下那几个师是抵挡不住的。
联省自治的口号一直喊到1926年北伐开始。北伐是孙中山生前确定了的方针，而在1924年以前，孙的态度还是支持联省自治主张的。陈独秀和毛泽东都曾发表过赞成联邦制的言论，国共合作后，才一反过去的立场。国共两党观点的变化大约和第三国际的态度有关。苏俄曾经资助过中国许多支地方势力，到1923年以后，就只认孙中山（包括北方的冯玉祥）一家了。康白情先生曾亲口对我说，他1924年从美国回来后，曾由朋友介绍去见苏联驻华大使加拉汗，希望对方能帮助他在四川拉起一支队伍（康因为父亲的关系，在“袍哥”中颇有影响）。加拉罕建议他直接去投靠孙中山，并向他解释了苏联对华政策的变化。孙中山在确立了“三大政策”以后，就必然要选择以武力统一来贯彻自己的政治主张，而在中国推行联邦主义的“一线生机”也就此彻底陨灭。
有学者认为，二十世纪中国丧失的最大机遇，是与联邦主义失之交臂。民国初年，宪政、共和两大方案均已提出，随之地方自治运动又应运而生，而这三者（宪政、共和、地方自治）的相互补充，正是实现现代民主政治的前提与保证。往者已矣！失去了的东西再也追不回来，但是在这种“失之交臂”的遗憾中，湖南和湖南人曾经表现的“敢为人先”的勇气和智慧，也还是值得在历史上书写一笔的。
改革开放以来，“敢为人先”的机会大多被沿海省份占去。直到去年关于建设两型社会试验区的消息才算是带来了一些赶超的希望。但是差距已经拉得太大了，光靠承接产业转移是无论如何也赶不上去的。偏偏就在这时候，中国吹起了第三次思想解放大讨论的号角。湖南这个内陆省份所独具的政治敏感被再次唤醒。什么是建设和谐社会的当务之急？哪里是安放人本、民生这两大构件的基石？“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这八个字已经是呼之欲出了。其间的联系不言而喻，即使是一般大众，心里也都“跟明镜似的”清楚，更何况主持操作其事的有良知的政治家！“还权于民”正是切实可行的具体施工方案。当下人们所期待的就是言论尽快地向行动过渡，谁都明白，这里还有一段距离，路途也不可能是绝对的平坦，质疑、抵制、阻挠甚至挫折，都应该在预料之中。但是只要方向明确，众志成城（这真是一个可爱的流行词汇），实现社会转型的伟大历史目标必将离我们越来越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