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宗教对李白与李商隐诗歌创作影响的对比研究]李白杜甫cp
时间：2019-02-12 05:31:39 来源：千叶帆 本文已影响人
关键词:李白 李商隐 宗教 摘 要:唐代著名诗人李白、李商隐的诗歌中都表达了关心政治、“济苍生”“安社稷”“欲回天地”的宏伟理想,具有鲜明的进步的政治倾向。但因时代、个性的不同,特别是宗教信仰的不同,二者在风格上表现出很大的差异。受道家思想影响为主的盛唐诗人李白,其诗歌基调保持了昂扬乐观的盛唐气象。在政治失意之后,孤傲不羁的他转而寄情山水,豪放飘逸的风格更加鲜明。而晚唐诗人李商隐则受佛教思想影响较重,在晚唐政治挤压之下更加忧郁悲戚,以其曲折隐晦的方式表达了自己的情感,流露出浓重的自我感伤情调。
盛唐著名诗人李白自幼好学,胸怀大志,喜欢击剑,倾慕侠士生活,又喜爱游览名山大川。他从青年时代起就信仰道教。李商隐是晚唐著名诗人,与杜牧合称“小李杜”。李商隐和佛教有密切关系。李商隐接触佛教始自童年,随人生波折,中年时期日渐沉迷。他以自己的人生体验,证悟了万般皆苦、一切皆空、涅 寂静等佛教真谛,并汲取天台宗及禅宗等佛学思想。本文着重探讨不同宗教信仰对处于盛唐时期的诗人李白和晚唐时期的诗人李商隐在诗歌创作风格上的不同影响。
一、不同的宗教信仰
李白二十五岁出川,在江陵结识司马承祯,曾作《大鹏遇稀有鸟赋》,后改为《大鹏赋》。序云:“余昔于江陵见天台司马子微(承祯字),谓余有仙风道骨,可与神游八极之表。因著《大鹏遇稀有鸟赋》以自广。”后又于天宝元年与孔巢父等随吴筠隐于剡中。
李白倾心道教,虔诚修道。他在《游泰山》六首诗中说,他日日斋戒,铺陈绢制书写道经;又在《下途归石门旧居》中说,他做梦都想着羽化升仙:“余尝学道穷冥筌,梦中往往游仙山。”并以炼丹服食来求达到成仙的目的,他在《古风》(其七)中写道:“愿餐金光草,寿与天齐倾。”他在诗中多次提到炼丹,“尚恐丹液迟,志愿不及申。”至流放夜郎途中,还回忆秋浦旧游,还想到秋浦是个炼丹的好地方,“三载夜郎还,于兹炼金骨”。他甚至把全家都动员起来炼金骨:“拙妻好乘鸾,娇女爱飞鹤。提携访神仙,从此炼金骨。”他在《元丹丘歌》中写道:“朝饮颖川之清流,暮还嵩岭之紫烟,三十六峰长周旋。长周旋,蹑星红,身骑飞龙耳生风,我知尔游乐无穷。”这是诗人在没有改变现实生活的情况下对生命自由的精神追求。
在《庄子》寓言的想象和神仙观念影响下,李白曾经用诗的语言塑造了一个巨大的自我形象:“倚剑天外,挂弓扶桑,浮四海,横八荒,出宇宙之寥廓,登云天之渺茫。”(《代寿山答孟少府移文书》)等到功成名就之后,他仍将弃世游仙,修成正果。这样巨大的理想人物,只有庄子想象中的大鹏可比拟,因此,李白最爱以大鹏自况。
唐高宗、武后、玄宗都喜欢征聘隐者道士,而又以玄宗为最,曾征聘包括李白在内的七名隐者道士入宫。李白素有宏大的抱负,立志要“申管晏之谈,谋帝王之术,奋其智能,愿为辅弼,使寰区大定,海县清一”(《代寿山答孟少府移文书》)。但在毕生的追求中,李白的凌云壮志始终没有得到实现的机会。
道教的精神追求是超尘脱俗、修道成仙、长生不老。人都希望自己的精神有个栖居之地,但现实生活总是事与愿违,导致压抑和痛苦,于是古代许多人的精神欲求自然将目光对准寻仙访道这诱人的虚幻之中,作为著名诗人的李白也概莫能外。
李商隐自幼就与佛教有密切接触。他自言“《妙法莲华经》者,诸经中王,最尊最胜。始自童幼,常所护持”、“兼之早岁,志在玄门。及到此都,更敦夙契”。他与僧徒一直有所往来,如澈师、臻师、惠祥上人、融禅师等,其《归来》诗云:“旧隐无何别,归来始更悲。难寻白道士,不见惠禅师。”随年竞日驰,仕路波折,李商隐对佛教沉溺日深。三十六七岁赴桂管期间,他自叙心迹:“白衣居士访,乌帽逸人寻。佞佛将成缚,耽书或类淫。”(《自桂林奉使江陵途中感怀寄献尚书》),此际义山已深耽佛道。39岁妻子病故后,义山对佛教更是抛洒出超常的热忱,“方愿打钟扫地,为清凉山行者”、“虽从幕府,常在道场。犹恨出俗情微,破邪功少”,甚至迸发出“舍生求道有前踪,乞脑剜身结愿重”(《题僧壁》)的狂热。
李商隐向佛,是一个由浅而深、渐至沉迷的过程。大体说来,义山向佛主要由于以下几个因素:
其一,是时代风气的浸染。众所周知,唐代实行儒、释、道“三教并崇”的政策,社会上崇佛风气很盛。晚唐,佛教势力极为高涨。此时唐王朝已是日薄西山,君王庸懦,宦官专权,朋党纷争,朝政日非。对国家和自身前途备感失望之际,士人渐以佛教作为精神依托。这是义山向佛的文化背景。
其二,是远大理想和困厄现实的矛盾。李商隐才名早著,初志人曹,“实怀殷浩当世之心机”。为能有所作为,他四处干谒,冻饿十载,后为令狐楚赏识而得一第,又无意间陷入党争漩涡,以致大半生沉沦幕府,漂泊天涯,“官不挂朝籍而死”,这与其初志相较实是天悬地隔。
其三,孤傲个性与无奈处境的矛盾。李商隐虽出身低微,但自以为“我系本王孙”(《哭遂州萧侍郎二十四韵》),才高性傲。可李商隐不得不在浊淖中求生存,他“四海无可归之地,九族无可倚之亲”(《祭裴氏姊文》),为了生活,为了前程,义山不得不谨小慎微、忍气吞声地在名利场中苦苦挣扎,这给他的心灵造成了极大痛苦。
其四,是家庭和感情的不幸经历。李商隐生性浪漫多情,他深爱过脱俗的女冠,苦恋过美艳的使府姬妾,他渴望着“心有灵犀”的情感交流。然而所有的情爱均是无果的花,她们或者成为“同时不同类”(《柳枝五首》其一)的他人之宠,或者已流落他乡,甚至已埋骨垅头,这些阴影一直笼罩着他敏感脆弱的心。上苍也曾赐予他一角的瑰丽与温馨,义山与妻子王氏情爱弥笃。可是好景不长,王氏竟也撒手人寰,弃39岁的义山西去。
审视李商隐的一生,入朝无路、仕宦无门、谋生艰难、归隐不能、情爱不果等,是其向佛的诱因;而妻子的溘然长逝,最后一根精神支柱坍塌后,李商隐真正绝望了。苦闷迷惘中的义山,在佛教中找到了答案。不是物质因素,而是自我的理想抱负、个性情感与外界的冲突对其精神造成的逼仄紧迫感,使李商隐一步步转向了佛教。
二、文学风格的异同
李白和李商隐共同继承了自屈原、宋玉以来侧重抒发个人情怀,通过现实生活在作者心灵上的投影以反映客观世界的创作传统。他们在作品中反复揭示了现实社会给诗人造成的身心压迫,反复宣泄内心的积郁和愤懑。李白、李商隐的诗歌中都表达了关心政治、“济苍生”“安社稷”“欲回天地”的宏伟理想,具有鲜明的进步的政治倾向。同时他们都善于运用比兴、象征等艺术手法和借用历史典故来表达自己的思想情感,使诗作达到了一种幽远深邃的意境。
李白是盛唐诗人的杰出代表,他的诗中尽管表现出了强烈的愤激不平的情感,然而总的来看,诗的基调毕竟比较昂扬乐观,具有盛唐气象。而身处晚唐的李商隐却很难在这一点上与之同调。李白受儒道两家思想的影响,以道家为主。先是儒家的建功立业思想,使他积极入世,甚至为达目的,无所不用其极!但随着政治上的失意,转而出世寻仙,寄情山水,更加孤傲不羁,在感情的表达上不是隐晦曲折,而是喷薄而出,一泻千里,其豪放飘逸的风格也更加鲜明。李商隐则受儒佛两家思想影响较重,在晚唐政治挤压之下愈发忧郁悲戚,以朦胧隐晦、情婉意深的方式表达自己的情感,表现出了浓重的自我感伤情调。
恃才傲物而仕途坎坷的李白,虽漫游于高山大川,却心系社稷,即使晚年被贬流放,也始终没有放弃他那“东山高卧时起来,欲济苍生未应晚”的政治信念,始终以一种睥睨一世的昂扬气概、豪迈奔放的语言来表现自己对未来的信心。李白抱着种种的理想和幻想来到了长安,表面上受到了玄宗礼贤下士的优待,实际上却被看作点缀升平和宫廷生活的御用文人。他的政治理想和黑暗现实形成了尖锐的矛盾,云端的希望变成了枯井的失望。这在一个感情强烈的浪漫主义诗人心中所引起的波涛是巨大的,此时的李白写了不少诗歌用以抒发自己的痛苦和愤激之情。《将进酒》《行路难》《梁园吟》等就是这方面的代表作。在作品《行路难》中,一个怀有远大政治抱负的诗人,得不到统治者的赏识,才华得不到施展,正像那冰塞黄河、雪拥太行,然而李白并不是那种软弱的人,在心境茫然之中,忽然想到两位开始在政治上不顺利,而最终大有作为的古人:一位是吕尚,碧溪垂钓,得遇文王;一位是伊尹,在受汤聘前曾梦见自己乘舟绕日月而过。但严峻的现实,使李白不由发出“行路难”的喟叹,放眼四顾,仕途坎坷,在诗人的感情上尖锐复杂的矛盾又一次回旋。不过,倔强、自信的李白积极用世的强烈要求,终于使他再一次摆脱了歧路彷徨的苦闷,唱出了充满自信与憧憬的最强音:“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
而面对日薄西山、危机四伏的李唐王朝,李商隐则以孤高寡合的气质和低沉哀怨的情调表现了一种无可奈何的寂寥之感。唐朝后期,朝廷中派系之争影响最大的是“牛李党争”。李商隐初学古文,十九岁以文才深得牛党令狐楚的赏识,改从令狐楚学骈文章奏,被引为幕府巡官,并经令狐 推荐,二十五岁举进士。次年李党的泾原节度使王茂元爱其才,辟为书记,以女妻之。牛党的人因此骂他“背恩”。最后诗人怀着“心断新丰酒,销愁斗几千”(《风雨》)的悲愤与愁苦,寂寞地死去。随着政治上的失望,李商隐关心现实的诗篇少了,更多的诗是用忧郁的调子,感伤个人的沦落、世运的衰微。在《杜工部蜀中离席》中,诗人那种颓然欲隐的心情已经有所流露,在《登乐游原》中,那一片虽然美好但转眼就会消失的夕阳,不仅象征着他个人的沉沦迟暮,也象征着大唐帝国奄奄一息的现实。其他的小诗,如《宿骆氏亭寄怀崔雍崔衮》“秋阴不散霜飞晚,留得枯荷听雨声”,《花下醉》“客散酒醒深夜后,更持红烛赏残花”《落花》,“高阁客竟去,小园花乱飞”,也同样是这种暗淡低沉的末世哀音。
从题材上看,李白把自己政治上的不幸遭遇、不满和苦闷,用浪漫主义的手法,在大自然中寻求解脱,充分表现出其对自由个性的强烈追求,反映出了诗人豪放不羁的性格特征。而李商隐则以“咏史”的方式,寄寓政治和身世之慨,“楚雨含情皆有托”(《梓州罢吟》),这像凄风、似苦雨的基调,与李白的洒脱豪放形成鲜明对比。
李白喜爱的山水往往不是宁静的丘壑、幽雅的林泉,而是奇峰绝壁的大山、天外飞来的瀑布和汹涌澎湃的江河。这些雄伟奇险的山川,特别契合他那豪放不羁的性格。“谪仙人”李白登涉这些山川,意在和天地星辰同呼吸,与天仙神灵相往来,《梦游天姥吟留别》就是这方面的代表作。其中对梦境的描写令人目眩神迷:从静谧幽美的湖月到奇丽壮观的海日,从曲折迷离的千岩万转的道路到令人惊恐战栗的深林层巅,境界愈转愈奇,由梦境入仙境,完全是个色彩缤纷的神话世界。最后仙境忽然消失,诗人跌落现实之中。“古来万事东流水”,包含了作者对人世的几多失意和深沉的感慨。此时能给诗人慰藉的是“且放白鹿青崖间,须行即骑访名山”。末尾之处,诗人却发出了不平之绝唱:“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一吐胸中之块垒,喊出了封建社会中所有怀才不遇的士人的共同心声。这一句和“人生在世不称意,明朝散发弄扁舟”(《宣州谢 楼饯别校书叔云》)的思想感情是一致的。
李商隐面对晚唐日益衰落的局面和个人的遭遇,借“咏史”曲折地对政治问题发表意见,对历史上一些穷奢极侈、荒淫无道的亡国之君进行了嘲讽。李商隐借古喻今,把自己对历史与现实的思考,化作生动可感的意象,浓缩于他的“咏史诗”中。其七绝诗《咏史》就是借三国孙权立国以至陈亡这一历史时期中,建都金陵的几个朝代纷纷代谢的史实来抒发其感慨的。“北湖南埭水漫漫”把六朝兴废之感融入到那茫茫湖水的形象比喻之中。“一片降旗百尺竿”则通过具体事物的特写,表现了六朝的灭亡与终结。“三百年间同晓梦”说明六朝诸代,纷纷更迭,多么像凌晨残梦!结句“钟山何处有龙盘”一针见血,表现了早已萦绕在作者心头的缅想和感触。李商隐的咏史诗有的还寄托了自己怀才不遇的感慨,如《贾生》等,流露出怅惘失意的情怀和浓重的悲凉情绪。
李商隐在营构意象时总是充分融入了他的悲剧意识,在观察世界时总带有悲悯的眼光,一切事物,在诗人看来都被浸染成死寂的色调。他在现实世界中怀才不遇,功名难就,生活凄苦,精神饱受摧残,于是选取一些与自我情感相交融、自我命运相类似的、从感觉经验得来的“具象”加以描绘,营造一种悲悯寂灭世界,来表达自己对生命历史的体验。李诗中,特别是其大量的咏怀、咏物和爱情诗中往往以夕阳、晓月、秋蝉、流莺、杜鹃、残柳、枯荷、凄风、苦雨、泪水等象征残败、濒死、苦痛的物象入诗,营造一种寂灭冷清的死亡氛围。
从诗歌的表现形式看,李白喜欢采用比较自由的七言古诗和句式长短错落的歌行体,以及清新自然的语言,灵活自如地表现他那变幻多端、纵横恣肆的思想感情。李商隐则工于七言律诗,注重字句的锤炼和雕琢,显得音韵和谐、圆润精炼。
总体而言,李白李商隐同怀着忧国忧民之心,希望在政界施展自己的政治理想,但因时代、个性和宗教信仰不同,李白表达情感强烈、奔放、大胆,而李商隐显得拘谨、含蓄和正统。在李白诗中,读者看到的是朝气蓬勃的盛唐气象,俊秀、飘逸;听到的是铿锵有力的盛唐之音,豪迈而奔放。然而作为独具特色的晚唐大诗人,李商隐的诗深情婉约、朦胧含蓄、 艳柔媚,但人们感受到的是晚唐的末世哀音,忧郁而悲戚。
作者简介:陈洪清,衡阳师范学院中文系教师。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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