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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顾《水经注》函札|函札

    时间:2019-02-16 05:37:01 来源:千叶帆 本文已影响

      坐在台北南港中央研究院胡适纪念馆的研究室中,翻阅着十大本姜黄色封面、线装的《胡适手稿》,不由地想起远在北京九十高龄的顾起潜先生,记得是在三年前吧,有一天我去淮海中路顾老上海家中看望,顾老正忙着写一篇文章,纪念胡适之先生,说是台北要举行胡先生诞辰百周年纪念会,特地约顾老写这篇文章,顾老从华东师大借来《胡适手稿》第三集,以集中所收胡先生与顾老来往的一批信件作参考,一边说着四十多年前胡先生旧事,一边拿书翻给我看着,在书中卷三收有民国三十七年十月卅夜的信结尾几句道:
      
      此次不曾见着森玉先生,千万请代致候。并乞代候揆初先生,并代谢嫂夫人盛馔。弟胡适敬上卅七、十、卅夜
      
      顾老一边指给我看,一边笑着对我说:“你看这‘盛馔’二字,将来看书研究历史的人,还不知说我用什么高级菜招待他呢!他那天突然到我新闸路家中来,当时正是金元券飞涨的时候,小菜极难买,一时也来不及买。他老先生突然来了,又没有吃饭,家里只有青菜、鸡蛋,便炒了点青菜,鸡蛋,吃了个简单的便饭……看了这‘盛馔’二字,想想真是可笑,也不胜感慨、抱歉……”
      当时我听着也不由地笑了。捧着那本《胡适手稿》第三集,心想多看看,但顾老写文章要用,我又不好带回家去看,匆匆一翻,也看不了多少,连书中收了顾、胡之间几封信也没有弄清,便放下书与顾老闲谈了一会儿,告辞走了。这次有幸应中研院文哲所之邀,来台北访问,在胡先生纪念馆中,得以静静地重读此书,一边情不自禁地想着几年前的旧事,一面又感到这也是十分幸运的文字缘。
      《胡适手稿》是在胡先生去世后,于一九六六年影印出版的。胡先生在学术研究上,后期对《水经注》的研究花了很大功夫,因而这十大本手稿,其中有六集是关于《水经注》研究的。研究的焦点,是世传戴震校《水经注》,全是偷赵一清的,而赵一清、戴震又都是偷全祖望的。胡先生对此开始相信,在《手稿》第一集第一篇写给魏建功的信中说:
      昨天莘田说,心史先生有一长文给季刊,亦是证实戴东原偷赵东潜《水经注》一案。莘田说你颇有点怀疑,我读心史两篇文字,觉得此案似是已定之罪案,东原作伪似无可疑。古人说,吾爱吾师,吾尤爱真理。东原是绝顶聪明之人,其治学精神确有甚可佩服之处,其思想之透辟也是三百年中数一数二的巨人,但聪明滥用其聪明,取巧而讳其所自出,以为天下后世皆可欺,而不料世人可欺于一时,终不可欺于永久也……东原之于《水经注》,当时也许只是抄袭赵书,躲懒取巧,赶完一件官中工作而已。初不料皇帝大赏识此书,题词以光宠之,又不料他死后段玉裁等力辩赵书袭戴,乃更加重东原作伪之罪……
      
      这信是一九三七年一月十九日写的,信中所说“莘田”是罗常培先生,心史是孟森先生。当时胡先生是完全相信戴东原抄袭赵书的。而后来胡先生发现了疑点,开始注意此说,找书参看,资料越多,疑点越多,研究兴趣越浓,找出大批证据,进行大量考证,证明了此说的不可信,努力澄清戴偷赵,赵、戴皆偷全的疑点。进而证实全祖望校《水经注》往往假托先世,是“英雄欺人”、“不老实”。《胡适手稿》是根据五千多页原件影印的,其中关于《水经注》的抄件、批注、片段文字、来往信件,占了十分之六,胡、顾二人书信均收在第三集,前引原文是胡先生写给顾老的第一封信。另有数信。在这组函件前,附有胡先生手写编目如下:
      
      胡适给顾起潜的信
      卅七(一九四八)十、卅夜
      又(一九四八)十、卅一夜
      附白(一九四八)十、卅一夜
      顾起潜鉴胡适之
      卅七(一九四八)十一、十三
      胡适给顾起潜
      卅七(一九四八),十一、廿八夜
      附白(一九四八),十一、廿九夜
      顾起潜鉴书
      卅七(一九四八),十二、六夜
      
      这些信都是商榷详细考校《水经注》文字的。当时顾老正在主持合众图书馆。合众图书馆是在浙江兴业银行及叶揆初、张元济等老辈学人支持下办的私人图书馆,馆中藏有全祖望重校《水经注》残抄本,黄友录本、陈劢录本三部,胡先生找顾老借阅此书,并托影印其中一叶,所以前引信中开头就写着:
      
      起潜先生:谢谢你几天的厚待,谢谢你种种帮忙!承你影印谢山重校本卷二首叶,已收到了,谢谢。此叶谢山手迹即薛刻本卷二‘河水又南入葱岭山’之下的话……
      
      信的开头,只两行字就写了三个“谢谢”,神情如见,可以想见老辈学人的情谊真切,也可想见胡先生学术研究之乐。此信共写了三张经常使用的先生自己特印的二百字直行稿纸,主要内容是校订此页谢山手迹的话,提到薛刻本、张氏约园本,信中还提到顾老问及的沈文起《水经注疏证》稿本的事等等。信中说起此事时写道:
      
      日内当代为一问,连日为教员罢教事累我奔忙,故尚未能去访问,傅晋生兄。
      
      这几句跳出学术之外,留下了历史的影子。当时胡先生是北大校长,北平解放前夕,学运斗争剧烈,金圆券迅速贬值,物价一日数涨,教员罢教,胡先生在上海看完书后,去南京为罢教事向当时教育部及其它各方,谋求解决办法,多要些钱,救急解决北大教职员的临时生活、过冬煤、米等等。读了这两句,令经过的人立时想起当时的苦难年代。因之顾老托向中央研究院傅晋生先生访求沈文起《水经注疏证》的事,一时无暇顾及,但信中还特别说明情况,表示歉意。这信是从南京寄到上海的。信的结尾说“此次不曾见着森玉先生,千万请代致候”,森玉即徐森玉先生,代致候并加“千万”二字,可见多么珍重,至沪时间多么匆忙。
      信原件边上又批注云:“重校本跋,稍迟当写寄。”这是顾老请胡先生给三部书写跋,因此所作十月卅一日的第二函中,一开始就写道:
      
      今天开始写合众馆三本跋,有一点须请教。我的笔记说:陈劢咏桥录本有下列缺卷……我写此跋,深悔当时不曾多费一日时光,细细比勘此陈录本与黄友本。我想请兄试为我校钞卷十一……
      
      在信的结尾处写道:“匆匆草此,竟是长函,一切费神,至感!胡适敬上卅七、十、卅一夜”。此信是前函后一天写的,写了五页,后面又附了两页“附白”,全信七页二百字稿纸,共千四百字,全是逐条逐字考订文字,不便多引。正文页上有几处尚有小注,如第三页文中“今日偶见薛刻本全校卷十一的叶一上的须水条”句上便有眉批云:“湛水叶须水请特别注意陈、黄二本有无作‘水’?约园本作‘水’,张氏约园本尚不止此四条称‘重校本’……共六条之多!”至此不必多举这种有关《水经注》的纯学术商榷批注的例子,只引上面一两点,就可看到其治学多么勤,多么细,多么认真谨严了。
      胡先生的信都是钢笔写的,顾老的回信则是毛笔小楷,开头较工整,第三页后作行书,信很长,每页十三行,行二十字,共十一页。有的单行大字下,再加双行小注,全信约三千字。开头云:
      
      适之先生:两奉手教,敬悉种切。命查各节,条复如下……
      
      将胡先生函中托查各条,逐一回答。此函结尾处写道:“谢山《鲒奇亭集稿》,已选照一叶,俟印出,即寄上。”当时没有复印设备,要复制原件,只能拍照片,或者影抄。写到这里,忽然想到一个问题,就是所收胡先生给顾老信件都是寄给顾老的,所印三份原件如何又回到胡先生手中,编在手稿里印出来,这事我说不清,也未问过顾老,自然这种事现在不成问题,写好信未发之前,马上留个复印件,印书制版和原件一样,太方便了。可惜当时尚无此设备。因而这时期内二人通讯并未全收在此书内,如胡致顾最后一信开头道:
      
      起潜兄(注):昨寄一‘喜信’,报告沈文起《水经注疏证》稿本已在西安发现了卅五卷,此信想已达览了,我近年到处宣传,我正治《水经注》,其用意正欲使各地的《水经注》都出现耳。如此一事,即可见我的宣传确有用处,今日审视我开始写的答你十一月十三夜的回信,已发现了不少错误,故决计重写过。承影写黄友本,‘湛水’、‘沁水’二篇,又‘水’一叶,多谢多谢。先说‘黄友’……”
      
      这封信更长,二百字稿纸写小字,每页成了二百八十字,先写了十一页,已是三千来字,时间是“十一、甘八夜半”,后面又加二附页,时间是“十一、甘九夜”,即隔了一天,又作了五六百字的补充。可谓洋洋大观了。而开始所说的“喜信”,报告《水经注疏证》稿本的信,却未收入此书中,未免遗憾。
      此外还有一个细节:前二函均称先生,此函已称兄,据五十年代中期知堂老人函告:北大传统,较客气称先生,友谊较深无须客气均称兄。称谓之间,亦可见传统风尚。
      最后一封,是顾老写给胡先生的。时间是“卅七、十二、六夜十二时”,除说收到胡先生甘八、甘九两信,重抄“陈劢本”七则,已寄上外,还特别关心沈文起《水经注疏证》,信中问是否已寄到,希望用晒图蓝纸晒印一份,这是当时最方便的复制方法。信的后面说:
      
      近闻沪藏书家有《水经注》批校本两种,一洪亮吉、孙星衍校,顾千里跋、陈澄中藏。一武进丁绍基批校,历时十五年之久,范行准藏。俟吾设法观到后,再行奉闻。
      自先生提倡《水经》之学以来,中外人士学与不学者,皆知是书可谓伟矣。龙得参与检校之役,殊以为幸。扰之中,邮筒不绝,尤堪纪念。
      揆初、菊生、拔可、森玉诸丈,皆镇静安好,属笔道念。
      
      胡先生和顾老为《水经注》研究考校、邮筒不断的时候,也正是平津战役、淮海战役战火纷飞、震动全国、全世界的时期,而二位却为《水经注》研究如此认真、勤奋,这正是胡先生十二月甘八日信的结尾所说:“在天翻地覆中,作此种故纸堆生活,可笑之至!”这种“好之者不如乐之者”的心态,一般世人是难以理解的,当事者在夜深人静,沉溺于自己乐此不疲的学术研究境界中,忘去一切,一口气写完三千字的考订长信之后,忽然醒来,想到外面世界,以世人眼光,再看自己,感到“可笑”,其矛盾心态,主客观的无可奈何之感,跃然纸上矣。顾老回信,针对此点,并告知叶景葵、张元济、李拔可、徐森玉诸位前辈学人处此动荡中的情况及挂念之情。读到此间,似乎一下子使人回到四十五年前了。自然,当时的老先生们是不会想到几十年后事情的发展变化的。但他们都曾执着地把为中国文化的研讨、延续和发展当作自己最大的快乐,这点是共同的。作个假如的幻想,如果是个统一安定的大环境,他们不是可以作出更大的贡献吗?
      真是光阴似箭,日月如梭,数十年岁月,时间飞快地过去了,胡先生已成为历史人物,关于《水经注》研究始终未写成专书,只留下六大本有关研究资料的手稿,供后人阅览。不知现在还有几人会以那样的欢乐精神去作“故纸堆生活”?
      癸酉重阳后三日完稿于京东定福庄客舍高树黄叶秋窗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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