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朽的战士涂正坤 不朽战士

　　抗日战争初期,涂正坤担任湘鄂赣特委书记并领导新四军平江通讯处。武汉失守后,蒋介石集团推行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政策,在第一次反共高潮前制造多次反共血案。一九三九年六月十二日,驻湘鄂的国民党杨森第二十七集团军总司令部,派兵包围平江通讯处,制造了震惊全国的“平江惨案”。涂正坤在这次惨案中被捕,他在生命的最后一息,仍怒斥暴徒:“不许破坏团结抗战!”
　　
　　
　　湘赣工农起义雄
　　
　　涂正坤,1897年11月10日生于平江县嘉义镇谢江河包洲。从小就极富正义感的他,对地主恶霸仗势欺压农民深为不满。他领导农民群众开展斗争,充分显露其领导才华和不屈精神。1922年,经过斗争考验,由罗纳川介绍,涂正坤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27年9月,涂正坤率领当地工农武装,参加了毛泽东组织领导的湘东赣西秋收起义。后因工农革命军在金坪失利,队伍被打散,无法取得联络,遂率部转移到连云山白花尖一带打游击。
　　1928年7月,彭德怀、黄公略等举行著名的“平江起义”。21日下午,黄公略率领全营首先在嘉义举事,全歼了当地地主武装“挨户团”。涂正坤时任中共平江县委第四区区委书记,当即与黄公略取得联系。他一面指挥地方武装,杀土豪劣绅,建立苏维埃政权,一面派人给黄部队引路,取道周方、恩溪、钟洞,到平江县城与彭德怀所部主力胜利会师,组成了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简称“红五军”)。随后,选出以王首道为书记的新的湘鄂赣边境特委,开创了湘鄂赣边区的工农武装割据。在边境特委和平江县委的领导下,涂正坤率领嘉义一带的游击队与国民党军队和当地的地主豪绅进行了艰苦的斗争。
　　1930年,以平江为中心的湘鄂赣边区的革命斗争进入全盛时期。红五军为巩固和发展湘鄂赣边苏区,决定攻克平江城。担任平江县委书记的涂正坤,工作异常紧张。5月1日,他在黄金洞召开会议,研究进一步组织群众斗争、发展党的组织和扩大政治宣传等问题,并决定开展“红五月”运动,以配合红五军攻取平江县城。5月3日,彭德怀率部进驻长寿街,县委即召开党政军联席会议,研究制定了5月6日攻打平江县城的战斗方案。5日,涂正坤率领东、北两乡部分赤卫队随同红五军主力及湘鄂赣独立团从长寿街出发,经钟洞直扑县城。经过激烈战斗,于6日上午胜利攻占了平江城,毙敌余贤立团400余人,获步枪近千枝、机枪12挺、弹药物资甚多,并救出被敌人关押的革命同志400余人。从此,平江的东乡、南乡和西乡的杨晋、谈岑,以及北乡的天岳关、恩溪、梅仙等占全县三分之二的地区,完全成了苏区,群众武装迅速发展,全县的地主武装“挨户团”基本被消灭。
　　夺取平江后,红三军团前委和湘鄂边特委决定乘虚攻打长沙。7月22日,数万军民在平江天岳书院广场举行纪念平江起义两周年和攻打长沙的誓师大会。涂正坤等组织和动员平江全县的游击队、赤卫队和工农群众12万人参加了这次盛会。与会的20余万人,从天岳书院门前直至鲁肃山下,方圆站了一里多。红军束装荷枪,威武壮肃;赤卫队梭标林立,敌忾同仇。会场内外,红旗蔽日,欢呼声、口号声响遏行云。正是在县游击队、赤卫队及众多的担架队、运输队的有力支援和配合下,红军才取得了迅速攻占长沙的胜利。
　　
　　三年游击计如流
　　
　　
　　1933年至1934年,涂正坤先后任湘鄂赣省委组织部长和省军区修(水)铜(鼓)宜(丰)奉(新)边作战分区政委。1934年6、7月间,湘鄂赣省级机关转移到龙门山区,被敌包围袭击,遭到惨重损失,主力红军和省级机关干部千余人,大部分壮烈牺牲。涂正坤全力以赴地投入到恢复红十六师和湘鄂赣苏区的工作中。
　　1934年10月,中央苏区主力红军北上,开始了二万五千里长征,湘鄂赣边区进入了三年游击战争时期。在与敌作战中省委书记陈寿昌和红十六师师长徐彦刚先后壮烈牺牲,涂正坤与新任省委书记兼军区政委傅秋涛共同负责支撑着这一时期的艰难局面。傅秋涛主要担任军事领导,负责前方战事指挥;涂正坤则担任党政领导,负责后方工作。这时,蒋介石派何键、熊式辉等以大于我数十倍的兵力,从四面八方对边区军民进行残酷的“围剿”。他们采取碉堡政策,层层封锁,包围分割苏区,扬言要“车干塘里的水,活捉塘里的鱼”,企图以碉堡来割断红军与群众的联系;实行杀光、烧光、抢光的“三光”政策,平江县东乡连云山一带,被杀得尸横遍野,人烟断绝;强迫移民并村,将黄金洞、徐家洞等老苏区人民驱赶到嘉义、长寿等集镇,同时实行凭“良民证”计口购盐、买粮等反动措施,妄图断绝苏区一切物资供应;实行保甲制度和联防政策,五家一联,十甲一保,推行所谓“一家通匪,十家连坐,一家窝匪,十家同祸”的反动政策;还利用叛徒孔荷宠等设立“招抚”机关,引诱意志薄弱者下山投降。在这种极端艰苦的环境中,涂正坤意志弥坚,并以自已的模范行动,教育干部和战士坚持斗争,争取胜利。他拖着疲瘦的身子,从一个山头爬到另一个山头,从这个山洞钻到那个山洞,帮助大家解决思想问题和实际困难。
　　掌握粮食是当时敌我斗争焦点和我军生死攸关的大事,涂正坤亲自兼任省苏维埃粮食部长,负责粮食的筹集和分配。他派人千方百计通过敌人的封锁线弄来一点米,优先照顾伤病员。有时十天半月找不到粮食,他就带头挖野菜、竹笋或采集各种野果充饥。就这样,干部战士勒紧裤带过日子,长年累月与敌周旋。
　　在敌人进攻特别严重的情况下,省委提出把工作放到外线去。涂正坤带病奔走于鄂东南和修、铜、宜、奉各地,建立外围支点,同敌占区地下党保持联系,依靠他们给苏区通消息,送情报,送粮食。他还发动秘密党员争取了敌人的一部分“守望队”,当游击队到白区打土豪时,他们暗中放哨、带路,等游击队走了,方才鸣枪报警。涂正坤还曾设计引开敌驻黄金洞的正规军,扫荡当地的地主武装,从而恢复和扩大了这块老苏区根据地。随后,游击队沿汩罗江东西两岸发展,到1936年上半年,游击区扩大到长田、秋湖以至梧口、新市街一带。游击队在傅秋涛、涂正坤率领下,轻装便服,昼伏夜出,贴标语,捉土豪,神出鬼没,弄得敌人晕头转向,一夕数惊。
　　1937年2月28日,湘鄂赣省委和省苏维埃政府进行人事调整,傅秋涛任省苏维埃主席,涂正坤任省委书记。是年5月,蒋介石再次调兵遣将向平浏苏区进攻。在来势汹汹的敌人面前,涂正坤与傅秋涛一道,以省委和省军区名义发布“讨伐令”,动员苏区全体军民,与敌人展开顽强战斗,终于打退了敌人的猖狂进犯,使湘鄂赣三年游击战争坚持到最后胜利,为革命保存了近500名党员干部、300多名战士。傅秋涛后来在总结这三年艰苦卓绝的奋战时,高度赞扬了涂正坤的功绩,他说:“很多同志在后期 (指三年游击战争时期)是起了决定作用的,特别是涂正坤同志,想了很多办法,团结了很多干部,有很大成绩。”
　　
　　与敌谈判斗智勇
　　
　　“七七”事变发生后,中共中央通电全国,号召全国军民组成民族统一战线,抗击日本侵略者。在此整个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涂正坤坚决拥护党中央团结抗日的英明决策。在这以前,由于电台被敌击毁,省委没有接到党中央有关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指示,但当涂正坤从《解放》周刊有关文章中初步了解到我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和政策之后,即多次召开省委会议,研究如何实现团结抗日的问题,最后决定一面派人请示党中央,一面派人和国民党地方当局谈判停战。
　　与此同时,为适应联蒋抗日政策的需要,5月10日正式成立了以傅秋涛为主席,涂正坤、邓洪等为委员的湘鄂赣人民抗日红军军事委员会,统一领导和指挥湘鄂赣抗日红军游击队。为了与国民党进行谈判,省委提出了两个方案,一个方案是合作,其条件是:一、划湘鄂赣苏区为特区;二、湘鄂赣红军改为抗日军;三、释放所有被捕的革命同志;四、发给经费。另一个方案是停战,其条件是:一、撤退对我军进攻部队,停止一切敌对军事行动;二、把平江县的嘉义市让出来给我们,便于与武汉行营谈判;三、我们集中部队时要通行无阻,不得逮捕和杀害我方人员;四、发给经费;五、停止诱降行为,叛徒来“招抚”,我们就杀。省委一方面按上述方案着手进行和平谈判的准备工作,同时布置各地加紧扩大红军,准备应战,以立于不败之地。
　　谈判伊始,国民党方面企图利用叛徒孔荷宠等前来“招抚”、“收编”。涂正坤等严厉警告:“如果要派叛徒孔荷宠他们来谈判的话,我们一见面,就要杀掉他们!”给了国民党以有力的回击。7月15日,国民党政府武汉行营派来两个参谋和敌五十师一个团副,到我军所在地丽江山口进行谈判,同意了我方提出的停战条件,并约定18日双方到嘉义市正式谈判合作抗日问题。届时,国民党派五十师一个旅长、一个团长以及平江县县长、县党部书记长等人到嘉义镇,我方代表为涂正坤、傅秋涛、钟期光3人。会上,涂正坤和傅秋涛等严正驳斥了国民党方面所宣扬的“一个政党、一个领袖、一个主义”的谬论,解决了一些次要问题,同时商定20日在浏阳继续谈判。正在这时,我党中央派赖传珠、李涛来湘鄂赣省委,传达了中央有关指示精神,使谈判有了明确的指导方针。20日,涂正坤等到达浏阳,与国民党军五十师师长岳森进行了一天一晚的正式谈判。当谈到释放政治犯和集中红军游击队等实质性问题时,岳森提出要我方提交名单等条件,企图迫害我部分同志,并想趁我部队集中时聚而歼之。
　　涂正坤和傅秋涛等洞察其奸,严词拒绝了他的无理要求,最后双方议定:一、释放所有的在押政治犯;二、在浏阳建立我方的办事处;三、红军部队集中,番号为湘鄂赣人民抗日红军游击支队。至于划定特区、驻扎部队、改编后我军的经费等问题尚需留待武汉谈判解决。8月20日,省委派刘玉堂、黄耀南到武汉行营谈判。这时中共代表董必武已到武汉,谈判在董老领导下进行。8月29日,双方谈判成功,终于建立了湘鄂赣苏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湘鄂赣苏区的红军游击队整编为新四军第一支队第一团,人枪千余,由支队副司令员兼一团团长傅秋涛率领,开赴江南抗日前线。
　　
　　抗日反敌坚似铁
　　
　　傅秋涛率部东进抗日后,在嘉义镇成立了新四军平江留守通讯处,领导边区抗日支前工作和处理指战员家属有关问题,并用这一公开机构来掩护中共湘鄂赣特委进行工作。
　　特委书记涂正坤,其公开身分是新四军上校参议。在特委和通讯处的组织领导下,湘鄂赣边区的抗日救亡活动,迅猛地开展起来了。在艰苦的三年游击战时期,地方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特委成立后,把整顿和发展党组织作为中心任务来抓。不久,在江西修水和湖南平江、浏阳、岳阳等县发展了上千党员,恢复了县、区级党委和基层支部,并举办了十多期党员训练班,办了内部刊物《党的工作》。涂正坤亲自给党员上党课,给党刊写文章,努力提高党组织的战斗力,教育大家发挥共产党员在抗日救国中的先锋模范作用。涂正坤深知通讯处工作的重要性和斗争的复杂性,他曾对同志们说:“我们通讯处是党中央、新四军同湘鄂赣老根据地人民密切联系的纽带,是我们党领导民众抗日的机构。我们在国民党统治区坚持斗争,是在老虎口里翻筋斗,要百倍警惕。”
　　通讯处一成立,涂正坤即领导大家奔赴各地广泛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和我党团结抗日的主张。他与中共平江县委负责人李淑陶等一道,在县城组织了“救亡剧团”,开设“大众书店”,创办“老百姓壁报”,亲自为壁报撰写稿件。1938年底,党组织通过各种救亡宣传团体的串连发动,在平江举行了一次规模巨大的火炬游行,以激发广大人民的抗日热情。涂正坤特别重视统一战线的工作。他广泛接触各阶层人士,争取他们站到团结抗日的阵线上来。据李锐回忆,1938年涂正坤在长沙谈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问题时,充满了乐观与希望,他说:“好的特别好,坏的也特别坏,但是对于坏的,我们仍旧是尽量争取他们到抗战队伍中来。就是那些杀过我们的亲属,害怕我们回去报仇的人,我们也是用最宽大的态度对待他们,甚至用更多的时间去接近他们,让他们彻底了解我们是不算旧帐的,我们今天只有一个共同的敌人―日本帝国主义。”
　　抗战爆发以来,蒋介石集团的军队节节溃败。1938年10月,广州、武汉相继失守,日寇侵略矛头一步步逼近平江县境,国民党平江县政府随时准备逃跑。这时,国民党第九战区第二十七集团军杨森部调防平江,扬言要在这里“抵抗日本”,进驻嘉义镇。
　　武汉失守后,蒋介石集团在日本政治诱降为主、军事打击为辅的方针下,采取了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政策,指示其所属,向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和八路军、新四军及其后方机关进行袭击和破坏。杨森和平江当地的反共顽固派,早把通讯处看成眼中钉,这时便蠢蠢欲动,准备对涂正坤等下毒手。他们到处散布谣言,蛊惑人心,诬告通讯处“收留土匪,到处活动,扰乱社会治安”。嘉义乡乡长杨注本还危言耸听地说:“新四军有进犯平江企图。”国民党平江县党部书记长刘佛师以“便于联系”为名,要求通讯处搬至县城,企图隔绝我党与人民群众的联系,并以保障共产党员的安全为名,要求将共产党员名单公开。涂正坤义正辞严地对刘佛师说:“通讯处是新四军军部批准设立的,是完全合法的抗日机构,没有新四军的命令,谁也不能叫我们搬家!至于共产党员的名单,这是我们党内的事,用不着你们操心!”
　　不久,杨森在长寿街二十七集团军总部召开会议,与该集团军政治部主任庄文炳等按照第九战区副司令长官薛岳传来蒋介石解决平江通讯处涂正坤等人的密令,紧锣密鼓地阴谋策划进行血腥大屠杀。会后,除原驻防嘉义的一个营外,另调特务营余启佑连具体负责执行此项计划。该连当即进驻通讯处附近的灵官庙,并在通讯处近旁的吴氏宗词、杨伯琴商店相大和药号等处,布置了特务人员。形势急剧恶化,敌人已经剑拔弩张。
　　面对上述严峻局面,涂正坤和特委的同志们临危不惧,随时准备以鲜血和生命来捍卫党和民族解放事业。涂正坤在参加了江西省委会议后回到通讯处,向同志们分析了紧张形势,他指出:“国民党反动派积极反共,消极抗日,长沙八路军办事处被迫撤走,现在湖南只剩下平江通讯处了。反动派千方百计想把我们搞掉,我们决不能让反动派阴谋得逞。但是国民党反动派是什么坏事也干得出来的,省委要求我们时刻提高革命警惕。”他和特委的同志们一起研究了对付事变的准备工作,决定把通讯处人员由30多人精减到十几人,凡已公开了身分的党员干部都去新四军工作或转移隐蔽;特委和通讯处分开,特委机关搬到平江芦头山区,以防万一;将党的机要文件和枪支转移疏散到谢江一带的崖洞里。安排好这一切后,涂正坤对他的爱人朱引梅说:“你我都是共产党员,要随时准备为党和民族解放而献身。如果我牺牲了,你没有被害,就要革命到底,带好明儿,坚持到最后胜利!”
　　
　　阋墙祸害洒热血
　　
　　1939年6月12日下午3时许,通讯处的同志们由于参加为防止日军进犯平(江)修(水)公路的“破路”劳动都很疲劳,正在午睡,涂正坤没有休息,正利用休息时间做群众工作,从他那个房里不时传出低微的咳嗽声和谈话声。突然,杨森所部特务营中尉侦察员张绍奇闯了进来,煞有介事地对涂正坤说,接上峰指示,日寇不日要窜犯平江,务请马上到嘉义区公所商议有关抵抗日寇的紧急事宜。
　　涂正坤见这样急促通知开会,有些犹疑,但考虑到抗日事大,便毅然跟着张绍奇跨出了通讯处的大门。当他走到离通讯处约50步远的“秀记杂货店”时,张绍奇忽然干咳一声,从左边小巷溜走了。涂正坤闻声停住脚步,还没有来得及弄清是怎么回事,预先埋伏在右边巷子里的几个刽子手端起枪对他猛烈扫射。涂正坤身中数弹,倒在血泊中。
　　他在生命的最后一息,强忍疼痛,支撑着爬起来,怒斥暴徒:“不要开枪!不许破坏团结抗战!”同时使出最后的气力,朝通讯处方向喊道:“反动派下毒手啦,同志们快跑!”这时,杨森部特务连包围并摧毁了通讯处,逮捕我全体人员,特委秘书长吴渊被惨杀于嘉义镇石桥边,罗梓铭、曾金声、吴贺泉、赵绿莹四同志则在当晚分别被枪杀或活埋于该镇附近之淘金坑内。这就是蒋介石反动集团所制造的震惊全国的“平江惨案”。
　　惨案发生后,国民党反动派拒不公布事件真相,并严禁群众议论,妄图掩盖其罪行,同时以“密捕密办”的手法在平、浏、修、铜等县大肆屠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各地党的组织与党所领导的抗日民众团体均被破坏,湘鄂赣边区沦于一片白色恐怖。6月15日,因公外出幸免于难的通讯处负责人黄耀南与当地群众冒着生命危险掩护脱险同志,并迅即起草了揭露国民党反动派制造这一血腥屠杀事件的《快邮代电》,散发到全国各地,使“平江惨案”真相大白于天下。
　　“平江惨案”的消息一传出,当即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无比义愤。蒋介石赶忙指使下属捏造事实,诬蔑涂正坤等“纠集土匪,扰乱后方,枪杀国军官兵,灭尸缴械,危害地方,实属目无国法已极”,声言“该集团军派队剿办,维持后方治安,系适当处置”。对此,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周恩来和十八集团军参谋长兼驻重庆办事处主任叶剑英据理驳斥,以铁的事实,揭露薛岳、杨森捏造事实、掩盖真相的伎俩,强烈抗议蒋介石反动集团的血腥暴行,吁请当局为此次被难同志昭雪,严惩肇事者及杀人凶犯。
　　社会各界无不悲愤填膺,纷纷要求国民政府执法惩凶,团结抗敌。延安、重庆等地召开大会沉痛哀悼涂正坤等死难烈士。中共中央致挽联:
　　
　　在国难中惹起内讧江河不洗古今憾;
　　于身危时犹明大义天地能知忠烈心。
　　
　　在涂正坤烈士的家乡嘉义谢江河包洲,当人们听到涂正坤被反动派杀害的消息后,当晚就有十多名老游击队员,冒着被捕杀的危险将涂正坤的遗体抬回了河包洲。大家含着眼泪,埋葬了自己的亲人,埋葬了这位英勇不朽的坚强战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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