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国共合作”与庐山谈判] 国共第二次合作开始是

　　1937年初，日本加紧了对中国侵略的步伐，中华民族到了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全国人民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呼声更加高涨。而蒋介石对中国共产党在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中所起的重要作用和真诚态度也有所感悟。在这种情况下， 1937年3月，周恩来和蒋介石在杭州秘密举行了国共两党高级会晤。稍后周恩来又在庐山多次与蒋谈判。在庐山会谈前后，周恩来坚持原则，显示了卓越的才能和令人赞叹的智慧，赢得了宋美龄、宋子文、张冲、冯玉祥、陈诚等人士的理解和支持，促使蒋介石在国共合作的进程中对某些问题由态度强硬到渐渐软化，最终转变为理解和让步。国共两党开始了第二次合作，形成了抗日统一战线，轰轰烈烈的全民抗战就此拉开了序幕……
　　
　　一
　　
　　 要实现第二次国共合作，不言而喻，在国民党方面的中心人物是蒋介石。“西安事变”后，蒋介石对共产党和红军的态度有所好转，暂时停止了内战、停止了“剿共”。在此基础上，西安绥靖公署主任顾祝同和周恩来举行了秘密会谈，并在三件事上达成协议：同意红军在西安设立办事处；红军改编为三个师，从１９３７年３月开始，国民政府给红军发给部分军费。1937年1月31日，蒋介石指示顾祝同对红军“姑且每月支付二三十万元军费，由杨虎城间接颁发……”但是，蒋介石毕竟对共产党及其领导的红军有很深的敌意，所以，他一方面和共产党谈“合作”，另一方面又在1937年2月中旬中国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上通过了《关于根绝赤祸之决议案》，要求“彻底取消其所谓红军以及其他假借名目之武力”，“彻底取消所谓苏维埃政府及其他一切破坏统一之组织”，而且，蒋介石对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各项进步主张的态度也十分冷淡。
　　鉴于这种情况，受命与国民党、蒋介石进行谈判的周恩来感到贸然与蒋介石直接谈判，有破裂的可能，他决定采取迂回包围的办法，首先和宋美龄、宋子文等人会晤，这样，既可得到他们的理解和支持，还可摸摸蒋介石的“底牌”。
　　面对当时国内外的严峻形势，宋美龄在与共产党合作的问题上比蒋介石更为现实和灵活，人也显得十分豁达、机智，而且对蒋介石很有影响力。在漫长的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谈判过程中，宋美龄一直非常关心，并力促谈判成功。共产党代表团的谈判文件大多需由她转呈蒋介石，谈判进展也由她向蒋转达。后来国共两党谈判最终取得成功，宋美龄功不可没。
　　1937年3月，周恩来由国民党代表张冲陪伴从西安到达上海，下榻在著名的新亚饭店。他首先在“爱庐”别墅与宋美龄会晤。当时，宋美龄住在贾尔业爱路的寓所（今上海东平路9号）。这幢法式洋房是1927年宋美龄结婚时，宋子文买来送给妹妹作陪嫁的。楼前有一片约30亩的大花园，内有草坪、假山、小溪。蒋介石将此宅题为“爱庐”，并将“爱庐”二字刻在院内假山的石头上面。
　　在和平解决“西安事变”过程中，为解救蒋介石，周、宋二人已有过“合作”，所以宋美龄对周恩来的造访，表示非常欢迎。周恩来把中共中央15项谈判条件拟成书面意见交给宋美龄，请她交给蒋介石。宋美龄愉快地答应了，并微笑着说：你们俩在黄埔军校同事时，也合作过，彼此也算了解，商量问题应该不会太困难。周恩来笑道：夫人说得对，我们还是有很多共同的东西。外患当前，我们也相信蒋先生。接着，周恩来又到隔壁宋子文家（现东平路11号）“做客”。“西安事变”后，在停止内战、实现国内和平等方面，宋子文对蒋介石做了一些有益的工作。同样他与周恩来在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中也真诚“合作”过，两人亦有谈话基础。宋子文还为周恩来在上海会晤东北抗日名将等人士提供了方便。
　　3月16日至3月底，周恩来和潘汉年又来到杭州，下榻在昭庆寺旁的“柏庐”别墅。在西湖南面仙霞岭上的仙霞洞，直接与蒋介石会谈。这次莫干山下的相见，是国共两党领导人第一次合作分裂10年后的首次会晤。在谈判中，周恩来向蒋介石提交了11条书面意见，同时阐述了6条口头声明。由于通过宋美龄、宋子文等人事先做了一些“铺垫”工作，加上“西安事变”后，蒋介石对共产党有了“新认识”，所以对此次杭州面谈，他态度热忱、认真、坦诚，尽量表现出“领袖”的雅量，并作出“向前看”的积极表态。
　　蒋介石也谈了自己的看法，认为中共“有民族意识、革命精神，是新生力量”，几个月来，中共领导的抗日救亡运动影响很好；认为中共只要检讨过去，坚持新政策，必能达到成功。他还说，由于国共分裂，以致十年内战，革命失败，造成军阀割据及帝国主义占领中国的局面。蒋介石把国共分裂的原因归咎于鲍罗廷，但也承认他自己“过去亦有错误”，彼此都要检讨过去。他还说，自己“现在已有转变”。
　　在国共合作的具体提法上，蒋介石不同意将合作说成是中共与国民党合作，而要说成是与他本人合作。还动容地说，希望这次要永远合作下去，即使他死后，也不要分裂，免得因内乱造成英、日联合瓜分中国。在会谈中，蒋介石多次对周恩来表态，希望与中共商量一个永远合作的办法。周恩来对蒋介石提出两党永久合作以及拟订相应的办法表示赞同，认为拟定一个“共同纲领是保证合作到底”的“最好办法”。蒋介石说，此事越快越好。
　　对于周恩来提出的许多具体问题，蒋介石认为只是“小节”，当即作了回答。比如，中共可以到南京参加不久将召开的国民大会和国防会议；边区是一个整体，不予分割……工作自己干，他不干涉；对边区的粮食困难表示愿意设法解决。最后还表示，即使永久合作办法尚未拟定，也不要再打内战。
　　3月27日是宋美龄的生日，她一直陪伴着蒋介石在杭州边疗养边谈判。周恩来和潘汉年给她送去一束鲜花。宋美龄很讲究礼尚往来，谈判快结束时，主动到中共代表下榻处拜访，感谢周恩来、潘汉年在“西安事变”中对她的帮助，恳切希望国共两党从此能真诚合作。
　　杭州会谈后国内的形势出现了新气象。南京政府给红军每月30万元的军费基本落实。5月底，南京还派出以涂思宗为团长的8人“中央考察团”到延安。中共对此事十分重视。因涂思宗曾任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的副军长，中共方面特地派叶剑英和陈赓等到甘泉迎接。考察团进入延安时，中共各部队和文艺队伍在城南列队欢迎。
　　5月29日，中国共产党举行了盛大的欢迎会。毛泽东在致词中说：今天的欢迎会有重大历史意义，因为“第一次大革命就是国共两党搞起来的，今天为了抵御日寇，两党团结一致，其作用和意义就更大了”。“十年内战已成过去，两党团结已进入新的历史阶段”。涂思宗在答词中对延安的盛情款待表示感谢，同时还介绍了南京政府从各方面准备抗战的情况。
　　不久，南京政府和陕西省政府派出专员到陕北宋岩等地救济灾民，发放赈款。
　　各种迹象表明，这时国共合作似乎大局已定。可是在后面的庐山谈判中，蒋介石的态度却有所变化。
　　
　　二
　　
　　 1937年6月4日，中共代表周恩来、秦邦宪、林伯渠等携带着《关于御侮救亡、复兴中国的民族统一纲领草案》和13个具体问题来到庐山。当时蒋介石和宋美龄住在美庐别墅。这座欧洲田园风格式建筑掩藏于东谷绿树翠荫中，此处莺啭鸟鸣，显得美妙、高雅。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庐山谈判就从这里开始。
　　当时，主人和来客虽为谈判对手，但10年前在黄埔军校却是同事，一位是校长，一位是政治部主任。因此，他们见面时还是表现出了中国人旧友重逢时固有的热情和亲切。
　　６月８日，当周恩来等三位中共代表跨过溪流潺潺的美龄桥时，等候在美庐别墅门口的蒋介石，客气地上前握手寒暄，说：“哦，恩来，你们来了，好的，好的。”周恩来也微笑致意。宋美龄则高兴地说：“‘双十二’时，有劳周先生和秦先生奔赴西安，与我们共商解决办法。周先生以大局为重，很令人钦佩。”周恩来笑了笑，客气地说：“‘西安事变’能得以和平解决，主要还是蒋先生的抗日承诺。”
　　宋美龄端出一盘切好的西瓜走进会客厅，说：“来来来，尝尝江西的抚州西瓜……你看，沙瓤的，汁多，蜜甜。”说着，她拿起一块块西瓜分送给客人。
　　周恩来接过西瓜意味深长地说：“我希望我们两党像这连在一起的瓜瓤……委员长，你说呢？”
　　蒋介石微笑地点头：“是这个道理。”
　　宋美龄问：“周先生，周夫人身体近来好吧？牯岭凉爽，怎么不带夫人一起来庐山哪？我和她也好叙谈叙谈。”
　　周恩来动作优雅地用餐巾擦了擦手，不失礼貌地回答：“我一定把蒋夫人的问候带到。我想，你们会有机会相聚叙谈的。”
　　当年在黄埔军校任教练部炮兵科长的陈诚现在已是国民政府军政部常务次长，他一直对周恩来敬佩有加，听到周恩来等中共代表上了庐山，便执意把周恩来等中共代表安排在自己的别墅内（该别墅现在的门牌是庐山中二路268号）。周恩来等人在陈诚别墅中受到热情的招待。安全方面，陈诚也非常尽心，不敢有半点疏漏。陈诚夫人谭祥是原国民政府主席谭延�的二女儿，她亲自下厨为周恩来等人做菜。谭祥虽然贵为国民政府主席的千金，曾留学美国，但生活节俭，勤劳朴实，穿的是很普通的旗袍和布鞋，其平凡低调受到周恩来的赞赏。陈诚虽公务繁忙，但也尽量抽时间陪周恩来等人吃饭。交谈中，周恩来希望这位身居要职的老部下，能在国共和谈中发挥积极作用。
　　6月8日至15日，国共双方代表进行了多次谈判。谈判地点就设在美庐二楼会客厅。谈判桌上，一边坐着中共代表周恩来、秦邦宪和林伯渠，另一边坐着蒋介石、国民党中宣部长邵力子、中执委委员张冲。
　　谈判开始时大家都客客气气，但一触及实质问题，蒋介石的态度就发生了变化。在保持中共独立的问题上，蒋对自己在杭州的许诺又有反悔。中共在《纲领草案》中提出建立民族同盟，实行党外合作。蒋介石不同意，他提出要建立“国民革命同盟会”，让中共参加其中，国、共双方派相同数量的干部参加；国共两党对外行动及宣传，都由同盟会讨论决定，然后实行。同盟会主席由蒋介石担任。周恩来提出，此事关系重大，必须请示中共中央才能决定。
　　蒋介石还提出要毛泽东、朱德离开红军出国留洋；双方在边区政府改制、释放政治犯等问题上也僵持不下。宋美龄、宋子文、张冲有些着急，不断在两边往返磋商，但双方均坚持各自立场，谈判一直未能取得实质性进展。宋美龄担心谈判破裂，私下向蒋介石进言，要灵活机变，以达到双方礼让。所以，尽管分歧很大，两党的合作愿望和合作气氛还是很浓，大家都能心平气和地摆出自己的观点，坦诚相对。虽然未能达成最后协议，蒋介石还是说，双方都回去考虑再议。
　　蒋、宋和周恩来虽然有着不同的出身、不同的阅历、不同的教育和不同的理想，但在民族危亡之际，都显示了共同的民族精神：度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
　　周恩来为人宽厚，豁达大度，谦让有礼，其人格魅力堪称完美，令敌对阵营中的人士也十分佩服。宋美龄是位虔诚的基督信徒，恬静、温和，崇尚博爱精神，待人接物亲切、慈爱。蒋介石虽因夫人而信仰基督，但骨子里的中国传统文化却根深蒂固。他自小受到严格的军事教育和磨炼，又熟读孔孟之道，处事严厉、刻板。宋美龄的聪慧在某种程度弥补了他的不足。
　　
　　三
　　
　　 6月18日，周恩来回到延安，向中共中央汇报了庐山谈判的情况。中共书记处专门开会讨论国共谈判问题，制定新的谈判方案。
　　第一次庐山会谈虽然没达成最后协议，但国民党的态度还是积极的。6月26日，南京政府致电中共中央，催周恩来再上庐山。7月4日，周恩来和秦邦宪、林伯渠到达西安。7月7日又飞抵上海，专程探望了宋庆龄，征求她对国共合作谈判等问题的意见。
　　周恩来、秦邦宪、林伯渠于7月13日到达庐山。由于“七七事变”爆发，国内形势骤然紧张。蒋介石一边紧锣密鼓地调兵遣将，一边紧张地筹备“庐山谈话会”。这是一次针对日本侵华形势，商讨大计的重要会议，参加的人有国民党中央要员，国民党政府高级官员，各界名流，共２３１人。7月15日，周恩来在庐山图书馆将《中国共产党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交给了蒋介石。17日下午，双方在美庐别墅的会客厅开始了国、共两党的第二次庐山会谈。宋美龄也是会谈成员之一。
　　周恩来说：“今天我们能同委员长和邵力子、张冲先生再次坐在一起，心里很高兴。前天在图书馆我们把《中国共产党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面交了委员长，想听听贵党的意见，听听委员长有什么高见？”
　　蒋介石沉吟了一下说：“这个宣言，我看过了，这个宣言还是很好的。同我们的政策，也相差不了多少……恩来，我上午在谈话会上已明确地宣布了我们解决‘卢沟桥事变’的四点立场。对于抗战我的态度很明确，也很坚定。”
　　的确，就在会谈当天上午，蒋介石身穿戎装，胸前挂满勋章，在庐山图书馆，精神抖擞地发表了态度坚定的《抗战宣言》，赢得与会者的热烈掌声。它宣告了中华民族上下一心、轰轰烈烈的抗日战争正式开始。毛泽东也指出：这个《抗战宣言》确定了准备抗战的方针，为国民党多年以来在对外问题上的第一次正确的宣言。因此，它受到了全国同胞欢迎。
　　周恩来考虑了片刻，说：“委员长今天的讲演，我们也赞同。既然对时局发表了态度明朗的讲话，我想，我们两党为了全面抗战，一些具体问题就能真诚地协商解决。”
　　这话不软不硬，蒋介石望着周恩来只能点头：“好的，好的！”但他话锋一转：“贵党同意将延安的军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这个很好。可是，7月14日，你们又宣布自行改编，这个不合理吧？”
　　鉴于“七七事变”的严峻形势，7月14日，中共中央致电彭德怀、任弼时、林彪等将领，要求立即以军为单位，将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
　　周恩来对此事作了说明之后，说：“我党为了尽早奔赴抗日前线，准备迎击日寇，能说这不合理吗？今天上午，委员长就说过：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所以，我们就……”
　　蒋介石有些不愉快。秦邦宪接着又来了个“摆事实、讲道理”，他说：“委员长不是命令康泽，叫他通知周恩来先生赶快出兵，不要等候改编了，各级军政人员也都不派了。这些，委员长一定还是记得吧？”
　　这番话一说，邵力子和张冲对视了一下，他们都十分佩服中共的谈判艺术，总是有理有据。蒋介石沉默了一会儿，说：“我觉得，我们抗战是全国的大事，就需要举国一致，需要统一领导，服从指挥……”
　　周恩来回答道：“我们也盼望两党合作，共同抗日。因此，上次庐山会谈后，我党重新拟订方案，并作了重大的让步。我前天提交的‘国共合作宣言’，宗旨也很明确，是团结抗日，实行民主政治。我们还提出了取消苏维埃政府，改编红军为国民革命军等具体建议。这可以看出我党的诚意。”
　　接下来，在红军的改编问题上，双方又发生了争执。蒋介石说：“关于延安方面军队的改编，我想，政府颁布3个师的番号，12个团的编制，四万五千人。师以上设政训处，指挥军队。我们委派李秉中任政训处主任；委派刘伯龙、龚建勋、梁固三人分任三个师的参谋长……”听到这里，周恩来打断了蒋介石的话，一字一板地说：“委员长，既然是国共合作，一致抗日，那么就应该是一致的精神，同等的地位。在合作中，共产党必须保持其独立性和红军改编后的独立指挥权，必须设置独自的指挥部。否则，我党是不能接受的。”说着，他望了望对面的邵力子和张冲。
　　邵力子想缓和一下有些紧张的气氛，口气温和地说：“周先生，延安的军队既然改编为国民革命军，以兄弟之见，政府委派军政人员也是合乎情理的。”
　　蒋介石又说：“陕甘宁边区政府，仍由政府委派正职官长，副职由边区推荐，可由林先生担任。”
　　这点周恩来当然也不会答应。他说：“毛泽东、朱德出来任职，是理所当然的事。关于边区政府问题，我党愿意再作让步。陕甘宁边区立即进行民主选举。从宋子文、张继、于右任三位先生中，选择一位任边区长官正职，推荐林伯渠任副职……委员长，你看呢？”
　　“这个，我看丁惟汾任边区政府主席，或许要合适些嘛。”蒋介石的这个意见，是因为康泽的“进言”。康泽说，宋子文、张继、于右任虽然忠于国民党，但都容易感情用事，担心被“拉拢”误事。不如选立场坚定的丁惟汾出任边区政府主席。蒋介石听了他的话。
　　周恩来针锋相对提出：“如果贵党委派丁惟汾先生任边区长官，那么，我们则坚持林伯渠任边区主席。”
　　见双方在这个问题上争执不下，宋美龄又对蒋介石作了些劝告，使他态度有些软化，最后蒋介石宣布承认陕甘宁边区政府。正在庐山开谈话会的冯玉祥很为这个消息高兴。然而，谈判中蒋介石态度十分傲慢，出尔反尔，不断提出中共方难以接受的条件，根本不把共产党放在眼里，谈判进行得十分艰难。７月２０日，周恩来收到中共中央从延安发来的电报，电报提出蒋介石再不让步，就不再与之谈判。为此，周恩来建议谈判暂时中断。中共三位代表离开庐山时，邵力子和张冲一直送他们到下山路口……
　　
　　四
　　
　　 8月1日，延安接到蒋介石托张冲发来的急电，蒋介石密邀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即飞南京共商国是。中共中央经慎重研究之后，认为毛泽东不宜去。如果是开国防会，可派朱德、周恩来和叶剑英去。如果是谈判，就派周恩来、秦邦宪、林伯渠、叶剑英去。８月４日，接到张冲来电，说明是开国防会议。8月９日，周恩来、朱德、叶剑英一起飞抵南京参加国防会议，并同冯玉祥、白崇禧等高级将领会晤。朱德作为红军总司令在南京公开露面，出席国防会议，说明共产党已经赢得合法地位，红军也不再是“匪军”。
　　蒋介石本人已无暇继续参加国共会谈。8月12日，国民党最高国防及党政联席会议推举蒋介石为陆海空军大元帅，行使最高统帅权，统一指挥全国军队和各个政党。从这天开始，周恩来、朱德、叶剑英同国民党代表张冲、邵力子、康泽举行正式会谈。８月１３日，３０多万日军大举进攻上海，淞沪战役打响，熊熊战火已经烧到了国民政府所在地南京门口。蒋介石终于痛下抗战决心。８月１４日，国民政府发表《自卫抗战声明书》，表示“中国决不放弃领土上任何部分，遇有侵略，唯有实行天赋之自卫权以应之”。在这种大敌当前的情况下，国共谈判进展顺利了许多，很快解决了庐山会谈的遗留问题，并讨论实施办法和具体细节。
　　9月6日，陕甘宁苏维埃政府改为陕甘宁边区政府，林伯渠任主席，张国焘任副主席。
　　9月22日，国民党中央通讯社正式公布了《中国共产党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次日，蒋介石对《中共宣言》发表谈话，承认共产党的合法地位，指出了团结抗日的必要性，表明了他同意国共合作共同抗日的立场。
　　至此，第二次国共合作正式形成，几个月的艰苦谈判取得了较为满意的结果，受到全国人民和各民主党派的热烈欢迎。
　　毛泽东对庐山谈判的成功作了高度评价：“这在中国革命史上开辟了一个新纪元。这将给予中国革命以广大的深刻的影响，将对于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发生决定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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