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朝最后一根稻草

王朝末路

1、特长不在冲锋陷阵的禁军

宋神宗赵顼，被视为整个北宋史上仅次于全能艺术家、超级玩主宋徽宗的第二昏君。《宋史·神宗本纪》对他评价道：“(对于变法之弊)帝终不觉悟，方断然废逐元老，摈斥诛士，行之不疑。卒致祖宗之良法美意，变坏几尽。自是邪佞日进，人心日离，祸乱日起。惜哉!”话虽然说得委婉，但在宋儒们看来，和王安石一样，赵顼也必须为北宋的覆灭承担主要责任。究其原因，则是他们君臣二人合作篡改了祖宗们传下来的如万金油般包治百病的万世良法。

可惜的是，万金油虽好，却只能搽搽蚊虫叮咬、花粉过敏之类所引发的小包、小泡，一旦碰上危及生命的重症，则往往手足无措。

自赵匡胤开国，至赵顼即位，宋王朝已经走过了108个年头。这一百多年里，宋王朝国势每况愈下，朝廷无可用之兵，财政也濒临崩溃。

和历史上其他王朝抛物线般的兴衰规律有所不同，宋朝的兴衰则是一条标准的加速递减曲线。它没有任何上升期，从一开始就滑行向下，而且越往后下滑得越快，直奔覆灭的最终结局。追根溯源，自然都是祖制结出的苦果。

先说禁军。

北宋禁军规模之大，令人咂舌。宋太祖初设禁军，已有37.8万余人。因为实施募兵制，即终身职业兵制度，士兵衰老之后国家继续供养的同时又得另外征召青壮年入伍补充战斗力缺额，所以，这37.8万其实只是宋代禁军的基数。至仁宗朝，禁军数量已经高达125.9万之多(尚不包括少量地方工程部队厢军)，但能够用来作战的青壮年则不到三分之一。这还是比较保守的估计，据欧阳修所言，则是“七八十万之兵，不得七八万人之用”，即可用战斗力不过十分之一。

宋太祖为禁军士卒定下的饷银相当丰厚，以求其为己卖命。宋初，一名知县每月工资不到10贯，而一名禁军的年工资则多在50贯以上。因为禁军用“更戍法”分守边疆，没有战事，部队也经常地方甲一京师一地方乙如此般跑来跑去，每次调动都得往外扔不少白花花的银子，所以宋代虽然承平日久，但军费开支实际上无时无刻都保持着战时的高消耗状态，禁军自然成了北宋王朝的不可承受之重。

仁宗朝时西夏兴起，边境多事，禁军西行。但这些腰包多金的禁军老爷们在汴梁的纸醉金迷、平常巷陌里面浸淫日久，两腿发软，已经完全上不了战场。对此《宋史》说得倒是委婉：“京师所遣戍者，虽称魁头，大率不能辛苦，而摧锋陷阵非其所长。”“摧锋陷阵”居然不是一支部队的特长所在，宋仁宗无奈，只得另募新兵。

然而新募之兵的素质却更加令人咂舌。宝元年间，招募新兵20营，号为神捷兵，后易名为万胜军，’以抵御党项。市井游手好闲之徒贪图禁卒丰厚的饷银。纷纷入伍，结果非但不能“神捷”，“万胜”，连站岗放哨也力所难及，徒耗费军饷和粮草。这支战斗力奇差的部队很快就“痿”名远扬，在党项、契丹军中传为笑柄。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名将狄青倒是充分发挥自己化腐朽为神奇的高超智慧，曾利用这支“豆腐渣”部队取得过一次大捷。具体情形如下：

万胜军在西北战场每战必败，名气很大。一日，狄青忽然取出军中所有万胜军旗帜付与麾下精锐部队虎翼军，令其出战。和以前一样，党项军望见万胜军旗帜犹如饿虎见了肥羊，两眼放光，全军冲了上来。短兵相接之后，党项军发现形势不对，大呼上当，结果被虎翼军尽数歼灭。

兵油子们打仗脓包，内讧却颇为卖力。宋夏议和之后，仁宗深感兵员冗繁，耗费巨大，想要裁军，兵油子们闹翻了天，结果一百多万禁军，走走形式，只裁掉了几万人。嘉祜七年(1062年)，曾掌军多年的宰相韩琦在预办军费时，上奏再次请求裁军，直指当时形势之危：“今二边虽号通好，一而西北屯边之兵，常若待敌之至，故竭天下之力而不能给。不于此时先虑而预备之。一旦边陲用兵，水旱相继，卒起而图之，不可及矣。”仅西北屯守之军，即已耗尽天下财力；国库朝入夕出，全无余储，已禁不起任何水旱灾害。而此时仁宗的生命已经到、了最后时刻，韩琦的建议自然石沉大海。

仁宗一朝虽然屡次裁军，但总体上效果不大。数据统计，英宗治平年间的禁军仍有116.2万余人。

至于宋太祖给禁军士卒定下的高额军饷，宋仁宗更是万万不敢废除或修改，他对提此建议的大臣战战兢兢地说：“禄廪皆有定制，毋遽变更以摇人心。”

2、制度性财政赤字

和禁军的蜕化一样，北宋国家财政也是这样÷个过程，一开始就从制度上埋下了崩溃的隐患。

北宋中前期无地方财政一说。国家赋税财富全部集于中央，地方政府则一贫如洗。地方没有财政收入，自然无法如唐代藩镇那般蓄养大批武装力量对抗中央，这是宋太祖极为得意的“釜底抽薪”之计。因此，北宋财政崩溃的全过程，实际上就是国库储蓄日渐露底直到出现赤字的过程。

太祖、太宗时期，国家财政相当充裕。也正因为有钱，所以皇帝一时兴起，还会赏赐禁卒们娶老婆的钱。但这种宽裕并非新朝先进制度的成果，而是基于以下三个特殊因素：

其一，太祖、太宗两朝消灭了吴越、后蜀、南唐、楚、南平、南汉等割据势力，这些国家几十年来蓄藏甚丰，宋朝开国后的前40年主要就是靠着这几个国家的余储过日子，以战养战、以战养兵、以战养国。至真宗朝这些余储花光之后，财政危机随之来临。

其二，宋太祖和宋太宗在个人生活上都相当节俭。宋太祖布衣苇帘，后宫不过数百人而已，但到了景德年间，宋真宗一次郊祀就花去700余万贯，一次泰山封禅也花去800余万贯，连祭祀汾河、修订宝册这样的小事也要消耗掉20余万贯，三项合计1520余万贯，是全部国库收入的十分之一。

其三，太祖、太宗时期国家养兵数目尚未如后世之多，官员数量也少，开支相对较少。然而北宋官员实行“停职留薪”制度，官员们赋了闲，工资却照样按月领取。如此一来，北宋领取国家俸禄的官员、“准官员”数量与日俱增。

真宗天禧年间，国家进行收支核算，其结果令人惊讶：天下总收入为15085.01万贯，总支出则是12675.52万贯。国库吏是朝入夕出，成了过水之胃，没有隔夜余粮了。

父皇的大肆挥霍带给仁宗皇帝的是极端拮据。仁宗恨不得一分钱掰成两半花，不仅取消了乾元节、长宁节的宫中赏赐之例，自己的宝册用物也由纯金改为镀金，宫殿遭灾也不再整修……但是，显而易见，任何非制度性的措施，都不可能弥补国库的制度性亏空。国家虽简政不止，但禁军和公务员在册数量却从未减少。皇帝也曾触动过这些制度性问题，支持范仲淹改革流弊已深的“荫子”制度，但结果并不成功。“荫子”制度本是朝廷对士大夫们的二种优待政策，但这一制度延续到仁宗朝已经变得相当荒唐，有些官员尚未结婚，儿子却已在政府中挂职领取俸禄，襁褓中的婴儿，往往已是科长或县长。范仲淹只不过想将这一流弊稍加约束，要求官

员们必须确实有儿子而且须年满15岁才能享受“荫子”待遇。他试图砸掉大量虚拟人员瓷实的饭碗，最终自己却因此而下岗。

在拖垮了北宋财政的诸因素中。禁军开支当仁不让居于首位。

宝元年间，大臣贾昌朝奏章中的一番话触目惊心：“我曾经治理过京畿一个县邑。邑中驻扎了3000名禁军，留出一万户百姓的赋税，也仅仅勉强能够供给他们，他们的郊祀庆赏之钱，则仍需国家从内府中开支。江淮每年向京师输送600余万石粮食，却勉强能够充当国家一个月的开支，其中军队占去了三分之二，冗食占去了三分之一。国家府库里，已经没有多少储蓄。天下无事已久，国家财富却既不藏于国库，也不藏于百姓之中，一旦有水旱、军戎之事，国家计将安出?”

仁宗嘉佑八年《1063年》统计，天下有纳税户1246.2531万户。按照贾昌朝提供的数据比例，禁军0.3万：纳税户1万，可以粗略核算一下仁宗朝的军费开支。以禁军数125.9万计算，供养这支部队大约需要420万纳税户，占去了天下纳税户总数的三分之一强；如果再算上地方的厢军以及禁军频繁“更戍”的调动经费，这个比例还要更高，当在一半左右；若开启战事，这一比例就不可想象了。如果再考虑到京畿地区百姓比较富裕，每一纳税户的赋税额高于全国平均水平，那么，我们上面得到的数据就还要往上提升。

贾昌朝的奏章所述没有丝毫夸张之辞。宋代禁军、厢军每年每卒平均饷银约在50贯以上。如此，仁宗年间120余万禁军每年的饷银开支则在6000万贯以上，而仁宗皇佑元年的收入却只有12000余万贯，军饷开支已占国库财政收入的一半以上，粮草、兵器、营房、调动等其他常规性支出却还不在其内，真可谓是穷天下之力以养兵!但伴随着如此巨额的军费开支的，却又是极端懦弱的国防力量，既非契丹之敌，连小小的党项也得用岁币贿赂才能求取边疆平安。

形势江河日下。皇佑元年(1049年)，朝廷“所出无余”，收支平衡，国库一分钱没剩下。《皇佑会计录》中载，“财赋所入，多于景德，而岁之所出，又多于所入。”似乎已有赤字出现。

仁宗去世后，英宗即位。治平二年(1065年)，国家收支核算后首次对外公布了赤字：收入11613.845万贯，支出12034.3174万贯，非常规支出1152.1278万贯。赤字1500余万贯。

两年后，宋神宗赵顼接过了这个烂摊子。

在满朝士大夫们优哉游哉、此起彼伏的“治隆唐宋”的歌功颂德背后，大宋朝已经成为一棵巨大的空心木，外强中干，稍经风雨即有可能轰然倒下。

3、士大夫和匪徒们的乐园

帝国的糜烂还远远不止于此。

宋朝无疑是中国历史上绝无仅有的士大夫们狂欢的舞台。

宋太祖登基后的第三年，曾经秘密刻了一方石碑，安放在太庙一间隐秘的夹室里，谓之“誓碑”。并留下遗诏，要求每一任新即位的天子拜谒完太庙之后，必须在一个不识字韵小太监的陪同下，进入夹室之中，诵读碑文中的誓词并遵照执行。碑上誓文有三行：第一行是柴氏子孙的优待问题，第二行镌刻着“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第三行则是“子孙有渝此誓者，天必殛之”。

虽然这方石碑的内容在北宋一朝从未对外公开过，但士大夫们已经明显感受到了皇帝对于他们的宽容和关怀。这在宋朝灭亡许多年后还被后世文人们津津乐道，无限缅怀，但这一切并不能表示皇帝对士大夫们相当放心。

事实上，皇帝只不过把对武将们的提防公之于众，而对士大夫们的猜忌烂在心里而已。皇帝深知文人素喜拉帮结派搞小团体，一旦养成规模，即成党争。为了强化文臣之间的互相牵制，皇帝对监察系统进行了改组，中央政府开始同时存在两个平行的监察机构：御史台和谏院。二者不但级别一样，职责也完全相同，以便于其中一个受到权臣操控的时候，另一个照样能够发挥功能。其实，这两个监察机构存在已久，只不过之前的谏院受宰相领导，专职负责纠弹皇帝的过失，而：现在谏院由抑制皇权的制度性机构转而成为皇帝削弱、压制朝臣权力的一柄利器。

对于这次改组，士大夫们最初并不在意，因为谏官们虽改由皇帝任免，但他们仍然可以肆无忌惮地批评皇帝的过失，一切都似乎和从前并无两样，这种麻木不仁只维持到神宗“熙丰新政”的前一刻，之后他们唯有后悔不迭。

士大夫们在北宋日子过得滋润，最主要的原因在于他们可以言责甚轻地议论朝政。唐代官员如果弹劾检举不实，有可能获罪处死，但北宋士大夫则绝无这种风险。他们受到的最重处分不过由京官贬为地方官而已，而监察系统的官员更可以风闻奏事，言责全无。

故此，北宋成为中国历史上最为吵闹的一个王朝。朝臣们经常为了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在朝堂上、奏章中斗得鸡飞狗跳，皇帝则坐在龙椅之上，像看杂耍一样欣赏着朝臣们零落杂碎的狂吠厮咬。

当然，士大夫们也有不太滋润的地方，主要是俸禄太低。宋初一位知县可怜的10贯月俸当中，三分之二要支付茶、盐、酒等物品。真宗景德年间曾涨过一次工资：京畿地区消费水平高，那里的知县每月可领取现钱20贯，大米、麦子各7斛，其他地区的知县，每月工资则仍在20贯以下。王安石以自己家族人口众多，进京后仅凭一人的工资无法生活为由推辞入朝为官，从侧面也反映了当时官员们工资过低的实情。

像欧阳修、王安石这样的名士自可凭借诗文脱贫，如大文豪欧阳修给人撰写一篇墓志的收入就有稿费“帛五千端”，用了好几辆大车运送，折合市价，至少在5000贯钱以上。但对挣扎在底层，文名不盛的小官僚们而言，微薄的工资既不足以让他们维持体面的生存，同时又别无其他生财之道，他们唯一能够做的，只剩下贪污盘剥一途。

这些官员们手中有权，尚可通过间接手段“合理”搜刮百姓脂膏，王朝体制内较士大夫多出几倍、几十倍的品级外胥吏们的日子则要难过得多。他们无法通过“合理”征敛解决问题，所以只能诉诸暴力手段直接剥削百姓。《梦溪笔谈》里记载了这样一则轶事：

“包孝肃尹京，号为明察。有编民犯法，当杖脊。吏受赇，与之约曰：‘今见尹，必付我责状。汝第呼号自辩，我与汝分此罪。汝决杖，我亦决杖。’既而包引囚问毕，果付吏责状。囚如吏言，分辩不已。吏大声诃之曰：‘但受脊杖出去，何用多言!’包谓其市权，摔吏于庭，杖之十七。特宽囚罪，止从杖坐，以抑吏势。不知乃为所卖，卒如素约。”

包拯为官公正清明，手下胥吏自然无法在公事上弄奸以盘剥百姓。这位胥吏无奈只得代替别人挨板子来挣些“灰色收入”，不免让人扼腕叹息。

皇帝和他的智囊们并非没有考虑到这个问题。为了使士大夫们不至于一旦失官即面临饿死的危险，他们制定了一项特别的“停职留薪”制度。王安石1058年呈交给宋仁宗的《变法万言书》中，曾经重点提到改革社会风俗、增加官员

们的俸禄，“精神养廉”、“高薪养廉”双管齐下的革新方针。但在仁宗皇帝看来，王安石的提议不合时宜，因为国库中已经没有银子了。

王安石这项提议被忽略，对日后的“熙丰变法”的重大消极影响，是包括宋神宗在内的很多人所没有料想到的。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它彻底改变了整个“熙丰变法”的走向。

同样，北宋王朝广阔的疆域也是重要的不安定因素。

出于教训，自太祖皇帝赵匡胤始，“强干弱枝”被定为宋代的一项基本国策。北宋地方政府一没有兵，二没有钱，三没有粮，自然再无法割据一方而对中央政府构成威胁，但地方的防御力量也显著弱化，一旦出，现稍大规模的武装暴动或外敌入侵，地方政府毫无还手之力。《宋史·张叔夜传》中载：“宋江起河朔，转略十郡，官军莫敢撄其锋。”梁山好汉们如此无敌，其实并非因为他们骁勇善战，而在于北宋的地方军事力量太过薄弱。如果没、有碰上集团性质的中央军，这些流亡武装力量行走在北宋广袤的大地上，实在如入无人之境，“胜似闲庭信步”。

1125年冬，金国的铁骑自北而南，穿越整个华北大平原，沿途几乎没有遭到任何地方武装力量的抵抗。仅仅一个月时间就已饮马黄河，兵临汴梁城下。

第三章　飞龙在天

1、青春的躁动

和宋朝的其他皇帝颇为不同的是，宋神宗意志刚强、好立功业。其根源在于，相比于意志懦弱、乐于守成的真宗、仁宗父子而言，神宗赵顼有着迥异的出身。

赵顼20岁继承皇位前，真正接受传统宫廷教育的时间不到4年。16岁之前正是一个人的人生观、价值观成型的关键时期。赵项所受到的教育相对于深宫里长大的真宗、仁宗而言，有着吏大的开放性和更广的涉及面，而不仅仅局限于张嘴道德、闭嘴仁义的儒学奥义。同样，这16年还是他性格成型的关键时期。相对于幽暗阴郁的宫廷生活可能导致的压抑性格，赵顼身上充满了阳光和朝气，相对于周旋于妇人之手可能导致的优柔寡断，他性格坚定决绝、极富主见。

治平四年(1067年)正月，赵顼即位。他一上台就向三朝宰辅、“庆历新政”的著名干将富弼询问治国之道，表现出强烈的革新意图。老成世故的富弼知道新皇帝建功立业之心旺盛，对新帝这种从骨子里透出来的青春躁动深感不安，他委婉地规劝皇帝处事要慎重，不可轻易对外明示变革之心。如皇帝向他了解边境之事，富弼说；“陛下刚刚上任，应当先布德行惠，老臣愿陛下20年不要言及兵革之事。”如此一番话给兴致勃勃、雄心万丈的皇帝结结实实地浇了一盆冷水。皇帝知道，昔日“革新派”干将富弼尚且如此，其他朝廷重臣更不待言。

但当时也曾有人上书要求变革，日后的旧党领袖司马光就是其中一位。他给皇帝上了一道专论北宋政府衙门里的劳役征发弊端的折子，引起了皇帝的兴趣。神宗马上将整理国家财政收支的任务交给司马光负责。几天后，司马光的报告上来了。

报告里说：“国家没钱花，在于用度过于奢侈，赏赐没有节制，宗室繁多；官职冗散泛滥，军旅多商不精。须陛下与两府三司的大臣们一起开会磋商，共同研究救弊策略，长期实施应用，才可能呈现效果，非臣一朝一夕所能解决。”

读完这堆大而空泛、没有任何实质性建议的废话后，本来兴致勃勃的皇帝极为失望。元丰年间，神宗曾经当着朝廷重臣们的面评价司马光说：“司马光只是待做严子陵，他哪里肯做事!”(《师友杂志》)足见他对司马光当日之举耿耿于怀。

富弼的不合作和司马光的无能令赵顼想起了赋闲在家的主安石。

王安石的名气，赵顼尚在藩邸的时候就已经如雷贯耳，这有赖于其师友兼秘书韩维的推举。韩维与王安石交好，王安石的革新思想最初就是通过他间接介绍给赵顼的。赵顼深以韩维之言为是，但韩维告诉他说：“此非维之说，维之友王安石之说也。”久闻其名，赵顼于是很想见其人。

2、王安石二度入朝

王安石本来对神宗也没抱太大希望。神宗刚刚即位召他入朝的时候，他曾极力推辞过。神宗对此很是不满，曾就此询问宰辅：“王安石在先帝(宋英宗)朝的时候，屡屡推辞朝廷征召，颇为不恭。如今朕召他又不来，他是真的身体有病呢，还是要挟朝廷沽名钓誉?”

至于真实原因，司马光《涑水记闻》中的判断较为接近事实真相：忌惮韩琦。王安石早年在韩琦手下做判官时，文学才华虽受到赏识，治世能力却屡遭轻视。他的革新思想曾被韩琦耻笑为“迂阔”。仁宗朝晚期王安石入朝，屡屡上书言政，又被做了宰相的韩琦多方压制。神宗征召王安石的时候，韩琦仍在朝中为相，而且权势较仁宗朝更甚。因此，王安石自然怀疑神宗征召自己入朝的目的不过是点缀庙堂而已。

王安石最后终于应召入朝得力于副宰相曾公亮的死拉硬拽。对曾公亮此举，司马光的理解是：“曾鲁公知介甫怨忌韩公，乃力荐于上，强起之，其意欲以排韩公耳。”即目的在于借王安石之手挤掉韩琦。

司马光的说法是有迹可寻的。治平四年九月，王安石被神宗任命为翰林学士(政事顾问)，并兼职侍讲。仅3天之后，韩琦就被外放，同时被罢官的还有力阻王安石入朝的另一名副宰相吴奎。

然而，韩琦、吴奎的外放并不能让接到神宗征召书的王安石立即动身北上，前往京师。王安石保持着一个久历世事的中年人的成熟冷静，对年轻皇帝火一般的热情和躁动仍持狐疑和观望态度。

神宗为了请出王安石，也算得上煞费心机。他曾忧心忡忡地询问韩维，王安石是否会应召入京，韩维说：“王安石素有经世济民之志，绝非甘于终老山林之人。陛下以礼相召，安得不来?”神宗让韩维先给王安石写封信，提前把自己的革新之意透漏给他，如果王安石有意，自己再公开出面征召。韩维说：“王安石素来坚持凭借自己的才学仕宦进退，陛下先使人以私信传意，他岂肯前来?不过他儿子王勇现住京师，常来我家串门，臣可以将陛下的意思和他说说，他必能传达给王安石。”

经好友韩维、儿子王勇的牵线搭桥以及曾公亮别有用心的强势举荐，在迟疑了7个月后，1068年四月，王安石终于告别长达6年之久的稳居生涯，离开金陵来到汴梁。

王安石当时并未意识到：这一天绝非荣耀日，而是他政治生涯中的“失身日”。

皇帝很慎重，尽管此时韩琦已被罢免，但他没有忘记韩琦说过的那句话：“安石为翰林学士则有余，处辅弼之地则不可。”皇帝很清楚王安石在朝中不受欢迎，但他相信自己可以制造一些让王安石表现的机会，最终成功地将他推销给帝国整个上层统治阶层。

然而即便如此，皇帝此举还是引起了一些元老重臣的不满。副宰相唐介曾极力反对王安石入朝，为此神宗还当面严厉地质问他：“王安石文学不可任耶?吏事不可任耶?经术不可任耶?”王安石入朝之后，一次中书省有事不能决断，神宗就让他们去征求王安石的意见。当然也是给王安石表现的机会。唐介对此十分恼火，上奏皇

帝说：“如果陛下认为王安石才堪大用，何不马上重用他?中书省的机要政事岂可决于一个小小的翰林学士!老臣我最近经常听到某事不决即问王安石的上谕，如此执政大臣还有何用，若陛下认为老臣不才，就请率先将我罢免。”

皇帝的推销失败了。

3、1068年夏的理财之争

熙宁元年(1068年)，河朔大旱。朝廷国库空虚，无力赈灾。适逢南郊之期，皇帝召集政事顾问们开会讨论，看看此次郊祀是否可以免掉赏赐群臣的旧例，省下一些钱来赈灾。会上，王安石与司马光有过一段激烈的争论，使会议讨论的主题发生了偏向，由节用救灾转向了理财富国。

王安石提出来一个重要而敏感的观点：“理财可以使国家在不增加赋税的情况下，国用变得充足。”

司马光觉得这种观点不可理喻：“天下怎么可能有这样的道理!天地所生的财物百货，不在百姓手里就在官府手里。国用要充足起来，就一定要想方设法从百姓手里夺取财物，这种变相敛财的危害甚于增加赋税。”二人为此唇枪舌剑，争论不休。

和王安石兼学诸子百家，儒、释、道贯通融合有所不同，司马光是一位纯儒，自幼熟习的儒家经典告诫他凡事以义为先，不可轻易言利。孔孟时代纯朴的经济观教导司马光；地里长出粮食，煮熟了送进“五脏庙”，生产直抵消费，世界上的经济问题本质上无非如此，中间的任何流通环节都属多余。凡是不能直接从事物质生产的活动，于国于民都没有好处。士农工商，消费者(士)排在首位，生产者(农、工)其次，流通者(商)最末。恪守传统儒家经济观的司马光自然想象不出理财这门技术对于家庭、商业、国家财政会有什么用处。

站在今日历史观的高度，很容易看出司马光经济观的所失之处：他忽略了这种极端重视物质生产活动的传统儒家的纯朴经济观产生的社会背景。

春秋战国乃至秦汉时期低下的劳动效率和稀少的劳动力导致社会物质财富极端缺乏，当时的思想家和政府自然将生产放在第一位大力提倡，同时抑制本就不多的劳动力流向流通部门。但是北宋的情形已经和孔孟时代大为不同，社会物质财富的繁盛程度已几近达到农业社会所能达到的最高峰。

以耕地面积而论，宋代疆域虽小，但耕地面积却已较唐朝为多，可见土地开发利用程度已经很高；以单位面积产量而论，唐代最富饶的关中地区亩产稻谷不过二石，而宋代许多地区亩产稻米达二至三石，亦属常见。《宋会要辑稿·食货志》中说，宋代“稻子二石，折米一石”，可见北宋粮食亩产至少相当于唐代的2～3倍。王安石任知县的浙江鄞县七乡的民田产量更高，“每亩收谷六七石”，开创了中国古代粮食亩产的新记录。唐代最盛时，全国每年运往首都的粮食也不过300万石，而宋代仅两淮、江南、两浙六路每年运往汴京的粮食则已多达600万石。宋代的手工业也非常发达，据统计，宋代一朝铁产量已经超过了英、法两国工业革命时期产量的总和。

也就是说，宋代社会物质财富的极大丰富，实际上已经给大量农民脱离土地，进入流通和加工领域提供了物质条件。国家已经不必过于担心社会物质贫乏(生产)，而需要开始担心这些巨额物质的最终流向(分配)。而要干涉这些巨额物质的最终流向自然就会归结到理财问题上来。所以，王安石如此说：“盖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财，取天下之财，以供天下之费。自古治世，未尝以不足为天下之公患也。患在治财无其道耳。”(《变法万言书》)当一个社会的物质财富充裕到一定程度，政府经济调控手段的侧重点很自然地要从全力推动生产向合理管理物质分配倾斜，“熙丰新政”很大程度上意味着一场史无前例的社会财富的重新分配。

对于司马光“天下财富无非在官或在民”这一论断，他的前辈贾昌朝曾经表示过疑惑。贾昌朝看到的现实是：国库里没钱，老百姓也穷。天下财富哪里去了?贾昌朝没有找到答案，没能找出天下财富泄漏的那道口子，所以他提供给宋仁宗的建议仅止于“省冗费”，堵不住隐形的口子，就只好自己少花一些。陆游则将司马光彻底驳倒：“自古财货不在民又不在官者，何可胜数。或在权臣，或在贵戚近习，或在强藩大将，或在兼并，或在老释。”(《陆游文集·书通鉴后》)要堵住这些在“官”、“民”之外的国家财富泄漏的口子，同样需要理财。

事实上，中国历代每一个王朝都吃够了不理财的苦头。帝国既没有收入预算，也缺少开支预算。赋税无计划地收上来，再无计划地胡乱花掉，自然总不够用，不够用就只好增税加赋，增税加赋也不做可行性分析，也是无计划地胡加；胡收上来的钱继续胡花，胡花完了再胡收……如此一来，只要国家赋税越加越重，闹得民不聊生，亡国也就指日可待。当日宋真宗耗资巨大的泰山封禅活动就是这种无计划消费的产物，它直接导致北宋国库露底的时间点大幅度提前。

教训虽然很多，但总结却总是不够。亡国的原因五花八门，后宫祸国、阉宦乱政、奸臣当道、皇帝暴虐，如此种种，唯独无人提及“理财”二字。制度性亡国却总用非制度性的原因去总结，也就无怪乎中国几千年来的历史总是重复。

这场关于理财的争论没有结果。史书粉饰宋神宗的态度，在司马光脸上贴金：“朕意与光同，然姑以不允答之。”但事实是：次年二月，王安石以参知政事的身份进入了宰相集团。

这一年，王安石47岁，宋神宗21岁。

4、理论上的新法

熙宁二年(1069年)二月甲子日，神宗下令让王安石创设独立于国家财政部(三司使)之外的新的财政收支核算机构——“制置三司条例司”作为推行新法的中枢机构。

这一天可以视为“熙丰新政”进入实质性操作阶段的开始。

新政先后出台了8条主要措施：青苗法、农田水利法、免役法、方田均税法、保甲法、保马法、均输法、市易法。新政中遭到非议最多、推行阻力最大的是青苗、免役和市易三法。此三法的功过是非，迄今也无定论，但新政最终正是败在这三法身上。

青苗法以国家常平仓(调节市场粮价、赈济灾荒的专用仓)储蓄为本钱，春季的时候借贷青苗钱给百姓，以救青黄不接，秋收之后百姓们再连本带利还给国家。政府所规定的青苗钱借贷利息率只有20％，远低于当时民间的高利贷利率，这对老百姓自然有好处。而老百姓不再向大土地主、大粮商们借贷，原本流入他们口袋的利息收归国库，增加了国库收入。

免役法推行之前，宋代实行征发实际劳动力的差役法。免役法推行之后，老百姓可以通过缴纳免役钱代替亲自前往规定地点履行劳役，政府则用这些免役钱雇佣社会上的剩余劳动力去服役。

免役法的好处显而易见。百姓们交完钱后可以安安心心在家里从事农业生产：政府则用这些钱雇用一些闲散劳动力去专职服役。一方面百姓不误农时，增加收入，减少消耗，另一方面又可以解决一些社会闲散人员的就业问题。

市易法的宗旨大略是一种官营商业：“市易之法，听人赊贷县官财货，以田宅或金帛为抵当，出息十分之二，过期不输，息外每月更加罚钱百分之二。”其具体运作过程大略如下：市易务(推行市易法的中枢机构)根据行户的需要，从客商手里收购物货，再赊贷给行户分销。行户们则以田宅、金银等为抵押，从市易务赊钱款或物货，同时按合同约定付给市易务相应的利息。也就是说，政府凭借雄厚的财力、物力直接参与到商业中来，成为一家规模庞大的发行商，与政府签订合作协议的行户们则成为政府辖下的直接承包商。

王安石曾在政府采购中尝到过承包制的甜头。按照宋辽契约，北宋各路每年都要经河北榷场(边境贸易口岸)从契丹进口数方头贡羊送往京师。这笔钱中央摊派给各路地方政府，地方政府再级级任务下放，最后摊派到老百姓头上。但河北榷场和汴梁之间路途遥远，肥羊抵京时往往已经死掉一半，剩下的一半也瘦得皮包骨头。为使送到汴梁的羊数目充裕、合乎规格，地方买羊、运羊、护羊的开支往往数倍，甚至数十倍于原数目，“公私岁费钱四十余万缗”。

熙宁三年(1070年)，王安石采纳程博文的建议，“募屠户，以产业抵当，召人保任，官豫给钱，以时日限口数、斤重供羊”，将为汴梁中央政府采购肥羊一事承包给一些有实力的羊贩子，结果“人多乐从，得以充足岁计”。他们除了供给政府常规需求之外，还有余力栈养3000头羊以备急用。此举较之前节省费用达40％，政府既省心又节省了开支，还减轻了百姓负担。(《宋史·食贷志》、《续资治通鉴长编》)

青苗、免役和市易三法是新法赖以充实国库、扭转国家财政赤字的主要手段。此三法一未增加税率；二未变更农民、土地主以及商人在秩序体系中的固有位置，三来确实如王安石所言，仅限于“理财”，未大规模改进生产工具，提高生产效率。三法的实施使国库明显充盈了起来。后来，神宗时期西开熙河之役，南兴梅山之役这些大规模军事行动所倚仗的巨额财力支持，主要出自这三法的成果。

就理论而言，新法的进步性毋庸置疑，但在实际操作中却换来了士大夫怨气冲天、老百姓唉声叹气的结局，王安石本人也落了个既不见容于士大夫，亦不见恕于市井小民的悲剧。

为什么王安石会落得个如此悲惨的结局呢?敬请关注下期精彩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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