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清王朝灭亡的三大症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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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清王朝的灭亡，其症候之一是外交失分。在时人看来，清末外交一言以蔽之，就是“失败”。清政府外交失分，引起了民众的极大不满。民众的爱国抗外行为发生了矛头转向，即由外而内，爱国风潮之火烧向清政府自身。症候之二是舆论失控，其表现为谣言蜂起及舆论界的独立趋向。这直接导致舆论放大效应，使得清政府风雨飘摇，在遭到资产阶级革命派并非致命的攻击之下，迅速土崩瓦解。症候之三是民众的组织化趋向，如农会、商会、工会、学会等。之所以如此，与合群思潮及政府支持有关。总之，外交失分、舆论失控与民众的组织化三大症候，昭示着清王朝的灭亡。

关键词清末，外交失分，舆论失控，民众的组织化

中图分类号K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57-6241（2015）02-0010-09

目前史学研究存在的最大问题是，相对于微观领域中丰富的点式研究成果，宏观领域中的研究则有失欠缺；治史者习惯于就事论事，缺乏宏大视野与长远眼光。尽管具体问题的研究是学术推进的基础和常态表征，不过，宏观把握与总结才能得出更有高度、更全面的和更具有指导意义的见解、结论。纵横寰宇内，像汤因比、韦伯那样着意于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宏观整体描述的哲人型史学巨匠太少了，多的是剥茧抽丝、精雕细刻、管窥蠡测的小工。有鉴于此，笔者拟以王朝灭亡的症候为视点，以清末为视域，梳理史实，并提出自己的看法，以深化研究，进而资鉴现实。

外交失分作为清王朝灭亡的症候之一，因其为中外舆论所共同关注，故较为凸显。

1914年11月1日，李大钊著文《政治对抗力之养成》道：“自清政不纲，国民怵于危亡之祸迫，喻之以理，告之以哀，求之立宪而弗从，不获已侥悻于万一，奋全力以颠掊之，其亡也忽焉。”①这里，李大钊在阐释清朝灭亡问题时强调了“国民怵于危亡之祸迫”，所谓“危亡”，主指清末的列强环视、亡国灭种危机，这引发了国人前所未有的“怵”。

上海图书馆“晚清期刊全文数据库（1833—1911年）”中收有晚清300多种期刊，其中篇名有“亡国”一词的文章计154篇，其年代分布如表1：

从表1可知，19世纪只有3篇，而到了20世纪初，“亡国”则在舆论界中引起了广泛的关注。

北京“《申报》数据库”具有全文检索的功能，其中“图存”一词的词频如表2。

从表2可知，1900年“图存”的频次陡增至21次，并在之后的十多年间保持一个较高的水平。国人是到了20世纪之初方才意识到了生存危机之严重。②

20世纪初国人对外在威胁陡增的忧虑、纠结，昭示了清政府的外交失分。在时人看来，清末外交一言以蔽之，就是“失败”。

1903年，署名“天民”者发表《论列国外交大势及中国外交上之失败》指出：

吾中国自与各国通商以来，外交上失败之点，不一而足，其最甚者，为租借地及领事裁判制二大端，毁损国体，侵害利权，且一切衅争，皆由此而起，辱国祸民，莫此为甚。

其中关于租借地问题，该文称：

吾国由甲午一败，列国乘势，各欲张其势力圈，磨牙竖发，环相逼视，而吾缔约诸公，梦焉，昧焉，受其恫吓，手足罔措，于是租旅大于俄，租威海于英，租胶州于德，租广州湾于法，而吾全国海险几尽入于列强之手，盖自有国家以来，外交之失败，未有如此其甚者也。

关于领事裁判权，该文认为“是即蔑视我国法律”，“实即蔑视我国主权”，“我国国境以内，我国主权不能行使，反使他国主权行使于我境内，喧宾夺主，耻莫大焉，诟莫甚焉”。文章最后对清末外交抨击道：

处今日外交之难，亦百千倍于往古，一有不慎，即为所挟制，蹈瑕伺间，诡谋百出，而我当局者尚泄泄以承之，一遇交涉案件，即瞠目咋舌，不知所出，否则唯唯诺诺，有求必应，但得苟安便幸福，所谓国家之利害若何，人民之公益如何，皆在所不计也。其一二自命为洋务人员者，则又仰望外人之鼻息，奴颜婢膝，喘喘焉惟恐贾祸，使我二万万方里之广土，四万万灵胄之众民，几等于土耳其、埃及、朝鲜诸国之列。呜呼！谁实为之而至于此？①

总之，该文全面否定了清末外交。

20世纪初，东北因俄、日、英、美等列强的介入而成为当时全国的外交重心，东三省总督徐世昌的作为多为时论所诟病，如御史江春霖奏陈“东三省四邻环视，外交极关重要，东督徐世昌著著失败”。②《振华五日大事记》接连载文《奉天交涉大失败又闻》③《奉天交涉失败三志》④《论东省交涉之失败》⑤等，历数东北对外交涉的种种损失。

1907—1908年间，署名“击椎生”者在《云南》第4、5、6、8、9、11、12期上连载《云南外交之失败及挽回》，将云南外交定性为失败。

类似的否定清末外交的言论，举不胜举，《申报》上多有提及，如1905年有文载称：“五十年来外交政策，无一不归失败。”⑥“我国自与东西各国通商以来，数十年中办外交者，无一不归于失败。”⑦1908年又道：“自海通以还，我国外交无往而不失败。”⑧“十余年来，外交失败，书不胜书。”⑨

当然，在清末，国人并非仅仅指斥外交为失败，其他方面亦所在多有。如经济方面，嵩隐著文《中国财政失败之由》，⑩认为财政失败；还有演说稿《中国商业失败之原因》{11}《论中国人制造业之失败》{12}等，不一而足。只是需要强调的是，时人在分析失败因由时多将之与外交相关联。以嵩隐之文《中国财政失败之由》为例，该文称：“洎乎甲午以还，内讧外患，殆无虚日，国债偿金，以亿兆计，司农理财五方，惟事横征暴敛……此又失之量出为入之谬见，而不知休养民力之为急也。”①认为清政府财政失败导源于对外战败等。《中国商业失败之原因》一文直言商业之所以“岌岌乎有不可终日之势”，“推其失败之原，谓远因实根于赔款”。②

清政府外交失分，引起了民众的极大不满。民众一方面将矛头指向卖国官员，认为“东方多卖国之臣，西方有卖国之君”。③《讨卖国贼檄》一文更是称卖国贼为“凉血物”，“人面而兽同”，“与禽兽其奚异？”“哀莫哀于无耻，病莫病于丧心。媚献邻邦，毒贻全国，面目空具，心肝全无。对外敌则舐痔吮痈，正虎豺之不食；对国民则张牙舞爪，效鹰犬以扬威。大盗何心，千夫并指，纵令波倾北海，讵足以濯其污；竹罄南山，讵足以书其罪。”“相率天下热心人，歼除斯贼。”④另一方面又将清政府视为民众的对立面，予以抨击，如《北京士民国会请愿书》一文道，外交失败，“贻我政府莫大之荆棘，增我国民极大之羞耻，稍有心者孰不痛恨外交之失败，政府之不负责”。⑤《论东省交涉之失败》认为，“间接以亡我者外人，而直接以亡我者则政府也，则吾四万万同胞，不可不与政府开谈判”。⑥《亚东新拟卖国会简章》更是讽刺清政府为“卖国公司”，其宗旨是“卖尽全国版图，不留尺地寸土”。“公司”的商品是“铁路若干处，矿山若干座，海港若干所，内河航线若干条，地皮四百余州，头颅四万万颗，金银珠宝布帛菽粟等物，附属于土地者，恒河沙数”。“公司”在纪念方面规定：

特建新式七层洋楼，辟为卖国神社，中悬历代卖国诸贤之肖像，每届朔望，焚香展拜，以崇报祀。至现在卖国诸名家，为本公司特别效力者，皆为铸造红顶花翎之铜像，尊以卖国家第一、第二、第三、第四、第五等名称。凡遇属地海湾之交割日，及卖路卖矿之签押期，皆为本公司特别之大纪念，本公司当敬谨悬彩三日，以志欢祝。⑦

需要强调的是，革命派掀起反清反清风潮，外交也是最为主要的着力点。如张继曾撰文指斥道：

试问汝满人入我中国以来，我果何负于汝？汝竟以我大地江山，为汝之囊中物，送人赠友，毫不顾惜？试披我地图，则我之台湾，我之威海卫，我之胶州，我之香港，我之澳门，皆落于谁氏之手矣！观我权利，则所谓保护国家权力之兵权，所谓保护安宁生命之法权，所谓保护国民膏血之财产权，而今皆安在哉？岂非汝满人用贩卖奉敬之手段，以种种不可思议之约章，及种种不得其头脑之密约，默许而赠送于大英、大法、大德、大俄、大日本者欤？今尚敢曰“邦交”，邦交之道固如是乎？⑧

对政府的指责导致民众的爱国抗外行为发生了矛头转向，即由外而内，致力于内政改革，正如《论己酉之进化》一文所道：“由道光而咸丰而同治而光绪，因外交之种种失败，乃引起戊戌之变政，因变政之种种阻碍，乃引起戊申之预备立宪。”⑨《论外交失败为激进自治之动机》一文亦认为：“比来外交界之种种失败，虽曰政府实尸其咎，而我民之视同秦越，束手旁观，亦不能不分其责。”“凡此一线之生机，未始非我民自治之实力，有以盾其后也。塞翁失马，安知非福？亡羊补牢，此其时矣。”⑩改革主张之外，甚至还生成反清的趋向，如拒俄运动等，即由爱国转而反清。{11}有材料称：“辛丑和约既成，俄人尚据满洲，于是全国人心愤激，武昌学生尔时已感受新潮流，不期而集议于曾公祠者千余人，痛斥清政府，辱国丧权。”{12}

清政府外交失分，引发爱国风潮之火烧向自身，进而走向灭亡。

清末的舆论失控，笔者曾著有专文认为其集中体现在报刊的数量激增、民间化趋向、异化及阅书报社中革命势力的存在、报刊界职业规范不健全等方面。①另文②还述及清末新军中革命宣传的公开化特征，如《扬州十日》《嘉定屠城》等反清宣传品，以及《民报》《猛回头》《警世钟》《天讨》《汉声》《汉帜》《夏声》《洞庭波》《云南》等革命派书刊，四处风行，反清演讲也很“大胆”，以至于在孙中山看来，清末新军已经异化，表面上是“满廷之军人”，实际上是“吾党之劲旅”，“一待时机成熟，当然倒戈相向，而为吾党效力”。③上述之外，谣言蜂起、舆论界的独立趋向也彰显着清末的舆论失控，末世的症候毕现。

（一）谣言蜂起

1820年左右，龚自珍咏《杂诗·己卯自春徂夏》：“楼阁参差未上灯，菰芦深处有人行。凭君且莫登高望，忽忽中原暮霭生。”④诗中最后一语，预言了当时清王朝衰亡的国势。⑤1867年，曾国藩的幕僚赵烈文预言：“天下治安，一统久矣，势必驯至分剖，然主威素重，风气未开，若非抽心一烂，则土崩瓦解之局不成。以烈度之，异日之祸，必先根本颠仆，而后方州无主，人自为政，殆不出五十年矣。”⑥1905年，署名笑农汪者论及“中国之现象”时赋诗道：

暮气已深日将没，前途危险尚迟迟。

瓜分谁肯留瓜种，煮豆可怜燃豆箕。

四百兆心容易死，五千余岁体难支。

无端乱用虎狼药，断送生机是此医。⑦

无论是龚自珍、赵烈文还是笑农汪，他们都属于知识层对清王朝衰亡的预测。在民间，也有相似的谶语：“不用掐，不用算，宣统不过两年半。今年猪吃羊，明年种地不纳粮。”⑧“黄鬣短，乾天乱。口上口，天上天。一时干戈乱，人民死万千。草头之下有十口，鼠尾十月进幽燕。”⑨预言、谶语之外，清末还一直流行有广泛存在且日甚一日的谣言。

根据“《申报》数据库”全文检索，“谣言蜂起”“谣言四起”二词的词频如表3、表4：

从表3、表4可知，无论是“谣言蜂起”还是“谣言四起”，1900年之后比之此前，都大大地增加了，社会更多的呈现出乱象来，人心浮动，谣言因之丛生。

清朝灭亡之前的十余年间，内忧外患，层出不穷。1900年义和拳及八国联军侵华事件发生，在此大背景之下，谣言四起。在福建，“京津义和拳匪聚众猖獗，闽中相隔邃远，谣诼纷仍，有言保定已被困者，有言涿州已戒严者，无知小民一唱百和，官场所得电信每日多至十余次，然皆异常严密，外人不得而知，惟知津郡各商家均飞函至南台，止办货物，缘炮台开仗后大沽口业已被外人所封也”。①在湖北，“湖北蕲州匪人某甲行踪叵测，被州主凌刺史逻获押解至省，叠经大府委员研讯，迄无确实口供，既而湖广总督张香帅以甲伪缮朱谕，语多悖妄，不禁勃然厉声，饬即钉镣下狱，以待严惩。此固事极平常，无足异者，不料近日谣言蜂起，一唱百和，殊骇听闻。更有党逆匪徒黏贴匿名揭帖，造为谰语，谬托勤王，甚至士大夫亦误听谣言，信口传述，人心浮动，一至于斯，诚世道之忧也”。②在日本，“近来日本报上还说道，外面谣言甚多，有的说中国，皇上已经退位，有的说已遭○○。……惟这种谣言，也不是无故起的，大约因立皇嗣，所以人人生疑”。③至于立嗣的猜测，④以及勤王的风传，⑤更是众说纷纭。

1908年11月光绪、慈禧先后辞世，《申报》载称：“两日之内，叠遭大故，则人心惶惑，谣诼蜂起，固意计中事。不逞之徒，乘间布散谣传，希图煽动，尤意计中事。京师谣言既多，则各省人民，相隔遥远，未悉底蕴，谣言当必更盛。以故近三日来，本埠骇异之谈，日有所闻，大局几为牵动。”⑥“旅京官商，争欲携带现银，遄返故乡。各钱店出其不备，同日倒闭者十数家，全市被其牵动。”上海“西商惧有不测之变，前日竟至停放拆票，立时银拆腾涨，全市皇皇”。⑦北京、上海乃时局动荡的真实写照。

到了1910—1911年间，清王朝行将就木，灾异说风行。1910年，在松江，“本届彗星发见后，松郡民人纷纷主刀兵水旱之说。昨复大起谣言，谓地球与彗星互撞，日内即将混沌，推波助澜，谣诼繁兴”。⑧1911年，在京师，“近来京中阴雨连绵，因之谣言四起，咸谓春夏之交，京中向无阴雨，惟庚子年始有之，其状态与今年无异，以昔证今，则今年京中必有兵事云云。一犬吠影，百犬吠声，内外两城居民遂至一夕数惊，发现种种恐慌之情状”。⑨几乎是风声鹤唳，草木皆兵，恭亲王被刺、⑩列强要瓜分中国等谣言，{11}不胫而走。

（二）舆论界的独立趋向

1907年丁未黄冈起义后，舆论界的有关报道，对清政府极其不利，其中对义军的正面评价多，对清军的指斥也多。{12}舆论媒体不仅仅不再是政府的喉舌，而且游离于其外，此中因由，与舆论界的变化有关。

1907年《振华五日大事记》所载文《论舆论之势力》，{13}集中道出了舆论的变化，即走向独立，制约政府。该文称，从国家的角度看，“善治国家者，咸考察舆论之同异，以征立政之得失，因而观民心之向背，即可占国势之安危。甚矣哉！舆论之所关大也”。从民众的角度看，“反对此政权误用，以自保其权利之大，除舆论势力之外，又岂有他道哉？夫政府不能尽其责，与人民以抵抗之机械，在昔野蛮时代，人民无言论之自由，以兵戈求达其舆论，今则捐弃兵戈，悉以言论达之，泰东西列强皆然”。因此，“我国今日政府，尤最宜注意者，以言论自由之权与人，庶几无妨于治。况乎无论何代，人民皆有思想，亦无论何代人民，其思想所发达，皆有事论之可采。当野蛮之世，有野蛮之舆论，沿至文明之世，其舆论亦皆文明，使不听其舆论，因势利导之，文明野蛮之界将何以变迁乎？”而且，“舆论能力亦甚巨矣！一旦决其提防，无论若何权势，果谁能抵抗之？或谓舆论沸腾，无镇静之善法，非练精锐之军，不能抑制之。噫！是由抱薪救火，恐其火之不炽，而促其燎原也。故自古政治家，未闻有以军威镇舆论者，就令有奸雄强暴者出，挟兵力以征服舆论，天下舆论之众，果皆慑于兵威，群相结舌自甘乎？吾有以知其未必然也。故曰从舆论者兴，违舆论者亡，舆论之势力，随文明与俱进。”“舆论有所为而发，上即有所为而听。《书》云，达四听，非惟博采舆论，何以日不惮烦闷，遍询于刍荛之列，而故为之俯从，若此者无他，盖以多数政治，即从舆论为政治也。”“从舆论为政治”一语，道出了清末舆论界势力之大，其独立趋向昭然。

当时还有论者提出“报章为舆论之母”：

报馆在舆论已成之国，则负代表之责，而在舆论未成之国，则负造作之责也。故以报馆为舆论之母者，专指吾国今日而言之也。盖吾国人素鲜留心政事，问以国家官制如何编成，军队如何组成，租税如何赋课，中央各省每年所行何政，收入支出共有几何，而茫乎不知所对者，比比皆然也。然则即思对乎国家问题，发为言文，陈其意见，亦觉其论空虚无着，而无当于事情矣，惟报馆见闻既广，时事经心，故其发为文章者，尚觉言之有物，颇足动人之观听也。故今日之报馆，实足以造作舆论，而左右之，转移之，苟用得其正，可与尼山木铎同功矣……舆论而得其正也，则宪政有成，而国食其福。①

另有文明确指出：“报馆固以指导国民、监督政府为天职，可称为一种有力之舆论。”②

报刊之外，舆论界还包括资政院与咨议局等议会机构。国家机关可分为：

执行机关及监督机关之二者，而监督机关，及舆论之所寄也。执行机关，为政府及所属之官署。监督机关，其在中央则为国会，其在地方则为地方议会，此凡诸立宪国之所同具也。夫彼所以能为舆论之机关者何也？国会之性质，所以代表一国全体之人民，故国会之意思，即可认为一国全体之意思。地方议会之性质，所以代表一地方全体之人民，故地方议会之意思，即可认为一地方全体之意思。夫人民之意思，抽象的也，国会与地方议会，俨然成一机关焉，则具体的也，以人民之意思，寄诸国会及地方议会之机关。吾所谓变抽象而为具体也，而此机关据于法律所规定，得以行其监督之权，与执行机关立于对等之地位，所谓庶政公诸舆论者，遵斯道而已。③

资政院与咨议局作为政府机关，却游离出政府之外，与报馆等同处于监督地位。

清末舆论界的变化，与清末立宪有关。时人认为：“既云立宪，人民对于国家，有监察行政之权力，所布法律，于人民有利益者，则承认之，否则反对之，虽大同不敢期，而小康则不难致也。”④立宪为清末舆论界走向独立，提供了法理依据。

清末舆论失控，加以舆论放大效应，使得清政府风雨飘摇，在遭到资产阶级革命派并非致命的攻击之下，迅速土崩瓦解。

分而治之是统治之钥，所以团结才有力量。而到了清末，却出现了民众组织化的风潮。

农民方面，组织有农会。1904年，《商务报》载文《论内地宜设农会》指出，我国古代“有一无形之农会”，而欧西“其国皆设有农会”，加以农会还有助于管理，“农会既立，无一事不有条理，无一人不守法度”，农会可以遏制豪强及吏役、里正侵渔，协调农民之间的纠纷，遇到灾害年份可“患难相恤”。因此，“我中国今日犹未能不患贫弱者，则以农智之窒碍，农情之壅遏，农力之涣散故也，于此而欲其智，通其情，萃其力，非创设农会不为功”。⑤1907年，农工商部奏定农会简明章程23条，⑥章程第2条要求各省应于省城地方设立农务总会，于府厅州县酌设分会，其余乡镇村落市集等处并应次第酌设分所。⑦在中央政府的政令之下，各地农会纷纷创设。

在商界，组织有商会。早在1899年，《清议报》即载文《论不急设商会之危》，认为“我举国之人，急谋合群自保，如恐不及，勿贪一日之安，至贻后日之悔，则逝水难收，噬脐无及矣。商会之立，可不亟亟哉！”①1904年《商务报》又载文《论商会之益》，即“势以厚，情以通，弊以除，业以精，非惟能保固有之营业，并可挽已失之利权。”“噫！商会之有益于商务若此，我商民其可不于此加之意乎？”②在此前后，清政府开始倡导设立商会，农工商部成立后，依旧致力于推动发展，甚至在海外如新加坡、夏威夷等地也建立了商会。③1909年，农工商部又通饬全国普设商会，“溥仲璐尚书，近以我国商务之未能振兴，实因于无商会，以先提倡而资联络”。因此，“决定通饬各该督抚，转饬劝业道等，调查该省通商大埠，以及内地各府州县，如无商会者，一律设立总会分会”。“所有南洋各岛之华侨商埠，亦分饬均立商会。”④在此政策驱动之下，海内外商会勃兴，成为民间重要组织，社会影响巨大。

需要指出的是，除了各地商会之外，清末还成立有不少行业会社，如保险会社⑤、造纸会社⑥、邮船会社⑦、农林会社⑧、蚕桑会社⑨、轮船会社⑩等。

在工界，组织有工会。1908年《农工商报》载文《论中国急宜组织工会》强调：“一国机关之灵捷，系乎各界团体之完全，现觇中国政界、商界以及学界，各具有完全之团体，而工界独缺，宁不为一国机关之灵捷乎？”“救中国今日之危急者，工党其一帜也。”{11}《论四川宜兴工会》一文力主在四川设工会，认为“工会，工会，其裨益讵有涯矣！”{12}1911年，农工商部奏定工会简明章程，第3条规定：“工会别为总会、分会二种，于各省省城应设总会，于各府厅州县应酌设分会，其有专为某项工业特别工会者，应定名为某工会。”{13}随着农工商部的政策出台，各地纷纷响应，如广东省劝业道即通令：

除工业总会照章在省城邀集工界妥筹开办外，各属应设分会，应即由各牧令董劝工界酌量设立，于工会范围内应办各事，实力奉行，期工业日益发达。其有专为某项工业设特别工会者，亦即照章办理。事关宪政筹备，母得稍涉延缓，除分行外，合就札饬遵理。{14}

湖南工业总会职董谢运昌等向劝业道禀报了工会总协理名单，获批。{15}

学界方面，1897年《经世报》上载文《学会兴国议》，认为“统全局而筹之，非广兴学会不可”。“凡省会之地，至少必有化学会，一农学会，一矿学会，一商学会，一电学会，一汽学会，一光学会，一工程学会，一工艺学会，一水学会，一地学会，一医学会，一算学会，一博物会（凡产蚕之省别设蚕桑会一）。”{16}同年，章太炎亦撰文倡导学会。{17}戊戌时期，我国学会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大约有70多家。{18}戊戌之后的十多年里，我国学会发展迅速，有综合类学会，如广智学会{19}、劝学会{20}等；学科类学会，如数理化学会{21}、医学会{22}等；有学术类学会，如国粹学会①、经学会②等；有行业类学会，如藩臬学会③、博物学会④、地学会⑤等；有宗教类学会，如圣经劝学会⑥等；有旅京、旅沪等学会，如江西京学会⑦、浙江旅沪学会⑧、太平旅杭学会⑨等；有留学类学会，如留法学会⑩、留英学会{11}、东亚游学会{12}等。此外，还成立有学社，如自强学社{13}、东文学社{14}、爱国学社{15}、乐群学社{16}、尚武学社{17}、女学社{18}、世界语学社{19}等。

上述之外，学界的组织还有教育会{20}、宣讲所{21}、阅书报社{22}、同学会{23}、校友会{24}等。

军界方面，清政府对军人组织颇多限制，如第九镇统制就“示禁军人勿入社会不准自立会名”。{25}然而，事实上，军队中的秘密组织很多，如武昌自强军中的文学社和共进会等。此外，军队中还多一些会党组织的存在。{26}

农、商、工、学界之外的社会各界，也成立有相当多的社团组织。其中，政治团体最具代表，如立宪组织、改良派组织，以及革命派的组织，分支广泛，影响巨大。其他组织如俱乐部{27}、同志会{28}、自治会{29}、同乡会{30}等，更是不胜枚举。

除了结社，还有集会。以雅集为例，即有文艺、政治、外交、娱乐等类型。{31}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正月，宪政编查馆遵旨拟订结社集会律三十五条，二月具奏，奉旨准行。{32}该律虽对集会结社多所限制，不过明文规定许可集会结社，其意义不可小觑。

清末之所以出现民众组织化趋向，原因之一是舆论界流行的合群思想。正如时人所道：“合大群为国，合小群为民。惟羊能群，善美从之；蜂灵能群，勇夫且避；美国以合群而王，南洋诸岛之生番，以离散而灭。合则兴也勃然，分则其亡也忽然。合群之验，概可睹矣。”①“民与民群则国立，士与士群则国强，商与商群则国富，群也者，建国之枢纽，而亦士民与商衰旺之命脉也。”②其二在于政府支持。1906年《申报》载称：“江苏候补知县现充法政学堂教员金大令彭年日前拟就政治条陈五则，禀请抚宪采择施行……第三条宜广设学会，以开民智……闻陈筱帅已分别札饬各司道核议详察复夺矣。”③1909年《大同报》载称：“湖北职绅黄学琨等现组织一经学会，专为保存国粹起见，惟经费无著，因特禀请鄂督在学款项下拨给，以维学务”，鄂督批“饬司在学款项下每年给助经费洋二百元外，并由本部堂给发开办经费一百元，以示提倡。”④有些学会本身就是政府组织起来的，即所谓的官办学会，如“镇江府丹徒县王大令，现与士绅组织学会一区，遇有学务兴革事宜，随时赴会提议研究，期于集思广益，并附设阅报室，备购各种报纸，任人观览，藉以开通风气”。⑤

需要补充说明的是，清末还有不少反政府传统组织，即会党。1905年《申报》报道：

枫泾一镇为江浙两省交界之区，土客杂处，人类不齐，枭匪光蛋，向为渊薮。近闻嘉善界南镇一带有无知之徒，结一私会，名曰洪秀教，如大刀会、小刀会之类，聚散无常，踪迹秘密，有时身穿黑袍，口念不经之说。其初不过二十余人，现在党徒愈众，竟有百余人之多，刁绅匪棍，悉数勾通，种种为害地方，无所不至，该镇居民因之不堪其累。不知各大吏能设法禁止否？⑥

即为一例。而且会党活动在清末呈现出公开化特征。⑦

民众的组织化趋向，使得民众的利益诉求方式发生变化，更具有社会影响力。如工会，时论阐释道：

工会为每行工作者所结合，其宗旨在保全工人之权利，反抗富者之欺凌。工会可由工人自由组织，共推会员经理，工人应得之工价，与每日作工之时间，皆工会所定，如有无工作者，或罢工者，由工会预筹款项接济。⑧

民众的组织化导致清王朝社会控制的成本上升，从而引发统治危机，进而崩溃。

综上笔者认为，外交失分、舆论失控与民众的组织化三大症候，昭示着清王朝的灭亡。事实上，不仅仅清王朝如此，其他历代王朝亦如此。只是差异在于，外交失分是以汉民族与少数民族的冲突为表现形式；舆论失控方面报刊占据次要地位，更多的是谣言或清议；民众的组织化多为农民起义军揭竿而起，以及宗教组织等。

【作者简介】苏全有，男，1966年生，河南辉县人，河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图书馆事业与文化发展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图书馆馆长，主要从事中国近代史研究。

【责任编辑：杜敬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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