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爱默生与林语堂的“自然之思”

时间：2020-04-22 05:22:34 来源：千叶帆本文已影响人

摘要：本文通过具体的文本分析和语境分析，比较爱默生和林语堂自然观的异同，从两者自然观产生的背景、对“自然”概念的阐释、对自然所持的基本态度等角度探究异同产生的深层原因。将爱默生、林语堂的自然观纳入基督教和道家文化的体系中加以考察，从而发现他们人文主义价值观的特点。

关键词：爱默生林语堂自然观

“自然”一直是一个基本词汇，但也是一个最复杂的词汇。对它的理解和阐释贯穿了整个人类的思想发展史。多数学者认为，“自然”这一概念出现于公元前6世纪古代希腊的爱奥尼亚学派（Eleaticism）。此学派影响最大的人物巴门尼德认为，自然界所有的变化都是转瞬即逝的表面现象，蕴藏在这些不断变化的表面现象内部的是不变的实体。数千年来，这一认识得以继承和发展，形成了丰富多样的自然观。自然观作为一种世界观，是人类在改造自然的历史过程中所形成的对自然本质和人的关系的认识，这种认识对人类认识自然、改造自然形成重要影响，同时成为人类认识自然与自身关系的参照。

爱默生和林语堂出于对自然的热爱和浓厚兴趣，曾发表过一些独到的自然观。但此前的研究往往囿于将两者割裂，或仅在西方视野中进行比较分析。笔者认为，爱默生与林语堂的自然观具有对话的可能性。第一，两人都自小受到基督教的浸濡，后又宣布脱离宗教。他们对自然的论述中留下袭承和背离基督教的痕迹。第二，他们都受到过道家文化的影响。爱默生在构建“超验观”时曾放眼东方，积极从中国古代哲学中汲取养分，林语堂更是一贯以道家自居。第三，他们的观念都曾对各自社会的文化转型起到过巨大的作用。爱默生领导了美国的文艺复兴；林语堂作为五四运动的旗手，使“自由”、“独立”、“民主”的人文主义思想深入人心。然而，东西方思维传统的根本差异让他们在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上产生了分歧。爱默生讲求个体本位，赞美人发展潜力的无限性，这与以人类中心主义为主的西方文化一脉相承。林语堂则努力使人类意识到：与自然的抗衡不啻螳臂当车。笔者从“自然观的形成背景”、“自然的本体论”及“人与自然的关系”三个方面剖析爱默生与林语堂的自然观异同，并从中挖掘两者对基督教教义的扬弃和道学的接受，探讨双方的人文主义内核。

一、自然观的形成背景

1.性本适山丘

林语堂和爱默生都拥有和大自然契合的天然本性。

林语堂对自然山水的热爱与其生长环境存在莫大的联系。“在童时我的居住逼近自然，有山、有水、有农家生活。……这样与自然得有密切的接触，令我的心思和嗜好俱得十分简朴。”①闽南坂仔那秀美的乡村风景熏陶了林语堂，使他从小就对大自然产生了膜拜心理，并且自身人格也受到了潜移默化的影响。“我常常站着遥望那些山坡灰蓝色的变幻，及白云在山顶上奇怪的、任意的漫游，感到迷惑和惊奇。他使人轻忽矮山及一切人为的虚假的渺小的东西。这些高山早就成为我及我信仰的一部分，因为它们使我富足，心里产生力量与独立感，没有人可以从我身上带走它们”。②故乡山水的移情作用极大地塑形了林语堂的人生观和价值观。

爱默生也是一位毕生都实践着自然信仰的学者。他时刻对自然的鬼斧神工充满着好奇，对自然的热情贯穿了他的一生。“As a boy，Emerson rambled in the woods and fields outside Boston.As a young man，he thought for a while of becoming a naturalist.As a father，he took his children on nature walks and taught them all the flowers and birds and trees.All his life his interest in nature was rooted in his delight in and close observation of nature”③.

大自然的怀抱孕育了他们善感的心灵和善思的头脑。

2.对于基督教的取舍

爱默生和林语堂都经历了从毫无保留地信仰基督教到倾向背离，他们都生长在牧师的家庭中。林语堂的父亲是虔诚的基督徒，而且是当地的长老会牧师。在父亲的灌输下，他不自觉地接受基督教，也成为一个热忱的教徒，以至于当他来到圣约翰大学读神学时，依然“预备献身为基督教服务”。④

爱默生的宗教启蒙是由享有“爱默生的缪斯”称号的姑母玛丽（Mary Moody Emerson）完成的，玛丽姑妈对于宗教的无上热情感染了年幼的爱默生。与此同时，通过玛丽，爱默生得以接触到那些笃信上帝的父辈们所留下的深刻思想。“A live family group as well as a consciousness of deceased ‘fathers’ supported him as he orated to concord of its history and began writing Nature.”⑤但是，唯一神论的领袖威廉·艾勒瑞·查宁（William Ellery Channing）却对爱默生的创作之路起到了转折性的作用。他指出“原罪说”和“选民说”的虚妄，并大胆否定了“信仰需依靠第三者”的谬论，给当时暮气沉沉的新英格兰教注入了一缕清新的空气，也使爱默生对于家族普遍信仰的加尔文教产生怀疑。“Channing’s message and example reached Emerson at a crucial point in his intellectual development，but hesitating to make a commitment to it.His hesitation arose in part from his lack of self-confidence，but also from a distaste for dry theological reasoning and doctrinal preaching that he associated with ministerial study.Channing offered him instead a model of elegant and inspiring pulpit eloquence akin to poetry”⑥.查宁习惯以诗一般的语言布道，这种独特的风格激发了爱默生对于诗歌之美的狂热喜爱，使他意识到自身所具有的幻想天性。最终，爱默生离开了波士顿第二教堂，结束了他的牧师生涯。他的宗教理论也体现在自然观上。他认为，认识自然和认识上帝一样，都需要动用主观感觉和体验，需要运用人类自身的“道德情操”（moral sentiment）。人先天具有智识的自觉，这并非是神赐予的。只要坚守自己的信仰，不断地内省凝思，就可以实现与大自然的交流，期待从中汲取灵感，增强灵性。的确，他是十分敬仰父辈的，但再乖巧的孩子也会有叛逆的时候：“They have been clergymen for many generations & the piety of all & the eloquence of many is yet praised in the Churches.But the dead sleep in their moonless night；my business is with the living.”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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