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下推求的政治学:政治学
时间：2019-02-03 05:33:39 来源：千叶帆 本文已影响人
在以往的论述中，学者多认为在荀子的政治构想中，尽伦尽制的君主占据了主导地位，但是在笔者看来，在君与相的定位和职责论述上，荀子更多的偏向于“虚君”，从而赋予相更大的权力，这实际上是某种程度上保留了士君子领导地方政治的传统，即政治的重心在下层，国君将治理大权委托给相，由相负责具体的操作执行，这和战国以来的治权由基层上收的趋势是相反的。虽然荀子接受了官僚集权、帝国政治，但儒家中的很多内容，包括士君子的责任感、主动性、道德表率、治理方式，都被自觉或不自觉的保留了下来。
《荀子・王霸》
君者，论一相，陈一法，明一指，以兼覆之，兼照之，以观其盛者也。相者，论列百官之长，要百事之听，以饰朝廷臣下百吏之分，度其功劳，论起庆赏，岁终奉其成功以效于君。当则可，不当则废。
《荀子・君道》
为人主者莫不欲强而恶弱，欲安而恶危，欲荣而恶辱，是禹桀之所同也。要此三欲，辟此三恶，果何道而便?日：在慎取相，道莫径是矣。
从上述引文可以看出，在荀子构想的政治体制中，“主道知人、臣道知事”，为人君者只需要“论一相，陈一法，明一指”就够了，剩下的具体事务，诸如“论列百官之长、要百事之听，度其功劳，论其庆赏”都是相的职责，这样的职责划分，不仅有现代君主立宪制中“虚君”的意味，更是将实际政治事务的治理权牢牢掌控在相的手中，这与法家政治取消除君主外一切人的主动性、“事无大小皆决于上”的制度是决然不同的。《君道》篇更明言，“要此三欲，辟此三恶”，“在慎取相”。
更为有趣的是，这种“政治的根基在下层、政治的安危应当向下推求”的理念，不仅仅体现在君相之间，在荀子与齐相的对话中，有更深入的展开：
《荀子・强国》
荀卿子说齐相日；处胜人之势，行胜人之道，天下莫忿，汤武是也。处胜人之势，不以胜人之道，厚于有天下之势，索为匹夫不可得也，桀纣是也。然则得胜人之势者，其不如胜人之道远矣!夫主相者，胜人以势也，是为是，非为非，能为能，不能为不能，并己之私欲，必以道夫公道通义之可以相兼容者，是胜人之道也。今相国上则得专主，下则得专国，相国之于胜人之势，直有之矣。然则胡不驱此胜人之势，赴胜人之道，求仁厚明通之君子而话王焉，与之参国政，正是非；如是则国孰敢不为义矣!君臣上下，贵贱长少，至于庶人，莫不为义，则天下孰不欲合义矣。
如果说，君相之间的职责安排，还看不出荀子政治学的潜在命题，即“政治的根基在下层、政治的安危应当向下推求”的话，那么到这里应该是十分明显了。齐相“上则得专主，下则得专国”，“于胜人之势，�有之矣”，荀子此时的建议是，“求仁厚通明之君子而�王焉”。这说明，在一国之内，君道在于“论一相”，而在相的治理范围内，又要“求仁厚通明之君子而�王焉”，如此君相两个级别的论述中，都突出了向下推求的路径，笔者认为，这其实是荀子政治学中的潜在命题。政治的根基在下层、政治的安危当向下推求，从某种程度上说，正是士君子领导地方政治的遗产。无论是君道的“论一相”，还是齐相“求仁厚通明之君子而�王焉”，其实就是承认在政治权势之外，有另外的价值、资源、标准。最终决定了政治活动的兴衰成败，而“相”、“仁厚通明之君子”正是这种价值、资源、标准的掌握者，从而使他们成为除了直接掌握政治权势的人物外，政治活动最重要的参与者。荀子之所以如此看重士君子的地位和作用，从本质上说，就是看到了他们所掌握的文化价值资源，是政治权势无论如何都夺不走，并且最终都不得不承认、甚至借用的。
荀子和齐相的讨论主要从积极的角度，正面建议，在此后的篇章中，荀子反复从侧面提醒君主不善于“论一相”的灾难性后果，这既是重视相的具体体现，又在暗示君主千万不可独断，应当任贤相、听谏言：
《荀子・解蔽》
桀蔽于末喜斯观，而不知关龙逢，以惑其心，而乱其行。纣蔽于妲己、飞廉，而不知微子启，以惑其心，而乱其行。故群臣去忠而事私，百姓怨非而不用，贤良退处而隐逃，此其所以丧九牧之地，而虚宗庙之国也。桀死于鬲山，纣县于赤旆。身不先知，人又莫之谏，此蔽塞之祸也。
昔人臣之蔽者，唐鞅奚齐是也。唐鞅蔽于欲权而逐载子，奚齐蔽于欲国而罪申生：唐鞅戮于宋，奚齐戮于晋。逐贤相而罪孝兄，身为刑戮，然而不知，此蔽塞之祸也。故以贪鄙、背叛、争权而不危辱灭亡者，自古及今，未尝有之也。
先有人君之蔽者如桀纣，蔽于末喜、妲己，不知贤臣，最后身死国灭，为天下笑；后有人臣之蔽者，“逐贤相而罪孝兄”，也落得身为刑戮，其弊都在蔽塞之祸，而对于君主来说，要达到仁智且不蔽的唯一出路，关键就是任用贤能：
《荀子・解蔽》
成汤监于夏桀，故主其心而慎治之，是以能长用伊尹，而身不失道，此其所以代夏王而受九有也。文王监于殷纣，故主其心而慎治之，是以能长用吕望，而身不失道，此其所以代殷王而受九牧也。远方莫不致其珍；故目视备色，耳听备声，口食备味，形居备宫，名受备号，生则天下歌，死则四海哭。夫是之谓至盛。
荀子曾在这里做如是总结：
《荀子・解蔽》
人生而有知，知而有志；志也者，臧也；然而有所谓虚；不以所已臧害所将受谓之虚。心生而有知，知而有异；异也者，同时兼知之：同时兼知之，两也；然而有所谓一；不以夫一害此一谓之壹。心卧则梦，偷则自行，使之则谋；故心未尝不动也；然而有所谓静：不以梦剧乱知谓之静。未得道而求道者，谓之虚壹而静。
如果我们不考虑荀子这里提出的解蔽对于认识论上的意义，即人应当摒除已有的知识、经验、成见、好恶，回到平等对待一切事物的本然状态，那么解蔽在政治上最直接的意义就在于警告国君，独断专行是祸事源头，而委任贤相则往往是政治兴盛的开始。虽然从最宽泛的意义上讲，解蔽应当广开言路，从谏如流，但如果我们详细考察一番荀子的具体言说，就会发现，解蔽在政治上最终的落脚点就是任用贤相，他经常从正反两方面进行“案例教学”，如《君子》篇：
《荀子・君子》
故成王之于周公也，无所往而不听，知所贵也。桓公之于管仲也，国事无所往而不用，知所利也。吴有伍子胥而不能用，国至于亡，倍道失贤也。故尊圣者王，贵贤者霸，敬贤者存，慢贤者亡，古今一也。
又如《尧问》篇
《荀子・尧问》
魏武侯谋事而当，群臣莫能逮，退朝而有喜色。吴起进日：“亦尝有以楚庄王之语，闻于左右者乎?”武侯曰：“楚庄王之语何如?”吴起对日：“楚庄王谋事而当，群臣莫能逮，退朝有忧色。申公巫臣进问日：‘王朝而有忧色，何也?’庄王日：‘不谷谋事而当，群臣莫能逮，是以忧也。其在中薜之言也，日：“诸侯自为得师者王，得友者霸，得疑者存。自为谋而莫己若者亡。”今以不谷之不肖，而群臣莫能逮，吾国几于亡乎l是以忧也。’楚庄王以忧，而君以喜。”武侯逡巡再拜日：“天使夫子振寡人之过也。”
上述对话的问答中，我们可以从对话的层次以及文本背后的潜在命题 稍作分析。上面对话中出现了五个人物，分别是魏武侯、吴起、楚庄王、申公巫臣以及中薪，魏武侯某事而当有喜色，吴起进言，引出当年楚庄王和申公巫臣几乎一摸一样的对话情景，并在这个引入的对话中，又引用了更具权威的中茚的名言。在这个故事套故事的情境里，“诸侯自为得师者王，得友者霸，得疑者存，自为谋而莫己若者亡，”这样的话根本不会出自汤时的左相中旃(杨惊注)，这种文辞和逻辑完全是荀子本人的，前引《王制》篇“故修礼者王，为政者强，取民者安，聚敛者亡”，《强国》篇“故善曰者王，善时者霸，补漏者危，大荒者亡”，以及《君子》篇“故尊圣者王，贵贤者霸，敬贤者存，慢贤者亡，古今一也”，都是相同的句式，这里只不过借着中薪的口说出更具权威性，更方便的表达荀子本身的核心观点而已。至于楚庄王和申公巫臣近乎雷同的对话，多半也是荀子有意为之。如果说这个故事结构是有意安排的，那么对话背后的潜在命题更值得玩味。原本，君臣谋事，最重要的本该是“当与不当”，而非“逮与不逮”，“当与不当”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事情日后的发展、成败，“逮与不逮”只能是君臣谋略、智力、经验上的差距，并不能成为衡量谋事过程、政治得失的标准，因此，一味的以“逮与不逮”作为标准，只会是舍本逐末的做法，然而上述对话却恰恰相反，两个故事都将“逮与不速”放在了“当与不当”之上，这么做的含义是显而易见的，一方面是警告君主必不能独，另一方面，是将群臣的作用看的非常重要，这实际上印证了笔者提出的观点，即在荀子的政治学当中，始终存在“政治的基础在下层、政治的安危应当向下推求”这一潜在命题。向群臣咨询、听取批评建议，远比自为谋――无论其“当与不当”一要重要的多。
上述看法与传统观点不尽相合，但经过对比分析，笔者认为，荀子在实际治理中更看重“相”的角色，在整个政治构架中表达了一种“政治安危当向下推求”的价值取向，这实际上是荀子一方面接续了春秋时期士君子领导地方政治的传统，另一方面也是在新政治制度下创造性转化的某种体现。
参考书目
王先谦：《荀子集解》，北京；中华书局，1988
俞樾：《荀子平议》，载储子平议》，上海：上海书店，1988
孙诒让：《荀子杨惊注》，载《札�》，北京：中华书局，2009
孔繁：《荀子评传》，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7
郭志坤：《荀子评传》，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2009
廖名春：《荀子新探》，台北：文津出版社，199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