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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母亲董竹君】董竹君访谈

    时间:2019-03-10 05:30:29 来源:千叶帆 本文已影响

      我的母亲董竹君,是闻名全国的上海锦江饭店的创始人。她的一生充满传奇色彩。   母亲生于1900年,出身贫苦,13岁那年,由于父亲病重,万般无奈,只能向长三堂子(妓院)老板借钱,300元要抵押两年,条件是卖唱不卖身,陪客人清谈。这样的人称“小先生”或“清馆人”。小先生长大之后正式接客了,称“大先生”。
      长三堂子就是清朝的青楼,是指豪华精致的妓院,又称书寓。书寓里的姑娘称女校书,又称艺伎,懂得琴棋书画。长三堂子这种高等的妓院,姑娘未成年是不接客的。这不是老板心善,而是他们要等姑娘卖唱红了,接客时才能开出高价。这是老板的经营之道。
      图①这张照片是1913年母亲进入长三堂子不久照的,这也是她有生以来第一次照相,她身穿当时时髦的黑纱透花夹衣裤,蚌壳式衣领,窄窄的裤脚,大开襟的下摆,紧口的黑缎鞋,鞋面打了一个花结。头发梳成当时最时髦的刘海剪刀式,辫根上扎着鲜红的粗丝线。手腕上带着一对水金花式手镯。
      由于心情抑郁,她从来不笑,就连照相的时候也满面愁云。客人们给她的绰号是“不笑的姑娘”。但是她天生丽质,嗓音又好,水牌总是写得满满的。一张局票唱一曲,堂子收一块银元。第一天晚上就有30张,后来每天增加,每天客人不断,母亲成了青楼老板的摇钱树,经常要唱到嗓子嘶哑。
      有的客人,只是慕名专门来看她,虽然不唱,但是每天上下楼不计其数,等客人走了,她也累得两腿酸麻,精疲力尽。
      堂子里的红姑娘有专门的人伺候,为她们梳头打扮。母亲的身边有一位孟阿姨,是一个颇有见识的中年妇女。孟阿姨经常给她讲青楼女子的悲惨命运。她告诉母亲说妓院不会放掉她这样的红姑娘,即使抵押到期,老板也不会轻易放手的,他们也会利用黑社会的势力,让你回不了家。多少姑娘都是被妓院榨干了血泪,年老色衰,最后流落街头。即使是从良,当有钱人家的小妾,也会因为出身青楼,在家庭里没有地位。
      孟阿姨告诉母亲,要尽快找一个好人,在接客以前嫁出去。这些话都深深地印在了她的心里。她不能接受这样的命运,要等待机会,跳出火坑。于是她开始仔细地观察那些来堂子里的人。可是这个地方好人太少了。当时有的革命党青年,为避风头到这里来聚会,他们高谈阔论,使母亲明白了不少道理,从内心佩服他们的救国志向。
      一天,孟阿姨对母亲说,常来的人里面有一位夏爷,英俊诚实,我看出来他是真心喜欢你的,你自己注意一下。孟阿姨说的夏爷,就是24岁当上四川省都督的夏之时。他身材高大,性格豪放,尤其是他总是鼓励母亲读书,使母亲对他也有了好感。
      可是就在这时候,袁世凯想当皇帝,大抓革命党,逮捕、暗杀,无所不用。夏之时早年参加同盟会和辛亥革命,反对袁世凯称帝,当然袁世凯不会放过他。袁世凯悬赏3万银元捉拿他,夏只能躲起来。但是他忘不了母亲,在流亡日本之前,他提出要为母亲赎身,和他结婚。母亲不能忘记青楼女子的悲惨命运。她说:“我不要这样,我又不是一件东西,以后做了夫妻,哪天你一不高兴就说,你是我花钱买的。那我可受不了。你一个铜板都不能花,要是花钱买,我就不跟你结婚。如果你答应我几件事,我会想办法跳出火坑。”
      母亲提出的三个条件是:
      1.不做小老婆;
      2.到了日本,送我求学;
      3.将来从日本读书回来,组织一个好的家庭,你管国家大事,我管家务,当你的内助。
      夏之时都答应了。他冒险留在上海,等待母亲的消息。堂子也有所觉察,就派人盯梢,使她难以脱身。外面风声很紧,夏之时连去日本的船票都买好了,再不走随时都有被捕的危险。一天夜里母亲终于设计骗走了看守她的人,逃了出来。
      图②,1924年,当他们准备结婚的时候,也正是夏之时经济情况不好的时候。他只给母亲买了一条半旧的、很不合身的法国白洋连衣裙和一双半旧的白皮鞋。连衣裙领子上还开了线,破了一个小口。
      母亲为自己能逃出火坑,兴奋不已,对穿什么衣服结婚根本不在乎,自己拿针把裙子缝好,就和夏之时一起去照相馆拍了结婚照。这张照片可以看到母亲当年如花的容貌和典雅的气质。
      婚后几天,母亲就随新婚的丈夫去了日本。到了日本,母亲开始补习日文。一年后,大女儿国琼出世。又要学习,又要带孩子,日子过得十分清苦。在孩子3岁的时候,国内的局势已经稳定,夏之时带着妻女回到四川老家。
      3岁的国琼十分淘气,成天蹦蹦跳跳,一星期就要踢破一双皮鞋,使得母亲大伤脑筋。新皮鞋买来,再三叮嘱要爱惜,不到一个星期,小脚趾又钻出来了。母亲拿她是没有办法,就带她到照相馆拍了这张照片
      (图③),准备等她长大以后,告诉她小时候有多么淘气。
      图④,这是母亲在夏家的合影。地点是在成都东胜街住宅的草地。
      母亲怀里抱着的是刚出生几个月的二女儿国�。
      图⑤,1924年,戴季陶与孩子们摄于四川成都将军街的夏公馆。这张照片保存至今十分不易。
      “文化大革命”期间,红卫兵到处抄家,母亲的家到了朝不保夕的地步。为了保存这张照片,母亲用墨笔涂掉了戴季陶的上半个脸,好让抄家的人看不出是谁。如果当时发现是戴季陶的照片,说不定会惹出什么样的麻烦。
      戴季陶与夏之时的关系很密切。戴的母亲收我的母亲为干女儿,戴季陶收我母亲的长女夏国琼为干女儿,而戴的大儿子戴安国又是夏家的干儿子。
      1928年10月,戴季陶担任了国民政府考试院院长,他在成都期间几乎天天都在夏家。1924年的那张照片,后排左为杨吉甫博士大女儿杨毓琳,右为夏国琼,中为戴季陶,前排左为夏国�,中为夏(董)国瑛,右为杨慧琳的二女儿。
      图⑥,这是母亲、夏之时和五个子女的唯一的合影,也是全家唯一的一张全家福。这张照片也是母亲带着四个女儿离开夏家前的最后一张照片,摄于1928年。
      从左至右是,大女国琼、二女国�、夏之时(手中抱着夏大明)、大侄女国贞、母亲、四女国璋、三女国瑛。
      孩子们都戴着西式的毛线帽子。由于母亲是在日本受的教育,思想开放,治家的思想也是西化的。周围的人都说,夏家是洋派。
      母亲在日本受了资本主义的教育,回国以后不堪忍受封建家庭和夫权的统治。她抛弃荣华富贵,带着四个未成年的女儿,毅然离开身居高位的丈夫,到了当时中国资本主义最发达的地方――上海。
      从此,她白手起家,开始自我奋斗。她筹资金,办工厂,开餐馆,还要教育子女。她百折不挠,终于在上海滩成了中国的第一代女企业家,闻名全国的上海锦江饭店的创始人。
      图⑦,在锦江川菜馆开业初期,母亲日夜操劳,总是清晨到店,深夜才回家,到家以后还要照顾孩子,操持家务。终积劳成疾,得了严重的胃溃疡。她接受了朋友的劝告,由大女儿国琼陪同去日本治疗。这张照片是1936年全家在码头上与她告别的时候照的,左起第三人是母亲。在此期间,母亲结交共产党,接受进步思想。她自己创办杂志,宣传妇女解放。她帮助、掩护共产党的秘密工作者,营救被捕的人。后来,她还把自己的三女儿董国瑛送到根据地,参加了新四军。
      图⑧,1936年母亲摄于锦江茶室。由于年轻时母亲在日本读书,受到日本人酷爱整洁的影响。加上她天性爱美、爱艺术,因此,她对锦江茶室的环境布置十分考究。
      那里有荷兰的风景画、西班牙的蜡烛吊灯、法国的壁灯,颜色和采光都别具匠心,十分优雅。每天都有鲜花放在门口迎接客人的到来。
      锦江茶室开业不久就成为在上海的社会名流、文人雅士聚会的地方。在这里母亲交了很多朋友,在她生日那天,朋友们聚在锦江川菜馆的特别间为她祝贺。这张照片是著名摄影师郎静山先生为她照的。
      图⑨,这张照片于1951年摄于母亲的住宅,上海法华路386号。那是一座两层楼的花园洋房,有红色的大铁门,可以开进汽车。房子的前面有一片草地。当时母亲和已经成为钢琴家的大女儿国琼住在这里。
      她身边的这条狗,是抗日战争时期,她漂泊在菲律宾时,在逃难的路上一直保护过她和全家的义犬派司特。
      图⑩这张照片于1957年摄于上海一个犹太人开的圣色蒂照相馆,母亲时年57岁。二战时期,德国法西斯横行欧洲,到处迫害犹太人,许多犹太人逃到上海。中国政府接受了他们,允许在上海定居。这些人多以开设照相馆、诊所谋生。圣色蒂照相馆就是其中之一。
      全国解放后,母亲当上了全国政协委员。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扣上“特嫌”的帽子,被关押了5年,受尽折磨和屈辱。
      母亲回忆她的一生,说了这么几句话:“我从不因被曲解而改变初衷,不因遭冷落而动摇信念,不因年迈而放慢脚步。”这是对她一生奋斗的最好总结。
      选自《老照片》(第五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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