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文学看苏联为什么会解体|苏联为什么会解体

　　我用一周时间读完《从苏联到俄罗斯》一书(蓝英年、朱正著，东方出版社，2007年10月)，书中收入了我所尊敬的两位作者近年发表在报刊上的39篇讲俄罗斯文学与文化的文章，我以前在媒体上大都看过，但《从苏联到俄罗斯》这样一个书名，激发了我重新阅读的兴趣。
　　说起俄罗斯文学，一直到1991年12月苏联解体之前，我们都习惯地把它分为两部分：俄罗斯文学与苏俄文学，即1917年以前的俄国文学与1917年以后的苏维埃俄罗斯文学。由于苏维埃俄罗斯是苏联最大的加盟共和国，而苏联其它加盟共和国的文学因为种种缘故很少介绍，所以苏俄文学也是以往我们所说的苏联文学。
　　俄国文坛在19世纪就曾出现过普希金、莱蒙托夫、果戈理、屠格涅夫、陀思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契诃夫等文学巨匠，19、20世纪之交俄国又涌现出高尔基、布宁、勃洛克、阿赫玛托娃、叶赛宁、马雅可夫斯基等文学巨匠。从普希金时代开始，俄罗斯文学就成为俄国人民宣传民主、自由，捍卫民众利益的最重要的讲坛。应当说，整个19世纪和20世纪初俄国的每一个社会进步，乃至1917年2月沙皇专制的垮台都是与俄罗斯文学的影响分不开的。
　　自20世纪初，我国的知识分子开始向国人大量译介俄罗斯文学名著。1917年后，他们把苏俄文学看作是俄罗斯文学的自然延续与升华，看作是“为人生”的革命文学。苏联文学遂成为中国革命文学的楷模和范本。1990年代，经历了“文革”(应读作“革文”，即对文学、文化的革命)和苏联解体的一些人终于悟出，以往关于苏联文学的美好印象原来只不过是一场“苏联文学的光辉梦”。《从苏联到莫斯科》就是一本揭示“苏联文学的光辉梦”之荒唐与虚妄的书。
　　在书的开头，蓝先生就谈到，在1917年十月革命中，布尔什维克用暴力从临时政府手中夺取了政权并查封了与它敌对的报刊。这样，势必影响到文学与文化健康生存与发展所必须的条件――多元与包容的氛围。为此，早年颇为激进的柯罗连科与“革命的海燕”高尔基决然站出来反对布尔什维克的做法。柯罗连科给革命政府的教育人民委员卢那察尔斯基写信，直言“你们在做一个用压制自由的方法进行社会主义的实验”(《从苏联到俄罗斯》，第12页。以下引文只标注页码)高尔基则在《新生活报》上“写了一篇《无法沉默》的政论，反对暴力革命”(第10页)，尤其谴责布尔什维克查禁异己出版物的做法，称其是在剥夺几代革命者奋斗得来的民众的言论自由，并指出，即使在沙皇专制时期“正派的人们也一致认为查封报纸是不光彩的事”(语出高尔基《不合时宜的思想》)。即使在这种恶劣的文化环境下，俄国的优秀作家们也并没有离开俄国，他们需要时间来考察新政权。梅烈日科夫斯基、吉皮乌斯、古米廖夫等人在冷眼旁观；安德列・别雷、霍达谢维奇、勃洛克等人在试着适应新制度；布柳索夫、马雅可夫斯基、叶赛宁、绥拉菲莫维奇等人则已经在激情讴歌与反映“我的革命”了。
　　十月政变后，“红色恐怖”笼罩全国。苏俄的彼得格勒首脑季诺维耶夫在党的大会上公然宣称：“我们将领导着一亿苏维埃共和国居民中百分之九十的人前进。对其余的人我们没有什么可说的。应当消灭他们。”权力无边的肃反委员会委员马丁・拉齐斯声称：“我们要把资产阶级这个阶级消灭掉”，而为了确定谁是否资产阶级，“应该给他提的第一个问题就是，他属于哪个阶级，是什么出身、什么教育程度，从事什么职业”。拉齐斯甚至认为，“正是这些问题应当决定嫌疑人的命运。这就是红色恐怖的意义与本质。”随后就出现了第一个侨民浪潮。数百万俄国公民背井离乡流落到了异国他乡，其中除战败的白卫军官兵还有大量的知识分子――教师、学者、职员、医生、作家、艺术家等等，作家中就包括梅烈日科夫斯基、吉皮乌斯、布宁、扎依采夫、茨维塔耶娃、库普林、苔菲、萨沙・乔尔内、巴尔蒙特等人(这一名单还可以继续开下去)，因为他们的出身、受教育程度、职业极有可能使他们成为社会动荡的牺牲品。这无疑是俄国国家的不幸，也更是俄罗斯文学的不幸。
　　在战时共产主义肃杀而贫穷的环境中，在“向左，向左，向左!”的政治气氛中，古米廖夫因莫须有的罪名被枪杀了，勃洛克因病得不到及时救治而死去，叶赛宁因对现实绝望而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到了1930年，连革命之初高喊“未来派艺术是苏维埃国家艺术”的马雅可夫斯基的“生命之舟”也被现实这块岩石撞得粉碎了。在这期间，横行于俄国文坛的是拉普，即“俄罗斯无产阶级作家联合会”。他们“以‘党在文学的核心’自居”，“他们……遵从党的教导……凡有碍，于他们事业的便坚决打击”，在对待非无产阶级出身的作家时常常“不耐烦冷静分析对方观点，却急于大打出手。”(第221～222页)
　　尽管如此，在1920年代的俄国文坛上还是涌现出了一批年轻的优秀作家，如谢拉皮翁兄弟(弗・谢・伊凡诺夫、伦茨、吉洪诺夫、费定、左琴科、卡维林等)、肖洛霍夫、普拉东诺夫、布尔加科夫、巴别尔、皮里尼亚克等人。这首先应当感谢1921年起实行的新经济政策，因为新经济政策不仅带来经济上相当程度的自由，而且也带来文化领域一定程度的宽松，“武器的批判”无法消灭的俄罗斯文学创造精神又得以复苏。其次要归功于高尔基、扎米亚京、什克洛夫斯基等老一代作家与文学理论家的指导与帮助。例如，高尔基曾力挽狂澜，著文反驳布琼尼等人对巴别尔的上纲上线的批判，指出“布琼尼同志曾痛骂巴别尔的《骑兵军》，――我觉得这是没有理由的。因为布琼尼本人不仅喜欢美化自己战士的外表，而且美化马匹。巴别尔美化了布琼尼战士的内心，而且在我看来，要比果戈理对扎波罗什人的美化更出色，更真实。”(第150～151页)高尔基还挺身为皮里尼亚克、普拉东诺夫、布尔加科夫等人辩护，呼吁“学会评价他们的工作和才能，而不是过分严厉地对待他们的错误和行为”(第152页)，努力捍卫创作自由的原则。
　　但是，随着斯大林的专权、独大，苏联的国家模式及与之相伴的文化体制也在逐步成型并固定下来。到了1932年，联共(布)中央突然通过决议，下令解散包括拉普在内的所有文艺团体，要求成立便于统一领导的各种文艺家协会。关于解散拉普、确立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创作与批评方法、成立苏联作家协会等一系列文化生活事件，苏联与我国的文学史家在很长时期里都认为是“一个从混乱到统一，从幼稚到成熟的探索发展过程”(《20世纪俄罗斯文学史》，青岛出版社1997年版，第111页)。蓝英年先生在书中做了完全不同的解释。他写道：当时，在文学领域“其他流派早已不成气候，只有拉普一枝独秀，并迅猛发展，已遍及全苏。斯大林高瞻远瞩，担心它变成一股政治力量，当机立断，把假象之敌消 灭在萌芽之中。”(第222页)蓝先生还指出，“斯大林为控制文化界才成立各种协会，其中作协最大。作协不仅掌握作者的创作命运，还有生死予夺之权……苏联作协不是一个创作群体，而是执行斯大林等人指令的衙门”(第23～24页)。朱正先生则一针见血地说，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具体地说，就是遵从斯大林的旨意进行创作，图解斯大林的观点：不是反映现实生活中有的东西，而是虚构一些现实生活中没有的东西”(第368页)。至此，苏联文学的运作机制就最后形成并固定下来了：一个唯斯大林意旨是从的文学官僚机构，监督与控制着一群虚构现实生活中没有的东西的作家，恣意地塑造起人类的灵魂来。
　　说苏联作家协会唯斯大林意旨是从，这一点也不为过。当年在作协成立前夕，高尔基曾竭力反对绥拉菲摩维奇、格拉特科夫、法捷耶夫、潘菲洛夫等人进入作协的领导机构，因为高尔基认为他们或者是文坛上“过气的”人物，或者是以文学为跳板谋取个人地位的钻营者。但是，由于斯大林的坚持，这些人还是进入了作协的领导层，而他们的作品也被推崇为苏联文学的经典。此后，苏联作协的任务首先是对会员进行思想控制和监督，它对作家的创作方法、风格，作品的人物、题材、体裁等等在不同时期也都有一系列不同的规定。作协的机关报“《文学报》一篇文章可以让作家永远沉默，作协总书记一个条子便可以把作家送进劳改营”(第24页)。为此，其领导机构经常开会，有些会议有苏共主管意识形态的中央书记参加。作协的另一个任务就是讨论有争议的作品，这种讨论通常是不公开的，而且常常会开成对具有独立思想与审美追求的作家的批斗会，而在会后对所谓坏书的批判甚至会演化成全国性的大批判浪潮(如1958年对帕斯捷尔纳克的批判)。苏联作协的这种运作机制在1953年斯大林去世后虽有所松动，但还是维持到了1980年代后半期。书中《时代的弄潮儿西蒙诺夫》和《利季娅打官司》《利季娅被开除出作协》《利季娅――真正的作家》等文章，对苏联作协的运作情况作了很详尽的描述。
　　在这种条件下苏联文学中被推为佳作、杰作的往往是一些符合领导意图的劣作，而优秀作家的作品却总是被列入另册，成为禁书。这使人自然而然地会想起克雷洛夫的寓言《猫和夜莺》与《音乐家》中的歌唱家们：一方面，“猫爪子下面的夜莺，／唱出的歌怎么能好?!”；另一方面，一些歌唱家“唱得的确有些跑调，／但他们不喝酒不胡闹，／他们的品行也都蛮好。”在苏联文坛上，相当于“猫爪子下面的夜莺”的是叶赛宁、左琴科、曼德尔什塔姆、阿赫马托蛙、帕斯捷尔那克、索尔仁尼琴、布罗茨基等人；相当于“唱得跑调、品行蛮好”(政治正确)的歌唱家的则是法捷耶夫、潘菲洛夫、考涅楚克、科切托夫以及许许多多现在根本没有人记得他们名字的伪作家，排在后一类人的名单末尾的应当是苏共总书记勃列日涅夫。他以他人捉刀的回忆录《小地》《复兴》《垦荒地》竟然获得了1979年的列宁文学奖。在《小地》中，勃列日涅夫参加的一次攻占黑海上一个区区小岛的战斗，被描写成了决定第二次世界大战苏德战场命运的重要战役；1950年代中期，他领导的苏联中亚地区的垦荒运动成了苏联当时社会生活中举足轻重的大事。在这里，看不到俄罗斯文学“按照生活的本来面目描写生活”的现实主义传统，在残酷的时代歌颂自由、呼唤怜悯弱者的人道主义精神也已无法寻觅，与苏联以外的人类世界的有机联系早就被粗暴地扭断，丰富的艺术想象与深刻的哲理内涵更是荡然无存。实际上，苏联官方文学所做的一直是“在首长允许的尺度里表扬首长”(塔吉娅娜・托尔斯泰娅语)的工作。勃列日涅夫获苏联文学最高奖一事只是把苏联政治上的专制、腐败与文学上的平庸、拙劣凸现出来而已。
　　自近代以来，俄罗斯的社会文化生活是以文学为中心建构起来的。彼得大帝及其以后的历代沙皇都非常重视文化在巩固政权、发展国家中的作用，因此也就格外重视文学事业的作用。一代代先知先觉的知识分子也都是通过文学作品为民众树立理想的社会模式和修身的榜样，并将这些社会模式和修身榜样推广到整个社会生活领域。苏联领导人似乎比历代沙皇更加看重文学的作用，斯大林甚至把塑造人的灵魂这一本来属于上帝的职能赋予了苏联作家，称他们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然而，当苏联文学堕落成官方用来制造谎言以进行表扬与自我表扬的工具时，它所塑造出来的又该是怎样的新人类呢?这些新人类所组成的社会又该是怎样的新社会呢?书中描写了这些新人类与这个新社会的精英部分――作家群与干部群。书中记述了1974年1月9日苏联作家协会莫斯科分会的会议，那里的作家们一个个趋炎附势、愚蠢、委琐、尖刻，对自己挨批判的作家同行凶相毕露、投井下石。(见第355～365页)书中借苏共中央委员阿尔巴托夫的笔刻画了包括勃列日涅夫在内的苏联最高层领导的品质，说他们基本上都是“平庸的甚至是低能的、弱智的人”，他们非常重视特权这一“保持极权统治的有效工具”，并通过宣传“灌输丢掉职位就丢掉特权、失去自由甚至生命的恐惧思想，从而保证官员们绝对听话，并积极地为个人迷信服务”(第377～380页)。很明显，伴随着苏联文学的堕落而来的是整个苏联社会文化生活的退化。
　　屠格涅夫曾经借用“鱼从头部烂起”，“如果奶油不好，那牛奶还会好吗?”等俄谚说明1850年代俄国废除农奴制、结束地主统治的必要性。到了阿尔巴托夫所回忆的1980年代末，苏联的国家体制显然也应当来一个天翻地覆的改变了。关于这一点，书中援引阿尔巴托夫的话这样说：“我们从斯大林后四十年中应该吸取的最重要的教训是：在政治机制方面必须破旧立新，必须建立民主制度、政治文化以及文明的公众意识，我坚信，这就是改革的主要任务”(第382页)。所以，1991年底的苏联解体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事。而两位先生的这本书也正是从文学和文化角度分析了从苏联到俄罗斯这一历史巨变的深层原因。在我看来，两位先生的分析在许多方面比一些历史学家探讨苏联解体问题时的分析要更具体形象，更生动有趣，也更令人信服，这大概就是亚里士多德所说的“诗学比史学更具有哲理性”的缘故吧。
　　需要说明的是，苏联并不是自觉自愿地退出历史舞台的。促使它退出，或者说抛弃它的首先是苏联各加盟共和国的人民，其中苏联作家，尤其是俄罗斯作家的觉醒及觉醒后的行动起了重要的作用。先是爱伦堡在1954年针对斯大林留下的冰冷僵化的体制呼吁“解冻”，继而有帕斯捷尔纳克1957年在《日瓦戈医生》中关于尊重人和珍视文化、文明的呐喊，接下去更有索尔仁尼琴对古拉格群岛的控诉、布罗茨基的率性吟唱、拉斯普京关于恢复俄罗斯文化传统的呼唤，庞大的1960年代作家群对苏联官方霸权 话语的疏离与消解……与利季娅・丘科夫斯卡娅一样的“真正的作家”在俄罗斯变得越来越多。反对苏联官方文学体制的涓涓细流最后汇成了涤荡这一体制，冲决苏联帝国堤坝的巨流。应当提一下的是，当年在强权下分别写过《春草国》《远离莫斯科的地方》《大学生》这些获斯大林文学奖的“歌德”式作品的特瓦尔多夫斯基、阿扎耶夫、特里丰诺夫后来也都从青年时代关于“美妙的新世界”的梦想中醒来，克服恐惧，看清真相，分别写下了《焦尔金游地府》《车厢》《滨河街公寓》等反映现实、直抒胸臆的佳作。作家反思的现象，蓝先生在《去远离莫斯科的地方……劳改营》一文中有极详尽的记述。连斯大林的文学宠儿，被蓝先生称作“时代的弄潮儿”的西蒙诺夫，在1954年就提出要修改当年斯大林钦定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定义(记得朱先生在其《1957年的夏天》中曾提到这一史实)。苏联文学体制众叛亲离、分崩离析的状况由此可见一斑。
　　在今日俄罗斯，苏联文学的命运又是怎样的呢?可以告诉国人的是，当年苏联文学的“主流作家”绥拉菲摩维奇、法捷耶夫、尼・奥斯特洛夫斯基、费定、巴巴耶夫斯基、科切托夫、马尔科夫等的作品已经鲜有人读了，即使有人翻阅，也只是因为它们有着文学史的价值而已。当年被批判、被查禁的布宁、苔菲、阿赫马托娃、扎米亚金、曼德尔施塔姆、普拉东诺夫、布尔加科夫、帕斯捷尔那克、索尔仁尼琴、布罗茨基等人的作品却在广为流传。说来也不奇怪，这些被禁作家本来就算不上真正的苏联作家，因为直到1980年代中期他们或者根本不被官方苏联文学史家认可，或者没有得到他们应有的评价。在如今俄罗斯的学校里，文学课也同样经历了一个“从苏联到俄罗斯”的变化过程，“苏联文学”课早已被"20世纪俄罗斯文学史”课所代替。在许多权威的“20世纪俄罗斯文学史”教科书中，在第一流作家之列的正是这些当年曾经被批、被禁的作家，而苏联时期的“主流文学”作家只能作为一类文学现象的代表被提及，或者干脆消失了(高尔基、阿・托尔斯泰、马雅可夫斯基、叶赛宁、肖洛霍夫等人除外，因为他们当年都是因杰出的文学成就被推作苏联文学的旗帜的，而他们的创作与生平却都遭到了官方不同程度的有意扭曲与篡改)。这一切使人不由得想起利季娅・丘科夫斯卡娅在苏联作协莫斯科分会1974年1月9日的会议上针对作协理事会的衮衮诸公说的话：“你们手中只掌握现在和部分地掌握过去，但还有一个掌握过去和未来的机构：文学史。(……)几十年之后，最高机构，即文学史，将作出另外的判决。”(第361页)
　　我是一名俄国文学教师，在读许多研究俄罗斯文学的同行的文章时常常有一种读技术文献的感觉。其实，在人文社科研究被广泛纳入“××工程”、“××规划”时，学人们的工作能不被控制在工程师思维模式(考虑投资、投料、产出、客户、实用性等等)之中吗?但蓝先生与朱先生的写作不是这样，他们的研究不在“工程”、“规划”等的限制之内，往往有“野路子”之讥。但他们的工作是凭良心的工作。两位先生都认为，“从‘五四’以来的几十年间，俄罗斯文学和苏联文学曾经给中国文学乃至中国社会生活很大影响”(第370页)。他们又都有着像他们评论的“真正的作家”利季娅・丘科夫斯卡娅一样的良心，深信“反思过去，认识过去(指苏联和苏联文学的过去。――余一中注)，那时未来的道路才会清晰。”(利季娅语，第366页)正是因为蓝先生与朱先生的书是出于“真正的作家”的良心和对中国社会生活的关心写成的，而且他们在书中又做到了文史打通、中俄融会，所以他们的分析才能高屋建瓴、势如破竹，打动人心，使我在阅读时常常感到喜悦和兴奋，愤怒和激动，温暖和舒畅(甚至酣畅)。读完《从苏联到俄罗斯》一书，我明白了苏联为什么会解体，俄罗斯为什么会新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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