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权制下的女性主义陷阱】女性主义视域下的
时间：2019-02-04 05:38:31 来源：千叶帆 本文已影响人
摘 要：女性主义从最初被父权制社会打压、排斥到被接受、允许，是女性主义者不懈努力和妇女运动长期斗争的成果，但也有可能是父权制社会对女性主义直接压制无效后采取的隐性压制手段。在父权制社会追求性别平等，本身就是一个陷阱。女性主义的终极目标不应该是性别平等，而应该是打碎父权制。
关键词：女性主义；父权制；性别平等；陷阱
李银河在《福柯与性――解读福柯＜性史＞》中说：“福柯要表达的观点是这样的：压抑的形式是多种多样的，绝不是禁止说、限制做这一种形式，它还有鼓励言性这样一种形式。在人们被鼓励言性，并且以为自己已经因此获得了自由和解放的时候，他们却被权力更牢固地控制起来，受到了更深的压抑。它的严重后果是将争取自由和解放的斗争引入歧途――人们对更深层的压抑习以为常，熟视无睹，反而以为自己已经活在自由和解放之中。”这里说的是性的解放，但对于女性主义同样适用，这可以从女性主义发展过程中父权制社会的态度变化得到印证。
1.萌芽时期：黑色的女性主义
女性主义萌芽于18世纪的启蒙运动，在启蒙思想的感召下，法国妇女首先开始了争取权利的斗争。“在法国大革命中，妇女带着自身的要求和愿望，积极投身于革命运动……不仅和男子并肩战斗，有时甚至走在男子的前面……大革命的口号：‘自由和平等’，在她们心目中，不仅意味着等级之间的平等，也意味着性别之间的平等。”然而当革命取得阶段性成果时，妇女却没有取得与男性平等分享胜利成果的权利，1789年法国颁布的《人权宣言》将妇女排除在外。这直接引发了妇女为争取自身利益和解放的斗争。1791年，法国最有影响力的女作家奥林普・德・古日针对《人权宣言》发表了《妇女权利宣言》，宣告“妇女生来就是自由的……男女应有平等的权利”。这是世界上第一个明确反抗性别歧视、提出妇女政治权利要求的文献。一些受教育水平较高的法国妇女大量印刷“陈情书” “小册子”，在报刊上发表政论文章，还创办了《妇女》《妇女新报》《王后之友报》《钟声》和《妇女教育年鉴》等报刊，在舆论上为争取平等权利积极造势。
在英国，随着启动思想的传播，女性主义也应运而生。1792年，女性主义的鼻祖之一，英国女作家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出版了《女权辩护》一书，但人们的观念依然在旧世界的父权体系中，女性在社会各领域受限制的情况比比皆是。作为社会主流意识英国的教会礼仪甚至认为：“女人的意志应服从男子，男子是她的主人，也就是说，女人不能按她自己的意志生活……离开了男人，她既不干任何事而且也干不成任何事。男人怎么做她就怎么做，她应把男人当做主人来侍奉，她应畏惧男人，服从和臣属于男人。”在法律上，英国妇女更无平等可言，比如一直到1891年，丈夫将妻子锁在家中都是合法的。
萌芽时期的女性主义是黑色的，因为这时父权制社会对女性主义的态度明显是排斥的，舆论对女性主义者进行各种丑化和诋毁，教会不认同女性主义者的观点，政府和法律不支持女性主义者的要求。这一时期父权制社会对女性主义的压制是直接而明显的。
2.19世纪至20世纪50年代：灰色的女性主义
19世纪，英国成为最有利于女性主义发展的国家。一方面，工业化使许多妇女走进劳动力市场，增强了妇女的经济独立性和独立意识；另一方面，政治民主化运动让广大妇女接受了自由主义思想，客观上为女性主义提供了有利的政治条件。
19世纪下半期，随着议会民主制的不断完善，妇女选举权问题更加受到女权运动的重视。1851年，谢菲尔德的劳动妇女成立“争取妇女选举权协会”，要求获得选举权。1869年，英国社会学家约翰・斯图亚特・穆勒出版了《论妇女的屈从》一书，论证了两性在法律上的不平等是妇女处于屈从地位、不能真正获取自由的根源，并提出了法律面前男女平等的思想。作为威斯敏斯特的议员候选人，穆勒还把妇女选举权的要求写进了议会改革修正案。在英国女性主义者半个多世纪的努力和政治民主化“东风”的帮助下，尽管父权制社会极不情愿，最终还是在1905年通过了关于妇女选举权的提案；1918年，英国女性获得选举权，但仅限于30岁以上的女性户主；1928年，英国女性终于获得与男性同等的选举权。
这一时期，很多国家先后通过法律确立了妇女的参政权或选举权，妇女的法律地位得到空前的提高，财产权和经济地位也逐渐独立。父权制社会虽然做出了妥协和退让，但都是不得已而为之，对女性主义的态度显然很不积极，所以这一阶段的女性主义是灰色的。
3.20世纪60年代之后：红色的女性主义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北美、西欧、日本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妇女运动有了很大的发展。这些国家的妇女，参加各种运动人数之多、涉及问题之广以及采取的斗争方式和活动形式多样等，都是前所未有的。女性主义理论也百花齐放，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社会主义女性主义、激进女性主义等理论百家争鸣，对妇女受压迫的根源和不平等状况进行了分析。但这个阶段更引人注目的当属联合国的四次世界妇女大会。
联合国第一次世界妇女大会于1975年在墨西哥首都墨西哥城召开。133个国家的1800多名代表与会。会议通过了《墨西哥城宣言》和《世界行动计划》，并将1976～1985年定为“联合国妇女十年”，确定了这十年的目标是平等、发展与和平。
联合国第二次世界妇女大会于1980年在丹麦首都哥本哈根召开。联合国145个会员国、联合国系统有关组织和机构的代表2000多人与会。会议通过了《联合国妇女十年后半期行动纲领》，以期早日实现平等、发展与和平的目标，特别强调就业、保健和教育是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
联合国第三次世界妇女大会于1985年在肯尼亚首都内罗毕举行。157个联合国会员国及联合国、有关政府间和非政府组织的代表约6000人与会。会议审查和评价了联合国妇女十年的成就和存在的问题，通过了《到2000年提高妇女地位内罗毕前瞻性战略》。
联合国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于1995年在北京举行。189个国家的政府代表，联合国系统各组织和专门机构，有关政府间和非政府组织的代表共15000多人与会。本次大会的主题为：以行动谋求平等、发展和和平；次主题为：就业、保健与教育。 会议审查和评价了《内罗毕战略》的执行情况，制定和通过了旨在提高全球妇女地位的《北京宣言》和《行动纲领》。
四次世界妇女大会表明，父权制社会不仅接受了女性主义，还以积极的姿态支持女性主义，所以说此时的女性主义是红色的。
以上三个阶段（以父权制社会对女性主义的态度为依据，并非以女性主义发展特征为依据）呈现了父权制社会对女性主义从打压、排斥到接受、允许的过程，也是父权制社会为女性主义设置陷阱的过程。
必须强调的是，父权制社会在能够控制的范围之内，对女性主义采取的都是忽视、反对、压制等做法，父权制社会对女性主义态度的转变，是基于女性主义声势浩荡的发展、妇女运动的压力和其他客观原因，而绝非情愿的，积极的。在第三阶段，父权制社会的态度变得很积极，但同时需要注意，这时父权制社会是以领导者的姿态面对女性主义。意识到女性主义不可遏制之后，父权制社会发现，支持并领导女性主义可以继续履行统治者的意志，使女性主义的矛头不会触及父权制的根本。现在父权制社会与女性主义的关系，如同宋徽宗与梁山泊。虽然父权制社会确实为妇女的权利做出了很多行动，但这如同地主领导农民去改革地主阶级的统治：只有改良，没有革命。比如，从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至今，妇女的社会和经济地位已经得到了极大改善，但“必须根据持续存在的性别不平等以及不利的经济和政治环境来看待上述积极成果”，“参加工作和参与政治的妇女人数是增加了，但这种日趋缩小的性别差距却掩盖了薪酬和地位上明显存在的性别不对称。妇女依然集中在报酬低且没有权力的工作层次，在收入、地位和权力方面受到重重阻碍。”
西蒙娜・德・波伏娃在《第二性》中提出一种观点，“在男权文化中，把‘男女平等’作为妇女解放的标准不过是一个理论和逻辑上的陷阱。”这个20世纪中期提出的观点，现在看来更有意义。我们应该大胆地相信，父权制社会不希望男女平等，实际上正在由父权制社会引导的女性主义无法实现男女平等的终极目标，“女性要获得彻底解放，就必须打碎这个父权制社会”。父权制存在，女性主义就会存在，女性主义的存在，意味着性别不平等的存在。如何打碎父权制社会，使女性获得彻底解放，才是女性主义者应该努力的方向。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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