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文染色的杂色人生]杂色
时间：2019-02-08 05:38:48 来源：千叶帆 本文已影响人
阮直简介 1955年生于内蒙古：祖籍山东青州。1986年开始发表作品。1993年由内蒙古调入广西北海，现任《北海晚报》副总编，北海市作协副主席，广西作家协会理事，中国作协会员。被《杂文选刊》选为“中国当代杂文30家”。从1989年起，每年都有五篇以上作品入选《中国最佳杂文》、《年度中国杂文最佳》、《中国杂文精选》、《中国杂文年选》。有多篇作品入选山东、河南《中学生课外阅读》辅助教材。
获《四川文学》杂文奖两次，北京杂文学会奖两次，中国报纸副刊银奖三次、铜奖四次，获各报刊征文奖二百多次，2006年两次获《人民日报》“大地”文艺副刊征文二等奖。
○记者：阮直先生，您好!提到您，就会想到“幽默”和“善谈”这两个词，我想，这与“天性”和“成长经历”肯定是分不开的，能否详细谈谈?尤其是童年科尔沁草原的成长经历，给您的人生带来了哪些影响?
●阮直：谢谢你的赞美，如果我不写杂文，在我的生活圈儿里，甚至跨村儿、跨县、跨省，仅仅是与人闲侃，我也觉得我幽默，但我接受幽默的系统要发达于我输出幽默的系统。可这个幽默并不是美学意义上的幽默，说得直白一点儿叫“逗乐子”，说得优雅一点儿叫“有趣”吧。
我长成这样，用山东诗人高伟赞美我的话说：“不属于组织‘种植’的，是野生的原生态，自然的无灌溉，所以也就无人关爱。”从小不仅没“唐诗”的滋润，也没“营养”的糖吃。我童年最羡慕的就是在干干净净的幼儿园里有美丽的阿姨领着做游戏，结束后先洗手，然后有个梨吃。但我没有那个资格，我在幼儿园的栅栏外往里边多看一会儿，都会被当作“野孩子”撵走，虽说那时我还没有像宋丹丹有“伤自尊”的感觉，但我知道，我的身份与人家是有差别的。
于是我在科尔沁草原的姥姥家找到了一片乐土，那是一个半农半牧，蒙、汉民族杂居的地区，村民中的汉族大多来自辽宁的北票县，与草原的游牧民族相融合了几代，他们做人豪放、乐天。一年的时间半年“猫冬”，经常聚集在一户人家的“连二”大土炕上，七百年谷子八百年糠、张大胡子吴大帅地胡扯滥拉。那里的人见面打招呼的方式是“互骂”，除了父母不许捎带上，骂天骂地骂皇帝都没禁区，是中国思想解放、言论自由的最早地区。那里的汉人说：好汉长在嘴上。不“善谈”，不能“哨”，长大了连媳妇都不好找，我的童年、少年，就是在这个“野生园”的环境中由“外婆‘教大’的”(盗版小品语)。
○记者：我觉得“文如其人”用在您身上再合适不过了，您为人豪爽善谈、古道热肠、风趣幽默，您的作品更是生动、形象、诙谐，语言颇具民间风味。那么，您这种“为文”的风格又是如何形成的呢?
●阮直：没人舍得把这么多美好的修辞往我身上捅，我知道你这是工作，倒是你的后一句话我很认可，“语言颇具民间风味”，这是没办法的呀，我倒是想把自己的语言修炼到余秋雨那样的高贵，周国平那样的哲理，朱铁志那样的优雅，刘齐那样的幽默，鄢烈山、王乾荣那样的尖刻，可是我“坐胎”时就缺了那些元素。我这条草根里拱出的虫，读过的大学不是名牌，教我外国文学课的老师在工厂里干了十八年的苦力，后他有资格重返大学教书比我到大学读书还晚了三天。他在讲到“伊利亚特战争”惨烈的程度时，不知怎样表述了，憋了半天儿，就有了“民间风味”了：“打得那是冒烟咕咚。”学生大笑，他也笑了。
我小学四年级“文革”开始，三年后上中学，学的是“毛选”，后来是“批林批孔”，接着“反击右倾翻案风”，我除了会点儿乡下大土炕上的民间俚语、俗语、歇后语，是连汉语都用不好的作家。语言这东西也许是多样性地传达给读者才显得美，就像你是大家闺秀。我就是山村柴火妞儿；你是美轮美奂舞台上的花腔，我就是那山崖上的大吼。写杂文嘛，本来就是“骂”人家，粗一点儿、俗一点儿、形象一点儿倒也好。朱大路先生鼓励我说“你就把你的民间形象语言一路进行到底吧”，我时刻努力着。
○记者：您在《“傻人”的杂文“原生态”唱法》一文中提到：“选择了杂文，更换了职业，选择了杂文，改变了人生，选择了杂文，甚至‘重组’了灵魂。”那么，能谈谈您当时“选择杂文”这条路所克服的种种阻力和秉持的信念吗?
●阮直：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我一度“混入”了一个重要的部门，已经有了遭到提拔的机会了，可是我这人从小就有点彪，大了也没修炼出来。忘记了领导的意图又“实事求是”。于是那个欣赏我又是我的直接领导说：“你这性格从政有天然的不足，恐怕要在被别人领导的位置上待得时间长久了。”我明白了，从此就不等着组织“下令”了。我业余时间写杂文，彪人写杂文有性格基因上的优势――说真话。一试，果然顺利，一个月内，仅在哈尔滨的《新晚报》“紫丁香”副刊就发了五篇小杂文，得稿费二十元，还在《兰州晚报》、《沈阳晚报》、《城市时报》也发了稿。于是我又发彪了，到处奔走相告，不料遭到“暗算”。领导的定罪是“投入工作的热情不够，出名争利的意识太浓”。有人在单位收发室已给我算出，我的稿酬超过了每月的工资――五十四元五角。我的“好日子”是当时机关里的人们无法忍受的。恰好此时我的诗人朋友阳关在一家报社，经他举荐，加之我的杂文在当地也小有名气，调入报社又属“下嫁”，于是我就改变了职业。
1993年《北海日报》到处招兵买马，我被当时的社文部主任刘海贤相中。一个北方草原城市长大的莽汉，从此开始了在祖国南方沿海城市的生活，杂文改变了我的人生。
写着杂文，读着杂文，我慢慢地发现我的“价值体系”是有问题的，我批判别人的武器，并不具有先进的理念和意识。甚至连农民的狡猾、政客的谋略、权威的霸道都被我当作了武器使用过。我如果不“重组灵魂”，我将没有资格再写下去了。于是我开始了重新的阅读。从人的异化问题入手，读马克思的《188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读卡西尔的《人论》，读陈独秀、陈寅恪、胡风、王实味等有良知、坚持真理后的遭遇与蒙难，读解密的“苏维埃专制政权”时代的那段历史，读被掩盖了真相的一件件重大历史事件。是杂文挽救了我，让我能具备一个知识分子最基本的良知和正义。
○记者：1993年到《北海日报》后，您的杂文创作有了一个质的飞跃，这种“飞跃”是怎样实现的?请您谈谈其中的心得体会。
●阮直：杂文写作的进步不是写作技巧、手法的提升，而是作者价值观能否与时代同步。我的每一次“飞跃”总是对别人“灌输”的一次摆脱。没有体制保障的彻底“思想解放”，杂文创作就不会有质的飞跃，杂文家也不会有“飞”的可能。我们几十年没产生出一个鲁迅，不是当代的杂文家没有“飞跃”的本事，而是“飞跃”的翅膀总是那么的沉重。我1993年由一个传统的半农半牧地区转到沿海开放地区，这于我自身的观念、价值观的改变肯定会是一次“飞跃”了。但我无论怎么“飞”，都不会超越报纸、杂志承受的底线，他们才是杂文家作品“飞跃”的天空。天空上的大 气层又是我们文化承载的范围。
○记者：您作为编辑，写杂文的同时也编辑杂文，2000年，您又在北海主持过一次全国报刊杂文、随笔编辑研讨会，请您谈谈多年的编辑心得。
●阮直：我编过几年杂文，但时间不长，我是文学副刊编辑，但与我有过交往的作者还都与我关系不错，因为我编的都是小报。付酬又可怜，我是怀着谦卑、恳求的态度才拿到人家作品的，我是在用人家的佳作与大名为我主编的小报增辉的。所以我时刻感恩那些作者们对我的支持。在没有电脑、稿酬千字不足十元的时代，牧惠、鄢烈山、丹赤、阿敏、李恩柱等著名的杂文家就支持过我的编辑工作。这为我在2000年能让那些著名作家，杂文家，大报、名刊的编辑们“自带口粮”到北海参加杂文创作研讨会建立了良好的“人缘”，至今我还觉得欠着他们一笔“人情债”。
我当编辑没有代表性，地方小报的编辑只有一肚子的“无可奈何”、“身不由己”的感觉。我倒觉得，不能自己养活自己的地方性报纸，能不办最好不办。
○记者：一直对“阮直”这个名字很感兴趣，很想问您这一笔名的选取是否有独特的寓意或故事?
●阮直：这个笔名是1986年我家乡《兴安日报》的编辑道尔基老师给起的。三国谋士徐庶，字元直，人耿直，被逼进了曹营，但发誓不为曹操出一计，献一谋。道尔基老师说我为人有耿直的一面，感谢他为我起了这个有广西特色的笔名，让我如今落户北海，这里阮姓家族的人极多。我如今灵魂中也渴望“柔软”的那部分。
○记者：今年是我刊创刊二十周年，最后希望您就自己的杂文观给我刊以寄语。
●阮直：我不是学者型的杂文作者，我都不知道我有什么样的杂文观，从我阅读的感觉上讲，我喜欢刘齐的幽默、反讽，他那种装疯卖傻、声东击西的表现手法是大的智慧，让我折服；我也喜欢朱铁志优雅的文采，因为杂文是文学，没了文采的杂文我都后悔读了它；我还喜欢朱健国、狄马、张心阳的深刻和厚重。
我希望《杂文选刊》能坚守自己已形成的风格，不讲门第，不论流派，凡是好作品都网罗进来。办成中国知识分子的讲坛，当发行量足可以富足自己的时候，就不要再追求市场化了，以免媚俗。《杂文选刊》不仅繁荣了中国的杂文事业，也为中国的思想解放和加快民主进程做出了独特的贡献。作为一个读者我该谢谢刘成信主编，他真的不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