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流放”的一代|被流放的这两年
时间：2019-02-09 05:41:52 来源：千叶帆 本文已影响人
2010-07-23 20:19:00 一时之间,“留守儿童”又成为一些新闻的关键词。 先是“6・28”贵州关岭县山体滑坡事故幸存者提供的名单显示,山体滑坡已造成六十二人遇难,其中包括三十名小学生,多为留守儿童。接着《华商报》报道,陕西杏林镇五名小学六年级的学生,相约到古庙里喝农药自杀,幸被过路村民发现后及时送往医院。五个孩子中有四个是农村留守儿童。7月2日,五个孩子经过一夜畅谈,相约同月同日死。3日上午8时左右,他们用带来的农药勾兑饮料,发誓一起喝下去。再就是《羊城晚报》以“梅州留守女童屡遭性侵害”为题的报道指出,梅县人民法院最近审结四宗女童性侵害案件,这些遭受性侵害的女童,父母均外出打工。
如果说贵州那起山体滑坡,是一场谁都难以避免的灾难事故,那么陕西五名小学生相约自杀的情景,寓示着他们有着怎样“不足与外人道”的孤单与绝望?我注意到报道中说,“事发后孩子们都选择了沉默”,这沉默里又有着怎样的空洞与悲愤?而梅州那些遭受性侵害的留守女童所带给我们的震惊,正与曾经发生在河南的“买处案”一样――河南南阳市男子邓军从2004年的秋天开始“买处”,涉嫌奸淫幼女十七名,其中有十二名还是十四岁以下的女童,而这些女童同样大多是“留守儿童”。
这已是一种让人不得不接受的事实:当“留守儿童”这个词出现在新闻媒体上,它总是意味着伤害、悲剧与一种负面的情绪。这些农村的孩子,已经不再是文学作品中那种像乡间野草一样无拘无束生长的形象。他们父母双全,却不得不沉默地被拘束在远离家人关爱与情感呵护的角落;他们也是这个国家的未来,却不得不被拘束在一个光怪陆离并且被称为主流的社会之外。就是这样,在一个空前繁荣并且据说愈来愈人性化的时代,这个被称为“留守儿童”的群体,只能被动并且无助地承受生活的苦难,成为被遗忘的群落。
“作为一种非常严厉的惩罚,在远古时代,流放几乎就等同于死刑,它只是让犯人多了一点苟延残喘的时间。而不幸遭到流放的人,永远被驱逐出社会与家庭之外,他们不会知道,在没有人间规则可循的荒远地界,死亡将何时或如何降临。”这是凯伦・法林特在讲欧洲刑罚史有关“流放”之刑时说到的一段话,然而为什么,我们竟然同样从今天中国的“留守儿童”群体中,读取到了与“流放”之刑同样的意味?由此而言,“留守儿童”到底是一种生存状态,还是一种宿命的罪孽与惩罚?
“留守儿童”被放逐与总是悲剧结缘的情状,正使他们成为被“流放”的群体。我们常常说,对于儿童而言,国家是另一个父母,教育是另一个监护人。然而在他们的父母远走他乡后留下的空虚之地,我们没有看到国家的及时补位,没有看到教育的校正与填充,更兼“一些地方的帮扶工作流于形式,设想中对留守儿童的托管中心也没有一个可资操作的形式”等等,导致他们的留守只成为一种遗留,却没有守护。他们就这样被“流放”了,处在心灵的蛮荒之地。
如何不让“留守儿童”们成为被“流放”的一代人?记得在2009年11月19日《晶报》专栏文章《留守儿童早已长大成人》中,我写道:在对待农村、农民工,再到留守儿童一代的问题上,不必否认中国的发展其实是一种包含歉疚的经历,如果仍不能弥补这样的一种愧疚感,只能带来一种更深的伤害。现在看起来,那被流放的,仍然在被流放着,那应当满怀愧疚的却仍无愧疚可言。
题图/消失的希望/小黑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