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激进主义与文化保守主义的对决]激进主义保守主义
时间：2019-02-11 05:29:51 来源：千叶帆 本文已影响人
关键词：阎连科 《受活》 政治激进主义 文化保守主义。 摘要：阎连科《受活》宣称打造中国当代文学的“狂想现实主义”，即以作家内心与灵魂为依托创造现实主义本质真实。在作家心灵深处，军人式的政治激进主义与农民式的文化保守主义形成剧烈矛盾冲突和对决，最终文化保守主义以胜利告终宣告了文本哲学含义与作家的价值取向。
阎连科的力作《受活》引起了社会较大的反响，主要是由于作家在这新作中尝试超越当下现实主义惯用的创作方法，试图建立“狂想现实主义”的表现手法与思想意义。它的要诀如作家后记中所宣扬的“现实主义，与生活无关，与社会无关，与它的灵魂――‘真实’，也无多大干系，它只在与作家的内心和灵魂有关。真实不存在于生活，只存在于写作者的内心”。现实主义于我国现、当代文坛有特殊的意义，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曾经长时间起着主导和独霸的局面。新时期以来，现实主义出现了泾渭分明的分野：一些人追逐西方新思潮而完全抛弃现实主义；另一些人在纷繁繁复令人[花缭乱的西方现代派与后现代派中脱身，回归到原始意义的现实主义。然而，前者常陷入外来思潮中花样百出的形式泥潭而不能自拔，后者也受缚于社会与时代的摆布而丧失主体性思考。现实主义与其他现代派都面临着新的考验与挑战。
阎连科历经乡土文学、军旅文学和元生存文学的嬗变过程，现实主义风格是其发家之本，也是被评论者标签而誓愿改进的。《受活》的推出从形式上是创新，但在内容本质上却更直观地体现了他的精神内核：政治激进主义与文学保守主义的直接对决，以及文化保守主义的个人取向。阎连科继承了精神领域的一贯追求，同时也促进了作品创作形式的翻新，因此说，他的《受活》达到了当代小说的一定高度。
一
政治激进主义与浪漫主义唇齿相依，通常政治激进主义以浪漫主义的超现实想法鼓舞和感染群众以及自己。两者的思维方式与思想本质均为主体主义，即罗兰・斯特朗特伯格所说的“人的心智参与对现实的塑造”，因为人们经常把受到社会现实逆境挤压而产生的反抗幻想诉诸主体情感扩张，期冀得以宣泄，抒发出深层企盼，并从此获得现实生活的人生超越和情感体验。然而，政治激进主义在浪漫主义基础上利用个人主体性的扩张，以浪漫主义色彩建构乌托邦来感染其他人，从中完成政治目的。
阎连科《受活》中政治激进主义的首要代表人物是柳鹰雀，整部小说就是围绕着他的幻想性的政治创作而推进的。首先，他富有浪漫主义的未来前景的描绘迷惑了顶头上司，得到赏识，谋得政治利益――加官晋爵。一方面柳鹰雀给上级领导算的是经济账，满足地委书记问他的“你有什么法子让双槐富起来？”这既是问题又是考察的需要。柳鹰雀说：“我们出一大笔钱去俄罗斯把列宁的遗体买回来，……全国全世界的人都要疯了一样去那山上游乐哩。一张门票五块钱，一万人就是五万块钱哩；一张门票十几块，……可一张门票整好一张大票？……他们（外国佬）买门票当然不能使着咱们的钱，他们用美钞，一张门票五美钞、十五美钞、二十五美钞不贵吧？……就怕这个县富了有钱没地儿花。”另一方面潜伏的是政治因素。柳鹰雀交出的《参考消息》中说不能保存列宁遗体的原因有二：一是经济，二是政党纷争。假如在苏联老大哥经济窘境之际出手购买列宁遗体也是政治美谈。柳鹰雀的政治资本与经济利益的美好设想终于打动了上级领导，使得这件事得以顺利开展。
其次，柳鹰雀的政治激进主义对上鼓吹经济与政治利益双丰收，对下是渲染天堂般生活图景。毕竟普通百姓就政治与经济的宏伟意义领悟不深，体会不到，所以，活生生的美好前景的描绘与承诺是政治激进主义的常用伎俩。县长柳鹰雀在受活庄台上扯着喉咙宣讲、豪情满怀地想象：“只要把列宁的遗体拉回来，放到咱们山上的纪念堂――乡亲们，父老们，到了那时候，来咱们这儿游乐的人就会比蚂蚁还要多。你们在路边卖个茶鸡蛋不要说就卖两毛钱，就是三毛、五毛、一块都供应不及呢。你们要在路边开个小饭馆，那得一天到晚关不了门，吃饭的人像学生孩娃们放学了一样排成队。你们要开旅馆店啥儿的，床可以脏一些，房子哪怕还漏雨，被子里的棉花哪怕是草纸，哪怕床上有虱子、跳蚤啥儿的，那住店的人打断腿儿也是赶不绝的呢。”“我告诉你们吧，熬过去今年的苦日子，明年那天堂的日子差不多就落到你们头上了。日头从东天走出来，可他只照在你们家的院落和房上，外县人家里有山有树也有水，可没有列宁的遗体，那日头出来也不往那儿照，月光都不往那儿洒。”当绝术团小有建树时，柳鹰雀又以几何倍数给身边干部和工作人员算账。结论是：“我真算不过来这笔账了呢，请你们算算吧，你们算算咱们双槐县到那时候一年要收入多少钱――到了那时候，问题不是出在能收入多少钱，而是有了这么多钱怎样花出去。花出去才是难事哩。”逮住机会就以未知的光辉前景宣传他的宏伟蓝图，反复的讲]使得老百姓信以为真信心百倍，最终连他自己也相信了。
最后就是政治激进主义的自我信仰。当他面对妻子提出离婚时，完全忘记夫妻感情为上原则，陶醉于政治权力的浪漫幻想让他忽视了其余的一切。“满天下找不到一个幼儿园的阿姨想要跟县长离婚的女人呢。”“有一天，我成了和列宁一样的人物了，就是你死了也会有人给你弄个纪念碑和纪念馆，这你知道不知道？”《受活》一文中柳鹰雀的妻子与秘书私通，这对柳鹰雀身边最亲密人的背叛也为他在以后政治激进主义的毁灭埋下了注脚。此外，第十一章中叙述柳鹰雀上敬仰堂的事。与其说是庆祝胜利，不如说柳鹰雀进入自己幻想，直露地暴露自己激进的政治野心。
与柳鹰雀的赤裸裸的政治激进主义相对的是茅枝婆。假如前者是正统官吏的政治激进主义，那么后者就是民间政治激进主义的代表了。茅枝婆很少公开宣讲自己的政治主张来对普通大众进行情感迷惑，尽管可能存在她的阅历与表达的水准问题，但她始终希冀退守到“小国寡民”的世外桃源般生活。茅枝婆的立场和人生态度都是文化保守主义，然而就茅枝婆的行径来说有政治激进主义成分：以个人主体主义为出发点，在精神王国虚幻个人理想世界，鼓动大众为实现这个虚拟理想王国而努力，由此完成政治统治与对群众的行为约束。总之，登上社会一定高度时所推行的治民政治中政治激进主义占据了极其重要的地位。
二
《荀子・解蔽篇》中如是说：“圣也者，尽伦者也；王也者，尽制者也；两尽者，足以为天下极矣。故学者以圣王为师。”儒家思想长期雄霸中国思想的主流，其“内圣外王”的观念在许多中国人头脑中生根发？枝繁叶茂。“圣”指的是人格修养，“王”偏重于事业成就；对内则讲求自我素质的提升，对外则讲究建功立业。作为作品的两大主人公茅枝婆与柳鹰雀，他们的人生价值和目标取向侧重“圣”与“王”的绝对分野，即茅枝婆人生目标在于安身立命，而柳鹰雀在于政治上有所建树；前者放弃老革命身份这一晋级事业的好基石而！择普通生活，后者置家庭生活于不顾埋首于仕途。总之，从《受活》的整体上把握茅枝婆应该是文化保守主义立场，她基本上是作家作为柳鹰雀的政治激进主义的对立面而设置的。茅枝婆的文化保守主义表现在以下几点：
第一，茅枝婆强烈抵制一切外来人员与外来势力的入侵。在作品的开端，茅枝婆与柳鹰雀就发生冲突：柳鹰雀带队来受活村慰问受灾村民，村民也对代表政府的柳鹰雀抱以种种希望。但是茅枝婆一见面就破口大骂，而且当场唾了县长一口浓痰，县长柳鹰雀白白吃亏，落了下风。茅枝婆和柳鹰雀素昧平生，却从初次见面就吵到结尾，说明他们矛盾的不可调和。前者是从老一辈革命者到放弃权力的普通大众，而后者是从普通群众到步步高升的一方诸侯。权力的发展趋向的不同使得他们对待群众的态度与方式也截然不同，他们结局的一死一伤也寓示着他们所代表的思想传统的结局。同样道理，茅枝婆对其他涉足受活庄事物的外来人员一律敌视，并尽力驱赶。如对付乡政府的收取路款费和白棉花，她居然谩骂与解衣相辱，终偿夙愿。
第二，茅枝婆在受活庄村民中享有绝对的威信，她也不想辜负庄里人的希望。在《受活》的叙述中，整个受活庄村民缺胳膊少腿的同时也丢失了脑袋――他们完全依赖茅枝婆而茅枝婆也担当起全庄人思想的重担。因此在这个意义上说，受活庄是“一脑主事”：茅枝婆的价值观念也就是全庄人民的想法。“内圣强则外王弱”，茅枝婆和受活庄村民由于身体与精神的创伤而退守一隅，对外扩张的念头断断不敢有，自保是他们最大的理想。当受活村民被以柳鹰雀为代表的外来势力诱惑而离庄出来时，茅枝婆是唯一又坚决的反对者。村民们经历了金钱被盗和被抢后才幡然醒悟，作品的结尾部分对话很有代表性：
庄人们说：“婶，门开了。”
茅枝婆说：“我不想活了哩，你让活人都快下山回家吧。”
庄人们说：“圆全人昨儿半夜都跑啦。婶――是你把我们领出受活的，你得把我们领回家。”
茅枝婆说：“让受活人都赶快回家吧。”
庄人们说：“槐花和儒妮子们……让人家糟蹋了。”
她轻微怔一下，想了一会说：“也好呢，以后庄里人就都知道天下圆全人的怕人了，就都不会再想着出]的事情了，都会明白守在受活的好处了。”
《庄子・天下篇》云：“神何由降，明何由出，圣有所生，王有所成。”道出了中国传统儒家思想的“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出世与入世观。茅枝婆受到身体和心理的创伤之后，政治上济世救民的心思已断，退守家园和回归心灵自然成为她唯一的追求目标了。不管朝政不问时局，茅枝婆的文化保守主义向往原始的田园牧歌式的农耕生活。
三
《受活》结尾处写到茅枝婆完成“退社”心愿而安然去世，受活庄村民陷入精神危机。正在此时，柳鹰雀出了车祸变成残疾，入了受活庄。他会是另一个茅枝婆吗？村民生活能继续吗？
作品没有交代，我们只能从作品的表现与作家的一贯思想来推断，可以得出肯定的答案。
其一，小说设置了一个特定语境：作家几乎所有作品的发生地――耙耧山下小村庄。天是反常的天――夏天下），冬天大热。与他以往苦难主题表现不同的是人物由具体的有个性人到属概念的种族人的逐渐虚幻过程。《受活》中一望便知的虚幻人群――残疾人，“听说一个哑巴、一个盲人、一个瘫子在这儿三人合户，把日子过得宛如天堂之后，四邻八村，乃至邻郡、邻县的残疾人便都拥了过来。瞎子、瘸子、聋子、缺胳膊短腿、断腿的残人们，在这儿都从老哑妇手里得到了田地、银两，又都过得自得其乐，成亲繁衍，成了村庄”。这些残疾人互助互爱，生活融洽，居然显示了处处超越“圆全人”的地方：生活上丰衣足食，荒年还有粮；技艺上，受活庄和绝术团中都展示了他们高超非凡的天赋。他们生存能力超群又心地善良，但是，健康的圆全人却呈现出完全相反的特点――工作能力不强又心[特坏，他们徒长了四肢却丢失了最重要的社会因素即心灵。残疾人与圆全人的形象对比中折射出作家的创作立场：人类随着社会物质文明的突飞猛进却相应地出现精神萎缩，精神的回归与复古是阎连科思想的底线。
与文化保守主义相对的政治激进主义也有残疾人意象的描述。一九零五年陈天华《论中国宜改创民主政体》中以浪漫主义的情怀抒发政治激进主义常用的通天幻想：“无目者，不能使之有明，本明而蔽之，去其蔽，斯明矣。无耳者不能使之有聪，本聪而塞之，去其塞，斯明矣。”在政治激进主义如陈天华与柳鹰雀等人[里，残疾人完成可以在政治乌托邦社会中完全康复。在以茅枝婆为代表的文化保守主义[里，残疾者应该远离社会，防范其他人，才能过上桃花源般的生活。作者安排的结局是政治激进主义向文化保守主义的转变，符合文本发展目标。
其二，阎连科长期一贯的农民乡土意识，体现了他对当下现代文明的不满与憎恨，回归农耕文明是他心理长期所期盼的。这种农民意识已被评论界炒透了，本文无须赘言。此外，著名评论家雷达指出《受活》受过福克纳的《我弥留之际》影响。他指的是文本结构。与其说茅枝婆发展结构和《我弥留之际》相似，不如说这两篇作品的思想主题上更接近：都以主人公的死亡历程来透视人生苦难。福克纳于一九五零年接受诺贝尔文学奖时的讲]中坦然宣称：“我相信，人不仅能挺得住，他还能赢得胜利。人之所以不朽，不仅因为在所有生物中只有他才能发出难以忍受的声音，而且因为他有灵魂，富有同情心、自我牺牲和忍耐的精神……作家的天职在于使人的心灵变得高尚，使他们的勇气、荣誉感、希望、自尊心、同情心、怜悯心和自我牺牲精神――这些情操正是昔日人类的光荣――复活起来，帮助他们挺立起来。”作家以悲剧形态来净化和陶冶读者。
综上所述，阎连科的《受活》中作家刻意塑造了政治激进主义与文化保守主义的类型人物形象，并且于文本结尾处完成了由政治激进主义向文化保守主义的转化。作家不仅经历了由写实性的现实主义到“狂想”现实主义的技术深化和升华，而且继承与发扬了作家的主体思想本质。
（责任编辑：吕晓东）
作者介绍:卢炜(1969-),浙江传媒学院中文系副教授,苏州大学文学院2003届博士生｡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
① 阎连科,受活[M].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 2004, 298,20,49,28,5｡
② Roland N. Stromberg, European Intellectual History Since 1978. New Jersey Printice Hall, Inc. Third Edition, 1978, p50.
③ 陈天华，论中国宜改创民主政体[M].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C].(第二卷上册),北京:三联书店,1960 ，120.
④雷达专栏:长篇小说笔记之二十 阎连科《受活》[M].小说评论[J]，2004(3),7.
⑤ Writers at Work， ed.， Malcolm Cowley， New York： Viking Press. 1959， p12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