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共产员修养心得体会_绝交书里的儒家修养
时间：2019-02-11 05:43:38 来源：千叶帆 本文已影响人
摘要：《与山巨源绝交书》和《与吕长悌绝交书》是窥探魏晋名士嵇康思想世界的一面镜子。欣赏孔子，推崇“君子思济物”；讲孝悌，重视亲情人伦；仁义君子，“绝交不出丑言”，这些都是嵇康在其绝交书里流露出来的儒家修养。
关键词：嵇康 绝交书 儒家修养
嵇康（公元223―263年），字叔夜，魏晋之际“竹林七贤”之一，娶曹操曾孙女长乐亭主为妻，曾任中散大夫，史称“嵇中散”。嵇康文学、玄学、音乐等无不博通，在魏晋玄学风潮中，被认为是一个代表性人物，他自言“爰及冠带，托好老庄”，“老子、庄周吾之师也”（《与山巨源绝交书》）①。罗宗强先生说嵇康“把庄子的理想的人生境界人间化了，把它从纯哲学的境界，变为一种实有的境界，把它从道的境界，变成诗的境界”，“是第一个把庄子的返归自然的精神境界变为人间境界的人。”其实，嵇康的思想世界是驳杂的，他玄儒兼修，“虽宗自然而未忘名教”，究其思想本质，似乎还更偏重于儒家。在其风姿隽秀的外表下，深埋着的是他的一颗关心世事、崇尚礼法、注重亲情的入世之心。这里，笔者试以他存世的两篇绝交书――《与山巨源绝交书》和《与吕长悌绝交书》为镜，一窥他的儒家修养。
一、欣赏孔子，推崇“君子思济物”
《与山巨源绝交书》和《与吕长悌绝交书》所扬言要绝交的对象，都曾经是嵇康的好朋友。《与山巨源绝交书》中，嵇康声明要绝交的对象是山涛。山涛（公元２０５―２８３年），字巨源，竹林七贤之一。《晋书・山涛传》②载：“涛早孤，居贫，少有器量，介然不群。性好《庄》、《老》，每隐身自晦。与嵇康、吕安善，后遇阮籍，便为竹林之交，著忘言之契。”山涛在竹林七贤中年龄最大，生平好老庄之学，为人小心谨慎，四十岁才开始为官，投靠司马氏后仕途平步青云，成为司马氏集团的重臣。山涛与司马氏有亲戚关系，但并不妨碍嵇康与之交往。两人关系甚密，可一旦涉及到原则性问题，嵇康绝不动摇。山涛好意举荐嵇康做官，嵇康愤然，“乃与涛书告绝”（《晋书・山涛传》），写下《与山巨源绝交书》。山涛的举荐在别人看来是求之不得寻求“富贵”的好机遇，而嵇康非但不领举荐之情，反而视山涛的好心为“恐足下羞庖人之独割，引尸祝以自助，手荐鸾刀，漫之膻腥”，断然提出与其绝交。不过细观全文，我们却不难找到这位魏晋名士身上的儒家修养。
看似不拘礼数的嵇康在《与山巨源绝交书》这一篇充满反抗意味的绝交书里说：“仲尼兼爱，不羞执鞭；子文无欲卿相，而三登令尹：是乃君子思济物之意也。所谓达能兼善而不渝，穷则自得而不闷……且延陵高子臧之风，长卿慕相如之节，意气所托，亦不可夺也。”由这些话语可以看出，嵇康其实是很欣赏孔子的。他赞扬“仲尼兼爱”，称其为君子，并且推崇要对社会有所贡献的“君子思济物之意”的儒家思想，认为儒家“达能兼善而不渝，穷则自得而不闷”的思想和季札推崇子臧的伸张节义的风格，司马长卿敬慕蔺相如的威武气节都是“意气所托，亦不可夺也”。他激烈否定儒学名教、否定封建君主的同时又赞扬孔子是“损己为世”、“经营四方”的“圣人”，还认为应该“人伦有礼，朝廷有法”。他希望自己能学习古代贤人，渴望也能随心所欲如东方朔、孔子等人一般“志气所托，不可夺也”。显然，嵇康对孔子等一些具有高洁情操、坚守道义且志向坚定的典范人物是推崇备至的，向往“达能兼善而不渝，穷则自得而不闷”的人生境界。
二、讲孝悌，重视亲情人伦
儒家主张“入则孝，出则悌，守先王之道”（《孟子・滕文公下》），并把维护宗族血缘的亲情关系视为极其重要的事。两篇绝交书里，也能看出嵇康对儒家这种亲情伦理的尊重和践行。
百善孝为先，“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论语》）“孝”的本质是子女对父母的敬顺，善事父母。尽管嵇康以反抗当时的礼法而著称，但在孝这个问题上他并没有过激的言行。由于父亲的过早缺席，幼年时期的嵇康特别受到母亲和长兄的爱护。对母兄的养育之恩，嵇康总是念念不忘，其诗文中一再提及“母兄”，对于母亲的养育之恩，嵇康更是难以忘怀。《与山巨源绝交书》中，嵇康说“吾新失母兄之欢，意常冤切。女今十三，男年八岁，未及成人，况复多病，顾此��，如何可言。今但愿守陋巷，教养子孙，时与亲旧叙离阔，陈说平生，浊酒一杯，弹琴一曲，志愿毕矣”，分明流露了他的孝亲情怀。在一首《思亲诗》中，他如此吟咏：“奈何愁兮愁无聊？恒恻侧兮心若抽。愁奈何兮悲思多，情郁结兮不可化。奄失恃兮孤茕茕，内自悼兮啼失声。思报德兮邈已绝，感鞠育兮情剥裂。嗟母兄兮咏潜藏，想形容兮内摧伤……”声泪俱下表达了对母兄去世的深切悲痛。
“悌”主要指尊敬兄长，弟兄相亲。《左传・昭公二十六年》中说：“兄爱而友，弟敬而顺。”孝与悌相联系，在《与吕长悌绝交书》一文中，不及三百字的对吕巽的鄙视和决绝，嵇康给我们展示了他的更多儒家伦理道德。文中，嵇康向吕巽表示，自己已劝告吕安不会告发吕巽，同时希望吕巽也应该“因其（吕安）顺吾，与之顺亲”，从此不再为难吕安，并表达了他所希望的“盖惜足下门户，欲令彼此无恙也”的用心，也就是表达了他出于爱护吕氏家族，不希望吕氏兄弟因此事而反目的良苦用心。但最终吕巽还是因多疑，诬陷了吕安，嵇康也因此提出从此与吕巽绝交。但即便是与其绝交，嵇康在文章的结尾，还是怀着惆怅的心情，以儒家的礼节说到：“古之君子绝交不出丑言，从此别矣!”由此，我们看到了嵇康对待吕巽、吕安兄弟的诚恳用心，及其对于吕氏兄弟二人手足情谊的体恤和对二吕家族和睦维护的谦谦君子风度。
嵇康以体恤、友爱和调和的方式来界定和处理吕巽、吕安兄弟关系间所出现的问题，实际是同儒家所提倡的以“悌”――也就是以敬爱顺从的方式对待兄弟间关系的原则相符合，由此我们也可推断出嵇康自己思想深处所尊奉的伦理道德观念。在吕安事件中，吕安本欲告发其兄，是嵇康阻止了吕安，并从中斡旋，这与嵇康愤激性烈、遇事辄发的个性是相悖的。而嵇康的理由无非是人之常情：恐他们兄弟反目，家庭不和，“盖惜足下门户，欲令彼此无恙也。”(《与吕长悌绝交书》)言语之间，有着家丑不可外扬的考虑，而这，恰恰也是为了维护家族伦理的尊严。
三、仁义君子，“绝交不出丑言”
“义”是儒家道德观中一个重要的概念。《礼记・中庸》言：“义者宜也。”《论语》中孔子论及最多的便是君子和义的关系。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又云：“子路曰：‘君子尚勇乎?’子曰：‘君子义以为上。君子有勇而无义为乱，小人有勇而无义为盗。’”（《论语・阳货》）“义”是君子的立身之本，也是其行为的标准。当“义”与“利”发生冲突时，儒家圣人果断采取这样的取舍：“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论语・述而》）。甚至不惜牺牲生命：“二者不可得兼，舍身而取义者也。”（《孟子・鱼我所欲也》）嵇康不仅看重与亲人的相处，还注重与朋友的交往。在与朋友相处中，主要体现为“义”字当头。当“义”与“利”发生冲突时，嵇康采取的是舍“利”取“义”。在“义”与“生命”对抗时，嵇康依旧是“舍生取义”的实践者。这一点主要体现在他与吕巽和吕安兄弟的关系上。
吕氏兄弟原都是嵇康的朋友，其中吕安与他关系更亲密些。《晋书・嵇康传》云：“东平吕安，服康高致，每一相思，辄千里命驾，康友而善之。”而嵇康后来的下狱被杀就与吕氏兄弟直接有关。史载，“嵇康与东平吕安亲善，吕安嫡兄吕巽淫吕安之妻徐氏，吕安欲告吕巽遣妻，因此，咨问于嵇康，嵇康以家丑而抑之，后吕巽不安，反诬吕安不孝，嵇康以故友大义，挺身而辩，作《与吕巽绝交书》，言辞辩难，锋利相对，由此二人下狱。”（《晋阳秋》）在“绝交书”中嵇康愤怒谴责吕巽的无耻行为：“足下阴自阻疑，密表系都，先首服诬都。……何意足下包藏祸心耶?”对于吕安，他深感内疚，“怅然失图，复何言哉!”吕巽当时已是司马氏的亲信，但为了吕安的清白和坚持自己的道德标准，嵇康挺身而出为其辩诬，不惜付出生命的代价。“康竞与安同诛。”（《晋书・嵇康传》）
《与山巨源绝交书》很长，文采斐然。《与吕长悌绝交书》则很短，也没有什么浮华的文笔，它所涉及的，是一个肮脏的现实。吕安是嵇康的好友，吕安因妻被其兄吕巽淫污，要告发吕巽，被嵇康劝止后作罢。然而吕安的兄长吕巽却因见宠于大将军司马昭和钟会，加之害怕东窗事发，反而恶人先告状，诬告吕安不孝并使其下狱，嵇康得知后非常气愤，遂写下此文愤然与之绝交。“吾深抑之，亦自恃每谓足下不足迫之，故从吾言……盖惜足下门户，欲令彼此无恙也。”“都之含忍足下，实由吾言。今都获罪，吾为负之。吾之负都，由足下之负吾也。怅然失图，复何言哉！若此，无心复与足下交矣。古之君子，绝交不出丑言。”如果我们只读嵇康那句“薄汤武而非周孔”名言，只听他怎样让钟会下不了台的那些故事，往往会觉得嵇康是多么桀骜不驯、狂傲放诞的一个人，可能不会想到现实中的嵇康，会是这么的沉静谦和（劝阿都忍气吞声，为家门名誉考虑），如此的优雅自重（君子绝交不出恶言）。“凡人之所以为人者，礼仪也。”（《礼记》）嵇康以友情的真诚和勇猛，用干脆利索的语言向人伦丧失、包藏祸心的吕巽声明绝交，正好是儒家彬彬君子处事风度的体现。
自古以来，出处问题一直是士大夫们常常面对而不能不时常考虑的问题，也一直是使之陷入矛盾困惑之中的一个问题。嵇康反对的是当世虚伪的名教，他维护并实践的才是真正的名教，绝交的背后其实是对纯洁、正统友道的追寻。就其本质而言，他是中国传统思想和儒家礼教的真正忠臣，他和阮籍一样，并非从根本上反对传统的礼仪制度，只是对当时已被肆意篡改以营其私利的礼教极为反感，激烈抨击那些以儒家信徒和礼法之士自命的当世小人。诚如鲁迅先生在《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中所指出的：“魏晋时代，崇奉礼教的看来似乎不错，而实在是毁坏礼教，不信礼教的。表面上毁坏礼教者，实则倒是承认礼教，太相信礼教。至于他们的本心，恐怕倒是相信礼教，当做宝贝，比曹操司马懿要迂执得多。”在《与山巨源绝交书》和《与吕长悌绝交书》这两篇绝交书中，我们可以感受到，作为魏晋玄学风潮中的代表人物，嵇康其实是充满儒家情怀的。
魏晋时期的儒学衰微和玄学兴起已被学界所认同，但这并不意味着当时的文人们会彻底弃儒从玄。嵇康“家世儒学，少有俊才，旷迈不群，高亮任性，不修名誉，宽简有大量。学不师授，博洽多闻；长而好老、庄之业，恬静无欲”（《三国志・王粲传》附《嵇康传》裴松之注引嵇喜《嵇康传》）。在《与山巨源绝交书》中嵇康说自己“母兄见骄”、“不涉经学”。由于父亲的早逝，嵇康所受的家教的确是有缺失的，但对嵇康的一些话我们不能完全当真。实际上，在整个封建社会发展过程中，以儒家学说为核心的经学，一直是世家子弟们安身立命的必修课。嵇康成年以后倾心玄学与其早期接受儒学教育和熏陶之间并不矛盾，倾心玄学同样也不能证明嵇康会放弃儒学。相反，儒家文化仍深深潜藏在文人们的心理结构中，使他们在超然物外清谈玄理的同时，又表现出明显的儒家情怀。两篇绝交书，便让我们领略到了嵇康的不少儒家修养。
①本文所引嵇康作品原文均引自夏明钊译注《嵇康集译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②本文所引《晋书》内容均引自（唐）房玄龄等撰修《晋书》，中华书局1996年版。
参考文献：
[1]罗宗强．嵇康的心态及其人生悲剧[M]．//罗宗强古代文学思想论集.省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