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而难言的意思_难言的爱
时间：2019-02-12 05:29:15 来源：千叶帆 本文已影响人
关键词:女同性爱 性幻象 凝视 权力 摘 要:丁玲的《暑假中》利用同性恋爱题材对女性主体性问题进行了探讨。同性恋爱既是新女性追求自由与解决孤独时一种迫不得已的生活方式,又是新女性受制于规范性的性幻象束缚的反面证据。新女性主动参与大众对女体/欲望的凝视,这是规范性的性幻象得以合理化运作的基础,但它同时也为女性获取身体的自主权提供了可能。
论及中国现代文学史上重要的女作家丁玲,王德威在他的《小说中国》里曾如此评价:“她对女性身体、社会地位及意识的体验,尤其是有心人探讨(女)性与政治时的绝佳素材。”{1}研究界关注丁玲较多的也是其创作所体现的女性意识或女性主体性等问题。但这类研究主要着眼于丁玲描写异性情爱关系的作品,对其涉及同性恋爱题材的作品或避而不谈,或将其理解为姐妹情谊一笔带过。然而,如果回到“五四”高呼个性解放的时代脉络,身体作为文化革新的重要战场,丁玲的这类同性爱作品表现了对情欲/自我的何种理解?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丁玲对同性恋爱的书写并非立足当下同性恋者身份认同的立场,她仅是将其展现为情境式的恋爱行为而已,那么,在这样的故事架构中是否存有同性欲望的蛛丝马迹?本文将立足丁玲一部较少得到评论的描写女同性爱题材的作品《暑假中》进行探讨,以期回答以上问题。
一、同性爱:解决孤独与维护独立的载体
《暑假中》写就于1928年春,是丁玲继《梦珂》《莎菲女士的日记》后创作的第三个短篇。对于此期的丁玲来说,革命意识形态对其创作的影响还不明显,因此,她不但涉足同性恋爱题材,而且直接将它处理为女性追求自由与解决孤独的一种生活方式。
《暑假中》以武陵县为背景,围绕五位女教师在暑假期间的感情纠葛展开描述。与丁玲早期小说中的大部分女主人公相似,这群女教师最初皆主动选择一种偏离“传统”意义上的家庭以寻求自由的生活。独身主义的旗帜既是她们获取“自由”的象征,同时也成为其烦恼的导火索。对于这群独立的女子而言,最棘手的问题是如何应对孤独。
小说开头,志清劝慰因与恋人嘉瑛吵架而哭的承淑,叙述者就借她对师范学校信奉独身主义的同学的议论,指出独立女性面临的命运选择:要么性爱被剥夺,代之以父母包办婚姻,要么实行同性爱。然而,叙述者随即揭穿她对独身主义者的谴责,是建立在她自己多次同性恋爱失败的经历之上,在此,志清的议论恰好是反讽性地呈现了女性之间发生同性恋爱的普遍性。
于此,丁玲自然地将女性的欲望需求摆上了台面。“欲望作为独立‘个体’最基本的层面,女教师们当然应该要有其表达的途径,即以同性爱恋为解决情感及性需要的一种出路。”{2}矛盾的是,这一选择虽然体现了女性情感选择的自主性,但它显然包含着“不得以”与“勉强”的成分。事实上,小说题目“暑假中”既是文本中女教师们所处的现实的时间环境,同时也暗喻着她们的情感陷入空隙/停滞状态。这一“空隙”最主要的影响是使她们各自开始与自身欲望的淆乱状态正面相对。例如,以文本着力刻画的人物嘉瑛来说,她虽然厌烦承淑,后来却又因其与志清逐渐相好而生气,“但她苦于不能表露出这意思来” {3}。有趣的是,她同时又怀揣着对男人的幻想,并且出现在其幻想中的男性不是一人,而是一群少年,这也使她的幻想就此遭到搁浅,所以叙述者不无嘲讽地表示,她在幻想中“想不出那顶好的结局来”。
联系嘉瑛即使嫉妒承淑也不能表露的压抑,这一缺乏“顶好结局”的幻想,一方面揭示出女性要在男性主宰的语言世界中,寻找全然令女性满意的另类语言时遭遇的困境,另一方面,它也使同性爱的“迫不得已”与理想追求、不稳定的情感关系、社会压力这些外在因素建立了关联。
二、异性恋婚姻与同性欲望
如果说外在的环境因素影响导致新女性们“迫不得已”选择同性爱的生活方式,那么,文本关于德珍恨嫁心理的描述,却使这种“迫不得已”成为一种来自反面的对父权及异性恋机制的挑战力量。就此,丁玲将思考指向了对社会的规范性的性幻象,即立足生理性别二分的判断所建立的天经地义的男婚女嫁,进行探讨。
德珍是文本描述的女教师中唯一走进婚姻的一个。她在认识男教员明哥之后,急切表现出对婚姻的渴望。文本描述她一面敷衍春芝,一面积极准备嫁仪,还亲自去向朋友下请帖。德珍是真的爱明哥吗?小说并未正面回答这一问题,相反,文本在她身上进行了两重欲望三角的配置与互动:(1)春芝――德珍――明哥;(2)德珍――嘉瑛――承淑。在(1)号欲望三角中,春芝与明哥构成竞争关系,她自认自己是德珍“亲吻的第一个人”,对于德珍的背叛,她采取了各种措施予以挽回:讥讽、禁止的命令、吵闹、哭泣,但均换不回德珍的心;相比对春芝的决绝,德珍对嘉瑛就用情多了,这就构成了(2)号欲望三角:例如,当她知道嘉瑛与承淑吵架后,面对嘉瑛外出探友的邀请,她先是讥讽,然后又冷冷地嘲笑嘉瑛“不中用”、太听承淑话。叙述者指出德珍的这些反应,皆因为她曾对嘉瑛有意。有趣的是,在德珍结婚之后,她对嘉瑛的这种暧昧之情并未消失:当嘉瑛向她倾诉与承淑吵架一事,她先是对其同情,接着内心又重涌起爱意,“不过她找不到一种适当的话语,可以表明自己的态度而又不再伤她的心,只好仍旧用着那诙谐样子说:‘咳!不要说的太可怜了,好妹妹!’”{4}不限于此,她开始邀约嘉瑛到自己家里打牌解闷,还试图撮合嘉瑛与一个驼背的小学教员相好。
对此,我们不妨借用学者张小虹对弗洛伊德有关男同性恋者“幻觉式妒忌”讨论的“变形”,先来分析一下德珍的心理。弗洛伊德以一名男同性恋者强烈妒忌另一名女性对其男友之爱慕为例,指出这种妒忌,“好像一种防御的努力,加以遏抑太过强烈之同性情欲冲动,如果是男性,可以下列公式描述之:‘我并不爱他,是她爱他’。”张小虹依样画葫芦将之用于两女一男的欲望配置,她将上述公式中的男换为女,于是公式变成“我并不爱她,是他爱她”,“所以我们可以想象一条欲望的 路:甲女将其对乙女之欲望绕道男性身上而行,以避免面对或认知她自己经由男性所表达之欲望”。{5}
循此思路,德珍的恨嫁不妨理解为指向的是她对自我欲望的寻找。她对春芝的弃绝一如她对自己(指向嘉瑛的)欲望的“否认”,这种否认并且在她为嘉瑛积极介绍驼背教员时得以放大,然而,这种“否认”在合法化异性恋欲望法则之时,却似乎同时使驼背教员成为同性欲望绕径的中转站。不过,值得注意的是,与嘉瑛的幻想处境相似,德珍在她与嘉瑛的关系中,除了表露对承淑“酸酸的”感觉之外,她同样面临“找不到一种适当的话语”来表明自己情感态度的困境。这也就注定了她的欲望之旅尽管闪现着欲望双频道的痕迹,但她永远只能于其中“辨识”出男女配的异性恋婚姻,而无法聆听出另一频道的旋律。
就此,丁玲情境式同性恋爱书写所夹带的弦外
之音开始奏响。她的问题直指究竟是什么在影响着女性对欲望的认知?对于这一问题,丁玲在小说中没有给出直接的答案,但她透过对德珍暧昧不清的欲望心理的刻画,展现了女性对身体/欲望的认知完全受制于规范性的性幻象束缚的悲凉处境。
三、开启改变情欲权力空间的想象
丁玲除了在小说中展示出既有的规范性性实践存在着难以动摇的深远力量之外,她还进一步对其如何合理化运作以及改变的可能性展开思考。对于这一点,作者在文本中主要是通过观看的隐喻机制来表现。
有意思的是,丁玲在未成为作家之前,曾经有过短暂的从影经历。这段从影经验,不仅为她在《梦珂》中客观描写上海电影界的情形打下基础,也在其创作中留下了很深的电影技法的痕迹。{6}这种痕迹在
《暑假中》也有流露。例如小说的第三节开头对女教师的描写:“若能在这时,发现出几个穿浅色衣裙,剪了发的,则把全街的眼光都吸去,无论在这小县城里已有着五六个学校的女教员,而这教员们是又在好几年中已认熟了的,但只要一见着短裙的影,不觉的,并且还要暗示着别人来给那在街上走的一些窘。”{7}女教师们就是以这种方式出现在武陵县大众的视野中。
如果说“剪发”、“短裙”象征了后“五四”时期的新女性摆脱传统,可以自由、解放地展示自己身体,那么,在丁玲文字叙述所包含的娴熟的镜头运用技巧下,却赫然反讽般地呈现这样一个现实,即:在受到资本主义商业文明熏染的社会背景下,即使是在武陵这一落后、闭塞的小县城里,女体仍然是“消费”的对象,因为这种对身体的展示恰好迎合的是男性的欲望目光;与此同时,“女性”以短裙烘托身体也主动地将自己置于窥视的被动地位。
这一点在丁玲接下来关于游艺会这一娱乐场面的描写中得到了呈现。武陵中学的游艺会在晚间举行,前来观赏游艺会的观众包括县城的三教九流。但充当演员的女教师们,一大清早就沉浸在激动中。例如,嘉瑛一时担心自己唱不好、一时又觉得发型不好看;玉子和娟娟仿照上海顶流行的样式剪裁了演出服装,还化了装,“打扮得像新娘一样”。叙述者这样评价道:“总之,这游艺会是令许多人都很感愉快的一个会,忙着看的,忙着给人看的,都好像这会一开过,就如同迷信的人还了一场心愿一样。”{8}
这一场面的描述非常重要,它不但揭示了社会大众对女体的“消费”如何借助“艺术”、“娱乐”等名目得以合理化与自然化,而且它呈现出新女性处境的复杂性与多重面貌。换言之,在这一消费女体的合理化运作过程中,对新女性的偷窥主义与新女性们的主动参与是同时并行的。在此,丁玲将批判指向了女性自身的弱点与局限。
嘉瑛是认同这种偷窥的代表。在游艺会结束之后,她躺在床上,思绪却仍然停留于会场,同睡一床的承淑一边赞叹她扮相美丽,一边用嘴唇亲吻其颈部,嘉瑛不但无回应,还不耐烦地表示自己想睡觉了。叙述者表明她“是把眼睛大张着的”,因为她还沉浸在对舞台现场及观众热烈反应的回想中。这种对大众目光的留念很快地通过她的内心活动显现出来。当她听到承淑要求她说“爱我”时,叙述者如此表述其内心:“嘉瑛本是爱她的,现在依旧很爱她,然而在这时,一听到这爱字从承淑口中流出,忽的便涌上许多模糊的辨识不清的可爱的面孔,心上也像戳进一口针去似的痛了一下。且觉得这爱字,承淑口中的爱字,便是明明喊醒她,让她明了那些面孔只是一朵在湖中央不可及的白莲,于是她又仿佛感到使她离开那所终日不期然便想到的一切可念的境界,也只是为了承淑!”{9}
这一“自我意识”深刻地暴露出同性爱的生活选择与现实社会环境的对立,而她的心痛表明,她的眼光正逐渐被社会“凝视”的逻辑所捕获,她完全辨识不出女性在其中的“物化”处境。她在游艺会后发生的变化,例如:频繁跑出去打牌,学会敷衍家庭中的太太等,尽管她在做这一切时,内心更苦,并且她也能识破新青年的虚伪(例如她拒绝了德珍介绍的驼背男教员),但是,这些变化一如她对理想的异性爱的幻想那样,显示出她已无法摆脱固定了的社会
位置。
那么,女性还能有追求身体自主权的机会吗?玉子与娟娟这对恋人给出了答案。与嘉瑛在床上冷漠地拒绝承淑的热情不同,玉子与娟娟则大胆地在承淑与嘉瑛面前表露了女女之间的情欲互动:“玉子是含着笑,在弯着腰,清检她跳舞时用的舞衣……既至自己刚把身子倒下床去的时候触着了温温的柔柔的娟娟的手腕,不觉就把来用力的拥着,并恣肆的接起吻来,似乎如此才可以把那兴奋到快要发昏的脑子清醒一下,因为,从这吻上,无形中便已宣泄了许多不愿向人说出的荣誉和欢愉。”{10}透过这些如特写镜头般的叙述,丁玲将游艺会上大众对女体的凝视进一步延续到私密的女性空间里面来。她对女女情欲活动的暴露,与其说是在迎合大众的偷窥目光,毋宁说更像一种挑衅与嘲讽。有趣的是,叙述者明确告知读者她们两人是住在娟娟家里面的。这一信息使玉子与娟娟的情欲活动,增添了一种暗讽父权社会对女性的性监控的意义,与此同时,透过她们接吻宣泄的荣誉和欢愉,丁玲似乎还暗示着女性存在主动介入以改变情欲权力现实的空间。换言之,她们尽管生活在大众凝视的目光之下,但完全有可能化客为主,将之变成肯定自我价值的刺激因素,以及作为同性爱欲表达的动力。
不过,遗憾的是,丁玲的探索仅止于这一片段式的展示而已,文本最终并未交代玉子与娟娟的爱情结局。但是,在小说的结尾,志清与承淑尽管情欲幻想的仍然是理想的异性爱,但她们还是共同开始了苦中作乐的日子。“她(志清)觉得承淑是可以陪伴她到老的”,这一切似乎还是为女性坚持独立以及无法言说的同性爱的生存空间留出了一线曙光。
结 语
透过丁玲展现的布满政治的、文化的、伦理的乃至商业等印迹的女体/欲望,侧面揭示了性别定义不仅是一种规范性的理念,而且它同时成为主流社会规范的性实践的一个组成部分,正因为如此,怀揣自由理想的知识女性们在试图摆脱传统束缚,释放欲望的同时,却也在规范着欲望/身体的激流,尽管丁玲在作品中并未明确表现出为同性恋爱“正名”的努力,但她的书写仍然不自觉地展现了父权、异性恋机制对女性身体操控的强大力量,这也为我们当下思考妇女解放问题提供了启示。
基金项目:本文系“贵州财经学院引进人才科研启动项目课题成果之一”
作者简介:陈静梅,文学博士,贵州财经学院文化传播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中外文学
比较。
{1} 王德威.小说中国:晚清到当代的中文小说[M].台北:麦田出版有限公司,1993:327.
{2} 白露.三八节有感和丁玲的女权主义在她文学作品中的表现[A].王中枕.丁玲研究在国外[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5:274.
{3}{4}{7}{8}{9}{10} 丁玲.暑假中[J].小说月报,1928,(5):586,584,568,578,575,574.
{5} 张小虹.女女相见欢:歪读张爱玲的几种方式[A].张小虹.性与认同政治:台湾的同性恋论述[C].台北:行政院科学委员会,1998:40.
{6} 罗岗.视觉“互文”、身体想象与凝视的政治――丁玲的《梦珂》与后五四的都市图景[J].华东师范大学学报,2005,(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