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西南硕儒郑珍诗学中的“不俗”精神_蒋春霖诗
时间：2019-02-12 05:31:05 来源：千叶帆 本文已影响人
郑珍历来被视为道咸宋诗派的杰出代表,其诗集《巢经巢诗钞》又被清末同光体尊为宗祖。①从道咸宋诗派到同光体,无论论人还是论诗,“不俗”始终是其一脉相承的品评标准。其中,何绍基、陈衍、陈三立等人的“不俗论”是学界时时称引的材料。相比之下,郑珍诗学中的“不俗”思想却历来鲜有论者。事实上,郑珍的“不俗”思想内涵深广、层次丰富,只因散见于其九百余篇歌诗之中,非通读难以知晓;形式上又不如诗论、诗话等散文体那样一目了然,故蒙尘至今。本文欲专从诗歌释读的方式入手,重现郑珍生命中的“不俗”世界。
一、脱俗的诗学
与何绍基、陈衍、陈三立等人一样,郑珍最明显的“不俗论”体现在其诗文主张上。常为人称道的是1845年所作的论诗诗《论诗示诸生时代者将至》。盖因此诗是先生难得的系统性“文论”,于是它也成为后人论述先生诗学思想时最常引用的作品。诗中有这样两句:“从来立言人,绝非随俗士。君看入品花,枝干必先异。”这首诗很重要,原因有三:一是以其诗学理想旗帜之显明――“不俗”二字贯穿始终。中国士人向以立德立功立言为终生怀抱,先生的“立言士”与“入品花”几可视为其诗学注脚。二是因为它指出了“不俗”的途径,在于人。郑珍论诗以人为根本。他认为凡能立言者,其品行必不尘下。就好比名花异草,其姿态也必有不同凡响之处。因此,唯有不与世沉浮、品行卓异的高士才有资格立言。而第三个原因则需细细涵咏《巢经巢诗钞》全集方能发现:即此诗乃《诗钞》中高扬“不俗”精神的第一个“纲领性文件”――正是从这一年起,经巢诗中才开始时时闪现出睥睨时俗的清光。写作此诗时,诗人正好四十岁。假如人生“四十而不惑”,那么,在经历了科场失意、丧母之痛之后的郑子尹,才堪称真正迎来了人生与诗艺接踵并至的成熟期。诗人诗学中对“不俗”的首次标举与其生命的成熟之间有着耐人寻味的联系。
除这首《论诗示诸生时代者将至》之外,郑珍的确鲜有正面构建“不俗”诗学的尝试。但却不乏“反证”之作。如咸丰十一年(1861),五十六岁,他写下这首《吉堂老兄示作〈鹿山诗草〉,题赠》:“兹事诚小技,亦从学养化。世有昆、岷源,江河自输写。俗论故不尔,只解摘嫣姹。……然诗之佳恶,意殊不争价。”“争价”二字典出《文心雕龙•明诗篇》。刘勰笔锋所扫,乃是南朝宋初诗坛上崇尚雕藻的山水诗风。而郑珍此处巧妙地反用其典,针对道咸诗坛“只解嫣姹”的“俗论”提出针砭,深意在二:一是不随行就市、针砭时弊的矫俗精神;二是以学养人,人立诗立的“脱俗”之道。时隔一年,郑珍又以一首《赠于伯英钟岳大令》抨击海内之诗风,力度更猛,其中他对自身诗学自珍之处亦在“不俗”二字:“海内论诗至今日,浅狭未免难为篙。乾坤大气镇常在,必有一手牵六鳌。小诗耳耳竟何有,差觉不为时俗臊。此事如何漫推我,可怜甚爱忘訾 。”斥浅狭,羞时俗,徇徇大儒的一面虽温柔敦厚,口不訾人,但也有耿介不群的一面。七年后,郑珍与世长辞,享年六十四岁,此诗作罢,诗人便堕入烽烟战火乱世流离的漩涡之中,再无如此论诗之作。因而我们或可以此诗为其一生诗学追求与自评的最后总结,概括起来,即“不俗”的诗学。
二、绝俗的审美
无独有偶,先生不仅在诗学上追求脱俗的境界,在审美情趣上也处处体现出相同的旨趣。如论书法,他甚是不满当时盛行的字体:“俗书两行镌墓前,知是康熙庚辰年。”“万古收藏正气地,岂是牧儿刍竖场?”(《三月廿四日,西佛崖拜何忠诚公墓》)这是抨击低劣的时尚与墓主人超迈品行间的不对称。当女婿求教书法时,他给出的六句真言是:“要之书家止在书,毛颖自是任人使。多闻择善圣所教,少见生怪俗之鄙。学古未可一路求,论字须识笔外意。”此六句不仅适合于论书法,更可推而广之,应用到诗,到画,到一切学问艺术乃至做人上。又如谈绘画,他对某画师的评价是:“吾知画师非俗工,直以浩气还太空。”(《题北海亭图》)再如论金石,身为西南著名金石家的他,曾为一块汉代卢丰碑费尽心思、甚至挑选健者“三往三复”前取此碑而不得,而如此劳师动众的理由,在《腊月二日遣子俞季弟之綦江吹角坝,取汉“卢丰碑”石,歌以送之》一诗中说得很清楚:“委 夷村世莫识,时有野衲来焚香。数年敲火已剜角,不即收拾愁毁伤。定武石易薛道祖,《熹平经》 龙图张。子云俗楷一‘萧’字,尚有竭产夸珍藏。况兹隶古又完物,蛮叟岂足传芬芳。”一言以蔽之,保护文物古迹不为俗世所蒙覆、所毁坏,既是士大夫之传统,也是其责任所在。换言之,士大夫的责任即在于发现、保护和传承一切蒙尘蔽俗的美好事物。
此外,郑珍又是一位优秀的园艺家。但于万芳从中,他独爱梅花。郑珍一生咏梅、植梅,诗钞中多以梅寄托爱情、友情、母子情、师生情乃至象征家运,一朵梅在他笔下涵义无穷。先生尝以梅自比:“自怜此花极似我,众人未醒先开门。何异桃李方熟睡,汝独笑与冰雪言。”(《早起观梅,次坡公〈松风亭〉韵》)性情相似,实是诗人爱梅的真正理由。除了梅,他还栽竹咏竹,即使被人误解也毫不介怀:“清绝王子猷,所在辄莳竹。世人黄金目,此君那肯瞩。前日负三个,自家种阶足。道远瘁其叶,紫玉自森肃。悠悠栽植心,取笑任时俗。”(《启秀书院十咏•紫玉》)不论是高标逸韵的梅,还是清逸洒脱的竹,是宋人日常世界中不俗的代表。而在先生的生命中,栽梅、莳竹,亦有着与大众流行趣味和世俗功利人生划清界限的味道。他所栽种的花草,必定绕开时下流行。如世人喜盆花而厌桃李,先生偏以崇尚自然而力捧后者:“世喜盆花卑且 ,可惜根株一生囚。当年若出置平地,至今观之皆仰头。世喜奇花竞新丽,桃李寻常不省记,岂知香色随水空,何似冰盘荐圆脆。”(《题周春圃继煦〈判花吟馆图〉》)他甚至一针见血地道破那隐藏在流行背后的时俗审美心理:“世间随事失真朴,时尚草木纷如麻。……喜奇厌正自俗态,庄丽久已输夭斜。”(《同陶子俊廷杰方伯往观小井李花,井在东山下》)可见,在郑珍的审美眼光中,庄丽与俗艳,真朴与时尚,实为雅俗之判、云泥之别。
三、抗俗的生命
其实,诗学、美学上之见解本源自于人格上之自我要求。郑珍是晚清宋诗派中巨匠,清末同光体奉其为“鼻祖”。宋诗派、同光体的诗学特点都格外注重学问,这是诗坛宗宋潮流的必然结果。殊不知,其实宋诗派在学问之上,更尊性情。郑珍受其恩师程恩泽影响甚巨,而这位为宋诗派开风气、主坛坫的台阁大员实际上就把性情至于学问之上②。而郑珍秉师训、重性情,为诗、为学、为人无不如是。
一诗为例。1860年,六十岁的郑珍曾以一首《晓峰闻予将归,寄二诗至,中云“寇退君有家,君归我无友”。咏之凄然,以此十字为韵,酬之》(其三)夫子自道,自画平生:“自性非傲物,懒拙难群世。城中近千家,往还惟有君。”又此组诗(其九)中朗宣自己的处世原则:“乱世治文墨,宜皆笑其迂。不迂亦不拙,人乐非我娱。”两诗合而观之,给人留下这样的印象:这是一个世人眼里懒拙迂腐的老学究,一个友人心里举世独立的亲切长者。他是耿介的,但那并不等同于傲物。他和陶渊明杜甫一样,与乡父老也有着亲切的交往:“我今忘我混谈笑,不论樵妇与牧儿。朝来邻叟约过酌,晴腊无事真良时。”(《腊月朔,邻翁招饮,适莫五来。晚归,丁吉哉元勋复至,莫五出次东坡〈江上值雪〉韵诗,即依韵作》)甚至邻舍少年遇事也会跑来向其哭诉和求助(《西家儿》)对于与他同样挣扎在社会底层的百姓们,郑珍是恫 在抱的。但他毕竟是一个大儒,无法泯灭胸中天下为公的良心,很难与周围竞新丽、争富贵、牟私利的浑浊世道鱼水交融;同时他又是一个学者,深厚的学养以及由此而出的精神气象,使他在贵州这片山野蛮荒之地上更加知音难觅。所以,他与乡人们谈笑归谈笑,中间毕竟还是“隔”着一层清醒的自觉,那就是知识分子的“自我意识”和“责任意识”。也只有在觥筹交错的“忘我”之时,他才能与这俗世相交接。但人生的常态中,“忘我”又能占几时呢?对于这个无时无刻包裹着他的这个世俗世界、底层人生,他的态度或可以“怒其不争而又哀其不幸”来概括,而这其中传统儒家“士”的观念又起着关键性的作用。对忠臣义士的钦仰、对自身品格的持守,使郑珍自然而然地在自己与世俗之间画出了一道界限。这种屈子般“众人皆醉而我独醒”的抗俗精神,殊可视为先生生命的底色。
以上由诗歌释读,从诗学、审美与性情三方面发见郑珍精神世界中“不俗”的丰富内涵,要曰有四:诗学理想尚自立、厌庸俗;审美旨趣重庄丽、轻时俗;世风批判喜真朴、恶浇薄;人格建构崇高义、哂庸俗。就内涵而言,这已然溢出道咸、同光宗宋诗人的论域之外,以性情为根本,辐散到思想、道德、情趣等各个方面;就形式而言,郑珍的不俗观也因其诗性的载体而显得冰水浑溶,不落窠臼,比起别家的诗论诗话诗序来,更显气韵丰满、耐人寻味。必须指出的是,郑珍从未有意要构建某种文学观念,或为某种思想派别张目,处于近代化前夜的他仍只是一个传统学人、一介古典诗人。更何况诗在他的实际生活中还只是“余事”,这也就决定了他的诗学思想、人文精神大多散落不成体系,如清晨荷叶晨露,草蛇灰线,更需细细品读和悉心整理,这与后世文论家们连篇累牍、随心挥洒出来的文学宣言是很不相同的。
作者简介:陈蕾,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文艺学博士生,国家教育部与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大学亚洲系“联合培养博士”。
① 同光体诗论家陈衍把《巢经巢诗钞》尊为“生涩奥衍”一派之弁冕;汪辟疆认为:“故同光诗人之宗宋者,辄奉郑氏为不祧之宗。”(《汪辟疆说近代诗》,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25页)而钱仲联先生也说过:“同光体诗人,张学人之诗与诗人之诗合一之帜,力尊《巢经巢诗钞》为宗祖。”(《论近代诗四十家》,《当代学者自选文库•钱仲联卷》,安徽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408页)
② 程恩泽《金石题咏汇编序》:“或曰,诗以到性情,至咏物则性情绌,咏物至金石则性情尤绌。虽不作可也。解之曰:诗骚之原,首性情,次学问。诗无学问则雅颂缺,骚无学问则大招费。世有俊才洒洒,倾倒一世,一遇鸿章巨制,则瞢然无所措,无它,学问浅也。学问浅则性情焉得厚?”《程侍郎遗集•卷七》,《丛书集成初编》,商务印书馆,1935年版,第143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