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文本对启蒙文本的挤压与消解|2018最新思想政治表现
时间：2019-02-12 05:36:06 来源：千叶帆 本文已影响人
关键词:丁玲 延安 “五四” 启蒙 革命 消解 摘要:延安时期丁玲的小说创作呈现出多重话语的复杂性。本文以具体分析《我在霞村的时候》和《在医院中》两篇小说入手,阐释丁玲小说文本内部的自我颠覆,即政治文本对启蒙文本的消解。革命的意识形态、鲁迅的精神影响、作家的“五四”情结以及内化为作家自身精神追求的革命理想,多重因素相互交织、相互纠缠,从中既反映出丁玲对坚持“五四”精神传统、坚守知识分子启蒙者角色的渴望,又反映出认同革命而消融自我的精神困境与矛盾痛苦。这也是20世纪40年代纠结于延安文人内心深处的普遍困扰。
丁玲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中最有代表性的“五四”女作家之一,她的文学创作起步于“五四”思想革命的大背景之下,笔下的“莎菲”代表了“五四”知识青年特有的一种性格符号。20世纪30年代初,丁玲主编左联刊物《北斗》,开始告别苦闷的莎菲时代,投入到游行、示威、集会等革命行动之中。1933年丁玲被囚禁南京,直到1936年才成功逃出。劫后余生的丁玲历尽艰辛,辗转来到延安,成为第一个从国统区到达延安的著名作家。延安成为丁玲重获自由后的精神归宿,意味着一个得以延续梦想、抚慰心灵的可以依赖的怀抱,同时也意味着一个令她徘徊往复、始终无法突围的精神困境。
丁玲刚到陕北不久,就组织参加了八路军西北战地服务团,历时六个月,辗转三千里。在1936-1939年间,丁玲创作了大量的速写、通讯、报道,讲述红军的战斗故事和革命生活,洋溢着昂扬、乐观的气息和不屈不挠的战斗精神。在《秋收的一天》中,丁玲通过一个来自城市的女大学生的精神状态由抑郁、孤僻到开朗、乐观的变化过程,展示了知识分子融入革命集体的快乐。但是,对于像丁玲这样曾经沐浴“五四”新文化运动洗礼的现代作家而言,“五四”时期个人至上、个性自由与思想解放的价值追求是其内心深处始终无法磨灭的烙印,这种烙印使他们总是敏感地警觉着周围的人、事、物与自我个性之间的差异。当他们以现代知识分子的现代眼光去打量周围的一切时,其思维的触角便不能不重回“五四”。改造“国民性”既是“五四”时期最重要的思想命题,也是“五四”时期最重要的文学主题,可以说是“五四”思想革命中最重要的精神传统。丁玲于1941年6月发表于《中国文化》上的《我在霞村的时候》和1941年11月发表于《谷雨》上的《在医院中》两篇小说,均以人物和环境间的矛盾冲突来组织推进情节,再现了“独异个人”与“庸众”对峙这一经典的“国民性”批判的主题模式,我们不难发现它们都有着重归“五四”启蒙文学的文本开篇模式。
丁玲在《我在霞村的时候》中刻画了一个倔强、叛逆、孤傲、自尊的女性形象――贞贞。尽管革命的基层政权在霞村已经建立,但是封建社会强加给妇女的那一套爱情婚姻观念和人生模式却远未消除,人与人之间的精神隔膜,把他人的痛苦当作乐趣的“看客”依然存在。小说描写了典型的“看客”围观的场景:当贞贞刚回到家时,院子里挤满了人等着看她,“天气很冷,他们好奇的心却很热,他们在严寒底下耸着肩,弓着腰,笼着手,他们吹着气,在院子中你看我,我看你,好像在探索着很有趣的事似的。”{1}霞村人对被侮辱与被损害者的精神暴虐并没有因为贞贞的“革命者”身份而消除。丁玲笔下对这些愚顽、麻木的群众所表现出的厌恶之情,正是她对批判“国民劣根性”这一“五四”启蒙精神传统的自觉继承。《在医院中》的主人公陆萍散发着年轻人的朝气、热情,是一个具有独立思想、敢于斗争、对事业负责、品质可贵的知识青年。她初到抗战后方的医院中,便以一个知识者的现代观念和批判意识审视着医院里的环境:院长是种田的出身,对医务工作完全是外行;指导员既是外行,又不安心医院工作;做勤务工作的看护没有受过教育;许多护士本来是家属,对所从事的工作毫无服务的精神……陆萍试图在医院实行改革,不但要更好地医治病人的“病”,而且试图医治“病态”的环境。但是,陆萍改造环境的行动不但没有成功,反而使自己陷入被流言围攻,被同事孤立的处境。在煤气中毒事件后,陆萍与周围环境的冲突达到了高潮,这使她陷入对革命信念的怀疑和困惑。谣言和误解使她愤怒甚至疯狂,“她寻仇似的四处找着缝隙来进攻,她指摘着一切。”{2}在这里,陆萍对自我的坚持和确信,陷入孤立之中的痛苦、挣扎、反抗,都带有丁玲早年文学创作中的“五四”青年人的心灵痕迹;这样一个渴望改变现实、以现代知识理念为价值原则的“启蒙者”角色,在与周围环境的对峙之中,必然要面对“坚守”与“退让”之间的抉择。
但是,在以政治意识形态为主导的延安地区,从政治、军事到经济、生活的各个方面,无不以“整齐划一”作为总体追求目标,都要被列入到“规划”和“框架”之中。对于自觉追求政治进步的延安作家来说,这个“框架”不仅是外在的,也是内在的。1941年9月,丁玲在散文《战斗是享受》中,抒发了当她看到狂风暴雨中的一群人在激流里冒着生命危险捞取木材时的感慨――
他们是在享受着他们最高的快乐,最大的胜利的快乐,而这快乐是站在两岸的人不能得到的,是不参加战斗,不在惊涛骇浪中搏斗,不在死的边沿上去取得生的胜利的人无从领略到的。只有在不断的战斗中,才会感到生活的意义,生命的存在,才会感到青春在生命内燃烧,才会感到光明和愉快呵!{3}
在丁玲看来,“战斗是享受”,只有在艰苦的搏斗中、在生与死的较量中,才能感受到生命的意义和快乐的极致,革命成为丁玲自我实现的内在欲求。把革命的斗争哲学内化为自身的精神追求,是当时跟丁玲一样投奔延安的知识分子大致相同的精神现象。对于不甘于平庸的生活而寻求生命的热和力,并以民族兴旺为己任的中国知识分子来说,投身革命、追随革命并最终臣服于革命,根本上在于他们内心有着更高的价值理想,那就是对健全的社会的追求,乃至以实现人类的解放、幸福、完满为终极理想。而革命提供了实现这一理想的承诺与可能,革命的号召力在于它不仅仅提出了一种比现实的生存环境更完满的想象,并且要通过“斗争”的实践来改变现有环境,进而促成理想状况的到来。为此,他们宁肯交付自我,牺牲自我,不断地说服自我,使其所有的自我牺牲和自我退让具有了充分、合理的理由。因而,20世纪40年代的延安文人,他们对“五四”启蒙传统的继承,首先有一个大的前提,那就是并不触动革命政权的根本政治原则。他们小心翼翼地处理着知识分子的启蒙立场与革命政权领导下的意识形态统一之间的关系,而且往往以对党表忠心的自我剖白的方式,来争取“五四”启蒙传统在延安的合法性,以对革命充满坚定信念的乐观主义精神,来弥合二者在冲突中的裂缝。这种既有游离,又最终要归复的状态,就像被线所牵的风筝一样,即便天空再广阔,也无法按照自定的目标走得更远。当丁玲在“国民性”批判的启蒙意识下所发现的依然是和“五四”时代同样的问题时,批判的利斧却无法继续深入。因而在丁玲的小说中就不能不呈现为文本内部的自我颠覆,即政治文本对启蒙文本的消解。
在《我在霞村的时候》中,贞贞的自我意识与个性品格是在与霞村人的封建伦理道德观念的冲突对峙中凸显出来的,她以不屑、冷静和反叛的态度来拒绝同情、对抗偏见:“听她们的话,我为什么要听她们的话,她们听过我的话么?”{4}贞贞的个性有着“五四”新女性对传统封建意识的反叛,而且她要走得更远。如果子君的“我是我自己的,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利”这句话,代表了“五四”知识女性个性意识觉醒的宣言,那么贞贞的自强、自立和自主则是在民族解放的革命事业中获得的全新的革命女性的定位:“我还可以再重新做一个人,人也不一定就只是爹娘的,或自己的。”{5}这里一方面是对传统封建纲常的反叛,另一方面又通过投身革命和民族解放事业实现了对“五四”个性觉醒的超越。小说以革命的政治伦理来颠覆了在传统封建伦理道德下女性被支配和被毁灭的命运。霞村人的传统道德观念虽然存在,人们冷漠、残酷的生命状态没有因为战争和革命而有所转变,但贞贞在党组织的安排下满怀信心地奔向新生活的结局却实现了对祥林嫂悲剧命运的逃离,女性的自我解放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寻找到了政治上的有力依据。从整体上来看,在民族解放战争的洗礼下挣脱封建传统观念及传统农村妇女生活模式束缚的新政权下的农村新女性的成长,是作者在小说中所要表现的主要意图,而作家对愚昧群众的批判立场却没有得到更深入的展开,反映在霞村人身上的人性的黑暗仅仅成为贞贞觉醒的个性意识的衬托,启蒙意识夹在政治文本之中更像是一种不和谐的存在,“国民性”批判的启蒙意识在革命话语的挤压之下显得虚弱无力。小说《在医院中》,当陆萍与自己周边环境之间的紧张关系达到几近崩溃的时候,却因为一位失去双腿的老同志的出现而意外达成和解。老同志评价陆萍:“你是一个好人,有好的气质……可是你没有策略。”{6}老同志的政治说教为陆萍提供了一把将自己从困境之中解救出去的金钥匙:那就是理解群众,讲究斗争的策略,适应环境,磨练自己。小说结尾之处写了陆萍情绪上的彻底转变,“她真真的用了迎接春天的心情来离开这里的”{7}。尽管医院的环境没有因为陆萍的到来而改进,而陆萍却成长了。这就使《在医院中》的主旨变成不是要以一个知识分子的现代眼光来表达对落后群众的启蒙与“救治”,而是要使知识分子在适应环境、与环境的和解中实现自我的“医治”。这是一个自以为“健康“的人物,力图治愈“病态”的环境,却终于被环境所治愈的故事。“人是要经过千锤百炼而不消溶才能真真有用。人是在艰苦中成长。”{8}这样一种自我说服使小说显示出的恰恰是知识分子自我改造的主题,改造“国民性”的启蒙主题被知识分子适应群众、自我改造的政治主题所拆解和颠覆。陆萍与周围环境之间的对峙,从本质上说,是富于现代意识的知识分子与平庸、落后的干部、群众之间的精神差距。丁玲意识到了在这样的精神差距下的知识分子的困惑,但却用一个富于想象和希望的结尾来将裂缝弥合。如果不与环境妥协,陆萍将真正陷入一种无路可走的困境,如果不迁就革命体制的需要,她将一无是处。陆萍成为延安知识分子自我反省的预兆,在这个人物身上恰恰反映了作为知识分子的丁玲投身革命后自我身份认同的焦虑与困惑,这也是当时的延安知识分子将自己纳入新制度时曲折心路的现实写照。
丁玲对继承鲁迅杂文传统的倡导,有意回归“五四”“国民性”批判文学传统的小说创作,既反映出其执守“五四”精神传统的渴望,又反映出其对革命真心付出自我后自我消融的矛盾痛苦,这是20世纪40年代纠结于延安文人内心深处的普遍困扰。丁玲敏锐地看到了革命政权下仍然存在的“五四”命题,仍然不变的国民精神的劣根,感受到了知识分子内心中仍然存在的孤独、彷徨与绝望,却不得不将自己的思考纳入时代政治框架下进行修磨,最终以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下的“大团圆”来掩盖并淹没了“五四”启蒙精神的批判锋芒。尽管丁玲在倡导杂文写作热潮中旗帜鲜明、措辞尖锐、表述富有气势,但延安整体的文化氛围和思维定向却不足以为她和她同时期的延安文人提供坚守启蒙思想和自我独立意识的外部环境。当知识分子的启蒙意识与革命体制发生冲突碰撞,“五四”先驱那种“初生牛犊”般的自信果敢、激昂蓬勃的风采,那种势如破竹的批判力量,在20世纪40年代的延安文人身上就不能不是“强弩之末”的弱势显现。
作者简介:曹林红,文学博士,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中国语言文学流动站在站博士后,吉林大学文学院讲师。
①④⑤ 丁玲:《我在霞村的时候》,《丁玲短篇小说选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555页,第559页,第560页。
②⑥⑦⑧ 丁玲:《在医院中》,《丁玲短篇小说选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587页-第588页,第588页,第589页,第589页。
③ 丁玲:《战斗是享受》,《丁玲文集》(第4卷),湖南文艺出版社,1984年版,第378页。
(责任编辑:赵红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