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程论“圣贤气象”的不同 圣贤气象
时间：2019-02-12 05:36:21 来源：千叶帆 本文已影响人
关键词:圣人气象 贤人气象 天地境界 道德境界 摘 要:“圣贤气象”是个体修养至天理至善和人生之乐后在仪礼举止、视听言动上呈现出来的精神风貌,体现了道德境界与审美境界的完美结合,二程本人的人格亦呈现出圣人人格和贤人人格的不同,天地境界与道德境界的差异。
一、“圣贤气象”的提出
二程终其一生以追求圣贤人格为目标,在《二程集》中,他们多次对“圣贤气象”进行了论述:
问:“横渠之书,有迫切处否?”曰:“子厚谨严,才谨严,便有迫切气象,无宽舒之气。孟子却宽舒,只是中间有些英气,便有圭角。英气甚害事。如颜子便浑厚不同。颜子去圣人,只毫发之间。孟子大贤,亚圣之次也。”或问:“英气于甚处见?”曰:“但以孔子之言比之,便见。如冰与水精非不光,比之玉,自是有温润含蓄气象,无许多光耀也。”(《遗书》卷第十八)
这说明在二程看来,“气象”的差别是客观存在的,二程对“气象”进行了如下的界定:
“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充此便 面盎背,有诸中必形诸外,观其气象便见得。(《遗书》卷第五)
所谓“有诸中必形诸外”,此“中”即是人的道德修养,而形于外则是这一修养的外在呈现,这说明“气象”是人之道德修养的外在表现,换句话说,即是,“圣贤气象”是“孔颜之乐”的外在表现。如果以上是对个人所显现出来的“气象”角度所言的话,那么,二程还从观者的角度对“气象”进行了描述:
看其气象,便须心广体胖,动容周旋中礼,自然惟慎独便是守之之法。(《遗书》卷第六)
这是从观者的角度指出对“气象”的把握应从内部着手,换言之,“气象”是由内而外的表现。
二、圣人气象与贤人气象的境界差异
圣人气象和贤人气象在二程并不仅仅是一种道德的人格境界,而是一种“性其情”的审美人格。作为人格美不同境界的圣人与贤人在二程那里是迥然有别的:
视听言动皆礼矣,所异于圣人者,盖圣人则不思而得,不勉而中,从容中道,颜子则必思而后得,必勉而后中。故曰:颜子之与圣人,相去一息。孟子曰:“充实而有光辉之谓大,大而化之之谓圣,圣而不可知之谓神。”颜子之德,可谓充实而有光辉矣,所未至者,守之也,非化之也。以其好学之心,假之以年,则不日而化矣。……所谓化之者,入于神而自然,不思而得,不勉而中之谓也。孔子曰“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是也。(《颜子所好何学论》,《文集》卷第八)
这即是说,在程颐看来,圣人和贤人的区别即在于圣人是“不思而得,不勉而中,从容中道”,而贤人则是“思而后得,勉而后中”,换言之,圣人是自然而然地能够达到与万物一体的自由,而贤人则是经过努力修养而后达到与万物一体的自由和快乐,孔子的“从心所欲不逾矩”就是圣人“不思而得,不勉而中”的表现,这种观点是对《中庸》“诚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从容中道,圣人也”的继承。
在二程看来,圣人也是可以区分为不同类型的,依据即在于:“九二‘利见大人’,九五‘利见大人’。圣人固有在上者,在下者。”(《遗书》卷第五)根据卦中大人所处位置的不同,圣人亦有与之对应的地方,也有在上者,在下者,二程还以具体的例子来说明圣人的差异之处:“尧与舜更无优劣,及至汤、武便别。孟子言性之反之,自古无人如此说,只孟子分别出来,便知得尧、舜是生而知之,汤、武是学而能之。文王之德则似尧、舜,禹之德则似汤、武,要之皆是圣人。”(《遗书》卷第二上)二程的意思是说,圣人分为生而知之的圣人和学而能之的圣人,尧、舜属于生而知之的圣人,而汤、武则是学而能之圣人的代表,尽管有这些先天后天的差异,但他们都归于圣人之列。在此基础上,二程以具体的事例指出了圣贤的区别:
孟子常自尊其道而人不尊,孔子益自卑而人益尊之,圣贤固有间矣。(《遗书》卷第九)
在二程看来,孟子是贤人的代表,孔子自然是圣人无疑,但圣人是自然地合乎道德,贤人只不过是循道而已,有勉而后中的人化之功,虽然有勉力之功,但最后依然能够获得快乐,因此是贤人。二程将孟子作为贤人而没有划入圣人的范围,原因在于是要突出自己所崇尚的圣人的气象,实际上,孟子作为儒家学者孔子思想的继承者,被后人尊称为亚圣,亚圣当然也应该归为圣人的行列,但二程要在圣贤之间做刻意的区分,而且其划分圣贤的标准与前人不同,因此将孟子作为贤人的代表。二程区别圣人与贤人,是从是否化工的角度界定的:
“孔、孟之分,只是要别个圣人贤人。如孟子若为孔子事业,则尽做得,只是难似圣人。譬如剪彩以为花,花则无不似处,只是无他造化之功。‘绥斯来,动斯和’,此是不可及处。”(《遗书》卷第二上)也即是说,圣人的境界是一种化工境界,不须人为努力即可达到,而贤人则需要后天的人为和努力。二程对颜子的快乐即是从这一角度进行阐发的:
颜子之乐,非乐箪瓢陋巷也,不以贫穷累其心而改其所乐也,故夫子称其贤。(《论语解・雍也》,《经说》卷第六)
在二程看来,颜子克服艰苦的条件,不以外在的艰苦束缚自己的本心,努力从道德上修养自己,心理上获得了极大的快乐,因而被孔子作为贤人的代表。
在二程关于人格的划分中,除了圣贤之外,还有低于圣贤境界者,这种人格的代表是子贡:
子曰:“子贡之知,亚于颜子,知之而未能至之者也。”(《圣贤篇》,《粹言》卷第二)
虽然二程没有明确说出这种类型为何种人格,但可以推知,此种人格是低于圣人人格和贤人人格的,是属于功利境界的人格。属于这种人格类型的二程指出了三个:“汉儒近似者三人:董仲舒、大毛公、杨雄。”(《遗书》卷第三)明显地,董仲舒、大毛公、杨雄都是致力于有所建树的才人,属于功利境界的人。而且,圣人、贤人、才人的人格亦会呈现出不同的气象,《二程集》中有大量这样的描述:
仲尼,元气也;颜子,春生也;孟子,并秋杀尽见。仲尼,无所不包;颜子示“不违如愚”之学于后世,有自然之和气,不言而化者也;孟子则露其才,盖亦时然而已。仲尼,天地也;颜子,和风庆云也;孟子,泰山岩岩之气象也。观其言,皆可以见之矣。(《遗书》卷第五;《近思录》卷十四《观圣贤》)
子曰:“仲尼浑然,乃天地也;颜子粹然,犹和风庆云也;孟子岩岩然,犹泰山北斗也。”(《圣贤篇》,《粹言》卷第二)
由上可知,二程将孔子的气象称为“元气”,即是天生完备之意,天生完备,即无任何思而得,勉而中的后天努力;其人格所对应的境界是天地境界,达到此境界的人,“行道德底事,则无须乎此。……他有最深的觉解,以‘游心于无穷。’从‘无穷’的观点以看事物,则‘人世间’中底利害,都是渺小无足道。在他的眼界中,‘死生无变于己,而况利害之端乎。’利害不足以介其义,并不是由于他是冥顽不灵,而是由于他的觉解深,眼界大。”①他是从自同于大全的角度出发去看人与万物的关系,他“知道在社会整体之上,还有一个大全的整体,就是宇宙。他不仅是社会的一个成员,还是宇宙的一个成员。就社会组织来说,他是一个公民;但他同时还是一个‘天民’,或说‘宇宙公民’。这是孟子早已指出的。一个人具有这样的意义,在做每一件事时,都意识到,这是为宇宙的好处。他懂得自己所做的事情的意义,并且自觉地这样做。这种理解和自觉使他处于一个更高的人生境界,我称之为在精神上超越人间世的‘天地境界’。”②在二程,此圣人人格包括生而知之的圣人(孔子和尧、舜)和学而能之的圣人(汤、武),不过,无论是生而知之的圣人还是学而能之的圣人,本无优劣之别,“圣人无优劣,有则非圣人也。”(《遗书》卷第二十四)即圣人都是能够达到天地境界的人。对于处于天地境界的人,二程给予了极高的评价和完全的赞同。
颜子作为贤人的代表,其“气象”则是竭力顺应着天地本来之“道”而行,努力摒弃一切可能对“道”形成束缚的因素,其内在的道德修养到一定程度,便会由内而充外,与孔子相比,经过修养最后也能达到一种与天地同其大的境界;这种境界是道德的审美境界,(对程颢来说,颜子是也;对程颐来说,颜子和孟子皆是)。此境界中的人,“懂得世上并不是只有自己,还存在着一个社会,它是一个整体,自己是社会的一个组成部分。本着这样的理解,他做任何事情,都是为了整个社会的好处;或者用儒家的话来说,他行事为人是为义,而不是为利(‘正其义而不谋其利’)。他是真正有道德的人,所做的都合乎道德,都具有道德的意义。他的人生境界可以称之为‘道德境界’”③。对此境界中的人,二程肯定了他们对成圣的重要性,但相对于天地境界中的人而言,此类人是微有迹,仍然待进一步完善和提升。在对于贤人的态度上,二程表现得不尽相同,程颢从理想着手,始终关注的是圣人,也一心以成圣为目标,程颐则从现实起步,肯定贤人在成圣道路上的重要性。“程颢追求圣人的境界和气象,程颐则肯定贤人的境界和气象。”④这导致了二人对于贤者评价的不同:
或问于程子曰:孟子还可谓圣人否?程子曰:未敢便道他是圣人,然学已到至处。程子又曰:孟子有功于圣门,不可胜言,仲尼只说一个仁字,孟子开口便说仁义,仲尼只说一个志,孟子便说许多养气出来,只此二字,其功甚多。又曰:孟子有大功于世,以其言性善也。又曰:孟子性善养气之论,皆前圣所未发。⑤
这说明程颐对孟子给予了极高的评价。而程颢则认为:“仲尼,天地也;颜子,和风庆云也;孟子,泰山岩岩之气象也。观其言,皆可以见之矣。仲尼无迹,颜子微有迹,孟子其迹著。”(《遗书》卷第五)很明显,“程颢对孟子的气象有所贬,程颐则没有贬孟子的意思。”⑥程颐重视贤人在成圣过程中的必要性,而程颢则只以成圣的最高境界来衡量人,这是两者对孟子评价出现区别的重要原因。
对于比圣贤境界更低的才人,程颢的态度非常明确,表现为贬多褒少。
明道曰:“荀卿才高,其过多;杨雄才短,其过少。”(《遗书》卷十八;《近思录》卷十四《观圣贤》)
明道曰:“汉儒如毛苌、董仲舒,最得圣贤之意,然见道不甚分明,下此即至杨雄,规模又窄狭矣。”(《遗书》卷一;《近思录》卷十四《观圣贤》)
“才高”因而“过多”,杨雄的“规模窄狭”都说明了程颢对才人是颇有微词的。
总体上说,二程对“圣贤气象”的种种解释和界定,都表明了一种对于天地境界(天人合一)的认定和追求,是带有深深的道德色彩的美学境界。
三、二程本人境界的差异
虽然二程都注重“圣贤气象”,但二程的人格气象却有着明显的差异。这种由道德修养而发之于外的气象在各个方面都得到体现。古代研究者早已发现二程气象的差异并作了归纳,黄宗羲在《宋元学案・明道学案上》中指出:
顾二程子虽同受学濂溪,而大程德性宽宏,规模阔广,以光风霁月为怀;二程气质刚方,文理密察,以峭壁孤峰为体。其道虽同,而造德自各有殊也。⑦
由上文可知,程颢和程颐在德性方面各不相同。在理学的继承者朱熹那里,其《朱子语类》(卷第九十三)从语言和风格的角度对二程气象之不同进行了归纳:
明道语宏大,伊川语亲切。
明道说话,一看遍好,转看转好;伊川说话,初看未甚好,久看方好。
明道说话,亦有说过处,……又其说阔,人有难晓处;……伊川较子细,说较无过,然亦有不可理会处。⑧
二程及其弟子对其“气象”也有明确表述:
视其色,其接物也,如春阳之温;听其言,其入人也,如时雨之润。胸怀洞然,视无间;测其蕴,则浩乎若沧溟之无际;极其德,美言盖不足以形容。(《明道先生行状》,《文集》卷第十一)
明道先生每与门人讲论,有不合者,则曰“更有商量”,伊川则直曰不然。(《外书》卷第十一)
从上面所引可知,二程的“气象”在性格、待人接物、语言等方面都有着明显的差异。总的来说,二程的“气象”是不同的,程颢表现的是圣人的气象,他所追求和实践的都是圣人的气象,其表现更为圆融疏朗,具有大气浑涵的气质,具有“圣人”一般的气度;程颐则表现了贤人的气象,程颐虽然也以圣人气象为最终目标,但他较为整肃端正,同时也才具敏捷,一副严正贤者的气象。程门立雪和对戴帽尺寸的规定都是其严正贤者气象的表现。
对于“气象”或人格境界的不同,明道自己也有觉解。明道对境界作了如下划分:
愚者指东为东,指西为西,随众所见而已。智者知东不必为东,西不必为西。惟圣人明于定分,须以东为东,以西为西。
坐井观天,非天小,只被自家入井中,被井筒拘束了。然井何罪?亦何可废?但出井中,便见井大。已见天如此大,不为井所拘,却入井中也不害。⑨
可以看出,“愚者”与“坐井观天”者皆是以“二本”作为体验的出发点,采取的是认识的方法,其求索的结果是达到对客体的认识,属于功利境界的人;“智者”和“出井中”者则从天人“一本”入手,从天人一体的观点出发来看待人与物的关系,这样就可以泯灭内外、物我的界限,进入到与道为一的大我境界,圣人与入井中无害者属于进入天地境界、审美境界的观者,与道为一的体验者,他们在整体观照的基础上达到了万物一体的境界。实际上,此境界的划分适用于二程二人。因为程颢的评价放在程颐的语录中且程颐并没有对此进行批判,这就说明程颐赞同其兄的观点。
综上可知,二程的“气象”不同,境界亦呈现出圣人与贤人的差异,天地境界与道德境界的不同。
作者简介:王鹏英,文学博士,青岛科技大学传播与动漫学院讲师。
① 冯友兰:《宋明儒学哲学述评》,载田文军编:《极高明而道中庸》,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5年版,转引自王建疆:《修养・境界・审美――儒道释修养美学解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23页。
②③ 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插图珍藏版),新世界出版社,2004年版,第299页,第299页。
④⑥ 庞万里:《二程哲学体系》,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313页,第313页。
⑤ 朱熹:《孟子集注・孟子序说》,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2页。
⑦⑨ 黄宗羲:《宋元学案・明道学案》(上),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540页,第566页。
⑧ 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第九十三,王星贤点校,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2358页-第2359页。
(责任编辑:古卫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