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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试论鸳鸯蝴蝶派:鸳鸯蝴蝶派

    时间:2019-02-13 05:28:16 来源:千叶帆 本文已影响

      “鸳鸯蝴蝶派”作为我国文学史上的一个流派,从清末算起到解放前为止,差不多将近四十年的历史。这个流派中的作家据有关资料统计,可以查考较有影响的,就有一百多人。这个流派作家活动时期正处在旧民主主义革命行将结束和新民主主义革命就要开始的年代里。他们每个人的创作道路不相同,作品的社会效果也不一样。过去文学史上对他们的评论统斥之为“封建余孽”,说他们的作品都是“坏人心术,消磨志气”。这批作家都是“遗老遗少”,“无病呻吟”,不但在思想上无可取之处,艺术上也嗤之以鼻。不作过细的分析,这样笼统的对待一个在现代文学史上存在相当一段时间的文学派别,恐怕是失之公允,不够实事求是的。本文试想谈一下这派作家的文学活动的功过问题。作为一得之见,供研究者参考。
      “鸳鸯蝴蝶派”(以下简称鸳蝴派)是从清末写情小说演变而来,又由著名小说家吴趼人开其端。吴趼人在他的小说《恨海》中曾表白他的写作意图,并非写“儿女私情”,而是写忠孝慈义的人情,如果只写爱情便是“魔”了。事实上他自己到了晚年,对于当时的社会腐败现象从愤激而感到厌恶,生活上亦是日趋颓废。正如李怀霜在《吴趼人传》中所说:“救世之情竭,而后厌世之念生”,他写的“情”仍然是他斥责的“魔”,和他同时的作者天虚我生、李涵秋,恰恰是发挥继承了这个“魔”,而成为以后的“鸳蝴派”。
      不可讳言,鸳蝴派开始就是沿着写儿女私情的路子走下去。这一些作家大都受过封建教育,有些人对西洋文学还有点了解。所以他们的初期,仍应算作改良主义者在文学上的反映。有些作品则是介于新旧之间的产物,象晚清到民国初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说部丛书。用中国旧小说的笔触介绍外国文学,在当时还是有一定影响的。他们当中有很大一部分人对封建社会有所不满,然而他们却又是以传统的儒家礼教思想作为改革社会的良药。其结果如同吴趼人一样,在社会上碰壁之后,转而写哀伤身世之作。这是当时的社会现实和他们的阶级地位决定了的。这些人是鸳蝴派当中比较重要的作家,从他们的文学作品来看,有些还有进步的一面。如李涵秋的《广陵潮》以辛亥革命为背景,指责了清末顽固反动的保皇派张勋杀害同盟会革命志士,揭露了一些当时封建婚姻制度的罪恶。这书在当时是风行一时,有一定读者,似乎不能说不值一顾。如果一定要拿五四以后的新文学家的水平要求他们的作品也具有揭露社会的深度,当然他们作品的表现形式和作者观察社会的能力已赶不上时代的发展,终于被新文学运动的激流所抛弃。即使是他们当中写作态度较为严肃的作家也难幸免。
      鸳蝴派活动的主要地区是当时殖民地化的城市上海,畸形的商业繁荣和与之俱来的酒肉征逐,妓馆歌场的纸迷金醉的生活到处充斥。应运而生的是一些以品花(玩弄妓女)、谈戏子私生活为描写对象的嫖界小说,如海上漱石生(孙玉声)的《海上繁华梦》可说是这种小说的代表作之一。他们办无聊小报,靠吹捧有钱的巨商,津津有味以十分轻薄下流无耻的文字谈他玩弄不幸女人的经验。这确是鸳蝴派的末流。但从社会影响来说,这些小说有些是用吴语(苏州话)写的,或者是用文言文写的,他的读者范围可说是仅限于懂江南方言或者受过封建教育能读古文的旧知识分子。因此它的影响在当时也不大。这样作品起的是消极作用,是文学运动中的一股逆流,必须给予批判。可是我们也不能因为鸳蝴派中有这些作家和作品,把那些内容较健康的、写作态度较为严肃的人,因为也是鸳蝴派而一律加以否定。
      在鸳蝴派作家当中我可以举出张恨水先生,他是一个老新闻记者,接触二十年代到三十年代社会的各个侧面,因此他写作时的态度虽然未能完全脱离章回小说的窠臼,但他对于那些贪官污吏军阀是十分反感的。在他的作品中这些人都是被批评的对象。张恨水开始写《春明外史》时,还带着一些感伤情调,对北洋军阀统治下的北京各个侧面反映不深。对有些官僚还寄予同情,但到他写《啼笑姻缘》时,无疑向前跨了一步。他善于写底层人物的生活,对他们倾注同情。他写的恋爱故事已与有些鸳蝴派作家不同。有点接触到时代的脉搏,不再是空想的编造故事了。当然如果和当时有些新文学作品来比,深度毕竟不够。它既没有接触到大革命前夜社会矛盾的本质,也没有写出当时十分尖锐阶级对立的情况。对腐朽落后反动的北洋军阀的斗争,他也没有看到革命势力才是唯一推翻他们的力量。他幻想通过关寿峰、秀姑父女侠客行径喋血除暴,这就十分不真实了。如前所述他对社会底层人物接触较多,书中的沈三弦、沈大娘、沈凤喜描写的就较为深刻。而何丽娜、陶伯和这样中上层人物就比较概念化了。
      《啼笑姻缘》一直到今天还为群众所欢迎,一再重版,被改成戏剧搬上舞台。我看不能斥之为“鸳蝴派还魂”、“他们又来了”。也不能说看这些书和戏的观众都是落后分子,应该说作品中所写的二十年代青年恋爱的悲剧并非凭空捏造,是有真实性的一面。倚仗特权和武力逼良为妾,强劫民女,这种封建残余留在我国某些人的思想意识中还很深,甚至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林彪“四人帮”的法西斯专政时期,居然还发生过依势“选妃”逼婚的丑恶现象。反映了这样事件的文艺作品如大家所熟知的《大海作证》等,你能说它们不真实?
      在抗战前后,鸳蝴派和新文学工作者一起接受了一次严峻的考验。鲁迅先生对于文学界的抗日民主统一战线,曾经十分鲜明地表示过:“我以为文艺家在抗日问题上的联合是无条件的,只要他不是汉奸,愿意或赞成抗日,则不论叫哥哥妹妹,之乎者也,或鸳鸯蝴蝶都无妨。”拿起笔来当武器反抗帝国主义侵略,鸳蝴派很多作家在这个考验中表现还不错,他们写了不少抗战的文艺作品,张恨水的《弯弓集》、徐卓呆的《往那里逃》等等。表现他们对于抗战的支持,也描述了在抗战前夕,在侵略者炮火面前,城市小资产阶级的徘徊、失望和愤怒。他们是在民族矛盾尖锐的时刻站在广大人民一边反对强寇入侵的,这是为人民和广大文艺工作者所欢迎的。他们的作品中有了抗战内容是一个进步要予以肯定,总比新文学营垒中某些败类胡说什么“国家事管他娘,搓搓麻将”要高尚的多。不能太求全责备,说他们只是“心向往焉”没有行动,这就太过火了。是很难令人心服的。
      张恨水先生在抗战时到了大后方,目击国民党政府贪污腐败,物价飞涨,官商勾结囤积居奇,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十分痛苦。他也受到这种生活的煎熬,使他对反动统治十分愤怒,陆续写了《八十一梦》、《魍魉世界》等小说进行揭露。在抗战胜利以后,他针对国民党文武官员和汉奸勾结起来,以接收敌伪财产为名,行盗窃国家物资之实,大发其胜利财的种种丑闻,又写了《五子登科》这样的小说加以抨击。他的创作道路说明他已是一个进步的文艺工作者。除了在作品形式上还沿用章回体,描述事物的笔调还有旧文化人的气息外,我们对他后半段的文学活动不应作为落后的鸳蝴派作家简单粗暴的加以否定。其他如秦瘦鸥写了一个艺名秋海棠的京剧演员悲剧的一生,有一定进步意义。对这些作家我看都要作过细的分析研究,不能轻率定案,一笔勾销。
      很多作家生活在我国革命风暴剧烈的二十年代到五十年代,在阶级矛盾面前,在民族矛盾面前,都有所选择,思想有所变化,创作道路也有所改变。既然在新文学运动中会产生胡适、周作人等开倒车的人,当然也应当允许鸳蝴派作家有所前进!
      当然在抗战以后,也出现了还珠楼主的《蜀山剑侠传》、白羽的《十二金钱镖》和冯玉奇大量的言情小说和《亭子间嫂嫂》这一类荒诞不经、诲淫诲盗的毒草。这些早在解放初期被明令取缔禁止流传,是完全必要和应该的,这些东西是十足的糟粕毒素,思想内容反动,写作技巧不值一谈。现在不会有人再记起它们,早已被淘汰掉了。
      总之对鸳蝴派作家我看要作具体分析,分清是非功过。对一个人的作品也要按他写作的具体情况分别对待。肯定其进步有益的东西,对他一些不好的作品也应作实事求是的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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