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献给艾米莉的玫瑰》中的绿头巾想到的:献给艾米莉的玫瑰人物分析

时间：2019-02-13 05:31:26 来源：千叶帆本文已影响人

　　《献给艾米莉的玫瑰》已有了两篇中译文。一篇发在上海的《外国文艺》(一九七九年第六期)，一篇刊于广东的《现代外国译丛》(以下简称“沪本”和“粤本”)。这是美国现代最重要的小说家福克纳最著名的短篇小说之一(关于福克纳，请参见本刊第八期《前言》一文)，也是我国读者接触现代西方“高额头”型①作家的开步之一吧。
　　粗粗看去，这个短篇有些令人不解的地方。故事的情节并不复杂：艾米莉小姐，美国南方一个没落世家的老处女，性格十分古怪。她父亲去世时，她死死守住他的尸体不让埋葬。后来有个出身低微的工头作情人；而当人们相信他们快要结婚时，情人又突然不知去向。从此她就闭门谢客，在与社会完全隔绝的真空里生活了几十年。最后，当她自己也离开人世时，人们终于进了她的屋子。在一间布置得象新房的房间里，发现了被她杀死的情人的尸身；这些年来，艾米莉竟一直睡在这具骸骨之旁。读者会问：艾米莉为什么不许人们将她父亲的遗体入殓？为什么毒杀她的情人却又迷恋他的枯骨？小说结束时，又画龙点睛似地写了一笔：“如今他的长眠既消磨尽了爱情，又征服了爱情的丑陋面，并使他永远戴上了绿头巾。”(引自“粤本”。“沪本”的译文则不同：“但那比爱情更能持久、那战胜了爱情的熬煎的永恒的长眠已经使他驯服。”)查对一下原文，福克纳确实使用了“戴绿头巾”这个词。那么，“绿头巾”到底指的是什么呢？
　　福克纳笔下这种怪诞的人物并不是只有一个。他的著名长篇小说《八月之光》中的裘娜・勃顿，也是被国外批评家经常引来与艾米莉作为“相互辉映”的例子。再从整个美国南方派小说(从某种意义上说，也可说整个西方现代文学)看，这种离奇古怪的人物也是屡见不鲜，我国已有译文的《伤心咖啡馆之歌》②中爱密利亚小姐也可称作一例。
　　这里就牵涉到盛行于西方、并对西方现代文学有着极大影响的弗洛依德主义。奥地利心理学家弗洛依德(一八五六――一九三九)的名字在西方可谓家喻户晓。他的主要理论是将人的大脑分成三个活动区域：伊特，自我和超自我。伊特也可以说(大部分)是潜意识，如同贮藏人的本能冲动的一个水库(这里本能主要指性欲)，永远要求满足。超自我则恰恰相反，它象大脑内的检查官，使人知道社会、文明、舆论等的压力，抑制着自我。而自我，从某一意义上说，就是(大部分)意识，它斡旋于这两者中间，避免为了满足一时的欲望而带来的后果，将欲望的满足推迟到尽可能安全的时刻。作为一个心理学流派，它还有许多其它组成部分，其中使人毛骨悚然而又谈论甚多的是两种“情结”：“恋母情结”(又译奥狄浦斯情结)，“恋父情结”(又译厄勒克特拉情结)。按照弗氏的学说，少年(或少女)具有一种弑父(或母)、占其母(或父)的乱伦性欲。但是这种欲望只存在于潜意识里，不能为一般人在意识中所觉察。
　　在弗洛依德七十寿辰时，有一位祝酒者誉他是“潜意识的发现者”，弗洛依德却拒绝了这顶桂冠，声言文学家和哲学家在他之前早就发现了潜意识。以后的西方文学批评家就往往直溯到狄德罗的名著《拉摩的侄儿》(《拉摩的侄儿》一书见本刊第八期介绍)。他们认为拉摩的侄儿虽然品行不端，却能得到读者的同情，原因就是他代表了人本能的东西。弗洛依德自己对文学的评论很少，但一些批评家则以其理论为依据，鼓噪而起，在西方批评界形成了一个极有影响的心理分析学派，至今声势不减。莎士比亚悲剧《哈姆雷特》的经典评论之一，就是“恋母情结”作祟。这一说法初听荒唐得无以复加，却是英国皇家学院院士、心理学会主席琼斯提出的。他认为哈姆雷特的复仇之所以一再延宕，原因在于他的潜意识中，杀死叔父等于与他热爱的母亲有乱伦的欲望。
　　现在我们再来看一看，西方的批评家是怎样用弗氏的观点分析《献给艾米莉的玫瑰》的。
　　一般认为，福克纳的创作深受弗洛依德主义的影响。他这篇小说，是一个比较复杂的“恋父情结”，是它的病态而畸形的反映。在小说中可以看到，她父亲在世时，赶走了所有求婚的年轻人，这在不知不觉中妨碍了艾米莉精神上的独立健康成长。在她的潜意识里，父亲已成了一个不能替代的神――包括精神和生理各方面的需求(虽然她在意识中并未认识这点)。她不让人们埋葬她父亲的尸体，她始终保留着他的粉笔画肖像。这些都是“恋父情结”的曲射。当人们“要诉诸法律和强力”，终于在她生活中葬下了她的父亲。她怎么办呢？她终究是人，是女人，需有亲人。于是她和代表着男性生命力的霍默发生了关系。但这种在感情和生理上对男性的需求，遭到潜意识中长期的“恋父情结”所导致的精神病态的反抗。“恋父情结”使她无比厌恶霍默活生生的身体，她不得不杀死他。只有这样霍默才能和她死去的父亲一模一样，只有这样她才能填补她在潜意识中深深恋着的父亲所留下的空白，只有这样她才能去掉和另外一个男性相处时对她父亲这尊神的亵渎之感。同时，作为对压抑的性欲的补偿，她就一直睡在这具尸骸之旁。
　　西方评论家往往点明“恋父情结”之后就告搁笔，但对艾米莉的悲剧的实质是什么，却总是说不清楚。其实，福克纳的作品具有很大的现实主义成分：即使他在受弗洛依德主义影响下塑造人物时，也是“颠倒过来的弗洛依德公式的一个实例，它充斥着性的梦魇，其实它们都是社会的象征。”③
　　小说一开始，我们就可以读到几段值得我们深思的描写：“……出于一种对倒塌的纪念碑不无敬意的眷恋”；“但是汽车修配厂和轧棉作坊日渐扩展过来，甚至把这一带那些可敬的姓氏都淹没了：只剩下艾米莉小姐的房子，撑着它那衰败的风姿”；艾米莉的免税，“到思想比较新的下一代当上市长和参议员的时候，这种安排就颇惹起些小小的不满”。所有这一切，都能使读者联想到：艾米莉属于过去的一个时代，她那曾是一度“可敬”的贵族门第，随着资本主义的工业生产方式，已被淹没，她和“我们”是不同的(小说都是从“我们”的角度写的。这里的“我们”并不一定包括作者，而是指一九二四年时南方小镇上的人民)：艾米莉是腐朽的南方奴隶制最后的残余的象征。正因为她生活在这种衰亡和崩溃的病态社会的生活方式中，并且代表这种生活方式，她的精神病态是必然的恶果。艾米莉的父亲是个贵族，而她的情人只是个出身低微的工头。照我们看，如果真有什么“恋父情结”的话，这才是使“恋父情结”在艾米莉潜意识中恶性发展的一大原因。
　　现在，我们再回到“绿头巾”上，来，疑团也就容易解开了。艾米莉既是没落的南方旧制度的象征，又是它的牺牲品。正是这种旧的社会意识的残存，和它带来的病态，使真正的爱情被戴上了“绿头巾”――爱情被欺骗、被侮辱、被毒杀了。
　　这里顺提一笔，“沪本”的译文“……长眠已经使他驯服了”，是值得商榷的。这样处理，也许是为了照顾译文的雅和达，以及一般读者的理解。然而，“戴绿头巾”是福克纳的匠心所在。“长眠”不仅暗示着艾米莉的父亲的长眠，也意味着已死去了的南方旧制度，而艾米莉偏偏迷恋这具“骸骨”，这就造成了悲剧：死去的东西的代表给真正的性爱的代表戴上了绿头巾。用“驯服”这个词不能表达出原文这种丰富的内涵。
　　福克纳的作品的确比较晦涩。在西方，对他的评论是众说纷纭。心理分析学派只是一家之说；而且，离开了社会背景，心理分析的批评只能是唯心主义的。
　　作为本文的结束，我想引一段另一个心理学家的话：“月亮升起时，在海岸线上不同地点的观察者都能在水面上看到一道月光；但没有一个观察者能在他所站的地方，看到对他的邻人显得如此皎洁的月光。因此，很有可能，那些错误地否认我们正在看到光的地方有任何光的人们，在事实上，也看到了我们的视野内所未能见到的真理的某一面。”这段话，用来形容现代西方五花八门、而又自相矛盾的文艺思潮和批评流派，或许有些相符之处。而我们今天的任务，就是要用马列主义的文艺批评方法，研究和批判它们。
　　
　　①“高额头”常指那些趣味高尚、题材艰深的作家。
　　②见上海译文出版社的《美国当代小说选集》。
　　③引自马尔科姆・考利的《袖珍本福克纳作品选集》的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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