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解决社会问题的方法应对经济危机】解决社会问题的7大手段
时间：2019-02-17 05:28:46 来源：千叶帆 本文已影响人
从美国次贷危机开始的这场目前还不曾见底的全球经济衰退，给各国人们带来了巨大的冲击。对于美国的次贷危机很多人解释为政府监管不严，我不这么认为。问题很简单，为什么贷款者要把钱贷给那些没有能力偿还的人？还可以再进一步问，为什么世界第一大国会有那么多人经济状况如此恶劣？
经济问题的社会根源与经济问题的社会解决途径
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在现实世界中，个人有许多需要”，“他们的需要即他们的本性”。只有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和社会关系中从事实际活动（首先是生产活动）的现实人，才具有人的需要，人的本质。经济活动始终离不开人，更离不开人的社会性，因此，在经济运行考量中，不能忘记了人，或仅仅把人视为经济人。在人身上，同时具有经济属性和社会属性，并且相互影响。
两年前，美国经济学家嘉德・伯恩斯坦（Jared Bernstein）写的《同舟共济――公平经济共识》从一个全新的，但又深深根植于美国历史和文化价值视角来审视美国经济，并对当时美国经济中的不公平现象，诸如医疗卫生私有化、贫富差距扩大、失业率不断攀升等进行了批评。他认为，以人为中心和保证人人能够分享发展成果的公平经济应当是发展政策的核心。他问道：“我们当代经济最需要的是什么？” 回答是：“最需要的是新思路，最需要的是那些理解经济学人们公正的声音，最需要的是经济学家对于社会大众的激情。”他引用了一个寓言来说明这个所谓的“激情”：
我曾经听人们讲过一个发生在天堂和地狱中的故事：分别在天堂和地狱的人们，围坐在盛满美味大餐的餐桌旁，食物远离他们，他们每人都手握真正的、可以触及那些食物的长长餐叉。在地狱，人人都挨饿，因为尽管每个人都可以用手中的餐叉去取到食物，但是，餐叉长于他们的手臂，以至于使他们不能弯过手臂把食物送到嘴里。在天堂，人们也面临餐叉太长问题，但是大家吃得很好，怎么回事？因为他们互相喂食。
次贷危机以及由此引发的经济下滑绝不是经济运行一朝一夕的结果，它也是社会问题不断积累的结果。贫富差距扩大与缩小贯穿美国二十世纪，也伴随美国经济的起伏和动荡。美国著名经济学家、二○○八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保罗・克鲁格曼研究发现，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之前，税收对于美国富人来说不是沉重的负担，当时的所得税最高税率仅为24%，政府对最大的地产所征收的遗产税也不过20%。这种税收体制大大加剧了美国社会的不平等。对此，美国历史学家迪克逊・韦克特评论道：“一九二九至一九四一年这段时期是从国内的一次崩溃开始的，这场崩溃源于多种原因，但最根本的原因多半是对群体福利和个人满足之间的关联自私自利视而不见。灾难帮助美国人记起他们是一个民族，只有通力合作，才能把大车从泥潭中拉出来。”这就是我们后边将要讨论的罗斯福的政策和措施。
当前美国金融危机表面是由次贷危机引起的，实质上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美国社会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的结果。曾经担任凯尔纳投资公司总裁的理查德・比特纳在其《贪婪、欺诈和无知――美国次贷危机真相》中试图描述错误出在哪里，他把那些借款人描述为“信用状况一塌糊涂，收入微薄，工作时有时无，没有租房史，也没有储蓄维持生活”。从经济学意义上看，银行把钱贷给这样一些人显然是不可行的，政府监管也是不得力的。但是如果从社会学的角度看，人们要问为什么社会上会有这么多的穷人，或如此庞大的弱势群体？
如克鲁格曼所说，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罗斯福的“新政”开始，富人面对的税收不仅高于二十年代，即便是按照我们今天的标准，也不能算是很低的。在罗斯福第一任期，美国所得税最高税率升至63%，在其第二任期升至79%，到了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中期，伴随美国背起“冷战”的开支，所得税率达到91%。与此同时，政府对企业征收的联邦税的平均税率，从一九二九年的不到14%上升到一九五五年的45%以上。美国富人是“新政”的最大受害者，而蓝领工人，尤其是产业工人则成了最大受益者。克鲁格曼是这样评价“新政”政策的，“‘大压缩’使收入均衡保持了三十多年之久，而平等的时代也是空前繁荣的时代，一个我们从未能重现的时代”。战后繁荣时期，美国普通家庭的收入几乎翻了一番，按当前的物价折算，从二点二万美元提高到四点四万美元，相当于2.7%的增长率。各群体的收入也保持了大致相同的速度，延续了“大压缩”时期带来的分配相对平等状态。“大压缩”不仅没有破坏美国的生产力，反而给经济社会发展注入了活力。曾因没有有效处理一九二九年经济危机而不断受到责难的前美国总统胡佛后来说：“当我们充分理解了二十世纪经济史的时候，我们将发现，终结了另一个繁荣时期的这场崩溃，其主要原因是：工业没有能够把它的进步（通过省力设备）传递给消费者。”问题出在整个分配体制上。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世界经济出现大萧条，经济危机导致加拿大一些省份陷入财政困境，一些省级政府没有足够的税源来确保法定的基本公共服务供给，特别是一些工业欠发达省份根本就没有能力提供与发达省份相同的法定基本公共服务。于是，欠发达省份只好求助于联邦政府。为了帮助这些省份应对世界经济大萧条带来的挑战，加拿大政府于一九三七年建立了处理各省关系的委员会。该委员会成立后，便在全国各地，甚至在一些小城镇开展听证活动，广泛听取包括利益相关者在内的全体社会成员的意见，根据人们的意见，该委员会建立在联邦政府设立国家协调基金，对那些没有能力为本省居民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省份给予财政援助。这是加拿大最早的均等化尝试。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加拿大联邦政府的均等化措施越来越正规化、制度化，联邦政府在一九五七年建立了财政均等化项目。一九八二年将其纳入宪法。加拿大既是世界上实施均等化最早的国家之一，也是目前世界公认的和典型的事实均等化政策的国家之一。
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欧洲若干国家开始建立公共福利制度，以应对由于工业革命进程加深引发的新社会问题，诸如失业、贫穷等。这是西方现代社会管理体制的开始。不过，这个制度在美国启动很晚。因为当时美国工业化方兴未艾，经济蓬勃发展，每个人都不担心没有工作。即使找不到工作，美国地广人稀，也可以得到一份农田。在这样的经济状况下，美国政府没有感到建立社会福利体制的压力和必要。一九二九年的经济大萧条摧毁了人们的这种信念。由于银行和企业破产，有史以来，美国人感受失去工作的痛苦。当时的美国总统罗伯特・胡佛认为，实行自由的市场竞争是保持经济发展的主要对策，他主张政府对企业不加任何干涉，任其自由发展，经济状况便会得到改善。与此同时，胡佛通过州和地方政府为需要帮助的弱势人群提供救济。但是地方政府没有足够的资金来做这些事情，所以，胡佛政策目标没有能够实现，引起大多数美国公众的不满。大多数美国人认为，胡佛为克服大萧条所做的努力是不够的，一九三二年，美国人民选举富兰克林・罗斯福做他们的总统。罗斯福上台不几天，便向美国国会提出了社会复兴和改革的立法提案。国会几乎批准了罗斯福提出的所有措施。大萧条时期实施的许多政策都是临时性的，但是其中之一，社会保障却成为延续至今的制度。自从罗斯福时期，其他美国总统，特别是约翰逊，都把社会安全网建设作为社会管理的重要内容。罗斯福上台不久，美国政府还着手为数十万美国人创造就业机会。这些美国人受雇于筑坝、修路、修缮公共建筑，以及为乡村社区和自然保护区建立电力系统等庞大的公共工程。这些工程为相当多美国人创造了就业机会，缓解了社会风险。约翰逊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逐步完善了美国的社会安全网，其中包括医疗卫生、食品、公共住宅（为低收入阶层提供付得起的住宅），等等。
世界经济百年起伏动荡的历史表明，让所有居民获益是实现有效扩大需求和促进经济健康发展的关键。进一步说，所谓有效扩大内需，就是让钱尽可能少地流入存钱的高收入群体腰包，尽可能多地流入需要花钱的低收入群体手里。实现这一目标，需要决策者在效率和公平的双重原则下，精心设计财政政策、货币政策、税收政策和公共服务（尤其是基本公共服务）政策。
所有解决途径都不能离开满足那些最需要帮助的人
让所有居民获益是实现有效扩大内需和促进经济健康发展的关键，这与我们的科学发展观是一致的。科学发展观的提出和实施是中国人民在新世纪对以往发展道路反思和经济自觉的结果。发展观的核心是人与自然之间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许多发展中国家片面追求经济增长，力求在国民生产总值方面赶上发达国家，忽略了社会、政治、文化等方面的发展以及它们与经济之间的密切联系，结果导致了非常严重的经济问题、社会问题和政治问题。从中，人们开始认识到，单纯的经济增长不等于发展，要想发展得更快些、更好些，不仅要注意经济增长，而且要注意解决人口、就业、保健、教育、道德观念、分配制度、政治体制等方面的问题。一九八一年联合国大会通过了“经济和社会平衡发展”决议，提出在注重经济发展的同时，要注意文化、教育、社会福利、住房和生活环境等方面的协调发展。
面对当前的经济发展形势，从科学发展观出发： 第一，有效扩大内需必须以人的全面发展为核心，满足人本身的多方面需要。经济增长是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手段，人的全面发展的前提应当是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但是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又必须通过人的全面发展来加以体现。人的发展是发展的最终目标，其他发展都为人的发展创造条件或机会。人是发展的动力，没有人的参与，发展是不可能的。但是，人的全面发展不是指少数人的发展，而是指所有社会成员都应当在发展中获益。人的全面发展还包括满足人民的物质生活、社会生活、精神生活、政治生活等各方面的需要，使人的体力和智力等各种潜能得到充分的体现。
第二，协调发展是社会发展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协调发展不仅要求发展的各个要素适应经济发展的需求，而且要求经济发展满足社会要素发展的需求，满足人民群众的需要。协调发展表现为质的协调发展和量的协调发展两个方面，即经济、社会要在性质和数量上相互适应对方的要求。所谓质的协调发展就是要求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都具有社会主义性质，都要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所谓量的协调发展，即要求经济社会在发展速度和数量规模上互相适应对方的发展要求。这也要求经济收入以及对在经济社会发展基础上获得的包括公共服务在内的服务必须与人们的主观感受保持一致。
第三，可持续发展是体现国家和地区长远发展的最终需求，这在当前尤为重要。目前媒体披露各地纷纷提出未来扩大内需的投资计划，规模之大，项目之多，使我们对未来发展充满信心。但是，这里一定要处理好环境与生态问题。发展不应当仅满足当代人的需要，而要考虑到下代人以及未来人们的需要的满足。可持续发展观非常强调经济发展、社会发展与自然界的和谐关系，认为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应该建立在生态可持续的基础上。我国正处在工业化快速发展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特点是能源、矿产资源消耗大量增加，对环境的影响越来越大，可持续发展正在成为日益紧迫的问题，即便是在面临严峻挑战之际，我们也不能对环境和生态掉以轻心。我们不能为了缓解暂时的困难，而造成更大的潜在风险。
正确的价值取向是社会解决途径的核心和关键
把对经济问题的社会解决途径建立在什么样的社会价值之上也是至关重要的。在《同舟共济――公平经济共识》中，伯恩斯坦认为，保护美国人民的私人权力一直是美国价值的核心，但是由于过分强调个人主义，美国社会和经济的发展就像在地狱里吃饭一样，人们被推到了相互孤立的境地，尽管经济持续发展，似乎人人都感到饥饿。伯恩斯坦认为这个过分强调个人主义政治和社会哲学伤害了美国，危及国家的未来，危及后代的发展，更为荒唐的是，它使那些试图实现美国梦的人变得更加艰难。这个极端的个人主义主宰了人们经常谈到的主要经济生活领域和那些属于生活标准的交叉领域，主宰了人们自己和他们子女未来的机会。在已经过去的岁月里，这个有害的价值体系产生了一系列充满极度个人主义基因的政策措施，它的核心不是通过政府来解决面临的经济社会问题，而是仅仅通过市场。
正确的价值取向是社会解决方案的核心和关键。已故社会人类学家费孝通教授说过，“中国人最宝贵的东西，这就是中国人关心人与人之间如何共处的问题”。在“五一二”四川汶川地震中，中国人最宝贵的东西――人与人之间的共处通过对他人和社会的责任，对同胞的爱心和关怀，通过人与人之间的真诚，通过人们在关怀他人和奉献社会中的勇敢、正义行为得到了充分的实现。面对当前的经济挑战，精神因素依然是很重要的。二○○八年九月二十四日，温家宝总理在纽约说：“在经济困难面前，信心比黄金和货币更重要。”当前，我们推动经济健康持续发展，着手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一定要考虑建立社会认同。“人们乐于遵守自然法则和端正行为准则，因为大家都知道，解决我们所面临社会问题的真正办法是建立在一定原则基础上的，那就是共同的愿景和协同。”健康的经济社会发展是人类共同的愿景， 它需要同舟共济的精神。
二○○八年，美国人民选择了奥巴马，诺贝尔经济学奖选择了克鲁格曼或许不是历史的偶然。与现任总统布什不同，奥巴马批评特殊利益集团先把财富集中在自己的手中和承诺会公平分配给民众，在他看来，这不是正义的经济政策。唯有建立正义的经济，才能够得到最有利于人民的资源和财富配置，一些困扰人们的经济和社会问题才能得到最佳解决。与奥巴马相似，经济学家克鲁格曼认为不论是从经济还是现实社会出发，缩小贫富差距，再次把美国变成一个以中产阶级为主体的社会，不仅是可行的，而且必须从现在开始起步。这背后难道不是民众和社会的价值取向？我们从中觉悟到什么？奥巴马的“改变”会产生什么影响？我们拭目以待。
人类已进入二○○九年。新的一年将充满挑战和选择，更充满希望。人类的未来是由人类自己创造的。过去的五百年，人类通过技术革新、科学发展和经济增长得以生存、发展、富裕。如果人类想继续生存下去，人类未来的生存必须通过社会创新，即建立一个公平和可持续的社会体制。从这个意义上说，未来有意识的社会创新也许比过去任何一个时期都重要。
走出历史惯性，探索多元途径
当前，面对全球经济动荡，专家学者、政策制定者和企业家竭其全能寻求良方，医治百年金融重患。我们是不是可以用社会解决方案去面对一下这百年挑战？这里所谓的社会解决方案就是，在平等和公正目标下，通过完善收入分配体制和机制来实现财富和产品的合理配置，使最广大的消费群体共同参与经济发展和社会生活，在发展中相互受益。在这里，我们确定经济问题解决方案的社会内涵有两个标准：一是目的的社会性（OECD 国家社会支出数据库把社会目的分为老龄，贫困者，残疾人，保健，家庭，积极地劳动市场政策、住宅和其他社会领域），或是福利供给是必须个人之间的相互贡献或者是义务参与，诸如慈善和志愿服务等。社会解决方案犹如中医和中药，虽可能不会立马见效，或许可治根治本。
单纯用经济方法解决经济问题是一种历史惯性。这大约与二十世纪，甚至十九世纪以来的人类经济社会发展历程有关。毫无疑问，自工业革命以来，特别是二十世纪以来，由于市场机制的发展和科学技术的进步，人类生活大大改善，物质财富成倍增加，经济方法被推崇至极。到目前为止，经济方法几乎被推至所有领域，甚至包括公共领域和非营利领域。
面对严峻现实，各路学者是否可以同舟共济，通过运用各种方法与手段共同应对百年不遇的全球金融危机？美国学者安塞尔・M.夏普等就试图把经济学原理应用于社会问题，试图找出在经济学中能够帮助人们解决社会问题的方法。社会学家以及与社会发展领域有关的学科为什么就不能把社会有关的原理应用于经济问题，看看是否可以找到解决经济问题的方案？
《同舟共济――公平经济共识》（All Together Now，Common Sense for a Fair Economy, Berrett-Koehler Publishers,Inc.200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