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军长征落脚处的最后确定|红军长征最后剩多少人
时间：2019-02-17 05:47:15 来源：千叶帆 本文已影响人
1934年10月，党中央和主力红军突破国民党军队的重重包围，踏上了战略大转移的漫漫征途。 在红军长征之初确定的落脚处并不是陕北，也没有打算要走二万五千里。在长征途中，根据形势的不断发展变化，落脚处至少有三次大改变。
众所周知，红军在长征之初，为了甩脱追击的敌人，一路打一路跑，只想先跑到有红军的地方，歇下来喘口气，以图东山再起，根本不知道在遥远的陕北地区有红军游击队和革命根据地存在。
红军长征之初，党中央本想带着部队打到湘西去，和在那里的红二、六军团会合，重振旗鼓建立根据地。所以，部队出发后，沿着江西、广东、湖南、广西边境的五岭山脉，一直往西进军。国民党当局察觉红军的意图后，在赣南、湘粤边、湘东南、湘桂边构筑了4道封锁线，部署重兵进行堵截和尾追。敌强我弱，红军打不过只能逃，被毛泽东形容为：“叫花子打狗，一边打一边走。”狗不咬就不打了。到渡过湘江突破国民党军队的第四道封锁线时，中央红军和中央机关人员，已由长征出发时的8.6万余人锐减至3万余人。
红军损失惨重，而国民党军队又在红军前进的路上重新集结了重兵，如果再按原计划去湘西，红军就有全军覆灭的危险。在这万分危急的关头，毛泽东建议放弃原计划，转移到敌军力量比较薄弱的贵州去开辟新的根据地。但是毛泽东的正确主张，在湖南通道召开的紧急会议上，被把持党中央领导权的博古、李德所拒绝。然而，大多数中央领导人和红军将领，这时都已意识到再这样打下去是不行的了。于是，中央政治局连续在贵州黎平和猴场开会，对今后的战略方针作出了新的决定，提出了首先在以遵义为中心的黔北地区，然后向川南创建川黔边新根据地的战略任务。这是长征落脚处的第一次大改变。
1935年1月召开的遵义会议，纠正了临时中央“进攻时的冒险主义，防御时的保守主义，转移时的逃跑主义”的错误，确立了毛泽东正确的政治、军事路线，并改组了中央和红军的领导。遵义会议根据变化了的情况，改变黎平、猴场会议先以黔北为中心、再去川南创建新根据地的决议，决定红军渡过长江在成都之西南或西北地区建立根据地。会后又根据敌情变化，决定中央红军在川、滇、黔3省广大地区创建新的根据地。这是长征落脚处的第二次大改变。
1935年6月，红一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在四川懋功胜利会师。这时，摆在党和红军面前的首要任务，是正确制定统一的红军发展的战略方针。党中央发现，川西北地区大多是少数民族聚居地，高山深谷，交通不便，人烟稀少，经济贫困，不利于红军的生存和发展。而在此以北的陕甘地区，地域宽阔，交通方便，物产较为丰富，汉族居民也较多，又是帝国主义势力和国民党统治薄弱的地区，特别是邻近抗日斗争的前线华北。中共中央根据这种形势，主张红军继续北上，建立川陕甘革命根据地，以便在北方建立抗日的前进阵地，领导和推进全国的抗日民主运动。这个重大的战略方针问题，在懋功北部两河口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得到了批准。这是长征落脚处的第三次大改变。
但是，红四方面军的主要领导人张国焘，自恃兵多、枪多，有向党中央争权的资本，个人野心恶性膨胀，从骄傲自大、我行我素、专横跋扈，发展到另立伪中央、分裂党和红军的极端错误道路上去。他反对党中央北上抗日的正确方针，主张红军避开国民党军队，退到川康藏边境地薄人稀的地区去，并在中央政治局两河口会议后阳奉阴违，要已北上的红军南下。
北上和南下两个方针水火不相容，党和红军到底要向何处去?这是关系到党和红军生死存亡的大问题。
1935年6月26日上午，中共中央在两河口召开政治局会议。
会议是在一个古老的喇嘛庙里开的。张闻天主持会议，周恩来代表党中央和军委作报告。在会议之前，张国焘已先找周恩来、朱德等人谈话，提出了一些和中央不同的想法。所以，周恩来的报告，在分析红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形势后，着重讲了战略方针、战略行动和战争的指挥问题。他说： “红四方面军决定从懋功向西康、天全前进；中央红军决定到岷江东岸，同时派出支队到新疆。这是两种不同的方针，也是今天会议的主要议题。”
应该在什么样的地方建立新的根据地呢?毛泽东在会上说： “我们考虑建立革命根据地时，必须着眼于把苏维埃区域放在更加巩固的基础上。我们的战争不是逃跑，而应是进攻。革命根据地只有依靠进攻，只有向前去打击敌人，才能建立得起来。”毛泽东和周恩来共同的意见，我军应在川陕甘地区建立新的根据地。当然，其中还有一个争取外援的想法，就是夺取宁夏并打到新疆，以期能够得到苏联更多的支持和帮助。
尽管张国焘始终不愿意离开他的地盘，始终坚持退到川康藏边境的方针，但参加会议的绝大多数同志，都同意北上的战略方针，他也只好在表面上赞成，而暗地里却消极行动甚至使绊子。
张国焘首先采取非组织的手段，拉拢红一方面军的主要将领，妄图架空毛泽东和党中央。他请彭德怀、聂荣臻吃饭，提出要拨两个团的部队给他们作补充。接着又派秘书给彭德怀送去牛肉、大米和数百块银元。彭德怀对聂荣臻说，部队和东西可照收，北上抗日的方针不可动摇。
张国焘一计不成又生一计，策动一些同志以“川康省委”的名义，要求改组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和红军总司令部，提出由张国焘担任军委主席。党中央拒绝了这一无理要求，但为了争取、团结张国焘，把原由周恩来担任的红军总政治委员让给了张国焘，换取张国焘同意率红四方面军北上。
张国焘虽然同意了，但仍然迟迟不见行动，以致错过了攻占松潘的战机，迫使党中央不得不改变既定的进军路线。于是，党中央决定把红一、红四两个方面军混合编成右路军和左路军。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随右路军行动，左路军由朱德、张国焘、刘伯承等人率领。接着，又在离毛儿盖约10公里的沙窝，召开政治局会议(第一次毛儿盖会议)，检讨党的全盘工作和军事问题，以统一意志坚定北上抗日的信心。
沙窝会议通过了《中央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政治形势与任务的决议》，重申创造川陕甘苏区根据地的战略方针，强调必须在一、四方面军中更进一步加强党的领导，并且不点名地批评了张国焘“对革命前途的悲观失望”，同时增补徐向前、陈昌浩、周纯全为中央委员，何畏、李先念、傅钟为候补中央委员，陈昌浩、周纯全为政治局委员。
为了制定新的战役计划，党中央又在毛儿盖召开了第二次政治局会议，毛泽东提出了一条出敌不意的进军路线――横跨草地，北出甘南。这是一着妙棋，同时也是一着险棋。
经过7天极为艰苦的草地行军，毛泽东等人率领的右路军走出了被称为死亡地带的大草地，进入半农半牧的巴 西、班佑地区，并一举攻占了通往甘南的要道包座。然而，由于张国焘等人的干扰，左路军却没有按计划向右路军靠拢。张国焘发电报给中央，借口葛曲河涨水和草地不易通过，建议部队不再北上而要南下。
9月9日，张国焘背着党中央，发密电命令陈昌浩率右路军南下。电文称：余经长期考虑，目前北进时机不成熟，在川康边境建立根据地最为适宜，俟革命高潮时再向东北方向发展。望劝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放弃毛儿盖方案，同右路军回头南下。如果他们不听劝告，应监视其行动，若坚持北进，则应开展党内斗争，彻底解决之。
北上南下的斗争已白热化，红军面临着分裂的危机。
右路军参谋长叶剑英，从机要科获悉张国焘的电报，马上报告了党中央。情况十分危急。毛泽东立即同张闻天、周恩来、博古、王稼祥紧急开会，大家一致认为，继续说服张国焘率左路军北上已不可能，反而会招致不堪设想的后果，所以作出了果断的决定，率领第一军、第三军和军委直属队，于10日拂晓前悄悄北上，迅速脱离危险的地区。
9月10日早晨，陈昌浩得知毛泽东已率部队北上了，赶紧召集第四方面军的第四军、第三十军和指挥部的部分领导开会。陈昌浩问： “他们已经走了，我们怎么办?”原四方面军参谋长李特和当时担任红军大学校长的何畏主张派部队去把他们追回来。但是，有一些同志认为，毛泽东等人率部队北上，是中央毛儿盖会议的决定，没有理由也没有必要派部队去追击。两种意见争执不下，陈昌浩问徐向前： “要不要派部队追击?”徐向前说了一句永载史册的话：“你见过有红军打红军的吗?”
徐向前的话义正辞严，令与会的每一个人都陷入了深思。凭徐向前在红四方面军中的威望，一言九鼎，得到了在座绝大数人的赞同，陈昌浩也无话可说了。最后，陈昌浩拍板说：“既然这样，就分道扬镳吧。他们走他们的，我们走我们l的。”但是，陈昌浩仍然不愿意让毛泽东把四方面军的人带走，会后又派李特带一队骑兵去追赶“劝说”。
毛泽东等中央领导率部队走了一段路后，被李特的骑兵追上了。李特一伙人冲着部队叫喊： “四方面军的同志不要走了!”“毛泽东、周恩来是苏联的走狗，他们要把你们带到苏联去!”“毛泽东、周恩来带部队北上是逃跑，要投降帝国主义!”他们这么一喊，部队马上炸了锅，四方面军的一些同志不明真相，跟着附和起来：“我们不走了!”“不能跟他们走!”
大多数同志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整个队伍就停下来不走了。就在这时，有一个大个子突然冲上前去，把李特从马上揪了下来，并且“哇啦哇啦”地大吵了起来。这个大个子不是别人，是导致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主要人物李德。李德在遵义会议后被撤了职，下放到红军大学。
李德不会说中国话，和李特争吵得面红耳赤，但大家都不知道他说了些什么，不过有一点大家是明确的，就是李特要把四方面军的同志拉回去，李德不同意。后来翻译来了，大家才弄明白，李德说北上抗日是正确的方针，不经过毛泽东同志的同意，任何人不得擅自把部队拉走，并要李特去向毛泽东作解释。
正当李德和李特吵得不可开交的时候，有人喊了一句：“毛泽东同志来了。”骚乱的人群立刻安静了下来。李德扭着李特向毛泽东走去。李特是张国焘的忠实追随者，而且性情火爆，身上有一股蛮劲，是个很危险的人物。李德担心李特会对毛泽东有什么不轨的举动，始终紧紧地抱住李特不松手。毛泽东高声说：“不要吵了，我们都是红军，都是共产党，都是一家人，一家人不打一家人嘛!”
在毛泽东的面前，李特一下子矮了半截，声音也小了。不过，毛泽东还是很宽容的。他请60多名四方面军的干部到前面来，诚恳地说： “现在，如果有人不愿意北上也可以嘛，捆绑不成夫妻，谁愿意走，就放他们走好了。”李特一听到“放他们走”，赶紧带了四方面军的一些同志慌慌张张地走了。
对这一段历史，彭德怀在《彭德怀自述》一书中，有这样一段记述：“三军团北进，毛主席和我走在后尾之十团即杨勇团。在路上走时，我问毛主席，如果他们扣留我们怎么办?毛主席说，那就只好一起跟他们南进吧!他们总会要觉悟的。四方面军之李特(留苏生，四方面军的参谋长)，不许红军第一方面军干部回第一方面军，采取野蛮的镇压。可是李德在中央苏区犯了错误，这次表现很好，站在正确的方面，放回一方面军干部。毛主席同李特说了一些很感动人的话，也劝我不要同他闹了。陈昌浩送信给我，要我停止北进。毛主席说，打个收条给他，后会有期。听说，陈昌浩要派兵追击我们，徐向前说：岂有此理，哪有红军打红军的道理!这句话起了决定作用，陈未来追击。”
历史证明了毛泽东决策的英明，张国焘分裂党和红军的阴谋没有得逞。
中共中央先行北上后，于1935年9月11日晚到达甘肃省的俄界，第二天即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张国焘同志的错误的决定》。决定指出：张国焘反对中央北上的战略方针，坚持向川康藏边境退却的方针是错误的；张国焘同中央的争论，其实质是由于对政治形势的分析与敌我力量估量上存在着原则的分歧。中央号召红四方面军的干部、战士团结在中央周围，同张国焘的错误倾向作斗争，促其北上。
俄界会议后，党中央率红一、三军和军委纵队继续北上，攻克了天险腊子口，越过了岷山，于9月18日抵达甘肃岷县以南的哈达铺。哈达铺是藏汉民族杂居的农业区，红军在这里进行休整，获得了较为丰富的给养，摆脱了饥饿的阴影，更重要的是获悉了陕北红军根据地的存在。
本来，俄界会议曾考虑，北上的红军经过甘东北时，以游击战争打通国际路线，取得苏联的帮助，在接近苏联的地区创建一个根据地。但具体的路线怎么走，还没有最后确定下来。而就在这时，叶剑英从部队缴获的国民党报纸上看到一则消息，说“国军”进攻陕北红军“获得大胜”。叶剑英喜出望外，原来在陕北不但有红军，而且还有不小的根据地。
叶剑英马上找来总政治部的白军工作部部长贾拓夫了解情况。贾拓夫是陕北人，他说刘志丹在陕北闹革命，建立了根据地。陕北地方穷，群众基础很好，叶剑英说，我们三个方面军在原来的根据地都呆不住了，才不得不进行长征，而刘志丹还能在原地坚持，很了不起。赶快把这个好消息报告党中央。
叶剑英把报纸送给彭德怀看。彭德怀看后也非常高兴，顾不上和叶剑英多商量，拿着报纸就去找毛泽东。彭德怀从毛泽东处一回来，就兴奋地对叶剑英说：“你提供的报纸很重要，老毛和中央其他领导已初步决定，到陕北去和刘志丹会合，并准备在哈达铺开会定下来。”
第二天，党中央在哈达铺关帝庙前的空地上，召开了团以上干部会议。毛泽东在会上说，国民党反动派把三四十万兵力部署在陕西、甘肃追堵我们，对红军的北上抗日，不能说不是严重的威胁。感谢国民党报纸，为我们提供了陕北红军比较详细的消息，那里不但有刘志丹的红军，还有徐海东的红军，还有大块的根据地。这对我们真是好消息啊!从哈达铺到陕北，只有七八百里的路程了，那里就是我们长征的目的地，就是我们抗日斗争的阵地!接着，毛泽东宣布，为了适应新的形势，中央决定将部队进行整编，组成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彭德怀担任司令员，毛泽东兼任政委。
11月7日，党中央机关到达陕甘根据地的中心瓦窑堡。没料到，陕甘根据地也正处于严重的危机之中，“左”倾教条主义的执行者，在陕甘根据地实行错误的肃反，已逮捕了刘志丹等领导干部。中共中央到达陕甘根据地后，立即把被捕的刘志丹等人解救出来，及时纠正了这个严重错误，使陕甘根据地转危为安。接着，又在直罗镇取得歼敌一个师又一个团的重大胜利，进一步巩固了陕甘根据地，为中共中央把全国革命的大本营扎在西北举行了奠基礼。
责任编辑 任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