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聂荣臻元帅与航天一院]聂荣臻元帅陈列馆
时间：2019-02-18 05:28:40 来源：千叶帆 本文已影响人
在人类社会迈入21世纪之初，我国航天事业取得了振奋人心的成绩。神舟六号载人飞船的成功发射和返回，集中反映了自力更生的辉煌成果。我国自行设计制造了长征系列运载火箭、载人飞船，自己培养锻炼了航天员，使中国人感到无比的自豪和骄傲。
在欢庆胜利的时候，我们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简称航天一院)的广大干部员工更加深切地怀念中国航天事业的卓越领导者聂荣臻元帅。
自力更生是永久性方针
新中国成立后，外部环境恶劣，受到以美国为首的敌对国家的联合封锁。国内的工业基础薄弱，经济建设百废待兴。为改变我国在经济上和科学技术上的落后状况，缩小与世界上先进国家的差距，1956年1月，在周恩来总理的领导下，成立科学规划委员会，组织全国数百名科学家，制定了《1956-1967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纲要(草案)》，确定了“重点发展，迎头赶上”的方针，强调要在12年内，使我国在火箭和喷气技术方面走上独立发展的道路。同年4月成立航空工作委员会，聂荣臻兼任主任，统一领导我国的航空和导弹事业。
一个月后，聂荣臻元帅向中央提出《建立我国导弹研究工作的初步意见》，并得到中央的批准，成立了导弹管理机构(国防部五局)和导弹研究机构(国防部第五研究院)。10月8日，聂荣臻正式宣布：经过中央军委批准，国防部第五研究院正式成立，钱学森任院长，领导大家从事火箭、导弹的研究工作。随着工作进一步开展，1957年11月，国防部第五研究院决定在总体设计室、空气动力研究室、结构强度研究室、发动机研究室、推进剂研究室等5个研究室的基础上，组成国防部五院一分院，钱学森兼任院长。这就是航天一院的前身。
聂荣臻元帅是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光辉典范。在当时，我国导弹、火箭技术究竟选择一条什么样的发展道路，是迫切需要明确的首要问题。是一切都靠自己从头摸索前进，还是一切依赖外国援助?聂荣臻元帅召集有关部门负责人反复研究，确定把立足点放在依靠自己的力量上，坚持自力更生，同时尽可能争取必要与可能的国际援助。
1956年10月15日，聂荣臻向中央报告，把“自力更生为主，力争外援和利用资本主义国家已有的科学成果”作为中国发展导弹事业的指导方针，这就是五院的建院方针。
从此，在这一方针的指导下，中国的导弹、火箭研制工作，中国的航天事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走出了一条适合我国国情的发展道路。
1957年10月，中苏两国签订了《国防新技术协定》。苏联专家来华，中国从苏联获得了一批技术资料、实物样品。面对这种情况，有些人自力更生的观念有所动摇。聂荣臻不断听到反映：我们有苏联援助了，听苏联专家的，照着苏联提供的路子干就是了，主张工业设备可以整套进口，科研设备也可以整套进口，何必自己再费那么大的劲去搞什么自力更生。
聂荣臻认为这是一种错误倾向，必须予以纠正。《国防新技术协定》签订不到两个月，他就对五院和国防工业部的领导人说：导弹和飞机工厂的建设，规模不宜过大。因为苏联援助的都是些较老的产品，这方面更新换代的周期很短，船大了不容易掉头。五院要集中力量消化研究已经到手的样品、资料，在这个基础上进行仿制，并且着手自己设计新型号导弹。同时，研究探索固体燃料导弹和冲压式发动机。我们的技术人员应该虚心向苏联专家学习，目的是为着培养锻炼自己的技术队伍，积累自力更生的能力。1958年5月，针对有些人的依赖思想，聂荣臻又在第七次航委会议上说：“自力更生的方针是中央批准的，即使有苏联的帮助也不能改变，这是永久性方针。”
实践证明这项方针是完全正确的。后来在苏联突然中断援助时，使中国得以从容处置，没有陷入完全失措的境地。
20世纪60年代初，苏联背信弃义，撤走专家和停止一切技术援助，加上国家经济发生严重困难，聂帅力主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继续研制导弹、原子弹。在我国第一发地地导弹仿制任务基本完成后，他又明确提出，“自力更生，奋发图强，争一口气，突破从仿制到独立设计这一关，迅速提高，建立我们自己的高技术水平的导弹技术体系。”并强调，完成任务依靠谁?依靠我们自己。无论在什么时候，我国火箭技术的发展都必须依靠我们自己的专家、自己的干部和工人。
当时，我国是在国外封锁和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发展导弹、火箭技术的，聂荣臻元帅为此长期夜以继日地组织领导，制定规划，筹措经费，培养人才，组织全国大协作，进行联合攻关。正是在他这种忘我工作精神的鼓舞下，当时一批从国外回来的专家和一大批我们自己培养的大学毕业生密切配合，不计名利，钻研业务，投身到航天事业中来，在很短的时间内攻克了一个又一个技术难关，使我国国防尖端技术迅速发展起来。
非常尊重知识分子
在坚持自力更生发展中国自己的航天事业的同时，聂帅高瞻远瞩，为我国造就了一支特别能攻关的坚强的航天队伍。20世纪50年代中期，受党中央的委托，聂荣臻元帅负责主持组建航天技术研究机构。他首先把组织航天技术研制队伍作为一个战略性问题加以考虑。他认真执行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充分调动知识分子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狠抓科学管理。
聂荣臻元帅非常关心、重视知识分子，即使是在最困难、最危险的时候，他也是想尽办法保护知识分子。聂荣臻元帅把自己比作科技战线的后勤部长。他说：“我自己就是个勤务员，我有志于当个科学工作的勤务员，为研究工作努力创造各种条件，保障科学工作者的工作、学习和生活条件。”在20世纪60年代初特别困难的时候，聂荣臻元帅从各大军区、地方募集了一批批肉、鱼、豆等营养品，专配给从事国防尖端科研的专家们，保证专家们有充沛的精力投入到紧张的科研工作中去。
60年代，中国以震惊世界的速度，实现了在原子弹、导弹方面的突破。然而，当时在知识分子问题上，“左”的错误思潮不断地冲击着科技战线，聂荣臻对此深为忧虑。为了“两弹”能尽快上天，为了在科学技术上尽快缩短与世界先进水平的距离，为了祖国的繁荣昌盛，这位曾指挥过千军万马的老帅，不得不为科学家、专家、技术人员免受当时“左”的错误思潮干扰，而施加自己的影响。
有的专家学者，因为家庭出身、社会关系、海外关系等问题，被认为不能从事机密专业工作。聂荣臻听了汇报，认为这对科研工作尤其是像“两弹”的研制非常不利。他多次对有关领导耐心解释：在旧社会和解放初期，能够大学毕业或出国留学的人，出身成份好的比较少，一般说，大多家庭比较富有，不是资本家就是地主，否则他没有经济条件上大学。所以，我们必须贯彻“重在 表现”的政策，不然就等于将能够从事科研工作的人才拒之门外，意味着科技工作将无法开展。从资本主义国家回国的科学家，有真才实学，既要他们搞研究工作，就应该相信他们。他对五院领导说，如果不保证科研时间，导弹搞不出来，将来是要负罪责的。经过聂荣臻的反复说服，统一了认识，使大批科学家进入科研部门工作。
由于聂荣臻的关心和正确的知识分子政策，在国防科技战线工作的知识分子，环境要好得多。但受全国大气候的影响，不少单位也出现了这样那样的偏差。1960年10月，聂荣臻宴请五院部分教授、专家、工程技术人员。他是想和这些高级知识分子谈谈心，看看大家有什么问题，也想知道他们在想些什么。他找了一些老一点的科学家座谈。聂荣臻和知识分子谈话，一向都是很随便的，大家向他说了许多工作上的问题，很少有人讲到生活。聂荣臻知道大家有顾虑，就勉励说：希望同志们下决心在这个光荣的岗位上千一辈子，为尖端事业献出自己的一生，把祖国建设得更强大。这是万世之荣，大家有多大本事尽管发挥。既要努力学习，又红又专，技术上又要勇于负责，发扬民主，畅所欲言，科学研究不要怕失败，技术上不同意见的争论不是政治问题。既要努力工作，又要劳逸结合，尽快拿出自行设计的各型导弹来，这是最大的政治。聂荣臻与科学家们结下了深厚友谊，广大科技人员从心里把他看成是知识分子的知心人。
聂帅对知识分子的关爱和理解可以说达到了体贴入微的地步。导弹研究院成立后，经聂帅向中共中央建议，钱学森被任命为第一任院长。在钱学森的主持下，导弹研究院形成了完整的科研体系，确定了基本任务和前景规划。但是作为院长，一些日常的行政业务也占用了他大量的精力。一次，导弹研究院为建托儿所的事，也去向钱学森汇报，连做多少板凳也要他拍板。而有些技术问题，本来应该由钱学森拍板的，而党委却要讨论决定。钱学森常为这样的事苦恼。
聂荣臻知道后，就对导弹研究院的领导人说，有些技术工作提交党委讨论，党委就拍板了，这不行。党委只管大政方针政策，不要管技术，技术工作要让钱学森负责。而日常行政事务，他不擅长，就不应该去麻烦他。
为此，1960年春天，聂荣臻在征得钱学森的同意后，向中央军委报告，建议任命空军司令员刘亚楼兼任导弹研究院院长；钱学森任技术副院长；任命空军副司令员王秉璋为副院长，主管行政工作，建议被批准。为了保障钱学森在技术工作上的指挥决策权，导弹研究院又建立了技术指挥线。聂荣臻一再强调，各级领导一定要保证技术指挥线畅通，不得以任何理由否定科学家在技术问题上的决策权。技术指挥线全部由专家组成，技术问题，由技术指挥线决定，保证了专家们的决策权。尔后；下面的各科研单位也都建立了技术指挥线，科研工作的计划、协调由专家拍板，充分发挥了科学家们的作用。
在中国航天与聂帅相伴36年的历程中，聂帅经常与航天科技工作者一起探索中国科技工业发展的规律，成为科技工作者探索规律的典范。在聂帅的直接领导下总结出来的，实行行政、技术“两个系统，两个指挥线”；注重“顶层设计”，充分发挥总体设计部的作用；坚持科研三步棋，提高研制工作的预见性；加强国防科技工业基础建设等，是到今天仍沿用的有效方法。
十二个第一
聂荣臻以炽热的感情，关心着尖端武器试验的成功与失败，关心着国防科技事业的建设和发展。
1962年，中国自行设计的第一枚中近程导弹进行首次飞行试验失败，聂荣臻没让追查责任，而是安慰大家，使参试人员深受感动。1980年5月18日，中国向太平洋预定公海发射洲际导弹，这是我国首次从本土向太平洋公海进行洲际导弹发射试验。81岁高龄的聂荣臻到国防科委指挥所观看发射实况。当发射取得圆满成功时，他高兴而又激动地说：一弹震全球，感谢同志们!随后又信手命笔，题写了以下贺词：“热烈祝贺参与发射运载火箭的全体同志取得圆满成功。这是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同心同德，大力协同的伟大胜利!”
聂帅的关心和鼓舞给了我们巨大的力量。研究院建院48年来，依靠全国大协作，发扬航天人的“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特别能攻关，特别能奉献”的精神，创造了令国人骄傲、令世人瞩目的辉煌成就：导弹武器系统从仿制到独立研制、从液体到固体、从固定发射到机动发射，构筑了国家战略安全的根基，为维护世界和平、促进祖国统一做出了巨大贡献；运载火箭从常规推进到低温推进，从串联到串联加捆绑，从一箭单星到一箭多星，从近地轨道、太阳同步轨道到地球同步转移轨道，特别是成功地将中国的宇航员送入太空，实现了中华民族千年飞天梦想，奠定了我国航天大国的地位。48年来，研究院在中国导弹运载火箭研制发展史上创造了“十二个第一”，显示了中国人民的聪明才智，成为中国名副其实的航天发祥地。这“十二个第一”是：
1、1960年11月5日，我国仿制的地地近程导弹东风一号第一次飞行试验成功。标志着我国导弹设计生产队伍开始形成，初步掌握了导弹火箭设计生产的关键技术，导弹火箭设计生产配套体系初步建立。
2、1966年10月27日在我国本土第一次成功地进行了导弹和原子弹结合试验。标志着我国具备了战略核威慑能力和核打击能力。
3、1970年4月24日，“长征一号”运载火箭第一次成功发射我国自行研制的人造地球卫星。标志着我国具备了进入太空的能力，宣告了我国开始进入太空时代。
4、1975年11月26日，“长征二号”运载火箭第一次成功发射我国返回式卫星。标志着较大直径箭体的火箭开始使用。
5、1980年5月18日，我国远程运载火箭第一次全程试验向太平洋海域发射圆满成功。表明了我国的国防实力得到显著提升和加强。
6、1984年4月8日，“长征三号”运载火箭第一次成功发射我国地球同步通讯卫星。低温氢氧发动机和发动机二次启动技术标志着我国运载火箭技术达到了世界先进水平。
7、1987年8月5日，“长征二号丙”运载火箭第一次为法国马特拉公司成功搭载微重力装置。中国航天开始了国际间合作。
8、1990年4月7日，“长征三号”运载火箭第一次为亚太公司进行商业发射。长征火箭开始进入世界航天卫星发射市场。
9、1990年7月16日，“长征二号E”捆绑式运载火箭第一次发射成功。由串联式结构改为串联式加捆绑式结构，将中国火箭近地轨道运载能力提高至9200千克，适应了卫星发射市场的需要。
10、1997年8月20日，“长征三号乙”运载火箭第一次发射成功。到目前为止，是我国运载火箭系列中高轨道运载能力最大的火箭，首次超过了5000千克，地球同步转移轨道运载能力居世界商业发射第二，有效载荷系数居世界第二。
11、1999年11月20日，“长征二号F”运载火箭第一次成功发射无人试验飞船。具备了先进的运载火箭技术，为后续的载人飞行奠定了坚实基础。
12、2003年10月15日，“长征二号F”运载火箭第一次成功发射载人飞船。实现中华民族千年飞天梦想，中国成为世界上第三个将宇航员送入太空的国家。
48年来，一院培养了一大批优秀的科技工作者，先后有20位院士在我院工作，现有7名院士在我院工作。1978年至今，我院获得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2项，国家发明奖16项，全国科技大会奖50项，国防科技奖152项，国防科委重大成果奖1380项，航天部级进步奖1709项。2001年研究院党委被授予“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称号；2005年研究院被授予“全国模范职工之家”称号，全国企业文化建设金奖第一名。
“作为科技战线的一名老战士，我期待并坚信，具有光荣传统的国防科技战线的同志们，一定能够发挥自己的优势和先导作用，为我国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建设创造无愧于伟大祖国、无愧于中华民族的新的业绩。”这是聂帅给我们国防科技战线的同志们留下的深切的遗愿和嘱托。它将激励我们进一步解放思想、转变观念，始终保持昂扬向上、奋发有为的精神状态，发扬伟大的“两弹一星”精神和载人航天精神，以“永不停步、永攀高峰、永保成功、水创一流”的气魄，续写我院在新的发展时期更加波澜壮阔的辉煌史诗，为国防现代化建设和国民经济建设做出新贡献。
责任编辑 何 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