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耀邦与与川北民主人士:八大政党哪个容易加入
时间：2019-02-18 05:30:36 来源：千叶帆 本文已影响人
在川北区完成了土地改革以后，共产党内有些同志误以为统战工作可以减少了。共产党外有些民主人士怀疑，共产党的圈子，是不是一天比一天小了?针对这种情况，以胡耀邦为首的川北区党委1951年10月在南充市召开了全区统战工作会议。胡耀邦在会上讲：“党的统一战线政策是长期的。统一战线什么时候不要了呢?大概是共产党也不要了的那一天。”
与裴昌会的友谊
1950年8月，起义投诚的原国民党第七兵团经过民主改革和整训，奉令编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七军。原兵团司令裴昌会在整训结束后，向贺龙司令员提出要求转业到地方工作。这月底，裴昌会到重庆，在西南局受到刘伯承司令员的接见。他在陈述自己意见时说：“几十年的戎马生涯我感到厌倦，回顾解放前经历的几次反复，教训很深，不能再作军事工作了。”刘伯承说：“军队已整编结束，你现在可以转到地方工作了。你同耀邦同志熟悉，就到川北行署去工作吧!”
胡耀邦接到通知后，派区党委统战部副部长刘玉衡专程去重庆接裴昌会。川北行署为裴昌会召开了盛大的欢迎会。裴昌会和胡耀邦等负责同志同吃、同住，无话不谈，非常开心。胡耀邦让他担任川北行署副主任，领导全区的工业交通，有职有权。他在起义后，享受供给制，耀邦知道他没有积蓄，劝他改为工资制，他不同意。耀邦说：“你与我们不同，有旧的部属请求你帮助，跟随你的还有一批人，筹建民革组织，开展统战工作，必然有一些应酬开支。”这样一说，裴昌会同意了。时值农村减租退押，一些民主人士，如尹子勤、蹇幼樵，一些他在保定时的同学，由于是地主，有退押任务，纷纷来向他求援，他解囊相助，帮助他们过了土改关。在抗美援朝中，行署干部自动捐款，裴昌会捐献很多。耀邦劝阻了这种做法，让他适当地捐款就行了。
1952年，川东、川南、川西、川北四个行署撤销，分别设立地、市委和政府，领导各县工作，胡耀邦和其他几位副主任，先后调离南充他去。胡耀邦在离开南充时，对裴昌会说：“两年多来，我们主要是抓剿匪、土改，巩固新政权的工作。让你抓工业交通，也只管了皮毛，大建设还在后头哩。现在组织上分配你到省政府任西南纺管局局长，按你的级别是安排低了，可那是真正抓大工业生产呀!你过去学过纺织业，还得到实际工作中从头锻炼!我们党不是把你当外人，是培养你。你对这次任命，有什么意见?”
耀邦的这一番肺腑之言，感动得裴昌会热泪盈眶。他激动地说：“我没有意见，坚决服从组织的分配!”
耀邦又说：“我们党要对你负责到底。你在工作中好好干，干一行，爱一行。”
裴昌会说：“按你的意见，我要做到底!”
以后，裴昌会每次到北京开会，都要到耀邦家中看望他。他们像兄弟一样，一谈开来就没有个完。有一次，耀邦问他：“你是否想到中央工作?”裴昌会笑道：“你不是要我干一行爱一行么?我纺织业没有学好，还不想离开!”耀邦听得哈哈大笑起来。
胡耀邦与裴昌会的交往与深厚的友情，长期以来在川北地区传为佳话。
保护尹子勤
川北区不少统战对象属于剥削阶级。在减租退押、清匪反霸和土改斗争中，他们思想上顾虑多，经济上压力大，有的人在减租退押中靠借贷退赔过日子。为了帮助党外朋友摆脱困境，团结他们投入反封建斗争，根据胡耀邦的建议，川北区党委按照《共同纲领》，采取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结合的办法，对曾经给予我党支持和帮助的副厅级以上的党外民主人士，实行了保护政策，尽力避免在运动中出现“左”的过火行动。行署规定：有困难的可以借薪退赔，并拨出1亿元(相当于新人民币1万元)，帮助行署厅级党外人士过关。对每个应保护对象，先由区党委统战部提出名单并写好小结，分别送胡耀邦和副书记赵林逐个审定，弄准确后，再打印送西南局备案。全区共有100多位统战对象受到保护。这样，既使党外朋友过了“政治关”，又保护了农民群众的革命积极性，支持了农民的翻身运动。
在土改高潮中，川北武胜县的农民集队来到南充市，向区党委统战部提出把民革成员尹子勤抓回县去批斗。在没有达到目的时，他们就住进川北大旅社，等候了多天，声称不将尹子勤抓回去批斗，绝不离开南充城。
尹子勤解放前当过国民党武胜县的参议长，曾借助其身份，掩护过不少地下党员，使他们转危为安，对革命有功，属于开明边步人士。川北人民政府建立后，他当了川北行署参事，是区党委保护的主要对象之一。当时，胡耀邦看了统战部对他的“小结”之后，特在一旁批了一句话：“尹子勤是川北民主人士中有才干者之一。”群众不明白尹子勤的真相，如果揪回去批斗，后果不堪设想，很有可能被打死。这样会给川北民主人士带来恐慌，进而会影响和他们的合作关系。
胡耀邦得悉此事后，立即指派统战部副部长刘玉衡、公安厅长董弼枕去川北大旅社，做说服工作。武胜县的农民听说尹子勤以前对革命有功，革命胜利后应予以保护，特别是胡主任很关心这件事，便表示理解党的政策，回到武胜去了。尔后，统战部就此事通报全区，要求各地党政重视，予以借鉴。
尹子勤知道这些内情后，感慨万分，说：“这是我的又一次解放，是共产党、胡书记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要回龙杰三
龙杰三是三台县龙家的大少爷，毕业于保定军官学校。解放前曾任过三台县参议长、成茂师管区司令，民愤较大。解放后，他人了“民革”，任川北行署委员，是党的统战对象。三台县长刘石安找到区党委统战部办公室主任王朴庵，请他让龙杰三回三台向群众认罪，王主任同意了。
这件事，未请示胡耀邦，但他很快知道了。王朴庵回到南充后，耀邦找到他，开口便说：“朴庵，你干的好事!把龙杰三弄回三台县批斗是你同意的吧，怎么不问问我?”又说：“怎么押下去把他批斗呢?土改关，接受改造，也不能来这种过火的方式嘛!那样做，解决不了什么问题，还会走向愿望的反面，既把我们本来可以团结的中间力量推到敌人那边去，又不能根本解决思想改造问题，应该采取使他们自新做人的其他方法改造他们嘛!”
王朴庵听得低下头来，他很懊悔，自己没有水平，怎么胆子又那么大，不请示一下领导呢?
耀邦接着说：“诸葛孔明七擒七纵孟获，终于使孟获心悦诚服归顺诸葛亮。后人称赞孔明善于攻心。古人尚知道攻心为上，一个共产党员，更应该懂得以理服人的道理。争取中间力量与我们合作，千万不能把他们推向敌人一边去。”
王朴庵听耀邦这么一说，才知道自己这个错误的严重性和危险性。在征得耀邦的同意后，他到三台县去，把龙杰三要了回来。耀邦要他协助做川北区的治安工作，他不负厚望，把川北治安工作搞得有声有色，受到了区党委的表扬。
救下赵济刚、李子龙
解放初，巴中县委和达县地委的同志打电话到区党委，说群众要求镇压赵济刚和李子龙。赵济刚原是国民党巴中县参议长，解放前夕又是巴中县自卫总队副总队长。李子龙是国民党巴中县长，巴中县陆军在乡军官会名誉会长。
其实，群众根本不了解赵济刚、李子龙的真实情况。赵济刚出身于巴中成化乡一个做火炮的家庭，中学毕业后回乡教书。因代表家族利益反对苛捐杂税，触犯了地方势力，遭到打击排挤，家破人亡。他投奔达县刘存厚部，后来当了营长。抗战初期，蒋介石为了排斥异己，把刘湘、刘存厚的部队调往前线。赵济刚是个爱国军人，主张抗战，不满于“攘外必先安内”那一套，在部队很不安心，多次给我们党暗递情报。
1938年秋，蒋介石在南岳办了游击干部训练班，自兼校长，委任汤恩伯为教育长，叶剑英为副教育长。赵济刚是受训学员之一，他开始接受了我党的教育和影响。他在一次抗日战斗中负伤，送回重庆治疗。他见重庆灯红酒绿，国民党政府腐败无能，心中滴着血。地下党员肖中鼎鼓励他回家乡工作，说：“延安有个李鼎铭，巴中为何不可以有个赵济刚？”他听了肖中鼎的劝告，伤愈后回到巴中。中共组织派党员王叙伍，帮助他建立了中心小学校。 1943年，地下党川北工委派王朴庵找他，让他在通、南、巴、平一带工作，又办起了奇章中学，培养了大批革命学生。他还多次设法掩护我地下党员，使他们摆脱了国民党特务的追捕。
赵济刚任参议长，是我们党为了控制地方政权，同他一起策划的。他的选票，是地下党组织派奇章中学学生，到各乡去拉来的。解放前夕他任自卫总队副总队长，也是按我党的指示做的，目的是为了控制地方武装。他为革命事业作出了贡献。
李子龙虽为国民党的县长，他对国民党军官凭借武力大发横财，十分憎恨。他治军一向严格，不妄贪民财，有“三不”的美称，即不扰民众；不吃兵饷；不吸烟片。巴中解放前夕，他在巴中县城奔走各方，为迎接解放军进城做了大量的工作。
1949年12月21日巴中解放后，中共组织根据赵济刚、李子龙的一贯表现，吸收他们担任县解放委员会的副主任，使接管工作顺利进行。筹建川北行署时，他们被调到行署去工作。
在镇反运动中，巴中县的群众不断要求将赵济刚押回原籍，交群众法办。胡耀邦收到控告信后，于1950年3月初，专程来到巴中县。他在各界代表会议上，说：“赵济刚过去虽在旧政权里身任数职，那是地下党组织叫他干的。他有错误，也有剥削的一面，但他保护我们地下党这么多年，在全国都是少有的。有错误，叫他写个检讨就行了，一定不能弄回来斗。”最后，他要求县政府做好说服群众的工作。
1951年秋，镇反工作不断深入开展。通江、南江、巴中、平昌四县的群众要求镇压赵济刚、李子龙等人的呼声越来越高。胡耀邦指示行署就这两个人的问题，邀请四县各界代表20人召开了一次座谈会。会上，行署负责同志秦仲方等人向代表们全面介绍了解放前夕通、南、巴、平四县党组织立足、发展的过程，充分肯定了国民党内的进步人士对我党所起过的掩护作用，要求代表们准确把握肃清反革命的是和非、宽和严的尺度，让那些为党和人民做过一些好事的旧政权人员卸掉包袱，在共产党领导的新政权中，再为人民立新功。
随后，胡耀邦又叫刘玉衡把来南充的四县农民代表请到区党委统战部，赵济刚、李子龙向农民代表承认了过去的劣迹，表示认罪，并由行署垫付了退赔款，事情方才完结。
赵济刚、李子龙等受胡耀邦保护过的原国民党军政人员，对共产党的统战政策十分拥护，他们噙着热泪说：“要不是胡书记正确执行政策，我们早就身赴泉台了!”
爱护余子云
余子云是广元县人，是川北30多个县的回民领袖。广元解放后，他积极协助人民政府开展治安和剿匪工作，成绩很大，次年当了川北行署委员。他见行署主任胡耀邦和蔼可亲，平易近人，把来南充前的顾虑全打消了。召开各代会时，好多委员踊跃发言，余子云没有讲话。耀邦对他说：“你是代表川北区三十几个县的回民，不讲不行啊!”余子云听了很高兴，大着胆子讲了话，受到大家的欢迎。
耀邦对他说：“余先生，你讲得好。我们共产党人与党外人士交朋友，就要开心见肠，无话不谈。若是有话都隐在心里，彼此猜疑，以后怎么能够共事呢?”
余子云听了耀邦这番话，又惭愧，又激动。共产党把我当作真正的朋友看待，自己还有什么顾虑不赴汤蹈火地干呢!
在清匪、土改工作期间，余子云都住在广元县家里。一天，他忽然接到裴昌会的急电，要他立刻赴南充。他赶到南充，问裴昌会什么急事?裴昌会说，你去见见胡主任吧!
胡耀邦见到余子云，劈头就问：“你的土地问题是怎么解决的?”余子云答：“我没有土地。”耀邦又问：“你家里一二十口人生活，吃饭靠什么？”余子云答：“靠父亲行医，买粮吃饭。”“群众对你的意见呢?”“没有。”“你当过县长、地方当权派，又是袍哥大爷，群众哪能没有意见?”“这两个月群众都在开会、诉苦，没有听说有人对我有什么意见。”“好，我放心了，你回去吧!”
余子云对裴会吕讲了见到胡主任的情况，纳闷地说：“我以为有什么事，就是问问我家里土地的情况。”
裴昌会笑道：“你老弟太糊涂了。这样的运动，哪个委员敢待在家里。如果出了问题，行署要人，地方不放，怎么办?胡主任要我急电让你来此，使你免受冲击，你还不知道!”
余子云听了裴昌的话，才恍然大悟。深感耀邦主任的用心良苦，对他这个民主人士多么关心啊!
鼓励王良佐
1950年11月30日，广元神父王良佐率500多名天主教徒率先在全国发表了《天主教自立革新宣言》，表示坚决与帝国主义断绝关系，实行自治、自养、自传，号召天主教徒以实际行动支持抗美援朝，从而拉开了川北宗教界自立革新的序幕。同年12月22日，这篇宣言在《人民日报》发表，引起省外各地天主教徒的强烈反响，全国性的宗教革新运动得以广泛地开展起来。
胡耀邦得知此事后，对统战部的干部说：“帝国主义长期利用宗教作外衣，对我国进行侵略。现在天主教徒觉悟了，自己起来和帝国主义划清界限，广元第一炮打得好，川北人民都会支持，这块金字招牌一定要好好地爱护才行。”他还要求统战部做好王良佐的工作，帮助实行“三自”；另一方面，发动各地天主教徒响应广元首义，把川北宗教革新运动广泛地开展起来。
不久，统战部召集川北区天主教、基督教人士举行宗教界抗美援朝自立革新座谈会。胡耀邦紧握王良佐的手，说：“王神父，广元天主教的自立革新运动是很了不起呀，是块金字招牌，要好好地爱护它，不要沾灰，更不能让他锈了。政府对宗教实行保护政策，信仰自由，在革新运动中，你们不要有后顾之忧。”
王良佐的义举，遭到罗马教皇驻中国总代表黎培里和成都教区主教鱼霞松 (法国人)的反对，在统战部耐心帮助下，王良佐战胜了动摇的思想，将“三自”革新的旗帜更高地举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