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岸共修抗战史 渝台开启两岸抗战历史文化合作新航程
时间：2019-02-19 05:30:42 来源：千叶帆 本文已影响人
应重庆市地方史研究会邀请，中国国民党中央文化传播委员会党史馆主任邵铭煌于2009年8月10日至14日莅渝交流。邵先生此行是中国国民党党史部门在职最高负责人60年来第一次访问重庆。他参访了八年抗战时期国民党留下的重要印记，与重庆历史、文博、图书、档案界进行了广泛交流，并代表中国国民党党史馆就渝台两地抗战历史文化研究合作与重庆市委宣传部达成共识，签署了《会谈备忘录》，这也是中国国民党党史馆与中国共产党有关组织就抗战历史文化研究交流合作达成的第一份文件。
“这次到重庆来，我是真的抱着很激动的心情。”两年前，邵铭煌先生本就有机会到重庆，却因种种原因没能成行，深感遗憾。抗战八年间，国民政府移驻重庆，留下了太多的足迹与回忆，因此国民党对重庆有着很深厚的感情，而这期间所发生的事也是国民党党史的重要组成部分。
自1979年元旦全国人大常委会发表《告台湾同胞书》及1987年台湾当局开放台湾同胞赴大陆探亲以来，两岸隔绝状态逐渐被打破，两岸人员往来和经济、文化等各领域交流合作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由浅入深。2008年，两岸关系更是发生了历史性转折。
两岸历史方面的交流合作也在这样的大背景下逐步发展起来。1998年，邵先生就到了浙江、南京进行交流访问。2007年、2009年，国民党党史馆还分别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和孙中山纪念馆举办的展览提供了相关文献与照片复制件。近两年来，重庆和全国部分省市党史、档案、文博等部门也开始有计划地组织人员到台湾参访、搜集史料、开展学术交流。
共同的历史是连接两岸的纽带。国共两党建立历史研究交流的平台特别是加强对抗战历史的共同研究，有利于充分认识第二次国共合作对于中华民族的重大意义和深远影响，为发展两党、两岸关系提供历史的借鉴。在今后的几年中，这正是渝台双方要努力的方向。
温馨之旅
邵先生说此行最大的收获是“回老家”。重庆人跟台湾人一样，非常热情，大家一见如故。1937年国民政府迁都重庆，国民党党史馆也随之迁来，留有许多印记，这也让邵先生完全没有生疏的感觉。
中国国民党党史馆(简称国民党党史馆)于1930年5月1日在南京成立，成立时名为国民党党史史料编纂委员会，后更名为党史委员会。其成立的目的有二――汇集革命史迹文物，为党的历史保存记录。1937年8月13日，日军在上海发动空战。15日、25日，委员会将共计111箱的珍贵史料分两批运离上海，在湖南长沙会合，年底随工作人员至宜昌乘船而上，于1938年初到达重庆，先藏于北碚缙云山绍隆观，后迁到江北磐溪，藏于石氏家祠。1939年，由于日军空袭频繁，全部史料又移藏巴县吴家湾(现九龙坡区含谷镇崇心村)一个叫“吴家大洞”(石宝洞天)的天然大石洞内，以亚光寺(已毁)为会所。
经过近两小时的颠簸车程，来到党史馆的“老家”，邵先生非常高兴，也非常激动。他曾感慨地说，党史馆收藏的档案总数在300万件以上，一纸一片，皆来之不易。这其中就包括曾在吴家大洞保存、后又经流转迁藏运到台湾而无缺失的这批史料。邵先生以前对于前辈们如何保管这批史料始终心存困惑，通过实地查看，终于体会到了。
吴家大洞属喀斯特地貌，乃已有近万年历史的古溶岩洞。入口还算宽敞，拾级而下，便为平地。主洞中央长、宽各约15米，高约10米，支洞若干。洞内怪石林立，滴水不断，甚是阴湿。当年，工作人员在洞内竖起柱子，并覆瓦以防滴下的石之浸水；再搭上架子，将书箱放至其上。林木繁茂的洞外，则另建有库房和晒台。日机来袭的警报一响，工人便将书箱搬入洞内；警报解除，又经晾晒还至库房。在当时的条件下，这样的保存方式非常安全，也避免了史料受潮。
抗战胜利后，这批史料运抵南京入库；1949年初又迁往台湾，保存至今。其中，国民政府在渝几年间，征集到的抗战史料达26，479件(史料总数为12.1万多件)，居大宗。
毕业于台湾国立政治大学的邵铭煌先生还来到了位于重庆的“母校”。1938年，国民党中央政治学校(台湾政治大学前身)迁到重庆近郊南温泉，选定阮姓地主庄园“小泉行馆”为校址。当时，国民党总裁、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兼任校长，常去训话和主持典礼，于是花溪河畔便有了他在重庆的四大官邸之一――小泉“校长官邸”。
抗战期间，蒋介石作为政府最高军事长官以及同盟国中国战区最高统帅，在重庆会见过各国代表、各方人士，召开过各种会议。为了方便和安全，拥有四处官邸，即“尧庐”官邸、黄山官邸、小泉官邸和林园官邸。1946年蒋介石在“庆祝国民政府还都大会”上还说：“最短期内即将离开重庆，又不免依依。本人自出生以来，除家乡以外，没有其他地方比重庆算得是我第二故乡。”
在几天的行程中，邵先生走访了蒋介石的三大官邸。1938年底，蒋介石抵达黄山官邸后，黄山成为国民政府的军事指挥中心和时政要员官邸。云岫楼是蒋介石办公兼休息的地方，其后的松厅是蒋夫人宋美龄的宅邸。
位于曾家岩的“尧庐”(德安里101号)，是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办公地，也是蒋介石在渝官邸之一，许多重大的政治、军事、外交决策，都在这里酝酿和拍板。这里也是著名的重庆谈判地点之一，毛泽东和蒋介石曾在这里进行会谈。
邵先生此行还参观了“双十协定”(即《政府与中共代表双方会谈纪要》)签定地桂园、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礼堂旧址、国民参政会旧址等。邵先生还希望找到当年台湾革命同盟会(简称台盟会)的旧址。据他带来的材料记载，台盟会当年位于中山一路298号附1号。中共重庆市委相关党史部门的同志经过多方询问，找到了这个地方――现位于中山一路212号附近，抗建堂旧址斜对面，只是当年的面貌已不复存在。
邵先生之所以对台盟会如此感兴趣，是因为它关系到另一段台湾与重庆密切联系的重要史实。
抗战期间台湾人在重庆的活动
台湾革命同盟会是1941年台湾人在重庆组成的、以“投身抗战，收复台湾”为宗旨的政团联盟。抗战爆发后，不少台籍仁人志士辗转来到重庆，组成抗日爱国团体，参加民族抗战。比较著名的有：台湾独立革命党(李友邦曾任主席)、台湾革命党、台湾国民革命党、台湾青年革命党、台湾民族革命总同盟、台湾民众党(谢南光曾任主席)、台湾少年团、台湾义勇队(李友邦曾任总队长，刘启光曾任重庆通讯处代表)等等。
在国民党的领导和共产党思想上的影响与道义上的援助下，台盟会总会和各地分会积极组织，在军事、情报、生产、战地医疗等各个抗战重要环节都发挥出作用。在敌占区，台盟会利用各种手段，如伪装走私、重金收买敌伪人员、打入敌伪军政机构及沦陷区一些职业团体内部，探听消息，获取情报。台盟会领导下的台湾义勇队，还在浙江、福建等地设立樟脑制造厂、药品制造厂、台湾医院，以各种形式积极参与、支援抗战。
重庆作为战时首都，成为台胞投身抗战、收复台湾的 集聚地，而台胞在民族抗战、救亡图存的大舞台上，也表现得精彩感人。除政治团体外，台胞个人在各个领域也发挥出了重要作用。国民党台籍将领、嘉义人刘启光驻渝时期，通过广播电台向台湾同胞播议时政问题；苗栗人康大川从日本回到祖国大陆，在贵州镇远军部第二俘虏收容所广泛接触和影响日俘，组织日俘开展反战宣传；台北人李纯青借助《大公报》在海内外的影响力积极宣传抗日，力主中国收复台湾。
还值得一提的是拍摄抗战影片最多、题材最广泛的电影编导何非光。何非光，台中人，原名何德旺，因参加抗战感到“非常光荣”而改名。抗战时期，他编导了《保家乡》、《东亚之光》、《气壮山河》、《血溅樱花》、《新生命》等5部抗战题材的故事片。其中，具有传奇色彩的成名作《东亚之光》，由日本战俘出演。为联络战俘感情、充实剧本内容以及测验战俘品行，剧组成员与战俘们相处了一个多月时间。开拍后不久，主演即暴毙，人们纷纷猜测是日本特务机构为破坏拍摄而下的毒手。此外，日军还派出12架战机进行24小时轮番轰炸，导致摄影棚被炸毁，两名布景工人被炸死，大量摄影器材被炸坏……经历重重险阻，《东亚之光》终于在1941年元旦前夕在重庆隆重上映，盛况空前。它被誉为“一柄正义之剑”，“使纪实性故事片的纪实性拓展到了极致”，成为抗战电影中的经典之作。
此外，更有我们无法统计的台胞或者如今台湾人的父辈，或响应蒋介石“一寸山河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军”的号令挺身而出，或参加中国远征军与日本人肉搏……重庆，那个时候成为了中国人英勇抗战的精神象征。
互通有无 精诚合作
正是因为重庆与台湾在抗战时期形成了如此密不可分的历史联系，两地有极大的交流合作空间。早在上世纪80年代黄山抗战遗址博物馆开馆的时候，台湾方面就提供过部分照片复制件，邵先生在参观中高兴地认了出来。
邵先生说，国民党党史馆保存的民国史料和现代史料在国际上都有一定地位。档案资料数量上虽不如大陆多，但因为1949年带走的是精华部分，价值是很可观的。而重庆作为战时首都，得天独厚，也保存了非常丰富的档案资料。“有些东西你们有、我们没有，有些我们有、你们没有，大家可以互补一下。”
经过几天来的广泛深入探讨，8月13日下午5时20分，中共重庆市委宣传部与国民党党史馆正式签署了《会谈备忘录》，在渝台两地抗战历史文化交流、文博展览合作、学者互访及双方建立常态交流机制等几大方面作出了约定。
第一次以文件形式确定两岸有关抗战史研究合作，邵先生很激动也很重视。为了表示合作的诚意，他还特地赠送了礼物――几份国民党党史馆保存文献的彩色复制件，内容包括周恩来和董必武为了营救廖承志写给孙科的信、在总裁官邸举行的国民党十中全会准备会会议记录、台湾革命同盟会领导人的信件等。
对于重庆正在实施的“抗战大后方历史文化研究与建设工程”八年计划，邵先生称其是推进两岸历史交流的大手笔，对未来两岸的和平发展，也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有了“备忘录”，他将积极争取国民党中央的支持，把台湾相关的机关与团体资源结合起来，一起来推动这个有利于两岸交流的抗战历史文化合作计划。
责任编辑／吴莎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