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设狮子滩水电站的日日夜夜】 狮子滩水电站

　　把优秀干部调到工业战线 　　 　　1954年6月的一天上午，我在中共重庆市第二区（即今江北区）区委接到通知，到市委去开会。当时我是二区委办公室负责人。
　　走进市委会议室，已有六七个人坐在那里，互相都不认识。看看人都到齐了，组织部一个副部长对大家说：“前几天《人民日报》发表了社论，要把最优秀的干部调到工业战线上去。目前重庆生产建设发展很快，需要大量的电力供应，我们要在长寿狮子滩建设一个水电站。这是在第一个五年计划中苏联援助的156项工程之一，也是新中国第一个自己建设的梯级水电站，组织上打算调你们去支援这个水电站的建设，现在请狮子滩的同志介绍一下有关情况……”
　　三天后，办完有关手续，我和妻子廖宁君去向岳母陈联诗（我们按家乡习惯叫她诗伯）辞行，怕她少了身边亲人感到孤寂，有些放心不下。诗伯却说：“长寿离重庆很近，随时可来往，抗美、林波两个女孩还小，你们随身带去，老大民涛就留在重庆读书，有我照顾，你们也放心。”
　　就这样，我们被调的几个同志一同乘轮船到了长寿。
　　欢迎的人群中，就有邓照民。他是我在川东地下党时期的老领导、老战友，目前是西南水电工程局的局长。他见到我的第一句就是：“老林呀，你是我点的将啊！”
　　“可是我对生产建设一窍不通啊！”
　　“不要紧，慢慢就会学会的……宁君为什么没有同你一道？”
　　“等安排好我就去接她。”
　　“好！我对她的工作也有打算，今后这里的工人上万，文娱活动要大力开展，我想叫她作俱乐部主任，这是她的特长嘛。”
　　“我呢，想叫我干啥？”
　　“你呀，早就想好了，箩筐、扁担、钢筋、木料、水泥，凡是工程上需要的东西，都要找你。我向市委组织部的老肖指明要你，可是心中有数的哦。”
　　他特别问起诗伯被“劝退”失去了党籍的情况，说：“我在重庆已经听说了，他们不应该这样对待陈大姐。她比我们受的风险大，对党的贡献也大，这样对待一个老同志，实在是太不公平了。”
　　我说：“她现在的心情还好，不断在申诉，坚信会回到党内来的。”
　　邓大哥拍着我的肩膀说：“就是，人要受得住委屈、经得起考验。当年在延安整风时，四川的党组织被打成红旗党，我也停止党籍被审查了很久，最后终于弄清楚了。对陈大姐的问题，我们到时候会说话的。”
　　邓大哥的这一诺言，在28年后实现了。当时重庆召开抗日战争时期党史座谈会，就是在邓照民等同志坚决要求下，有关方面为诗伯平反落实了政策、恢复了党籍。
　　
　　千方百计保证供应
　　
　　狮子滩水电站是长寿境内龙溪河流域三级开发的第一站，建国前国民党资源委员会做了一些准备工作，后来都炸毁了，成了个烂摊子，现在我们准备用2至3年的时间从头再来，完成发电任务。这个电站现在看来不算什么，可当时要修起1000多米长的拦河大坝，形成近4公里长的挡水防线，蓄8亿多立方米的水，不但工程量大，技术复杂，时间短促，更因为缺乏经验，而且准备工作差，不得不在边勘测、边设计、边施工的情况下进行，给我们工作带来很多困难。至于要我分管的物资供应工作，更是难上加难。当时国家部级统管的物资，都是按计划分配，我们的施工图纸计划都未出来，到底需要多少物资自己心中无数，成千上万的东西只能凭估计报送计划，单是上万工人住的工棚和宿舍，需要的竹子和稻草就要成百上千人运送。
　　邓大哥拍着我的肩膀说：“伙计，你这担子不轻啊！”
　　我有些不在乎地说：“总比打垮蒋介石要轻松多了。”
　　邓大哥笑了，说：“话又说回来，既然是重点工程，只准成功不准失败，国家会大力支持，重庆市委也会竭尽全力解决我们的困难；附近各县的领导也明确表了态，只要办得到的，将全力以赴。至于我嘛，也给你表个态：要人给人、要钱给钱，决不拉后腿。你手下的供应科，是原先国民党政府留下的，多系留用人员，但他们在这里住得久，情况熟悉，你多同他们谈谈。”
　　第二天，邓大哥带我们重庆来的几个同志坐车到了狮子滩工地。只见一片荒野上，零星散立着一些工棚和几处红瓦房，隐约可听到风钻声和吆喝声。邓大哥边走边介绍说，那些工人是由东北筑堤队调来的，他们修过日伪时期的丰满水电站，是这里唯一的一支有经验的水电队伍。还有就是原来国民党政府修电站，培养的一批技术工人，人数不多。现在我们就靠这两支队伍作骨干，其余的招收民工。他站在荒坡上指指点点：“这是狮子寨，是我们的指挥所。那边是大坝，溢洪坝、隧洞、职工宿舍，还有俱乐部……”仿佛眼前野草丛生的荒坡，已经成了人欢马跃的工地。
　　我兴致勃勃地去看那几栋红瓦盖成的仓库，却是空空的一无所有，当初的满不在乎一下子跑得无影无踪，心里不免有些紧张起来。尽管邓大哥说大批材料和设备，很快都要从全国各地运来，可是现在离8月1号开工只有一个多月了，工人都陆续到了，大批物资还没有影子，看来任务不轻松啊。
　　从狮子滩回来，我找到了负责筹备供应的老吴。他是从二野政治部调来的，标准的山东大汉，人很精干，就是走起路来脚有点跛，后来才知道是他在一次战斗中负了伤，是个战斗英雄。我们一起开始了工作，忙到开工前夕，终于将供应科机构健全了。由于摊子太大，干脆改成了供应处，内设采购、计划、设备、运输、财务等科和仓库转运站，还有运输队、筑路队、起重队、修配厂，并在北京、天津、沈阳、上海、武汉、成都、重庆等大城市设办事处，各施工单位还有数十个材料组和仓库，算起来有干部200多人、工人上千名、汽车百余部。最令我放心的，是干部配备相当强，除计划科长是重庆大学经济管理系毕业的本地人外，其余各部门负责人都是转业的营级以上干部，其中红军干部2人，三八式（1938年前后参加革命的）干部3人，真可谓兵强马壮。
　　的）干部3人，真可谓兵强马壮。
　　正式开工了，来自四面八方的民工，也陆续来到工地。为了工作方便，我们迁到了工地办公。开工初期，用料最多的是钢筋、水泥、木材、炸药、沙石等，而这些材料几乎没有库存，完全靠派人去外地组织货源，直接运到施工现场。有计划没有按时交货的，要派人去催办；因交通原因不能按时运到的，要去交通运输部门交涉；没有计划，又急需的物资也要去打通关节，四处求援。等各种物资到了长寿河边羊角堡码头时，还要用汽车日夜不停地赶运到工地。事情实在是太多了，都得用加班加点劳动竞赛等办法来提高劳动生产率。拿运水泥来说，每车由每天两三趟提高到五六趟，装卸一车水泥由半小时提高到8分钟。当时没有吊车，一些大型设备到了只有用土办法――几根大木头绑成土爬杆，居然能吊起50吨重的变压器。
　　除了工程用料外，还要修建大量的临时工棚，初步按两万人（包括家属）和4万平方米的房屋计算，需要大量的青竹、稻草、杉木、竹席以及一大批扁担、杠子、箩筐、土箕、锄头等工具，光是土箕、箩筐等低值易耗品，每天都要消耗上千挑以上。由于需用量太大，虽然涪陵专区及附近各县大力支援，也只能解决一部分，缺口部分要派更多的工人去附近各县组织货源，一旦供应不上，就要停工待料，不但浪费大量财物，影响施工进度，而工人住不上房屋，得不到休息，也严重影响工人的情绪和健康。我们不管是烈日炎炎的盛夏，还是寒风刺骨的严冬，每天都是三班倒（每班8小时），一点都不敢怠慢。看着工地上红旗招展，热火朝天，施工的定额不断被突破，每天各施工单位总是敲锣打鼓送来超额完成任务的喜报，觉得其中也有自己的一份功劳。
　　可是形势越好，压力就越大，工程进展越快，材料消耗就越多，我们的日子越来越不好过。本来就是先天不足，库存空虚，既然要超计划完成任务，就得要超计划供应材料，不然停工待料，拉工程后腿，我们就成了罪魁祸首！可事情还不仅如此。由于重庆市区的生产建设发展很快，电力供应跟不上，局里根据重庆市委的要求，决定提前一年发电。这样一来，我就更苦喽。
　　工程局每天早上9点要开一个碰头会，由各工区和有关部门负责人参加，主要汇报工程进度和解决关键问题，不料竟成了对我的“斗争会”：各工区都对我连珠炮轰，说材料供应不及时，个个都拿出清单，跟我要这要那。我虽然也向局党委表了决心，可那毕竟只是鼓的虚劲，实际上是整日如坐针毡、如履薄冰，白天提心吊胆，晚上连说梦话都在喊钢筋水泥炸药。开会被大家伙一逼，我也发牢骚，拍桌子，理直气壮地数落出一大通困难。好在邓大哥也知道我的难处，对我少有责备，多是鼓励支持，说你们各工区不要只当伸手派，也要自力更生，体谅人家供应部门的困难：“成千上万种物资，他们不能生产，只能去组织。你们总要给人家一点时间嘛。”其实我也知道那些在会上嚷嚷得厉害的，大都有些“猫腻”，说不定在他们自己的库房里，就有不少的存货，不过是希望多多益善，免得临时着急。于是我常常派人下到工区去库房里转悠，看看哪些东西是真的缺，那些库存可以利用，哪些可以改变规格，找代用品。工区实在没办法的，就去找技术设计部门，请他们想想办法“革新”一下，那头再让工区提前或推迟施工进度，在时间上错一错，好多事情就解决了。
　　万种物资，他们不能生产，只能去组织。你们总要给人家一点时间嘛。”其实我也知道那些在会上嚷嚷得厉害的，大都有些“猫腻”，说不定在他们自己的库房里，就有不少的存货，不过是希望多多益善，免得临时着急。于是我常常派人下到工区去库房里转悠，看看哪些东西是真的缺，那些库存可以利用，哪些可以改变规格，找代用品。工区实在没办法的，就去找技术设计部门，请他们想想办法“革新”一下，那头再让工区提前或推迟施工进度，在时间上错一错，好多事情就解决了。
　　那些日子，我真的忙昏了头啊。每天要同全国近10个办事处电话联系，了解组织货源情况，有些紧缺物资要派专人前往供货部门，请求支援。我们所需要的材料，多是统管物资，国家都是按计划生产和分配的，若要临时追加数量或要求提前发货，即使是重点工程，也有很大的难度：全国都在大搞建设，物质缺乏，普遍存在着供不应求的问题，交通部门也很紧张，总不能随随便便就把哪一家的数量削减下来，或者是停下来，只发给你狮子滩水电站吧？我们提出了一个口号：“见缝插针，有缝必钻”，我解释这个口号的时候说：“只要有一线希望和任何可能的办法，我们都不放弃，除了不送红包不行贿不搞违法手段，凡是可能想到的办法，都要去试一试。”就拿我们需要的计划外钢材和水泥，因为量太大了，实在没办法，就去找重庆市委，市委再通过重庆市水泥厂和各钢铁厂，发动职工加班加点搞增产，最后还是解决了。
　　
　　为了给国庆献礼
　　
　　土建工程终于完成了，接下来是设备安装工作，满以为可以松口气了，谁知道更是分秒必争。我们当初订的各种设备，都是按1957年国庆节发电安排的，供货各厂的生产计划已经满打满算作了安排，能如期交货就很不容易，何况由于原材料缺乏或因质量问题，我们还常常接到厂方延期交货的通知。现在要提前到1956年的国庆节发电，所有设备的交货期都要相应提前一年的时间，其难度之大，可想而知。我们在重点生产厂派出的驻厂代表，只好去磕头作揖说好话。好在那个时候，风气好，大家都从国家建设需要出发，互相支援，厂里的工人们加班加点连轴转，大都满足了我们的要求。
　　眼看离1956年的国庆节还有一个多月的时间了，可是派到哈尔滨东方电机厂的驻厂代表打电话回来，说我们向这个厂子订购的4台水轮发电机，连第一台机组的部分配件都还没有下料，按时交货可能没指望了。我听说后马上就派采购科长吴自如带着重庆市委请求支援的介绍信飞到哈尔滨，找到哈尔滨市委。那边一看介绍信，知道是件大事情，立即派市里的工业部长到厂里，和几个厂长轮流在车间值班、督办，最后所有的部件都按我们的需要完成了，连最困难的利磁盘都提前交了货。此时时间已经很紧张，如果按正常运输计划运到工地再安装，10月1日发电是肯定赶不上的，可我们是下了保证的，要向国庆节献礼的呀！我把心一横：不用火车轮船来运了，用飞机！用飞机直接从哈尔滨运重庆，再转运来工地！可是和机场一联系：运送当然可以，可是利磁盘的尺寸超高超宽，民航机根本装不进去，只有动用军委总后勤部两架运货的大飞机才行。我又赶紧派人到总后勤部去联系，那边传话回来，说是两架大飞机已进厂维修，无法支援。我坐专机赶到北京，向水电部领导汇报，副部长李宝华找到李富春副总理，经反复研究，决定破例从维修厂调一架大飞机出来，等支援任务完成后，再进厂检修。9月8日上午，装好利磁盘的大飞机从哈尔滨机场起飞，中午到达北京，9月9日我随机抵达重庆白市驿机场，工地派来的太脱拉汽车正在机场等候，立即装好利磁盘运回狮子滩工地，连夜安装完成。
　　1956年的10月1日，共和国成立后的第七个国庆节，我们的狮子滩水电站经过两年的努力，顺利进行了试机运行。到10月30号，终于正式向重庆市送电了！
　　现在回忆起来，整个工程建设期间有许多问题值得思考。
　　整个工程造价大概是9000多万元，供应部门就用去了百分之七八十，我们在施工中和工程完成后的几年里，曾数次进行过明查暗访、内查外调，竟没有发现一个贪污分子，这在现在看起来，简直是不可想象的。其实也不奇怪，其中有一些主客观原因：
　　一、人们刚从旧中国解放出来，充满着对共产党、对新中国的热爱，能为祖国的建设作贡献，感到光荣和自豪。因此不分昼夜，自觉自愿地一心扑在工作上，没有星期日、不要加班费、不怕苦、不喊累、不发牢骚、不说怪话、不计较个人得失，这样的精神，在今天仍然值得学习和发扬。
　　二、思想工作也抓得紧，劳动竞赛开展得有声有色，供应处和全局其他部门一样，涌现了大批先进生产者和劳动模范。当时没有什么物质奖励，职工看重的是荣誉，奖的多是一件印有先进生产者的背心和一张奖状，大家都感到高兴和满意。
　　三、我们本着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为大家解决实际困难。当时考虑到外出人员津贴少，开支大，多数是入不敷出，我提出给以出差者适当补助，但是若发现挪用公款、贪污等行为，一定予以严惩，直至开除或受刑事处分。由于奖惩分明，大家认为既然困难能得到解决，何必去冒险违法贪污。
　　四、还有一个主要原因，因刚刚经过“三反”运动，使大家感到共产党的王法犯不得，一定要小心谨慎做事，老老实实做人。
　　
　　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
　　
　　为了准备“十一”发电的庆祝活动，我调到工程局里作办公室主任，供应处的工作不丢，一则是过去经办的好多事需要继续去做，再说供应部门需要局里解决的问题，通过我也容易办成。我的办公室内安排有几个秘书，分管会议、行政、接待和机要等工作，还直接管理行政科、招待所和专家组，忙的程度不亚于供应处，工作又多又杂。
　　狮子滩工程开工后，来自国内外四面八方的参观者、学习者、体验生活的作家和记者络绎不绝，专门接待客人的招待所，就用五六个大工棚隔成数十个房间，光是被子就有二三百床，服务人员数十个。好在招待所的所长是陈昌，他是大革命时期的老党员，参加过南昌起义，以后长期在秘密情报战线上工作，和我父亲与诗伯都熟，当然和我也熟。不幸的是，他解放后在公安局工作，“三反”运动中被蒙冤认定“贪污”，判处一年半劳改，直到80年代才平反。1954年6月刑满释放后，他写信给他的老上级董必武，经董老给重庆市政府写信，将他介绍到狮子滩水电站作招待所长。他是见过大世面的人，应该说他干这项工作是大材小用，而且还有我这个老交情的晚辈作他的顶头上司。可他认为自己能够到这里来工作，已经心满意足了，劲头特别大。我经常收到客人的表扬信，说他热情，知识面广，天南地北无所不知，每天清早教客人打太极拳，晚上组织晚会，介绍工程情况，简直就是个万事通。写信的人何尝知道：这个“所长”曾经打进过蒋介石的侍从室，是个有着非凡经历的人物啊！
　　通。写信的人何尝知道：这个“所长”曾经打进过蒋介石的侍从室，是个有着非凡经历的人物啊！
　　狮子滩水电站是新中国成立后依靠我们自己的力量修建的第一个梯级电站，四川省内和全国的水电学校和一些水电站的施工单位，派有大量人员来工地学习，我们除负责吃、住外，还要替他们安排实习的项目和场所。我们还要接待外宾，苏联和东欧的社会主义国家不用说了，还有一些东南亚国家的专家、学生、记者来参观。一次市委派人带来一个代表团，事先给我们打招呼：不准问他们的来历和国籍，不准同他们交谈，不准围观，在他们参观的路线上，要派可靠的积极分子站岗，喝的开水和饮食要经过严格的消毒检查，比我们接待苏联专家组要求还严格。后来才知道，这个代表团的组成人员，大多是东南亚各国兄弟党的一些负责人。
　　重庆文艺界的作家们也下来体验生活。我接触最多的，有沙汀、艾芜、邵子南、高缨、张惊秋、野谷、王余、杨禾等人。我在重庆时就与他们熟悉，诗伯后来调入文联后，更是常来常往，他们都成了我家的常客。现在一到工地，先要来我家里报到，要想打牙祭，事先打声招呼，保证个个吃得满意，喝得醉醺醺的，尽兴而去。要回重庆之前，每人还要带上一块腊肉，一罐猪油和几个魏家河坎的长寿沙田柚。我这个“林家铺子好客之家”也因此出名。好客是我的祖传家风，也是父亲和诗伯对我的影响，加上长期地下时期的动荡生活，互相关爱已成了我和宁君的习惯。当然了，经济上的富裕也很重要，当时我的月工资130元左右，每月还有一些稿费收入，又没有烟酒等嗜好，而当时的物价是：一元钱可买50个鸡蛋或者4斤肉，按照宁君后来的说法：钱怎么也花不完。我每年起码要杀一头猪熏成腊肉，买的长寿沙田柚，不是论个也不是论斤，而是包下整棵整棵的树，算起来每个柚子不过四五分钱，几百个堆在屋子的一角，自己吃，也送人。当时物价稳定，生活好，现在想来还很留恋。
　　局里一再强调要开展丰富多彩的文体活动，要把俱乐部的工作好好抓起来，让职工劳逸结合，干得起劲，耍得舒服。宁君是俱乐部主任，于公于私我当然都得大力支持，要什么批什么，忙得她整天乐呵呵，真是如鱼得水。狮子滩水电站被誉为解放后全国水电事业中第一朵鲜花，全国的文艺团体纷纷要求到工地来慰问，长寿、垫江等川剧团几乎长期住在工地，重庆各剧团更是频繁往来，而且名角一定出场。川剧界的陈书舫、李文杰，京剧界的厉慧敏、厉慧兰，越剧界的吴艳霞等，排起队到工地来巡回演出，在俱乐部礼堂一演就是十天半月，场场客满，后来连中国歌剧院郭兰英等人也不远千里前来慰问。因为观众多、收入多，对他们的照顾也很周到，这些剧团对工地都很留恋。
　　常言说人上一百，武艺俱全，何况我们上万职工，各种人才都有。宁君使出了她卓越的社交才能，在职工中组织了我们自己的川剧队、京剧队、越剧队、歌舞队、曲艺队、歌咏队，各队都有特别的服装和证章，从组队、导演到演出服装，宁君都亲自过问，还从外面请来专业人员来辅导排练节目。因为是自己的剧团，职工看戏的热情也高，更加激起业余演员的积极性，一排练起来就没白天也没有黑夜，宁君已经是四五个孩子的母亲了，还化妆上台，和姑娘们一起去跳“采茶扑蝶十大姐”，忙得吃不上饭、睡不上觉。我经常去观看演出，帮她们解决困难，还替她们创作节目。记得有一次写了一个金钱板词，表扬医院护士冒春芳，演出时全工地的大喇叭都广播，还在工地的报上刊登，闹得大家到现在都还记得这个护士冒春芳。后来我们决定把业余剧团派出去，到各地支援单位作答谢慰问演出。为此我特地批了8000元钱，派人到杭州去买了一套剧装和一批管弦乐器，这为俱乐部增光不少。
　　除了演出，星期六晚上在俱乐部广场还开舞会，我们自己的乐队伴奏，由于工人是三班倒，有的跳到深夜还不罢休。工地的体育活动也开展得很好，各工区都有篮球场、乒乓球台，我们还组织了一次运动会，并选出代表参加重庆市的运动会，成绩也还行。四川人爱喝茶，各工区都有茶馆，供大家聊天、摆龙门阵，还有清唱川剧和曲艺，就是没人敢打麻将赌钱。不少职工是从乡下来的，想照张相给家里寄去，众多照相馆应运而生，生意都还不错。狮子滩还有个人人喜欢的“好吃街”，什么样的小吃都有，馋得姑娘小伙子们成天去转。这么多的职工要吃饭，副食品供应也得跟上，附近各县的财贸部门从各县各乡镇派有专人负责，组织了大量的粮食、鸡、鸭、鱼、肉和各种蔬菜，近的由农民肩挑背驮，远的用汽车、板车、鸡公车运来，既满足了我们的需要，也使附近各县农民的收入大大增加。
　　在狮子滩工作的前两年，是我风华正茂、精力充沛、心情舒畅、埋头苦干的黄金时代，也是我一生中最值得珍贵和怀念的幸福时代。
　　
　　我的女儿见到了周总理
　　
　　
　　1958年3月7日，周恩来、李富春、李先念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在考察三峡后，顺道来长寿狮子滩看看。要是在半年前，接待他们的任务理所当然地要由我来承担，可是这时，我因为已经在“反右”运动中被打成了“右派分子”（我们被重庆市委作为“优秀干部”调来支援狮子滩工程的5个科级干部，就有4个被划为“反党右派分子”），不但被剥夺了接待的权利，就连见见他们，跟他们握手问好的机会都没有。远远望着那沸腾的人群，我的心里感慨万千。当年在严重的白色恐怖下，是周恩来为首的中共南方局领导我们在国民党的心脏里进行战斗。宁君在他亲自关怀和领导下的孩子剧团生活战斗了3年，多次聆听过他的教诲，我虽然没有见过他，但他在红岩，在曾家岩，在与国民党的谈判桌上的一举一动，都成了鼓舞我们舍生忘死的动力。
　　世界上也真有这样凑巧的事，我没见到周总理的遗憾，居然被我的宝贝女儿弥补了。
　　女儿抗美当时还没满7岁，长得很乖巧活泼，嘴巴又甜，人虽小，却不诧生，十处打锣九处在，在工地上也算是个人人皆知的人物。那天她正在俱乐部附近和几个小朋友玩，忽然看到人群潮水一般，把俱乐部围了个水泄不通，便一头钻了进去，只听见叔叔阿姨们都在说“周总理来了”。她不知道周总理是谁，不过看大家这样高兴，一定是个大人物，也使劲拍起了巴掌，正在东张西望，周总理就过来了，还朝她直招手。后面一个叔叔把她一推，她就站在了总理面前。
　　总理拉着她的手，一边走一边问：“小朋友，你叫什么名字？”
　　这孩子一听周总理的口音，马上用她妈妈教的普通话回答：“我叫抗美。”
　　总理把她抱起来说：“嗬，你还会说普通话啊？上学了没有啊？”
　　“我还没有满七岁呢。”
　　总理连声说：“好，好！”说着又走到一个小男孩面前，伸出手去牵他。男孩看着这陌生人，直往后躲，周总理笑了：“怎么？女孩子都不害羞，男孩子倒害羞了？”
　　大家都笑了，陪同的领导也笑了。小男孩更是满脸通红，钻出人群跑了。
　　周总理走后，很多人把抗美抱起来，都说知道今天抱你的人是谁吗？她神气地歪着头说，谁不知道啊，是周总理嘛。有人说孩子你今天真幸福啊。她兴冲冲地跑回家来告诉我，还问我：“爸爸，什么叫幸福啊？”我抱起女儿亲亲她，含着泪说：“乖乖，我的好女儿，你替爸爸争气了。”宁君叹了口气，说可惜没有留下照片，在场几个照相的人都说手里没胶卷了。想来都是因为我当时的“特殊身份”，谁也不敢犯这个忌讳吧。
　　那天，还没有上学的抗美拿起笔，歪歪斜斜地给她的外婆写了一封信，信上只有几个字：
　　外婆我今天见到周总理了。我真幸福。
　　 责任编辑 何 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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