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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体仁识抄手砚及刘体仁考]抄手砚

    时间:2019-02-27 05:41:09 来源:千叶帆 本文已影响

      2000年春,笔者有幸得一方太史式抄手端砚。此砚长27.6厘米,宽16厘米,高8.6厘米,正面上方有一指宽深的太史式砚池,左右上边刻2厘米宽的夔回花纹(图一),背面为抄手大凹槽(图二),两侧面刻有铭文: “泅没淘青玉,登凌割紫云。两端衡取舍,爱向古溪渍。刘体仁识”。下钤阴文“蒲”、阳文“庵”二印(图三、四),诗文俱佳。此砚古朴大方,端庄厚重。且刘体仁,余乡贤也,特作考证:
      刘体仁(1617―1676),字公(甬戈)(“(甬戈)”即“勇”的古体字),号蒲庵,颍川(今安徽阜阳)人,清初诗人、书画家、鉴藏家。顺治十二年(1655)进士,授刑部主事,适有家难假归,后从孙奇逢问学,数年不出。康熙六年补刑部员外郎,继迁吏部稽勋清史司郎中,人称刘考功。康熙九年,辞官归里,云游四方。“居官三年,与海内诸名贤为文酒会”(《道光阜阳县志》国家图书馆藏,下同)。“诸名贤”指王士祯、汪琬、龚鼎孳、梁清标、孙承泽等。与王士祯、汪琬共主诗坛。名重京华。《清史稿》有传。著有《七颂堂诗集》八卷、《七颂堂文集》四卷、《七颂堂识小录》一卷、《七颂堂词译》一卷。也合称《蒲庵集》。七颂堂是刘体仁平生雅慕成连、陆贾、司马徽、桓伊、沈�士、王绩、韦应物之为人,“图而颂之,以颜其斋,因以名其集”(徐乾学《七颂堂诗集序》)。刘体仁在诗词、书画、鉴赏诸方面都取得显著成就。
      
      一、每一诗文出人竞传诵之――以诗会友
      
      刘体仁是以诗名世的。《道光阜阳县志》载“每一诗文出,人竞传诵之”。其诗多咏物赠答之作,表现闲情逸致,与宋荤、王士祯、汪琬、施闰章等相唱和,时号十才子(臧励和《中国人名大辞典》)。其《七颂堂诗集》收分体诗369首,有施闰章、徐乾学序。施序称其“清隽遥深,自启疆宇”,徐序称其“云蒸泉�,丰容华赡”。王士祯《香祖笔记》称“康熙初,士人挟诗文游京师,必谒龚端毅(龚鼎孳)、次即谒长洲汪苕文(汪琬)、颖川刘公(甬戈)及予”,可见其影响。王土祯《池北偶谈》云:刘吏部公(甬戈)体仁诗,往往有风味,尝有寄友人绝句云:“西湖小阁多晴月,好友同舟半是僧。寄语江南老桑芋,秋山紫蕨忆行�。”公(甬戈)自编诗逸此,予为口诵之,公(甬戈)喜。以为予真能赏音也。此话道出了王士祯与刘体仁关系之密切,相互唱和已为常事。正如施闰章在《七颂堂诗集序》中所云“然其诗之见称于时久矣,王客部贻上(王士祯)、汪农部苕文(汪琬)皆亟推其能,而其集终不肯自出。”可见其高标自许也。直至殁后,由其子结集刊行。
      刘体仁对词亦有研究,其《七颂堂词译》论述了词体的特点及创作的经验,颇为深刻,否定了词为“诗余”说,指出“词中境界,有非诗所能至者,体限之也”,当是词学史上的最早境界说,为王国维“境界”说之滥觞,收入唐圭璋《词话从编》(中华书局1981)。谢桃坊《中国词学史》(巴蜀书社2002)专章论述“刘体仁、王士祯、邹邸谟的词话”。
      
      二、尺牍题跋风味不减苏黄一书画兼工
      
      刘体仁书画兼工,尤其尺牍、题跋倍受嘉许。俞剑华《中国美术家人名辞典》(上海美术出版社1981)载其工诗文,善山水,萧疏旷远,寄兴天真。家常蓄画师代为捉刀,故人每索画辄束之勿烦真作,并戏比其画为兔毛褐,盖真不如假。可惜已不见其画作。王士祯《古夫于亭杂录》云:“故友刘吏部公(甬戈)体仁尺牍、题跋,风味不减苏、黄。往与余往复最多,今并佚失,偶从蠹简中得其小札一通,书法、言语皆可宝玩,因付大儿涑藏奔”。《明清书画家尺牍》(上海书店出版社1996)(图五)和《清代名人尺牍》(山西人民出版社2003)(图六)均收有刘体仁手札,书法灵动自然,隽秀飘逸,天真烂漫之气充盈纸面。
      
      三、俨然近代之收藏赏鉴家也――藏真鉴古
      
      刘体仁于诗文、书画外还富收藏、精鉴赏。汪琬《七颂堂识小录序》云:“悉取数千年来宗彝�洗书画玩好之物,尝所见闻者,披剥其工窳真赝,诠次成录,俨然近代之收藏赏鉴家也。”其子刘凡在《七颂堂识小录后跋》中云“先君子性恬淡,唯喜搜罗典籍,别无他嗜”。《中国版刻图录》(北京出版社1960)载:传世唐人集有两个系统。一为十一行本,约刻于南北宋之际,今存骆宾王、李太白、王摩诘三集。一为十二行本,约刻于南宋中叶……与刘文房、陆宣公、权载之、韩昌黎、张文昌、刘梦得、姚少监七残本,总约十八种。此十八种唐人集,元时为翰林国史院官书,清初为颖川刘体仁藏书,其时闻尚存三十种。《道光阜阳县志》云刘体仁“藏书两万卷,日手一编”。《四库全书总目》(中华书局1965)载:“其赏鉴则特精,所撰七颂堂识小录一册……所记书画古器凡七十四条,多称孙承泽、梁清标诸藏家物。盖体仁当时与汪琬王士祯为同榜进士(按:此有误,汪与刘同榜,王晚三年),以诗文相唱和。而与承泽等又以博古相高,每条必详其所藏之人与其授受所自,皆可以资考证。”梁同书曾手抄《七颂堂识小录》册页(中贸圣佳2004春季拍卖会拍品)。足见其水平及影响。
      
      四、致身华要交游满天下――多才善游
      
      徐乾学《七颂堂诗集序》云:“先生以迈世之才,早负盛名。致身华要,交游满天下……盖先生为人倜傥磊落,虽声望通显,每浩然有超世之志,读书学道,耽好山水。尝游苏门,见孙锺元先生,愿弃官为弟子。居弥月,筑堂留琴而去。经太原特访傅青主,于松庄坐牛屋下相对赋诗移日,其高寄如此。”从这段记载可看出。刘体仁除了与王士祯、汪琬、龚鼎孳、梁清标、孙承泽等交往外,还与孙奇逢、傅山有交。汪楫《刘考功公(甬戈)见示夏峰老人书卷属题长歌》对二人均有详细评述:
      夏峰老人双眸空,论交只许刘考功。长安只字不肯入,尺素突出开心胸:上言日读数行书,衰老以次酬苍穹 下言刘君世所望,不为韩富非英雄、虚堂披对正六月,满天赤日来清风。老笔生硬转妩媚,直欲处处藏其锋 良马识途恶荆棘,苍鹰愿击愁樊笼。江河日下事日变,世无鲁叟谁弥缝?我闻刘君昔偕隐,携琴荷锸惊老农。尽散家产别亲串,逝将食力深山中。若使至今不一出,人间安用双赤松?特汝他日济时了,把酒问汝将安从?
      《七颂堂诗集》有《松村访傅青主先生》五首,详细记述与傅山之游,其四为:“八队�诡诗,口腹还累人。乞米择仁祖,就裁平生亲。揽绥增远兴,草木近萧晨。所不负行役,倾怀拜逸民。”王士祯在他的许多著述中均有对刘体仁的记录与评价。
      
      五、持赠挥霍无所爱惜一仗义疏财
      
      刘体仁仗义疏财,慷慨任侠,为人称道。《道光阜阳县志》载体仁“持赠挥霍,无所爱惜”。年二十三,领前己卯乡荐时,外舅户部张大章赠以六百金。有友钱生者,谓曰:“我有急需,非五百金不可。奈何?”体仁不问所用。倾囊付之。王士祯《池北偶谈》卷六云:“刘吏部公(甬戈)体仁,慷慨任侠,义气自许。常游雎阳,雎阳守持赠遗 颇厚。归经人家墓田,徘徊久之,曰:此地自佳,惜葬不合法,不急迁,且有奇祸。因迂道访其家,且为主人道之,曰:公诚长者,顾力不能迁奈何?刘曰:是易耳,尽解橐中装,与之而去。此与《汉书》原涉事颇相类。”《池北偶谈》卷十三又云:公(甬戈)友人某,素嗜琴,殁数年矣。公(甬戈)一日携诸姬郊行,过其墓,停车酹酒,使诸姬于墓下各操一曲而去,其标致如此。
      附:刘体仁生平考
      关于刘体仁的生卒时间,《道光阜阳县志》、《清史稿》等均未记录。《辞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89)、《安徽人物大辞典》(团结出版社1992)及《阜阳市志》(黄山书社1993)、《阜阳县志》(黄山书社1994)、《阜阳地区志》(方志出版社1996)均作1624-1684年,似乎已成定论。其余典籍却各有不同。近阅《太酃刘氏族谱》,发现族谱记载刘体仁生于万历四十五年丁巳,卒于康熙十五年丙辰,即1617-1676。两者相差八年,但享年六十岁是相同的。经考证,笔者以为族谱是对的,当以族谱为准。理由有三:
      其一,族谱世代相传,以一贯之。
      其二,《道光阜阳县志》虽未记生卒年月,却有“年二十三,领前己卯乡荐”和“竞年六十游钟离,忽病……及夜端坐而逝”记载。查“前己卯”当为明万历十二年即1639年,说明1639年体仁23岁,与族谱中记载其生于1617年是吻合的。享年六十岁与族谱中记载其卒于1676年也是吻合的。
      其三,徐乾学作《七颂堂诗集序》的时间是“康熙戊午冬十月”即1678年。且序文有“不幸病没,没之日,士无知与不知,莫不惜其才而悲其不究于用”,说明1678年作序时刘体仁已去世,与族谱卒于1676年也是吻合的,也可证《辞海》等记载卒于1684年的说法是错误的。
      那么,为何出现(1624-1684)呢?笔者以为,原因有二:
      其一,未见族谱。族谱散落民间,1986年才被发现。
      其二,以汪琬《七颂堂识小录序》和《道光阜阳县志》推测。汪序开篇即言“公(甬戈),予同年生”。把“同年生”理解为同一年出生,汪琬生于1624年,再依据县志“ 竟年六十”推测而成。实则误解了“同年生”三字,明清乡试会试同榜登科者皆称“同年”。“生”乃古时儒者之称,后引申为人士的通称。汪琬恰与刘体仁为顺治已未科(1655年)同榜二甲进士。且1979年版《辞海》还只记生于1624年,未记卒年。大概当时未注意《道光阜阳县志》,无法推断吧。“阜阳三志”等应是以1989年版《辞海》而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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