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连环画　红色历史印痕

“文革图像学”的重要类别

图像属于集体无意识(及其所属个体无意识)的最佳呈现。“文革”连环画蕴含中华民族(及其个体)的深层无意识心理，以其独特形式见证“文革”这一独特的历史时段。

更耐人寻味的是“文革”连环画的接受主体。那是一个特殊人群，即当时正在走进生活的孩子们，他们今天大多已成为当代中国社会主流阶层的成员。就此而言，“文革”连环画这一生要的民族深层心理“图像”，既承接着“文革”前上千年的历史，又见证着“文革”的当下，还参与着“文革”后中国社会生活的演绎。连环画“活”在当代中国绘画界，也“活”在当代中国其它生活领域。

“文革”连环画同时是“文革”一代人的“童话”。如果就此与西方童话(如安徒生等)对历史上西方人性的影响相比较，意义可能会很深远。就我所知，西方童话的世俗版本也会配有图像(如经典西方版本的安徒生作品或《小王子》等)，但文字是主体。相形之下，中国人更倾向于享受“视觉的盛宴”。考虑到“文化大革命”的时代背景，这一“视觉的盛宴”显然蕴含着丰富的信息：既与“文革”的非常压抑有关，也与中华民族“乐感文化”的特质有关。

在“文革”时期人性严重压抑的大背景上，“文革”连环画提供了一个欲望流露、表达和宣泄的“乐感”渠道，无论对于创作者和阅读者都是如此。“文革”时期不仅人性饱受压抑，艺术表现形式也横遭无情限制和剥夺，在这样的形势下，“文革”连环画这一“乐感”渠道就更显得其重要。

仍与西方童话相比较我们发现，安徒生童话等主要表达文艺复兴以来西方自由伦理对人性的体会，而“文革”连环画主要表达了“文革”非常时期民族无意识的深刻矛盾与冲突：身心压抑与视觉的盛宴，以及现实大悲剧中图像的“乐感”。当然，这一特殊的“乐感”文化形式回避人性的真实，它是“文革”时期“脸谱化”诉求的产物。

“文革”连环画、“文革”宣传画、“文革”老照片，三者同属“文革图像学”的经典分析对象。不过，相比之下，“文革”老照片主要是集体无意识之流露和宣泄的记录，而“文革”连环画既是流露和宣泄的记录，又是流露和宣泄本身。就此而言，它与“文革”宣传画同类，然而，“文革”宣传画主要表现为一种红色的“文革POP”，而“文革”连环画在形式上则与民族绘画艺术息息相关。

就我个人而言，在回忆和采访过程中，就一代人的“文革”连环画阅读史，我更愿意看到人性对美与幸福的向往。电影《肖申克的救赎》中一位人物说了这样一句话：“有些鸟儿是关不住的，它们的羽毛太光辉了。”人性就像这样的鸟儿。甚至在“文革”连环画的“非常图像”中，我也充分感觉到了这只关不住的鸟儿，感受到她向往美与幸福的光影声息。

“文革”连环画及其“镜像”

1966年，“文革”开始不久，全国上下停工停课闹革命，我一位时任小学教师的姨妈大概因为革命的召唤，遂“下放”了她的大部分连环画，“下放”对象是大家族中我这一辈的孩子们，我自然也得到一本，那是一本关于前苏联卫国战争时期的“电影图书”——我们当时统称连环画为“图书”，统称非连环画类的一般书籍为“字书”，而内容和画面取自电影的连环画，则被我们称为“电影图书”。

那是我生平第一本属于自己的“图书”，40年后的今天，我无论如何也想不起其中的任何情节，只是，几个彼此有关联的图画意象却永留脑海，它们分别是乡间的暴风雪、灌丛、茅屋和它前面的小路，以及一个身着棉大衣的孩子。1969年，全国“复课闹革命”，我也跟同龄人一道上了初中，其间偶然看了一本欧洲二战内容的旧连环画，今天也已想不起任何内容，唯独记住了男主人翁的一句话：“清爽的天气，美丽的女人，再加上少许的金钱，除此之外，男人们还需要什么呢?”他是盟军情报员，在河边与女同事交换情报时遭遇德军巡逻队，便与女同事相拥假扮情侣，故意大声说了上面那段话。大概由于那个时代严重的性压抑，我以夸张的模仿向一群男同学复述那段话，被人向老师告了密。后来，我被剥夺上高中的权利，此事显系原因之一。

“文革”开始那年我12岁。无论就年龄还是就个性，连环画已不再是我关注的对象。这一心理特征普遍见于我所属的年龄段(以及更长的年龄段)。一位小我两岁的朋友正是如此。“文革”开始那年，她已是所在小学宣传队的“脱学”队员，5年后，又成为所在城市的专业文工团员，并于1974年开始专职出演《草原英雄小姐妹》中的妹妹玉荣。据这位朋友回忆，“文革”期间她没看过任何“小人书”(标准64开连环画的另一别称)，包括她出演的《草原英雄小姐妹》的“小人书”。更年长的中学生会趁“停课闹革命”之机，撬窗翻进学校图书馆偷书。我哥哥的一位同学就这样偷了不少书，如《星火燎原》或类似的“革命回忆录”，儒勒·凡尔纳的科幻小说，福尔摩斯侦探案，等等，但其中没有连环画。

一位小我10岁的表妹(上面那位姨妈的女儿)就不同了。她至今能回忆起不少当年看过的“文革”连环画：《草原英雄小姐妹》、《闪闪的红星》、《向阳院的故事》、《董存瑞》、《小兵张嘎》、《红色儿童团》、《半夜鸡叫》、《鸡毛信》、《小英雄王二小》等等。表妹还能想起，王二小被日军挑在枪尖摔死时，她心里觉得“好惨”。表妹夫的回忆则格外包括《收租院》、《黑三角》这样一类有视觉和意象力度的连环画。

被连环画环绕的“金色童年”

现居成都的宋玲莉生于1969年，爹妈当时忙于“抓革命促生产”，她五、六岁前跟外婆，五、六岁后跟奶奶。奶奶家住青石桥附近的粪草湖街，于是宋玲莉就上了青石桥小学，每天由奶奶接送。时值“文革”后期，全国上下正在“批林(彪)批孔(子)”，学校放学早，奶奶在位于督院街的上班，下班比其他人要晚两、三个小时。这两、三个小时的空档让宋玲莉与连环画结下不浅的缘分。奶奶每天给她八分零花钱，放学后，她照例先花两分钱买一份卤鸭肠，然后前往当年盐市口老邮局隔壁一家连环画租赁店，在那里消费剩下的六分钱，根据当时通行的收费标准，一般连环画每本两分，稍薄的每本一分，这样她每天平均能看三、四本。宋玲莉看连环画的爱好来自更早的幼儿园时代，当时，妈妈爱看连环画，常常让她一道分享。

根据宋玲莉回忆和描述，那家店子显然传承了“文革”前习惯性的“硬件设施”：用店门的竖镶门板(其功能相当于今天的卷帘门)搭在长条木凳上，充当陈列连环画的案板，然后从大木箱里拿出昨天收好的连环画，密密匝匝井然有序地行行摆开，下行略略叠住上行一点，以不影响选书为限。案板上方牵有挂绳，绳上也挂满连环画。再用门板搭在两摞砖上，做成座位，一般的店都有好几排座位。

大约从1974年上青石桥小学开始，每天放学后，宋玲莉就在这家店子一边吃卤鸭肠，一边看连环画，直到奶奶下班路过叫她，才依依不舍地离去。几年之间，这儿成了她度过“金色童年”的一处主要文化场所。她几乎挨本看完店里的连环画，少数好书还不止看一遍，如《神笔马良》、《哪吒闹海》、《地道战》这样一类有想象力空间的作品。不过，她回忆说，这些书跟别的书一样，开篇都有黑体字的“毛主席语录”，不是突出“革命”、“斗争”，就是强调“造反”、“批判”。但是，《红岩》中的江姐很美，红色毛衣，白色围巾，头发被风吹起，“好看”！

30年后的今天，宋玲莉回忆当年的情形，特别提及一本批判前国家主席刘少奇和夫人王光美的连环画，其中这样的画面留给她深刻印象：七、八条长凳参差重叠，王光美状如杂技演员，具有超常平衡能力，跷着二郎腿坐在顶端，衣着相对暴露、嘴唇抹得猩红、头发烫成大波浪、脚蹬高跟鞋、口叼香烟、表情夸张，与当时流行的“女特务”、“资本家老婆”、“坏女人”等反派女性形象异曲同工，具有典型而夸张的女性特征。宋玲莉回忆说，她当年并不觉得这个样子的王光美丑陋，只觉得跟普通人不一样，内心深处甚至隐隐觉得有点好看，但又有点不好意思看，因为这是“女坏蛋”!“女坏蛋”就是这个样子!在这个问题上，她至今无法确定是否受到妈妈的影响。妈妈爱美，大方，果敢。喜欢当时“党内最大走资派”之一陈毅夫人张茜脚上一双皮鞋，立即就仿做一双穿上。又在家中私下评论说：王光美是领导人家眷中最有风度的女性。

连环画与“文革”猎场中的人性

从王光美到《红楼梦》。宋玲莉的回忆依稀令人心痛。雨果说：在这个世界上，美呀，幸福呀，这些事物，总是遭到围猎、追踪或陷阱。“文革”是一场巨大的围猎，这不奇怪。奇怪的是，“文革”尚未结束，“美”和“幸福”等物，悄然现身“宋玲莉们”的连环画世界。生于1966年的“文革之女”张小琼称，她在“文革”后期看了不少类似《安徒生童话》和《格林童话》的连环画。宋玲莉有可能也在此时接触到了连环画版的《红楼梦》。赵斌生于1964年，1970年左右开始接触连环画。他清楚地记得，到“文革”尾声的1974－1976年，他开始四处寻觅旧版《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等，许多别的孩子亦然。这些文革前的出版物躲过了浩劫，现在又偷偷现身各家连环画租赁店。“封建”连环画如此，那么，它们的“资本主义”同类，如《小锡兵》、《海的女儿》、《七个小矮人》或《灰姑娘》亦然。这些书留给张小琼抹不去的印象，其时她10岁左右，正是女孩子即将悄悄发生神秘变化的年龄。不过，其中《豌豆公主》一书却让她困惑了20多年，她不懂为什么隔着7层天鹅绒、用一颗豌豆就能识别一位公主的真假，直到这几年“自己生活好了”，她开玩笑说，她才明白过来。

张不琼跟宋玲莉类似，因社会和家庭双重缘故，数年之间看遍了放学路上—家店子的所有连环画。与宋玲莉不同的是，她看了四遍《红楼梦》，结果还是“不懂”。此外，潘冬子、龙梅和玉荣、海娃、嘎子、高玉宝、刘胡兰、刘文学、雷锋、江姐、江水英、董存瑞、黄继光等英雄或正面形象对她影响甚深。这是—种有代表性影响。赵斌也深受英雄形象影响，但他的“英雄情结”与他所读的《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等等相关。这些“图书”(孩子们对连环画的别称)吸引了他，让他进而四处寻找和阅读相应的“字书”(即原著)。赵斌的成人仪式在这样的阅读中悄然展开。有趣的是，赵斌在“文革”尾声也看过《红楼梦》、《西厢记》等连环画，然而，这类书却未激起他进一步寻找原著的兴趣。赵斌的回忆被几位同性同龄人印证，他们都承认《三国演义》、《水浒传》等书的影响。看来，不同的人、不同的性别，在不同的年龄，对美或幸福的理解也不同。年岁较长的罗明义(1958年生)是这方面的另一类例子。他与大多数“文革”过来人一样，看了《金光道》、《列宁在十月》、《祝福》、高尔基三部曲、八个样板戏、《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等连环画，后者对他影响最大，因为其中不仅有保尔，还有保尔和冬妮娅的爱情。他用后现代式的幽默概括说：“页码让我激动，爱情令我羡慕!”

1968年出生的姚曦只对两本连环画留有深刻印象。—本是电影版的《红灯记》，姚曦觉得其中的李铁梅很漂亮，结实，健康，“脸圆嘟嘟的，眼睛大大的。”大概符合他当时对异性的审美心理。另一本属于大批判性质的漫画，已无整体印象，只记得—个画面：一只巨大的拳头砸向一群稀奇古怪、形象丑陋的“牛鬼蛇神”，给人的感觉是“遭得惨”!

一段四川连环画创作简史与荣光

宋玲莉出生那年，前四川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委员会(四川省革筹)成立，当时的四川人民出版社第三编室组织了一次连环画创作，时年33岁的孙彬与当年的四川美术学院同学白德松(时任四川美院教师)一道创作并出版了《杨水才》(杨是河南农村劳动模范)，这是“文革”开始后四川连环画界的开山之作，一时影响广泛，并为四川省革筹所办刊物《文艺战线》转载。1972年，林彪事件已过。一方面，解冻悄悄发微，生活和艺术都在开始苏醒；另一方面，错综复杂的斗争仍然迫切需要“广大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大约就从这一年起，宋玲莉通过跟妈妈一道分享连环画，开始了她的“连环画童年”。也就是在这一年，“全国连环画国画展览”筹办在即，四川人民出版社第三编室再次邀请孙彬加入创作组。通过实地“体验生活”，创作组最终收获连环画十来部，送展五、六部，入选三部。三部优秀作品名为《西双版纳的故事》、《瓦洛寨》和《一筐鸡蛋》。瓦洛寨由孙彬主创，1973年展出后，为《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选载，辐射全国。1974年，孙彬被正式调入四川人民出版社第三编室，专职兼顾创作与出版。从此，该编室连环画出版数量从原来的每年三、四本增至每年三、四十本。与此同时，孙彬自己与全国务省出版社合作，创作了大量连环画。四川连环画创作从此进入繁荣时期，吸引大量艺术爱好者，其中就包括今天的著名画家、四川美院院长罗中立。也就从1974年起，孙彬先后组办了七、八期“广汉连环画创作班”，罗中立从1975年起参加过两、三期。罗中立日后的艺术成就与这一经历存在关联。目前的全国、四川和成都各级美术家协会主要领导人，如尼玛泽仁、吴绪经、张自啓、钱来忠等，当年也曾涉足连环画创作。

今天，在成都市武候区的中日会所401室，年届70的孙彬还在创作连环画。在这间屋子一道从事连环画创作的还有李万春(1942年生)、杨麟翼(1941年生)、王世贵(1942年生)。四位画家既独立，又协作，目前正在合画一幅长一百四十米的《三国演义》长轴。四位画家都认为，他们从“文革”时期的连环画中获益匪浅。不仅如此，他们认为，贺友直、戴敦邦、吴山明、方增先、程十发、白德松等当代杰出画家，某种意义上都可溯源于“文革”时期的连环画创作经历。就此而言，如果有人把“文革”时期的连环画创作称为其种艺术意义上的“黄埔军校”，四位画家认为并不为过。“文化大革命”是文化的大灾难。但是，如果不论其政治内容，“文革”连环画非常时期的确为文化遗产的传承做出了重要贡献。

中国四十年民间记录之四1978—1981　焦虎三

1978年6月，在普及大寨县的号召下，全国各地依然大搞农田基本建设。农业学家杨显东博士刚从“牛棚”解放出来，本月率全国农业学术讨论会代表到大寨参观。在杨显东的眼前，大寨的虎头山是秃的；为搞人造小平原，树被砍了，小麦种到了山顶上，完全破坏了生态平衡。已近收割季节，麦苗只有五六寸高，麦穗也抽不出来；偶有抽穗，也是几粒瘪子。被报刊吹得神乎其神的“海绵田”，竟是用推土机推出的堆堆黄土。不久，杨显东在全国政协常委小组会上发言，揭露了大寨的5个问题，成为第一个揭开大寨盖子的人。

1979年１月，56岁的香港商人霍英东开始与广东省政府接触，他提议要在广州盖一家五星级宾馆——白天鹅宾馆，这是建国后第一家内地与香港合资的五星级酒店。当时霍英东投资内地，生怕政策突变。同年，首都机场出现了一幅体现少数民族节庆场面的壁画《泼水节——生命赞歌》，其中一个少女是裸体的，曾在内地引起很大一场争论。霍英东每次到北京商谈合资事宜，走下飞机都要先看看这幅画还在不在，如果在，心里就比较踏实。

1979年3月9日，上海电视台播放了一条类似于电视新闻片的电视商业广告——“参桂补酒”，时间为1分35秒。这是我国电视史上第一条商业电视广告。广告播放后，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同年11月，中共中央宣传部正式批准新闻单位承办广告。这时可以说绝大多数国人和企业对外部世界一无所知，但“誉满全球”却成为当时中国企业电视广告中最常用的词汇。

1979年9月，42岁的文盲年广久因炒瓜子出售，瓜子好吃，销量甚大，年初他便请来一些无业青年当帮手，一个一个增加，到本月，居然有了12个雇工。有专家依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第三篇第九章《剩余价值率和剩余价值量》中“小业主”与“资本家”划分的界线：超过8人，则开始占有工人的剩余价值，就是资本家。于是，年广久被列为剥削阶级的代表，遭到重点批判打击，瓜子作坊险些关门。

1979年11月，著名的柏林爱乐团来北京访问演出。当时，首都机场设备简陋没有接机的廊桥，只能用舷梯接。因柏林爱乐乐团坐的是大飞机，当时的舷梯根本够不到客舱，只好临时加焊了三节台阶。舱门打开了，卡拉扬第一个走出来，很顺利，团长第二个走出来，也没事，没想到第三个首席乐手走出来时，台阶断了，人从飞机上摔到地上。这名首席乐手的身体在抚摸中国大地数分钟后，立即被送回德国治疗。

1980年1月，当时的全聚德“老掌柜”杨福来为了找回全聚德的老匾，多方找人打听，得知1966年底“破四1日成果展”在北京展览馆举办时，有人曾在展品中看见过全聚德的牌匾。几经周折，他在历史博物馆的“破烂”中找回了珍贵的全聚德牌匾。2月9日，在“文革”中被改名的“北京烤鸭店”恢复了老字号“全聚德”。全聚德老匾被挂在新建成不久的和平门店的厅堂上。

1980年11月，《巴山夜雨》、《天云山传奇》等一批反思性影片摄制完成，标志着“伤痕电影”巅峰之年的到来。其中《天云山传奇》因第一次涉及对“反右”运动的反思，有关单位从稳妥的角度考虑，令片子定型后在北京试片。试片那天，影片的编剧鲁彦周特意到电影院，想看看观众的反映。放完以后，场内鸦雀无声，还能够听到有人哭泣的声音，足足有一分多钟后观众才突然爆发出热烈鼓掌的声音。有一位解放军战士，知道鲁彦周是编剧，就跑到他跟前敬礼，让他既惊讶又激动。

1981年1月，在得知国际老牌汽水大王屈臣氏与深圳谈判并不顺利，遗憾地撤出深圳后，百事可乐国际公司中国部经理李文富激动了一夜。第二天一大早，他便骑着一辆自行车跨过罗湖桥到了深圳，与深圳经济特区联系合资事宜。

1981年4月，一本名为《读者文摘》(现改名为《读者》)的杂志在大陆出现，“正规”的邮渠道对其并不看好，甚至一度拒绝其在邮局发行。相反，倒是此时仍处于“半地下”状态、被全社会不无歧视地称为“倒爷”的个体书贩慧眼独具，迅速将其摆上书摊，使面世不久的《读者文摘》发行量猛增。几年后，它的发行量就达到创纪录的180万份。

正在消失的词语之四　文　锦

自来红

自来红——名词。

对某些“先知先觉”人物的指称。

现在很多人已经不知自来红是什么意思了，他们只知道自来水。自来，就是从来、原来，也许受到自来水的启发而来。自来红，指“不用学习和锻炼就自然产生进步思想”。如此先知先觉式的光辉人物到哪里去找呢?

答案是肯定的，不是有无师自通这种说法吗?这种人不但有，而且在特殊年代风起云涌，层出不穷。在文革时期，某反革命的儿子主动揭发老子仍在咬牙切齿，贼心不死，其大义灭亲的举动，受到有关部门的高度评价，出污泥而不染，自来红是也!这是自来红的—种表现。另外的自来红大概就出自艺术家们的笔下了，柳青《创业史》中的梁三宝，苦大仇深，虽然没什么文化，但苗红根正，从劳动阶级苦难的历程当中吸取营养，成为了农民阶级的先进代表。这不是自来红是什么？！

我偶然读到清华附中红卫兵的一则宣言(毛泽东思想红卫兵首都兵团《兵团战报》，1966年11月26日)，不妨看看他们是如何分析“自来红”的：“‘自来红’正说明了老一辈革命者的传统怎样传给了革命的后代!我们是纯纯粹粹的无产阶级血统，我们受的是地地道道的革命教育!而你们是在资产阶级高级玩意、反革命、大右派的环境中成长的，整天在家受的是黑黄白等杂七杂八的教育，你们不改造，只会‘自来黑’!‘自来黄’!‘自来白’!崽子们：你们有人极端仇视我们这些‘自来红’，我们告诉你们，无论如何，我们这些出身革命家庭的‘自来红’比你们出身反革命的‘自来黑’，资产阶级的‘自来白’，要强一百倍，一千倍，一万倍!强得无法比!”看完之后，感觉如何?

那个时代，内因与外因辨证关系的原理是内因与外因互不可分，内因在事物的发展上起决定作用，外因通过内因起作用。这种论述成为“血统论”之所以得以建立的哲学基础。有趣的是，“血统论”的提出并不是来自上层，而是来自最早的一代红卫兵(通称老红卫兵)。老红卫兵们的父母大多都是高级干部，即当权者。因此他们天生就有一种自豪感，自称“自来红”，具有当仁不让的接班人心态。对此，遇罗克在著名的《出身论》里尖锐地指出：“他们自己不革命，也不准出身不好的人革命。他们称自己是‘自来红’，殊不知，‘自来红’是一种馅子糟透了的月饼而已。”

现在，最有意思的是，高档的葡萄酒却是以“自来红”、“自来自”为上品了。人们开着玩笑“猴子的屁股——自来红”，真不好说是不是造化弄人……

照妖镜

照妖镜——名词。

一面很普通但据说可以透视灵魂的镜子。

照妖镜，古代小说或是传说里能照出妖魔鬼怪原形的宝镜，在古代四大名著《红楼梦》、《西游记》当中，就有不少对照妖镜描写的笔墨，而且西方神话童话里也有功能接近的魔镜。照妖镜的印象被时间强化，以至于民间就一直相信世上一定有这样的宝贝。后来，照妖镜被比喻作看穿阴谋诡计的事物。

使用照妖镜是一种风水习俗。旧时宅居因朝向不吉、两屋大门相对、门对烟囱或其它不利因素，便在门楣间或窗户上方悬挂—面镜子避邪，凡妖魔怪见此镜都要躲避，住户便逢凶化吉。俗称此镜为“照妖镜”。

以前，商人一信风水和灵学，他们在风水先生指出的“死门”方向，即阴气最重要之处的对面，一般要立一个奇妙的宝塔状建筑，其顶焊有八面八方照妖镜，名曰“昭日塔”，此举是为聚集八方阳气镇压阴恶凶灵。只要能镇住邪气，国人是不惜成本的。

照妖镜并不纯粹存在于想象当中，民间的江湖术士竟大胆地将它具体化，那就是一面普通的玻璃水银镜子，有意故弄玄虚者甚至用一面铜镜来证明自己的法术，驱鬼时至于照出了什么，俗人岂能看得到?法力不够嘛!但在“文革”时期，“照妖镜”一词被大剂量地用于语言战争，你也照我，我也照你，都信誓旦旦地说看到了资产阶级的反动面目!并问世了很多漫画作品。到粉碎四人帮时，照妖镜被全方位地用在了他们身上。正义的宝镜，照射出阴谋家、白骨精的丑恶面目，剥去政治泡沫，现出原形!真可谓造化弄人。

原形毕露，是照妖镜的终极目标，反映了人们对真实的渴望。很多人就在家门口幼稚地挂一面小镜子，意思是迫使妖魔鬼怪一见镜子里的形象就害怕。但妖魔怎么会自己吓唬自己呢?说不定还认为自己挺帅呢!

如今，讲求实事求是，一就是一，二就是二，泾渭分明。镜子是需要的，可以正衣冠，可以正私欲，至于能不能照出妖魔或腐败的原形，那真是天知地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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