潇贺古道区域族群文化认同的建构
时间：2020-03-27 05:17:12 来源：千叶帆 本文已影响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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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由于战乱、迁徙等原因,杂居于潇贺古道区域的多民族如何实现文化认同是需解开的历史之谜。作者关于生存环境、政府的民族政策、学校教育、舆论导向、族群自身等等,都是促成文化认同的积极因素。在建构区域社会和谐方面具有重要作用的观点是有价值的,对于我们推进社会建设,构建和谐社会是有借鉴意义的。
[关键词]潇贺古道区域;族群;文化认同;认同建构
[作者简介]韦浩明,贺州学院人文与管理系副教授,广西贺州542800
[中图分类号]K280.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434(2010)10-0174-04
潇贺古道区域是指秦汉时期开辟的、由湖南潇水(湘江上游)连接广西贺江流域的潇贺古道及其岔道的辐射区域,包括汉代的临贺郡和部分苍梧郡地。从今天的行政区划来看,大致包括湖南省的道县、江永、江华、广西壮族自治区的恭城瑶族自治县、平乐县及贺州市、苍梧县、广东省的怀集、封开县的全部或部分,相当于湘、桂、粤三省(区)交接地。自战国以来,潇贺古道一直是中原经湘南沟通桂东、粤西的主要通道。历史上各种文化随着族群的迁徙、流动、定居,在这里交汇、融合,形成了极具特色的文化类型。本文选取潇贺古道区域作为研究对象,探讨环境、政府、族群等因素如何促成族群文化认同,总结规律,期盼为社会和谐的构建提供经验和借鉴。
一、潇贺古道区域的族群
族群概念源自西方,最早使用于20世纪30年代,60年代开始被人类学广泛运用,并逐步推广到社会学、民族学、政治学、历史学等学科的研究中,20世纪80年代,中国大陆学者开始引进并使用这一词汇。然而,到目前为止,尚无确切的族群定义,仅英文的界定即不少于20种。但整体而言,族群指的是在一个较大的社会里有一套自己独特的文化特质的群体,即“一个在较大的文化和社会系统中,因其所展示的或被其他群体认定的组合特征(族群特征),而占有或被赋予某一特殊地位的社会团体”。本文使用的族群概念,侧重于文化因素,是指相对自然的文化或利益群体,他们不一定经过政府识别,不一定享受优惠政策,是“民族”概念的补充和细化。从这一角度出发,世代居住于潇贺古道区域的汉、瑶、壮、苗等民族可细分为至少20多个族群,他们都保存着独具特色的文化习性和传统,拥有本族群历史创造和发展起来的文化,包括饮食、衣着、住宅、生产工具等物质文化和语言、文字、文学、科学、艺术、哲学、宗教、风俗、节日等精神文化。
潇贺古道从湖南道县跨越萌渚岭间的山谷进入广西,沿贺江水陆兼程到达广东封开(古广信)连接珠江水道,全长500多千米,主干道及其岔道直接辐射的区域超过20000km2。由于历史上民族的迁徙、流动和分化、整合,现今居住在这里的有民家、保庆、广府、客家、本地、百姓、桂柳、梧州、钟山、阳山、平地瑶、过山瑶、盘瑶、土瑶、尖头瑶、平头瑶、生壮、熟壮、苗、侗、七都、八都、九都、铺门、广信、标人等20多个文化族群。他们长期交错杂处,相互吸收、借用甚至移植彼此的文化成份,“使用相同的文化符号、遵循共同的文化理念、秉承共有的思维模式和行为规范”,这种认同意识,既强调对本族优秀文化传统的坚守和维护,也不反对对他族文化有选择地认同;对他族的文化认同是以对本族的文化认同为前提和基础的,总是以本族文化为尺度去认同、吸收他族文化,既承认他族文化生存的合理性,也承认本族文化存在缺陷。从实地考察的情况看,自然和社会环境、政府政策和族群自身等因素,对族群文化认同的建构具有决定性作用。
二、生存环境建构族群文化认同
生存环境与人类文化的发展互为因果,文化的创造与发展离不开人类的生存环境,不同的地域环境孕育着不同的族群文化特质。
费孝通提出:“民族格局似乎总是反映着地理的生态结构。”潇贺古道区域地处萌渚岭山脉及其余脉之间,境内高山、河谷、丘陵、盆地连绵,贺江、桂江及其支流密集分布,把它分割成数十个大小不一且相对封闭的地理单元。在交通落后、人类支配自然界力量较为薄弱的古代社会,有利于多种文化类型的传承,避免了外来文化的冲击和大规模渗透。然而,潇贺古道作为沟通南北的重要交通干线,自然又是古代居民迁徙、流动的主要通道。从战国开始直到晚清,由北向南、由南向北的移民,带着不同地域、不同时期、不同族群的文化,在这里互动、整合,最终形成了多种文化共生的局面,族群文化特征明显。尽管受到自然环境和经济文化发展水平的限制,但是,各个族群拥有的自然资源存在差异,为了生存、发展的需要,不可避免地同周边族群发生交往,互通有无,实现区域生存资源的共享。
从历史考察,区域各族群间的物品交换从未中断过。山区族群,需要山外生产的铁制工具、食盐、日杂用品;平地族群需要山区的木材、草药、柴薪及土特产品。史载:瑶族“散处富川者,……所居之处,则前后左右丘埠林麓皆为所据,多种棉花、豆、麦、芋麻,及烧灰炭以市利。通县屋宇薪爨之资,取给而鬻焉;”“瑶居山冲,……种禾、黍、粟、豆为食,能为材木器具及猎山兽,采山蔬市钱以供日用;”“就山伐巨木,璇为盆、碗、锅盖、鼓靼之属,入城贸易;”“能作竹木器,舁负赴墟以易米盐”。事实上,生存必需品的交换蕴涵着族群文化的互动与交流,因为每个族群生产的物品都或多或少地带有族群文化的烙印。萨林斯认为:“每一次交换都包括了一定程度的社会性,绝不能只考虑交换的物质性而忽视了其社会因素。”经济产品的交往同样“促进不同文明区的扩大和融合,彼此接纳异体因子,丰富各自文明的内容”。因经济互动而经常交往的族群,最终逐步建构对区域主流文化的认同,形成区域性交往的共同语言。衣、食、住、行基本—致,风俗习惯相互认同甚至同化。
因此,生存环境造就的传统交往区域,有利于族群文化认同的建构。
三、政府政策建构族群文化认同
政府制定的各种民族政策,对区域族群文化认同的建构具有直接作用。中国历代王朝对于少数族群的政策目标是一种族群融合的多元体制,(如果这些族群)放弃了(对中原地区的)侵扰并模糊地表示对皇帝和他代表的儒家伦理效忠,就足以达到这一融合所需的水平。只要这些族群不构成对中华帝国的威胁,他们的传统习俗、语言和统治系统就不会受到干涉。传统的基层统治格局是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宗法原则和以君主专制的政治体制相结合的伦理政治,通过礼俗规制来教化“蛮夷戎狄”,调节族群之间、人与社会之间、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以达到社会和谐、维持政权稳定的目的。
在潇贺古道区域,国家权力于战国时期开始渗透,实施“因俗而治”的策略。可是,由于地处岭南边疆,中央政策往往鞭长莫及,很难落到实处。这种事实,既是区域多种族群文化同时并存的原因,也是区域族群文化认同的结果。从调查和查阅到
的史料考察,明、清时期政府强化对这一区域的控制,制定各种策略,促进了族群文化认同的建构。
首先是编户齐民政策建构文化认同。编户齐民是我国古代管理百姓的重要制度。刘志伟认为,国家的户籍制度与地方教化以及社会秩序的建立有密切关系,户籍制度可以理解为地域社会建构过程的一种国家话语,不仅是一个政治和行政的议程,更是一个文化的议程。早在秦代,潇贺古道区域已经推行郡县制,类似于编户齐民的政策开始实施。但是,由于自然、人文环境的制约,其实施程度有限。明朝建立后,强制推行这一政策,把户籍与土地、身份、正统性、合法性牢牢结合在一起,没有合法的户籍,生存资源的获取将得不到国家法律的认可和保护。同时,“统治阶级以兵威夷的民族政策使少数民族恐为夷类;汉族文化的正统性评价使少数民族耻为夷类;汉族地区较为发达的社会经济对少数民族具有较强的吸引力,少数民族因此而产生了接受汉族文化并与汉族认同的愿望”。在强制与吸引双重力量的推动下,原先定居山林、散居各地的无籍人口,为了生存及获取合法土地资源的需要,被迫到官府登记,取得合法的居民身份并定居下来,接受主流文化的伦理和各种规范,最终达成对主流族群的文化认同。
其次是“剿抚兼施”政策建构文化认同。“剿抚兼施”是历代封建王朝对待少数民族的重要策略,目的是确保少数族群接受统治并逐渐向主流文化靠拢。潇贺古道区域是目前我国瑶族人口最集中的地带。明朝年间,这里卷入了长达200余年的瑶、汉民族冲突之中,政府在调兵遣将、大肆镇压的同时,也采取招抚政策,鼓励瑶族群众从山中出来,接受政府的管理。从瑶族的角度考察,面对残酷而恐怖的现实,无论是生存环境还是文化心理等等,都被迫进行调整,以适应形势。结果,在政府和生存需要的双重压力下,瑶族群众逐步从山中移居平地,主动学习主流文化及相关的伦理道德,最终形成平地瑶族群并达成对主流族群的文化认同。
再次是学校教育建构文化认同。学校是受社会委托,通过固定场所、专职教师,采用统一教材、统一方式和程序,对学生施加有目的、有计划影响的权威教育机构,目的是培养学生的知识技能、道德、价值观念、社会规范,在提高自我创新能力的同时维护统治集团的利益,是国家推行主流文化的重要基地。中国传统学校教育的基本着眼点在于将不同的族群文化融合于主流文化之中,培养符合封建伦理道德要求和习惯的人才。“边夷设学,故以导其向善耳”;“先教之以孝悌忠信、礼仪廉耻,俾存其心、养其性,语言端谨,容止整肃”;“训官男以移土习,立村长以约壮丁,立社学以教壮竖”。民国时期规定不准读古书,一律读国文。新桂系在广西境内创办“苗瑶”学校,对苗瑶子弟实行免费教育,强制推行主流文化,以达到感化苗、瑶族群之目的。可以说,学校教育把那些具有不同沟通和认知方式的族群成员集中起来,学习统一的语言、文字、制度、行为规范,培养符合主流文化期待的人生观、价值观,对区域族群文化认同的构建具有积极作用。
四是文化舆论导向建构文化认同。传统农耕社会,各种文化的互动与承传,不是依靠文字、而是依靠歌谣、故事、神话传说来实现。所以,通过语言、动作、舞蹈、音乐、偶像等形式作为文化宣传的导向,对弘扬主流文化或者族群文化的优秀成分具有重要意义。潇贺古道区域各族群拥有名目繁多的剧种,包括桂剧、彩调、祁剧、采茶戏、师公戏、木偶戏、湘剧、花鼓戏、粤剧等;各种剧目有《双槐树》《黄泉见母》《打金枝》《二女争夫》《王三打鸟》等200余部。这些剧目虽然属于不同的族群,但交错演出,在展示本族文化的同时,宣传的主体仍是主流文化认同的内容,体现着族群文化发展的方向。所以,生活在这里的各个族群,长期受到同类文化的熏陶,不仅接受同样的舆论导向,而且代代相传,无形中建构了对主流文化的认同。
因此,政府从维护社会和谐的需要制定族群政策,无形中推动了族群文化认同的建构。
四、族群自身建构文化认同
在多族群杂居区域,族群间的交往与竞争是不可避免的事实,如何在交往中获得实惠,如何确保竞争中的优势,是任何一个族群都面临的必然选择。在族群交往过程中,学习区域支配族群的文化特征、生活方式会给自身带来益处,“学习富有者、有权者、多数派的生活方式会带来好处;在这一过程中变得更像他们,借助这一标记通常更容易被他们接受”。当然,对其他族群文化认同的培植过程,“是根据组装原则进行的,在这个过程中,形形色色的叙事性的和生动的‘活动布景’(它们各有不同的历史的和主观的时代内核)被依次组装起来”。这一组装的前提和基础是本族文化,是以本族文化为前提对区域主流文化进行认同的建构。
首先是通过宗族建构文化认同。在区域族群交往过程中,一些族群为了切身利益而放弃本族文化,去攀附他族文化,甚至改族、改姓“变”成他族成员,这是十分普遍的事情。如花山的瑶、壮族群认同。贺街镇的族群,通过修建宗祠来达成“共祖”的事实;富川县瑶族则有部分人赘者,为了改变姓氏而制造新的口传故事,像柳家乡的黄姓;新华乡的瑶族,于民国初年刻立碑文,相约改革陈规旧习,以适应社会发展对族群提出的新要求。铺门镇的罗、陈、梁、黎等姓氏,通过族谱、口传故事制造先祖来自金陵和广东。我们现在查找到潇贺古道区域的40多份民国及其以前编撰的族谱,都是后来才由族群精英组织编撰的。他们从族群生存发展的需要出发,通过精心策划进行重构,族谱中有相当部分内容是建构的。如清塘镇韦氏壮族于明代以“俍兵”身份东迁,在镇压韦垌的反叛后,把战败者合为一族,就是对族谱编撰和身份建构的“文化”解释;信都镇象脚自然村正在编撰的陶氏族谱;鹅塘镇栗木村的黄姓族谱等均是这样。这些事实足以说明历史上各个族群的精英,会从族群的生存发展需要去建构对区域主流族群的文化认同。
其次是通过神灵崇拜建构文化认同。供奉神灵、建构共同信仰意识是达成区域族群文化认同的重要手段。神灵通过巨大的、无形的力量持续整合区域各族群的文化观念和价值意识,以促成文化认同的目的。潇贺古道区域许多神灵是各个族群共同祭祀的,如关帝、盘古、刘仙娘等;而且绝大多数寺庙也是各族群共同捐资修造的,如贺州市西湾镇盘古大王庙,是本地、都人、广府、客家、桂柳、保庆、民家、壮族、瑶族等10余个族群、61个姓氏共同出资建造的;水岩坝大庙山的寺庙,同样由10多个族群、57个姓氏的群众出资筹建;南乡镇有壮、瑶、苗、汉4个民族、10余个族群、55个姓氏集体筹建的开山大庙。在各种祭祀神灵的活动中,每个族群、每个成员都会按要求完成相应的仪式过程,实现“生存世界与想象世界借助一套单一的符号体系混合起来,变成相同的世界,从而在人的真实感中制造出独特的转化”。最终使各个族群认同统一的区域神灵。
这种跨越族群的神灵崇拜,有利于建构区域族群文化的认同。正如刘志伟所说:“我们把乡村中的神明崇拜理解为乡村秩序的表达,信仰与仪式不但反映了社会的象征意义,更在具体的实践过程中创造了新的意义,神明信仰的形成和仪式行为,也是改变社会文化网络的历史过程的动力。”体现着族群文化认同的自觉程度。
再次是通过族际通婚建构文化认同。族群通婚是指不同的族群成员之间缔结的婚姻关系,是族群问政治、经济、文化、语言、宗教和风俗习惯达到高度协调的产物。潇贺古道区域族群众多且杂居现象极其普遍,富川瑶族自治县,尽管瑶族人口占总人口的47.35%,但瑶族人口占全村人口50%以上的村庄仅有350个,而汉族人口占全村人口50%以上的村庄则达到384个。如果对具体村寨进行考察,汉、瑶,汉、壮,瑶、壮,瑶、壮、汉族群共居一村的现象相当普遍。这种“大杂居,小聚居”的分布格局,决定了各族群之间必然发生频繁的互动,促成经济文化和思想意识的近似性,“他族”的概念十分模糊,彼此间普遍存在婚姻关系。以壮族的枫木村为例,与其通婚的族群,至少包括客家、本地、百姓、阳山、盘瑶、平地瑶、壮族、广府、桂柳等九个以上,方言达七种以上。如果从该村的族谱统计,仅纯作公名下七代人娶妻共87人,即包含着31个姓氏、八个族群、七种方言。表明族群之间通婚幅度十分广阔,族群文化认同已经达到相当高的程度。
总之,民族问题是当今我国和世界的热点问题,民族冲突、民族矛盾往往因文化冲突而起,如何化解民族矛盾、促进民族文化认同、达成共识,是目前各国政府面临解决的重大问题。潇贺古道区域族群文化认同的建构,是历史上族群交往互动的必然结果;建构的外部力量是政府相关的制度,内部力量源自族群的传统制度、族群精英和大众心理。体现出以人为本、自觉、自愿的文化认同原则;主旨是为族群的生存和发展提供动力,降低族群间、族群成员之间的交往、交易成本,促进区域社会和谐与稳定。这一模式和经验,对其他地区民族文化认同的建构,具有借鉴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