拜占廷帝国《联合诏令》出台的政治原因初探

[摘要]《联合诏令》是拜占廷帝国早期十分重要的宗教诏令，旨在调和卡尔西顿派与基督一性论信众之间的矛盾。它回避了基督性质这一焦点争论，着重谴责聂斯托里和尤提克斯的神学思想，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帝国内部紧张的形势。本文拟从《联合诏令》的文本出发，同时借鉴中外学者的相关研究成果，拟对该诏令出台的政治因素加以剖析，并指出这是拜占廷基督教会、皇帝与民众三方面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关键词]拜占廷帝国，《联合诏令》，基督一性论

[中图分类号]K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0457-6241(2008)10-0057-05

《联合诏令》是拜占廷皇帝泽诺于公元482年颁布的，它的产生与基督一性论争端密不可分。基督一性论宗教思想在5世纪40年代由尤提克斯提出，主张基督道成肉身之后，人性为神性融合，故基督只有神性一性而非神人两性。该思想提出后就在拜占廷帝国内引发了争论，亚历山大里亚教会对其表示支持，而罗马和君士坦丁堡教会则坚决地予以反对。马西安皇帝在451年的卡尔西顿基督教大公会议上将该思想定为异端，进而在帝国内引发了激烈的冲突。

为了缓和愈演愈烈的冲突，泽诺皇帝在任内颁布了《联合诏令》，旨在调和帝国内部卡尔西顿派与基督一性派的宗教矛盾。就目前发现的拜占廷史料来看，6世纪历史学家埃瓦格里乌斯所著的《教会史》第3章14节最为完整和准确地保留了这一诏令的原始文本。通过对这一文本的解析我们可以发现，该诏令主要提出了以下观点：其一，它回避了基督性质这一一性论派和卡尔西顿派之间的焦点争论，而强调回归双方都能认同的《尼西亚信经》；其二，它坚决反对任何对《尼西亚信经》等正统教义的革新，并指出这种革新给教会和国家带来了分裂、冲突等严重的影响；其三，它强调了正统信仰对国家稳定的重要作用，并指出皇帝有权惩罚异端教义；最后，诏令呼吁基督教会内部保持统一和稳定，尤其是一性论派的最重要支持方——亚历山大里亚教会能够与君士坦丁堡重新团结在一起。该诏令出台后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也引发了以罗马教会为代表的反对之声。519年查士丁一世继位后，此诏令被正式废弃。

《联合诏令》是拜占廷帝国早期极为重要的宗教诏令。目前国内学者尚未就这一问题进行专门研究，而国外学者也很少就其原因进行系统的论述，且着眼点主要集中于基督教会内部。比较有代表性的意见如著名基督教史学家弗兰德认为，帝国东部反对卡尔西顿会议的呼声触动了君士坦丁堡主教阿卡基乌斯，同时亚历山大里亚教会也为宗教冲突困扰，因此教会内部存在着弥合分裂与冲突的要求。然而笔者认为，《联合诏令》出台的原因十分复杂，其中包含着宗教、社会与政治等多重原因，而政治原因则是其中最为关键的因素。弗兰德等人提出的教会因素则只是政治原因中的一个方面。本文旨在就这一诏令出台的政治原因进行一些较为全面的分析，并指出这是拜占廷教会、皇帝与民众三方面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一、基督教会对《联合诏令》颁布的作用

根据埃瓦格里乌斯的记载，《联合诏令》的颁布是君士坦丁堡主教阿卡基乌斯向泽诺皇帝提议的结果，因此，分析该诏令出台的政治原因时有必要首先考虑教会因素。以笔者所见，基督教会内部结束冲突的需求是该诏令产生的直接原因。如果我们将4—5世纪的基督教会视为一个整体进行考察后则会发现，这一需求实则与拜占廷诸大教区的政治博弈密切相关。如前文所述，《联合诏令》的目标之一是弥合君士坦丁堡与亚历山大里亚教会的分裂，同时罗马教会又和君士坦丁堡教会一样，是反对基督一性论最为坚决的势力。因此，认清该诏令出台的政治原因，必须从这三大教区的相互关系着手分析。

最初，罗马和亚历山大里亚教会在基督教世界起到了领袖的作用，两者都以使徒教区著称，且有深厚的传统关系。然而随着君士坦丁堡首都地位的确立，它在教会中的地位也节节高升。公元381年的基督教大公会议的第三条教规宣布：“君士坦丁堡主教的地位仅次于罗马主教，因为君士坦丁堡就是新罗马。”这一决定无疑是对罗马和亚历山大里亚现有地位的挑战，二者随即展开反击。同年，罗马主教达马苏斯指使塞萨洛尼基主教阿斯科里乌斯联合亚历山大里亚主教提摩太攻击君士坦丁堡主教格里高利，最终使其去职。公元404年，亚历山大里亚主教塞奥菲鲁斯利用君士坦丁堡主教约翰与皇后的矛盾，使他先后两次被放逐，直至客死他乡。公元431年的以弗所大公会议，足智多谋的亚历山大里亚主教西里尔在罗马主教塞莱斯丁的协助下，促使皇帝放逐了君士坦丁堡主教聂斯托里。罗马和亚历山大里亚联盟一再取得胜利。

然而，罗马和亚历山大里亚教区的密切关系最终随着利益的变化而改变。西里尔去世后，继任者狄奥斯库鲁盲目追求基督教会的领导权，使罗马开始调整对亚历山大里亚的态度。尤提克斯提出基督一性论的观点后，狄奥斯库鲁立即表示支持，罗马主教利奥却严词驳斥，并暗中协助君士坦丁堡主教弗拉维安召开宗教会议谴责尤提克斯。诚然，这种决定有宗教信仰的原因，但是罗马和亚历山大里亚如此明显的分歧在这之前十分罕见。从政治角度分析，这可以视为罗马对狄奥斯库鲁的警告，然而狄奥斯库鲁对此视而不见。在449年的第二次以弗所基督教会议上，他拒绝宣读罗马主教利奥提交的信件，更将得到后者支持的弗拉维安迫害致死，他甚至得意忘形的宣称：“与其说国家是皇帝的，还不如说是我的!”这样，罗马一亚历山大里亚联盟破裂。相反，前者和君士坦丁堡在反对基督一性论的斗争中逐渐联合。这一新联盟在两年后的卡尔西顿大公会议上争取到皇帝马西安的支持，成功放逐了狄奥斯库鲁和尤提克斯。然而，对基督教会最高领导权的争夺最终导致这一新体系迅速瓦解，并促使君士坦丁堡和亚历山大里亚教区的领袖选择走向联合。

卡尔西顿会议给拜占廷基督教会造成了两点严重的政治后果。其一是亚历山大里亚教区决定性的失败，亚历山大里亚一直试图成为帝国东部基督教会的最高领袖的理想彻底破灭，再也无法获得神学领域的领导地位；其二则是进一步提升了君士坦丁堡教区的地位，会议通过的第28条教规，给予君士坦丁堡与罗马教区平等的地位。这一决定使基督教会内部的政治关系开始向两强对峙的局面转化。罗马和君士坦丁堡在对抗亚历山大里亚中暂时结成的合作关系，随着对手的衰落自然瓦解，而争夺基督教会领导权的目标使得二者走向新的冲突。然而，与罗马相比，君士坦丁堡自身存在三点劣势。第一，从传统来看，罗马是高贵的使徒教区，而君士坦丁堡则没有这种背景，从而影响其在教会中的号召力；第二，从独立性来看，5世纪以来西部地区的世俗权力一直衰微，所以罗马在这段时期的发展道路相对自主，而君土坦丁堡则恰恰相反，它每一次地位提升都与皇帝的意志有密切关系，因此君士坦丁堡对皇权有更强的依赖性，皇帝的意志往往会影响其发展；最后，从势力范围来看，罗马是西部基督

教世界的领袖，有绝对的权威。反观君士坦丁堡教区虽然地位不断提高，然而在东部地区，亚历山大里亚、安条克和耶路撒冷教区都能够不同程度地挑战其地位。

君士坦丁堡教区的这些弱点严重制约它在基督教世界中的地位。正如452年罗马主教利奥在给君士坦丁堡主教阿纳托里乌斯的信中所写，“君士坦丁堡甚至不具备都主教区(教会内的一个级别)的资格，即使皇帝在这座城市，也不能使其成为使徒教区”。更有甚者，拜占廷皇帝马西安和利奥一世比前任们更亲近罗马。由于一直以来依赖皇权，在得不到皇帝充分支持的时候，君士坦丁堡在与罗马的竞争中更加被动。这种局面下，改善同东部其他教区尤其是亚历山大里亚的关系，就成为了君士坦丁堡为数不多的选择之一。

反观亚历山大里亚教区在卡尔西顿会议之后地位迅速下降，至少一段时间内不可能对君士坦丁堡的地位有实质威胁。这样，二者因为争夺东部基督教世界领导权的尖锐矛盾暂时得以缓解。同时，在基督教会内部逐渐被边缘化的亚历山大里亚也需要改变处境，对外以获取更多的空间，对内以改善卡尔西顿会议以来的混乱局面。因此，合作是双方都可以接受的选择。

这样，在阿卡基乌斯的建议下，泽诺颁布了利于双方和解的《联合诏令》，呼吁亚历山大里亚教区回到帝国教会之内。而亚历山大里亚主教彼得·蒙古斯和当地教会接受了这一诏令。从这一角度来看，《联合诏令》实际上是君士坦丁堡与亚历山大里亚两大教区考虑自身利益后缔结的一份和解书。

二、拜占廷皇帝对《联合诏令》颁布的作用

《联合诏令》中还体现了皇帝的意志。诏令在呼吁消除宗教冲突的同时，还特别强调了皇帝处理宗教事务的权威性，因而仅仅考虑基督教会在诏令出台中的作用是不够的。事实上，从330年拜占廷帝国建立以来，皇帝一直试图将自己的意志凌驾于教会之上，因此分析诏令出台的原因，就必须要探究拜占廷皇帝在宗教事务中起到的政治影响。

313年君士坦丁大帝颁布《米兰敕令》之后，基督教获得了合法地位。由于合法性来自于皇权，皇帝也自然获得了控制教会的权力，主要体现在召开基督教会议，控制主教任免权以及仲裁教义争端等诸方面。在得到皇帝庇护的同时，基督教会也从精神层面给予皇权帮助，由此二者的联系更加紧密。然而，随着实力不断增强，教会为了在国家生活中扮演更重要的角色，就有可能会对皇权产生挑战。因此，对拜占廷皇帝来说，在利用基督教会的同时对其加强控制是维护自身统治的最佳选择。

为了保证基督教会精神统治工具的作用，皇帝们竭力维护教会内部的统一。以君士坦丁大帝为例，最初他认为讨论圣父圣子之类的问题毫无意义，但是看到冲突双方无法自己弥合裂痕后，他就果断地采取措施维护教会统一。在尼西亚大公会议上，他以基督教会领袖的姿态操控会议，严令各地主教恢复团结以维护帝国的安定。这一政策被其后任所继承，到塞奥多西一世统治期间，“三位一体”的教义被确立为正统信仰。基督教教义在之后的约四十年中基本保持稳定，教会内部没有出现重大的分裂，从而保证了国家在精神领域的和平。

与此同时，拜占廷皇帝也时刻防止教会势力膨胀。皇帝坚持，自己不仅是信仰的保卫者，更是教会的领袖，没有皇帝的同意，任何宗教会议所做出的一切决定都不具有合法性。这限制了教会独立发展的空间。此外，皇帝还牢牢控制高级教职人员的任免权，皇帝可以安排自己的亲信出任重要地区的主教之职。对于不服从皇命的主教，皇帝会给予严厉的处分。如君士坦丁大帝335年在召集推罗宗教会议时就警告各地主教：“如果有人不遵从我的召唤，那我将用帝王的法令惩戒他，并让他明白任何人都无权违抗皇帝的命令。”出于种种考虑，皇帝也会赋予教会一定的权力，然而，一旦这种权力开始过分膨胀，通常都会受到皇帝的遏制。例如，塞奥多西一世就在其统治期间果断地取消了君士坦丁大帝曾经给予教会的“罪犯庇护权”。

总体看来，4世纪拜占廷皇帝的宗教政策比较成功，基督教取代多神教成为皇帝新的精神统治工具，教会势力也受到皇权的制约。然而，成功的背后也孕育着危机。其一，依靠皇权维持的教义统一始终有产生新冲突的不稳定因素；其二，尽管皇帝采取种种限制手段，但是随着基督教的发展，教会势力还是持续膨胀，这都是后来拜占廷皇帝难以回避的问题。而《联合诏令》的相关条文实际上是皇帝在5世纪针对上述两个问题的回应。

首先，进入5世纪20年代后，一度较为平静的神学领域出现了新的争端。聂斯托里异端揭开了又一次教义冲突的序幕，此后基督一性论的出现更使冲突进一步激化。到泽诺皇帝继位的时候，教会长期被教义纷争困扰，这是皇帝不能接受的。当我们审视泽诺皇帝的《联合诏令》后不难发现，他所强调的回归传统尼西亚教义、摒弃现有争端以维护基督教世界团结的主张是以往皇帝维护教会统一政策的延续。而纵观卡尔西顿会议造成的长期混乱局面，我们又可以将《联合诏令》视为皇帝教会政策在新形势下的发展。

其次，从4世纪末开始，日益壮大的教会从各方面开始挑战皇权。其一，教会提出教权高于世俗权力的理论。这首先在皇权薄弱的西部帝国出现，米兰主教安布罗斯就曾当众警告西部皇帝瓦伦提年二世没有任何权力干预宗教事务。5世纪初，东部教会也提出了自己的政治要求，君士坦丁堡主教“圣金口”约翰公开宣扬教权高于皇权，教会高于世俗政府的理论。其二，皇帝任免教职人员的权力开始受到制约。例如“圣金口”约翰曾经被阿尔卡迪乌斯皇帝放逐，但是由于他深得民心，他的支持者拒绝和皇帝委派的继任者进行任何接触。追于压力，约翰被召回首都，恢复原职，这表明面对影响力与日俱增的教会，此时的皇帝已经不能像上个世纪那样肆意处置教会领袖。其三，教会敢于抵制皇帝的各种命令。如5世纪50年代后，无论皇帝支持卡尔西顿或还是支持基督一性派，其政策都会因为受到不同地区教会的抵制而难以推行。更有甚者，当马西安皇帝决定给予君士坦丁堡教区以罗马教区同等地位后，罗马主教利奥当即致信皇帝，斥责这一决定“与教父们的教规相矛盾，是对抗圣灵和古代传统的表现”。这种现象在之前的历史中都是罕见的，体现了拜占廷帝国教俗关系新的变化。

面对挑战，皇帝也竭力应对，颁布《联合诏令》即是手段之一。首先，《联合诏令》是在教会自身无力解决纷争，恳求皇帝予以调解的背景下出台的。泽诺皇帝写到，颁布这个诏令的原因之一便是“崇敬上帝的修道院长们、隐修士们还有一些其他可敬的人向朕请愿”，因此这一诏令颁布的本身就使皇帝在与教会的关系中处于有利地位，它表明只有皇帝才能仲裁教义争端。当东部各教区最终接受这一诏令后，它们也不得不接受皇权对教会的这一权力。其次，皇帝在《联合诏令》中重申他对教会的权力，泽诺在诏令中多次强调皇帝认可的信仰才是正统信仰，并且警告持不同观点的教士将会受到他严厉的惩罚。这些观点在教会接受皇帝的调解诏令时

也自然被承认。从这个角度来说，“联合诏令”可以被视为皇权在教俗关系中重申领导地位的表现。

三、拜占廷民众对《联合诏令》颁布的作用

在分析了《联合诏令》出台政治原因中的基督教会与皇帝因素之后，我们更不应忽视拜占廷普通民众所起到的重要作用。就笔者所见，拜占廷东部地区人民的抗争是《联合诏令》出台的根本原因。

拜占廷人民对宗教问题的热情由来已久。尤其在东部，普通民众以极大的热情参与到教义争论之中，甚至这种争论已经贯穿了他们的日常生活。4世纪晚期的神学家，尼萨的格里高利曾有生动地记载：“到处都是讨论晦涩问题的人们。我问我应该付多少钱，却被告知他们在讨论圣子是‘受生’还是‘被造’的。我想知道面包的价格，却被回答‘圣父高于圣子’。当我问到洗浴间是否准备好时，回答是‘圣子在万有之前被造。’”进入5世纪之后，民众更加积极地参与新的争论。在帝国各地，尤其是东部地区，到处都在辩论基督神人两性的关系，而卡尔西顿会议的决定更是使这一争论在民间愈演愈烈。据当时记载，东部地区民众因为信仰而相互区分，即使家人和朋友也不例外。不同派别的亲友在街头相遇时经常不发一言。所有人都认为自己的观点是深思熟虑的结果，分裂就这样爆发了。

拜占廷东部的民众对一性论问题如此狂热不是一个偶然现象。首先，基督一性论是帝国东部各民族神学思辨传统的产物。东部的民众乐于对教义进行思辨和革新，并根据当地文化传统对信仰进行解释。一性论否定基督人性的理论，实际上就是根源于亚历山大里亚基督徒一个传统的观念，即“只有神才能施行拯救，而耶稣人性方面的优点无法战胜死亡和罪恶的力量”。

除了宗教传统之外，东部民众支持一性论背后还蕴含着深刻的政治经济矛盾，在政治方面，它体现了东方各民族对西部民族长期政治压迫心怀不满。以埃及为例，当地的科普特土著居民承担着繁重的劳动，而拜占廷统治者却“占有着一个侨寓的、做官的上层地位，横加在埃及社会之上”。在其他一性论盛行的地区，如叙利亚等地也有同样的问题。除了政治矛盾之外，东部地区还存在着更为尖锐的经济矛盾。这里是拜占廷帝国最为富庶的地区，却也遭到拜占廷统治者最残酷的剥削。在建都君士坦丁堡后不久的332年，皇帝君士坦丁就制定了面包配给机制，而粮食的主要来源就是埃及。当年埃及为君士坦丁堡无偿提供了24万人的谷物，而首都人口当时尚不足这个数目的一半。除此之外，帝国政府更是对东方各省份征收重税。5-6世纪政府一年的财政收入不过500-600万索里德(拜占廷金币单位)，而从埃及一省得到的税收就有200万之多。

面对政治和经济的双重压迫，东方地区被统治民族的反政府情绪日益高涨。他们利用一切机会与政府作对，而宗教也是武器之一。从4世纪以来，基督教会内的众多异端都能在这一地区得到自己的拥护者，他们利用异端来对抗中央政府支持的信仰，而基督一性论不过是一次更为激烈的新表现而已。

然而，在如此错综复杂的形势面前，拜占廷统治者不但没有设法化解矛盾，相反却采用了十分简单粗暴的宗教政策。马西安皇帝在卡尔西顿会议上将一性论斥为异端并加以打击的决定让一性论争端由宗教领域的争论演化为东方民众的暴力抗争。据当时学者普里斯库记载，卡尔西顿会议的决定传到埃及之后，愤怒的人民开始攻击政府机关，当军队试图镇压时，群众用石块反击，最终竟将士兵们赶入萨拉皮斯古神庙内活活烧死。类似的动乱在东部各地区也都不同程度地爆发。例如，在耶路撒冷，反对卡尔西顿会议的教士和群众放火焚烧城市，主教朱维诺被迫逃跑，当地民众自己选举了一性论派的教士塞奥多西为新主教，并抵抗了皇帝派来的军队长达20个月。此后，动荡的局面不但没有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平息，反而愈演愈烈。457年马西安皇帝去世后，亚历山大里亚再次爆发大规模暴动，卡尔西顿派主教普罗特里乌斯被民众杀死，尸体游街示众后被烧为灰烬。一位教士曾经极为尖刻地记录了当时的情况：“亚历山大里亚以及全埃及人民都陷入一种离奇的疯狂之中，全都失去说话和理解事物的能力，一律只能像狗一样狂吠，用自己的牙齿撕咬他们手上和胳膊上的鲜肉。”

动乱在其后愈演愈烈。泽诺皇帝在《联合诏令》中不得不承认：“一些人被剥夺了获得新生洗礼的权利，另一些人直到生命的尽头也没能够再领受圣餐，无数的谋杀在这期间发生，过多的杀戮不仅让大地淌满鲜血，而且使空气里也弥漫着血腥的气味。”冲突的激烈与残酷由此可见一斑。

比上面谈到的地方暴动更为严重的是，民众还通过支持叛乱的形式来反对中央政权，巴西里斯库叛乱就是鲜明的例证。巴西里斯库是泽诺的前任利奥一世皇帝的内弟，在泽诺登基后不久，他就于475年1月发动政变将泽诺逐出都城，而一性论派的民众则是他的坚定支持者。巴西里斯库继位之后，作为回报，他以皇帝的身份颁布通谕否定了卡尔西顿会议。虽然泽诺皇帝最终夺回政权，但是之后他基本摒弃了马西安皇帝的宗教政策，并沿着巴西里斯库的道路继续前进。由诏令内容来看，《联合诏令》实际上有意淡化卡尔西顿会议的决议。诏令对卡尔西顿会议前的三次基督教大公会议极尽赞赏之言，然而全文只有一处轻描淡写地提及卡尔西顿第四次大公会议：“朕强烈谴责那些过去想过或现在正在考虑其他教义(指非尼西亚教义)的人，无论是在卡尔西顿还是在其他宗教会议上。”从这一描述不难看出，诏令完全将卡尔西顿会议与前三次基督教大公会议区分开来，这一态度正是巴西里斯库通谕中体现的宗教政策的完善和发展。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巴西里斯库叛乱显示了东部地区反卡尔西顿民众的力量，给泽诺皇帝和以阿卡基乌斯为首的教会上层人士敲响了警钟，从而促使其通过这一诏令以缓解宗教矛盾。正是卡尔西顿会议后，以民众为基础的从地方直至中央的动乱，使拜占廷的统治者认识到了之前的宗教政策已难以为继，如果要维护国家的稳定和保障皇位的安全就不得不以新政策来取代旧政策。

综上所述，《联合诏令》作为一项宗教政策产生的背后有复杂的政治原因。基督教会内部的政治斗争促成先前对立的教区走向联合；皇帝为了维护对教会的控制也倾向于弥合教会内部的分裂；而拜占廷东部人民30余年的持续斗争最终促使统治者顺应民意，颁布了这一诏令。然而，需要说明的是，尽管政治原因是《联合诏令》出台的关键因素，但是其他因素同样值得进一步加以研究。与此同时，笔者由于水平所限，也不可能在本文中将政治因素阐述的面面俱到。如果陋文中粗浅的分析能够起到抛砖引玉之效，那么本文的写作目的也就达到了。

作者简介

武鹏，男，1982年生，天津人，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拜占廷和基督教史。

责任编辑　倪金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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