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村基督教写作流变研析
时间：2020-04-23 05:20:19 来源：千叶帆 本文已影响人
北村以先锋派作家的身份登上文坛。1992年皈依基督教后，其创作发生重大转型，将神性主题引入到作品创作中，用他自己的话说是：“把小说打扫干净，因为有更重要的东西要进去。”（北村：《爱能遮掩许多的罪》，《钟山》1993年第6期）而这“更重要的东西”就是北村对人的生存或精神困境的展示，对人生意义和价值的探寻与追问，以及他为这个缺乏信仰的时代所寻找的一位共同的救赎者——神（基督）。虽然北村在其基督教写作中积极实践着神性书写，但是在不同阶段，北村对基督教文化的理解和艺术表现不同。因此，本文试图在研究北村基督教写作的基础上，分析出北村三个不同创作阶段及其特点，体现北村基督教写作所经历的一个流变过程，由此展现北村在当代文坛上的独特意义和价值。
一.神性的极力书写
在基督教看来，世人生来就有罪性。根据《圣经·创世纪》，人类始祖亚当和夏娃受蛇的诱惑偷吃禁果，从而引发人类的原罪。因此，亚当的后裔——人类，在罪孽的深渊中不能自拔，只有依靠上帝的救赎才能获救。由于受到基督教这种原罪思想的影响，北村在其早期的基督教写作中，着力表现充满罪孽与苦难的人生，勾画出在丧失神性的时代情境中人们徒劳挣扎并走向死亡的末世图景。在此时的北村看来，不管是外在的事物还是人本身，都不具备拯救的能力，只有神才是唯一的救赎者，而对神性的信仰才是人类人生意义和价值的所在。
孔丘（《消失的人类》）在商业竞争和世俗的生活中，仿佛是一个战无不胜、所向披靡的强者。就是这样的一个人，他总是弄不明白“活着到底是为了什么”，迷乱的灵魂在现实的困惑中无法求得解脱，因而肉体的存在也就失去固有的价值。事业无法拯救迷乱的人们。
金钱和权力能帮助处于苦难中的人们吗？小说《施洗的河》里主人公刘浪凭自己狐狸般的狡猾在黑道上游刃有余。金钱、权力、女人，他一样不缺。可是他始终被笼罩在一种恐惧的阴影当中，从来没有得到过片刻的安宁。
尼采说：“艺术拯救人生”。然而北村却用他的小说残酷地证明艺术的脆弱。《最后的艺术家》中，诗人谢安遁入语词，去结构什么“真理”，但在写完最后一首诗歌《0》后，陷入失语的恐惧；艺术家杜林把跟他发生过肉体关系的女人召集一块欣赏她们自己的照片；画家柴进认为“什么都是没有意义的, 只有这畜生是有意义的。”猪是他唯一的朋友，然而他最后却被他的“朋友”踩死了。
世界是黯淡的，爱情是美好的。人可以超越许多东西，唯独无法超越爱情。那么爱情将会是人生意义和价值的所在吗？玛卓(《玛卓的爱情》)“诗意的栖居”在理想的爱情美梦中，直到她发现“至清”的爱情与无趣的现实生活相比是极为虚无的时候，玛卓伴着纷扬的情书自尽于车轮之下；刘敦煌和美娴（《强暴》)是顺义街公认的“珠联璧合”的恩爱夫妻，但故事的结局却是堕落的丈夫发现被嫖的女人竟然是自甘当妓的妻子。在北村的小说中爱情是那么的不堪一击，甚至没有任何的外力干预下，自己就突然地毁灭。
当一切外在事物失去拯救的能力时，人类自身的道德力量和理性的自我约束又能否有用呢？《最后的艺术家》中的杜林在刚开始堕落时对自己的丑行有过深刻的厌恶，甚至觉得自己的体内装满了垃圾，也有过深切的恐惧，觉得自己的内脏都可怕地腐烂了。然而尽管如此，杜林还是沉迷鱼于那种堕落的快感中，而且一发不可收拾。此时，道德上的愧疚感和自责的能力在欲望化的时代和金钱的诱惑面前是那么的软弱无力。
事业、金钱、权力无法让人感到幸福，艺术、爱情也轰然倒塌，甚至连人本性上的传统文化和道德精神也无能为力。处在苦难中的人们只能发出这样的呼求：有谁能救我？有谁能涂抹我的过错？有谁能将我的罪孽除尽？现在我在深渊，我在地狱边等死，谁能救我？并解除我的罪？（北村：《周渔的喊叫》，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13页）这时北村站在神的国度里，指出了人类的救赎之路：“圣经不但说‘在世间有苦难’，又说‘在主里有平安’这就是我的小说对苦难得以摆脱的途径所作的解答。救赎是唯一的道路，我所期待的拯救者只有一位就是主耶稣基督。”（北村：《神圣启示与良知的写作》，《钟山》1995年第4期）因此，当人们在罪孽中受难，并发出深渊中的呼求时，北村把无法自救的人推入神的怀抱，让基督教指引人们脱离苦难。在小说《我的十种职业》和《被占领的卢西娜》中，北村使主人公在忏悔和改邪归正后卸下灵魂上沉重的负罪感，安然离去，让人物摆脱那种“死了也是一把有罪的灰”的罪恶感。基督不仅要解救人的灵魂，也要拯救人的肉体生命。《施洗的河》中，在刘浪生命陷入绝境时，恍惚中，他看到传道士作为上帝和神的使者降临到他身旁，给他带来了神谕，并指明了获救的坦途。而最终接受传道士精神上第二次洗礼的刘浪，在开口向主祈祷后变成了一只温顺的上帝的“羔羊”。
在北村基督教写作的这一阶段，北村对神性进行极力的书写，认为神的力量十分强大，不管是外在的事物还是人本身都无用无救。在这种思想的影响下，北村这一时期的小说创作似乎陷入“苦难—信—救赎”的“神性书写”模式，将苦难的作祟者解释为“神性的丧失”，处在罪孽和苦难深渊的人们只有向神皈依，才能获得灵魂或肉体上的救赎。而正是因此，北村小说被蒙上了为福音传播和布道工具的嫌疑。
二.信仰的迷茫与思考
北村在创造其独特的神性书写模式后，并没有止步不前，而是继续着他的人生意义与价值的思考和探索。因此，他告别了信主之初的基督福音式的写作，从1999年开始，进入创作的第二阶段，继而在《老木的琴》、《周渔的喊叫》、《长征》、《公民凯恩》等小说中描绘人在追求人生意义和价值时的心灵过程和人性困难。而此时，北村的基督教写作时隐时现，体现了北村在信仰历程中的迷茫。
如果说《周渔的喊叫》延续着作家上个阶段的思想和创作模式，作家依然认为爱情是无能和无可依赖的，那么《长征》则是北村在思索中为爱情重新下的一个定义。
《长征》中土匪头子陶红得知妻子吴清德与自己的好友吴清风之间产生了爱情后，一怒之下投靠了红军，并以丈夫和红军连长的双重身份报复了吴清德吴清风二人——吴清德被逼裸体示众，吴清风被陶红打烂了下身，成了废人。不久陶红带着吴清德随红军开始了长征，而吴清风为了见心爱的人吴清德一面，拖着伤病之身追随红军踏上了长征之路。
在这里，爱情不再无用无救，它似乎可以战胜一切。然而这里的爱情又不再是我们平时所感知的，它是一种超越性的精神，一种宗教化的爱情。小说中，晚年的吴清德对临终的丈夫陶红说：“你和我打了一辈子仗，你还是没有赢我，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我掌握了一项秘密武器，那就是……爱情。”（北村：《周渔的喊叫》，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98页）在三个人的爱情长征中，吴清风与吴清德的“无性之爱”获得真正的胜利。“无性爱”意味着对人的肉欲有限性的超越，而超越性爱的精神之爱又意味着神性。在小说中，北村更多批判了陶红因自私和报复而给别人带来的伤害，体现了一种隐藏的基督教眼光，但对于二吴的婚外恋给别人的伤害却不加以指责。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北村是推崇和赞赏这种“无性之爱”的，以至于他把这种超越性精神上升到一个神圣的高度，使之成为故事主人公的终极信念和生命支撑。
然而，在西方的基督教中并不推崇这种爱情，反而非常强调盟约、婚约、责任、牺牲、付出和忍耐。这是不是说明北村的信仰发生改变了？其实不然，小说中北村的观点看似和基督教的精神向背，然而正如笔者上文所阐释的，北村所推崇的这种爱，已经是一种宗教化的爱情，它在本质上是和基督教精神一脉相承的。这并不意味北村信仰上的改变，而只是表现北村在基督教信仰历程中的迷茫与思考。此时的北村，已不再是简单的基督福音布道者，他开始思考如何在他的作品中将基督教的本质精神与自己对基督教的理解融为一体。
如果说《长征》是北村为爱情找的一条光明之途，那么《老木的琴》则是他为败亡的艺术找的一条新生道路——宗教化的艺术。
在《老木的琴》中，琴不仅仅是一门艺术，而已经被宗教化了。小木对琴的态度的改变，就是一个逐渐视琴为生命的过程，又是一个见证了琴（艺术）被宗教化的过程。与北村早期所描写的艺术不能救赎人类所不同的是：艺术在这里从死亡走向再生，走上了救赎之途。那些追求和喜爱琴（艺术）的人们，被一种类似宗教的精神引领着，去发现爱与美，发现生命的超越与坚信：小木以琴声治好了疯女人的病；帮助经理找到了爱；使青年艺术家走出自我，走向乡间；同时也帮助了许多贫贱的乞丐和瞎子。在这里，艺术被宗教化，显示出一种神性的光辉，展现它拯救灵魂的强大功能。
在北村基督教写作的第二阶段，其创作发生明显的变化，那些他曾经认为无用无救的事物，如爱情、艺术，在这个阶段具有拯救人类灵魂和肉体的能力。虽然作家所推崇的这种爱情与艺术并不是纯粹的，而是宗教化的，在它们背后正是一个隐藏了的基督。但这表明北村的小说在对基督教精神展示的同时，也融入了北村自己的思考。北村不再是简单的福音传播者，而是逐步成为一个神性的隐形书写者。
而北村在用一个基督教徒的眼光打量这个堕落的世界的同时，又无意中暗示宗教的幻灭。在小说《玻璃》中，信教者由原来的被拯救到现在的被杀，北村有意无意地暗示着宗教的失落，表明作家“仍在对自己从事的写作充满了疑惑和痛苦”。
可见，在北村的中期创作中，他的神性书写是以隐性的方式展开，呈现为“被隐藏或被杀害的基督”，体现出北村在其信仰历程中的徘徊、迷茫与思考，而其创作也因这种深思而逐步走向成熟。
三.回归人性
在北村信教十余年间，他对基督精神有了更深刻的理解。因此从2003年至今，其基督教写作进入了第三个创作阶段，在神性的隐形书写中更深入探讨人的意义和出路。如在《望着你》、《愤怒》和《我和上帝有个约》等小说中，人物体现出心甘情愿的受难、忏悔、博爱与宽恕，与之前的爱情、艺术的宗教化所不同的是，基督似乎就隐藏在人的背后，人性在神性的支撑下逐渐展开。
2004年发表的《愤怒》在作品的前半段集中刻画了人世间的罪与恶。李百义的母亲以向村支书出卖肉体来养家糊口，父亲丧失了劳动力，屈辱地生活在流言蜚语中，妹妹经常就睡在尘土飞扬的地上，像一具小尸首。但是李百义觉得“生活不是这样的，我看过很多书，生活不是这样的”。（北村：《愤怒》，团结出版社2004年版，第33页）于是，他带着妹妹来到城市, 希望靠劳动来收获幸福。可城市也是一个罪恶的深渊。在这里，妹妹被卖入风尘，后又死于车祸，白发老父亲被警察虐待致死。在绝望与无助中，李百义杀死了那个将他父亲虐待致死的警察，之后远走他乡。在逃亡途中他遇到了一位基督教徒，向他讲解基督精神。然而小说却没有停留于北村第一阶段的“苦难—信—救赎”创作模式，李百义在这次接触基督精神后，并没有马上皈依神，而是拥有了自我思考的空间，带着对基督精神困惑和思考开始他新的生活。往后十年，李百义经商致富，做遍善事，通过自己的善举去领悟真正的基督精神——上帝的大爱。这十年间的赎罪、忏悔、博爱到最后的宽恕，不仅使他自己得到了救赎，也给身边的人带去了爱。最终他在法庭上忏悔自己的罪性，从而获得了内心的真正自由。
在苦苦追寻人生意义和价值的道路上，北村最终确立的就是这种超越性爱的境界，正如他所说：“没有爱，那活下去是否有必要和可能呢？只有一种可能，作为一只快乐的猪。”（北村：《活着与写作》，《大家》1995年第1期）与此同时，北村也不再完全否认人本身的力量，而是给予了充分的肯定，人性在他的小说中得以重新的彰显。与上个创作阶段相似，北村的这种改变并不意味着他背叛信仰，而是他继续着神性的隐形书写，只是这次基督隐藏在了人的背后，进行神性与人性的一次结合，并让其人物依靠着终极神性，去直面人世间的苦难和罪恶，并毅然地给出爱。在李百义受难、忏悔、博爱与宽恕的这一过程，不正是基督徒在尘世的“天职”和“斗争”吗？李百义不就是一个“肉身的基督”吗？北村的基督教写作已走向了成熟，更具有深刻的内涵和普遍意义。
通过对北村整个基督教写作历程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除偶尔偏离之外，北村小说一以贯之地呈现基督教精神。其基督教写作由早期“苦难—信—救赎”的神性书写模式，到中期由于信仰迷茫与思考而产生的神性隐性书写，再到最后的人性回归和“肉身基督”的创造。北村这种基督教写作的流变，事实上就是北村心灵史的写照。在北村经过不断的追寻和尝试后，其创作终于进入一个神性和人性得以和解的艺术境地。
面对普遍缺乏价值根基的当下社会，北村勇于直面存在，直面现实，把这种现实的根本困境用一种极端的方式揭露出来。同时北村持守一种追寻终极神性的超验立场，并在写作中不断地进行自我反思，这是北村立足于我们这个时代的重要意义。而本文在向读者展示这种当代文坛上独树一帜的神性写作的同时，着重分析北村在不同阶段对基督教的理解和艺术表现，给读者提供了一种全新的角度，用更全面与发展的眼光来看待北村的基督教创作，一起见证北村的创作走向成熟。这也是本文的意义和价值所在。
[此文为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科研课题，由邢璐倩，杨莹，赵小林撰写]
邢璐倩，杨莹，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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