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型跨国暴力冲突结构、武装无人机与国际战争规范的进化
时间：2020-05-21 05:30:04 来源：千叶帆 本文已影响人
摘要冷战结束以来，跨国暴力冲突结构发生了新变化。国家行为体之间的暴力冲突虽然仍在发生，但数量逐渐递减；而国家行为体与恐怖组织这类非国家行为体之间的跨国暴力冲突的数量持续上升，已成为国际暴力冲突的重要形式。新型跨国暴力冲突的突出特点就是不对称性。在此背景下，规约国家行为体之间暴力冲突行为的既有国际战争规范面临挑战，存在进化的必要性。尽管武装无人机的使用给予国家行为体应对恐怖主义威胁的“相称”能力、强化了新型跨国暴力冲突结构的不对称性特点、延长和再造了新型跨国暴力冲突结构，但其并不会直接引发既有国际战争规范的进化；只有新型跨国暴力冲突结构的形成才是引发既有国际战争规范进化的根本原因。
关键词武装无人机 跨国暴力冲突结构战争规范非对称性
引言
自主权国家诞生以来，跨国暴力冲突即国际战争持续不断地发生。进入21世纪后，由于诸多因素的共同作用，跨国暴力冲突的形式和特点与以往相比有了很大变化。以最大限度地减少己方士兵伤亡为目标、以精确打击敌人为主要作战手段并且高度依赖情报信息的现代国际战争出现。在这一大背景下，军用武装无人机（Unmanned Combat Aerial Vehicles or Drones，下文简称为“武装无人机”）对于何谓“武装无人机”，美国国防部给出了如下定义：An aircraft or balloon that does not carry a human operator and is capable of flight under remote control or autonomous programming. Also called UA. （JP 352）见：JOINT CHIEFS OF STAFF， JOINT PUB. 102， DEPARTMENT OF DEFENSE DICTIONARY OF MILITARY AND ASSOCIATED TERMS （2010）.应当说明的是，武装无人机与机器人是完全不同的。机器人是一种完全的自动化装置设备。武装无人机的“无人”系统指的是操作员在战争之前或战争之中远离战场遥控指挥。它大概有三类：一是完全自动化的（在战前就预先程序化了）；二是半自动化，在战争的关键时刻包括武器的发射时，它要求地面指令的输入；三是完全地面控制的。军用无人机英文中称为drones或“UAV”。有关军用无人机最近的发展概况，参见陈黎《军用无人机技术的发展现状及未来趋势》，北京：航空科学技术出版社，2013年，第2页。因其特殊优势而在现代国际战争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产生了多方面的影响。武装无人机在跨国暴力冲突中的使用可以被视为一场小型武器革命，它引领着作战方式、作战思维和军事指挥组织结构等方面的变化，See Jack M.Beard，“Law and War in the Virtue Era，” Americ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Vol.103， No.3， 2009， pp. 409-445.进而不可避免地会对国际战争规范（包括战争伦理与战争法）在以往的文献中，“战争伦理”与“战争法”两者之间既存在着某种对应关系，但也存在着某种区分和不一致。为讨论方便，本文统一使用“战争规范”来替代二者，只是在需要特别指明的时候才加以区分。产生影响。
讨论武装无人机的使用对国际战争规范的影响，首先需要面对两个问题：一是涉及使用武装无人机的跨国暴力冲突类型是什么？二是谁在使用武装无人机？就前者而言，是指所谓的跨国“反恐战争”，即国家行为体对活动于该国境外的恐怖组织这类非国家行为体的武力攻击行为。武装无人机并非只是现在才被投入战争实践的，其实早在越南战争期间美国就使用了无人机，但当时的无人机只具有传统的侦查和收集情报的能力。而文中所指的是具侦查和打击一体的无人机，这种无人机在“反恐战争”中被频繁使用。参见温羡峤、李英《从美国无人机的发展来看无人机在未来战争中的应用前景》，载《现代防御技术》2003年10月第5期，第1-4、27页。 就后者而言，涉及的是国家行为体。国家行为体使用武装无人机的行为又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在国家间的暴力冲突中使用。不过，由于迄今为止大国之间并未发生重大而显著的无人机战争实践；即使是在大国与小国之间发生的常规战争中，无人机也只是作为地面部队的辅助手段加以使用，所引起的国际战争规范争议相对较小，因此这类问题不是本文讨论的重点。另一类是国家行为体使用武装无人机对存在于其他国家境内的目标（人员、装备和设施）进行军事打击，但并不派遣地面部队参与此种军事行动。这类跨国暴力冲突引发的国际战争规范争议最大。由于目前在跨国暴力冲突中能够和实际使用武装无人机的仅有美国、英国和以色列三个国家，其中美国使用的频率最高，因此围绕该主题的讨论大多是在美国开展“反恐行动”的现实背景下展开的。从已有文献看，过往的讨论主要从国际法的角度展开，论证思路要么是“以法论法”，要么是“从规范到规范”。具体地说，就是归纳武装无人机攻击所引起的国际法争议，分析这种军事手段的使用对现存国际法或国际规范的核心原则所产生的各种挑战，提出化解争议和挑战的国际法措施。其核心假设，要么是强调原有规范的适用性，要么是重新解释原有规范的核心概念，要么是提出新的规范。Eyal Benvenisti， “The Legal Battle To Define The Law On Transnational Asymmetric Warfare，” Duke Journal Of Comparative & International Law， Vol.20， No.3， 2010， pp.339-359；M.W. Aslam ，“A critical evaluation of American drone strikes in Pakistan： legality，legitimacy and prudence，” Critical Studies on Terrorism ，Vol.4， No.3，2011，pp.313-329；Christian Enemark ， “Drones Over Pakistan： Secrecy， Ethics， And Counterinsurgency，” Asian Security， Vol.7， No.3， 2011， pp.218-237；Sikander Ahmed Shah， “War on Terrorism： Self Defense， Operation Enduring Freedom， and the Legality of U.S. Drone Attacks in Pakistan，” Washington University Global Studies Law Review， Vol. 9，No.1，2010，pp.113-127；Ryan J. Vogel， “Drone Warfare And The Law Of Armed Conflict”，Denver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 Policy， Vol. 39，No.1，2010，pp.101-132；Laurie R. Blank， “After ‘Top Gun’： How Drone Strikes Impact the Law of War，”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Vol. 33， No.3， 2012，pp. 675-718； Thomas W. Smith， “The New Law of War： Legitimizing HiTech and Infrastructural Violence，”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 46， No. 3 ，2002， pp. 355-374；Milena Sterio， “The United States use of drones in the war on terror ：the （il）legality of targeted killings under international law，” Case Western Reserv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Vol.45，2012，pp.197-214； Noam Lubell ，Nathan Derejko， “A Global Battlefield？ Drones and the Geographical Scope of Armed Conflict，”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Criminal Justice， Vol.11，No.1， 2013，pp.1-23； Alan Backstrom and Ian Henderson，“New capabilities in warfare： an overview of contemporary technological developments and the associated legal and engineering issues in Article 36 weapons reviews，”International Review of the Red Cross， Vol.94， No. 886， 2012， pp.483-514； Ian Henderson， “Civilian Intelligence Agencies and the Use of Armed Drones，”Yearbook of International Humanitarian Law， Vol.13， No.4， 2010， pp.133-173； David W. Glazier， “Written testimony on Hearing On Rise Of The Drones II： Examining The Legality Of Unmanned Targeting，” United States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 Committee On Oversight And Government Reform Subcommittee On National Security And Foreign Affairs， April 28， 2010；Stuart CaseyMaslen ，“Pandoras box？ Drone strikes under jus ad bellum，jus in bello， and international human rights law，”International Review of the Red Cross ，Vol.94，No.886， 2012， pp.597-625； Rosa Brooks， “Drones and the International Rule of Law，”Ethics &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28， No.1， 2014， pp.83-103；黄云松，蔡瑞艳：《无人攻击机面临的国际法挑战——以美国在巴基斯坦的无人机攻击为例》，载《南亚研究》2012年第1期，第21-25页；朱路：《无人机攻击问题国际人道法研究》，载《南京理工大学学报》2013年第 6 期，第36-43页；梁亚滨：《武装无人机的运用与扩散及其国际政治影响——兼论中国的应对之策》，载《长江论坛》2013年第4期，第78-83页；梁亚滨：《武装无人机的应用： 挑战与影响》，载《外交评论》2014 年 第 1 期，第143-156；钱铖、石斌：《雄峰的阴影——美国无人机对当代战争伦理的挑战》，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3年第8期，第86-99页。 在本文看来，已有的研究虽然找到了武装无人机的使用所引发的国际战争规范争议的关键点，但过于拘泥于国际法范畴，往往只是看到了问题的表面或真实问题的某些侧面，并没有全面地勾勒出国际战争规范面临的挑战，并找到其发生进化的根本原因，因而无法准确地回答“无人机究竟多大程度上对战争规范可能发生的进化产生了作用”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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