预防性外交的规范扩散与东盟改造

时间：2020-05-23 05:20:06 来源：千叶帆本文已影响人

摘要

冷战结束后，由联合国倡导和实践的预防性外交向全球多个地区实现了规范扩散。包括美洲国家联盟、非洲国家联盟在内的多个重要区域组织对其进行地区“移植”，开展了卓有成效的地区预防性外交；在亚太地区，东盟依托东盟地区论坛，将预防性外交规范引入亚太，并使之逐渐发展成为实现亚太安全的重要理念和工具之一。然而，与其他区域组织的地区“移植”相比，东盟改造规范、使之与本土规范相融合的“本土化”进程特性尤为突出。“最小制度化”和“东盟方式”为东盟成功的预防性外交改造提供了基础和边界，但由于“弱东盟”的基本特性长期存在，东盟未来塑造亚太预防性外交规范和实践的边际效用将下降。以中国为代表的地区大国有意愿也有实力将预防性外交运用于维持亚太安全，使之发挥更大作用。

关键词预防性外交规范扩散与改造最小制度化东盟方式亚太安全

预防性外交规范缘起于联合国，扩散至全球各大地区，日益成为国际社会防止暴力冲突、抵御安全风险的重要理念和工具。东盟，一个由中小国家组成的行为体联盟，成立至今已有五十年，因其维持了地区国家间的相对和平成为发展中国家区域合作和冲突预防的样板。不仅如此，东盟早在1994年主导建立了涵盖27个成员国的东盟地区论坛（ARF），并将预防性外交视为实现地区争端最终解决的重要的阶段性目标。尽管在东盟的推动下，预防性外交的重要性逐漸被亚太国家所接受和认可，但在一些根本的问题上，比如预防性外交的界定范围、行为规则、技术手段等，共识并没有建立起来。与亚太地区预防性外交共识和实践的缓慢推进相比，东盟在2009年发布的《政治与安全共同体蓝图》中首次使用“预防性外交”并对之进行描述和构想，大大推进了东盟自身的预防性外交进程。东盟国家政治精英不断在公开场合阐述“东盟作为一个地区合作组织的建立和发展过程本身就是一种预防性外交实践”

Busadee Santipitaks， “Development of ASEAN Preventive Diplomacy Cooperation and the ASEAN Way，” Paper Presented by the Deputy Director-General of Department of ASEAN Affairs of MFA of Thailand at “The ARF Preventive Diplomacy Training Course，” Beijing， China， 14 October， 2014.的观点和事实，促使预防性外交不再只是东盟用以维护亚太总体和平、平衡大国势力的临时性工具或“权宜之计”，而是成为东盟自我规范体系完善和安全共同体目标实现的重要支柱。

为更好地塑造亚太安全未来，我们需要加强对东盟冲突预防观念和实践的认识和研究，在重新审视东盟特性和发展历程的基础上，准确把握东盟预防性外交的内核与逻辑，及其对亚太安全与和平的作用和影响。通过研究，我们发现，东盟依托东盟地区论坛，在亚太地区注入和改造预防性外交规范，使其与本土规范相融合，构建出有别于西方综合性预防性外交的地区预防性外交；在具体实践中，弱东盟的“最小制度化”和“东盟方式”为东盟成功的预防性外交改造提供了基础和边界。为阐释上述观点，本文拟从规范扩散和改造的过程视角，在西方预防性外交规范的地区扩散背景下，比照探究东盟规范引入和改造的过程和结果，在将东盟规范清晰化的基础上分析其实现的条件和限度。最后在结语部分简要论述亚太预防性外交规范和实践的发展前景，尤其是东盟和以中国为代表的地区大国在其中可能发挥的作用。

一、预防性外交规范的地区扩散

“预防性外交”是冷战初期发源于联合国的一种新安全思维，其最早使用者可追溯到前联合国秘书长达格·哈马舍尔德，旨在“通过联合国外交活动，填补美苏两大阵营的中间地带来防止国际冲突”。Alice Ackermann， “The Idea and Practice of Conflict Prevention，” Journal of Peace Research， Vol.40， No.3， 2003， p.340. 因此，20世纪50年代的预防性外交主要聚焦于防止和避免冲突引发美苏对抗的加剧。热线（hotlines）、风险降低中心（risk-reduction centres）、增加透明度举措（transparency measures）等被视为预防性外交的主要手段。Amitav Acharya， ‘Preventive Diplomacy： Background and Application to the Asia-Pacific Region’， in Desmond Ball and Amitav Acharya， eds.， The Next Stage： Preventive Diplomacy and Security Cooperation in the Asia-Pacific Region， Canberra， Australia： Australia National University， 1999， p.17.

冷战结束为“预防性外交”引入了新的活力，其概念和内涵也相应发生调整。1992年，时任联合国秘书长加利在题为《和平议程》（An Agenda for Peace）的演讲中强调联合国在防止和解决冲突以及和平的维持方面占据着核心地位，预防性外交、调停（peacemaking）和维和（peacekeeping）是实现这一目标的核心要素。其中，“预防性外交”被定义为：“运用外交手段防止争端的产生，防止现有的争端升级为暴力冲突，并在发生冲突时限制冲突的扩大。”Boutros Boutros-Ghali， An Agenda for Peace： Preventive Diplomacy， Peacemaking and Peacekeeping， New York， United Nations， 17 June 1992， pp.11-13， available at http：///a47-277.htm， 2017-5-17. 预防性外交作为一种冲突预防手段，既包含用于改变威胁环境的间接手段，也包括用以积极介入从而达到防止冲突升级目的的直接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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