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浮出水面]浮出水面电视剧
时间：2019-02-06 05:40:04 来源：千叶帆 本文已影响人
上世纪五十年代，波兰作家斯坦尼斯罗・雷蒙写了一部科幻小说：在遥远的星球上有一个国家，那里的居民们被迫像鱼一样生活在水下，嘴里吐出的泡沫就是他们之间唯一的谈话。官方的宣传说，水下的生活才是最美好的，偶尔浮出水面呼吸被看做是犯罪。结果，所有的居民都患上了风湿病，梦想着有一天能过上岸上的生活。多年后，另一位波兰诗人巴兰察克在文章中引用了这个故事，并把它作为东欧“萨米亚特”写作的一个隐喻。
“萨米亚特”（samizdat）这个词最初来自俄语，意思是未经官方许可的出版物，如今这已经成为一个流行的西文词语。历史上许多国家都曾实行过书报检查制度，这种制度显示了统治者对思想的垄断，要由权力来决定，什么是正确的，什么又是错误的。事实上，检查制度常常不是为了维护公众的利益，而是为了维护统治者自身的权力。三百多年前，英国诗人弥尔顿在《论出版自由》一文中就曾表示，上帝赋予了人类自由意志和选择善与恶的能力，如果用防止人民了解恶来让他们选择善，这样的选择是没有意义的，根据良心作自由的讨论是最重要的自由，弥尔顿此文的副标题便是“论未经英格兰议会许可而出版的自由”。与弥尔顿一样，前苏联东欧知识分子也生活在一个充满冲突和变化的时代，其“萨米亚特”写作正是对弥尔顿出版自由主张的拥护。这些作者同样坚信，没有人能代表自己作出对善恶的判断，发表个人言论是人的天赋权利，包括未经许可而出版的自由。就像巴兰察克说的，一个生活在水下的人想浮出水面，是因为他的肺受不了，他想要呼吸。
有的研究者把苏联上世纪三十年代政治反对派的著作也归入“萨米亚特”，但更多研究者使用这个词，主要还是指五十年代以后出现的那些民间地下出版物，他们的言论已经突破了正统的意识形态框架。而这个意识形态的实质就是对权力的渴望和维护。权力者深知一切精神生活最终都会导向自由，将所有出版机构置于绝对控制之下，书报检查制度比任何时代都要更加严格。1965年，作家达尼埃尔和西尼亚夫斯基在西方出版了自己的著作，官方迅即对他们进行审判并处以重刑，此后，作为一种抗议，大量的手稿、打字稿冲破检查制度的封锁，开始广为传播，很快成为苏联社会一种充满活力的、非官方的文化现象。像著名作家索尔仁尼琴、物理学家萨哈罗夫等人，都曾是“萨米亚特”的主要参与者。索尔仁尼琴并在1967发表了一封公开信，要求“取消对文艺创作的一切公开的和秘密的检查制度”。
自上世纪五十年代起，东欧各国就不断发生反抗体制的事件，诸如“东德事件”、“波兰事件”、“匈牙利事件”和“捷克事件”等。经过多年统治，斯大林体制越来越暴露出极权本质，人民生活水平低下，没有任何自由，甚至连思想也遭到严密禁锢，许多知识分子和民众从最初的乌托邦迷思中醒来，开始为自己争取自由，这些反抗最终都遭到武力镇压。新的统治层上台后，往往采取高压政策，许多异见作家、学者被送进监狱，或失去公职，作品遭到禁止。直到1976年8月21日，瑞典外交部长斯万・安德森提起八年前的捷克斯洛伐克事件，还这样说道：“这是民主和自由的一次失败，同时它显示出极权社会的不人道。公民们要求更多地参与决策，要求选择的自由，而得到的回答竟然是全副武装的坦克和监狱，而且直到现在人民还被迫沉默。”然而，正是这种暴力镇压和言论钳制，戳穿了政权早期许诺的自由谎言，催生了“萨米亚特”的表达方式。
在一次访谈中，作家伊凡・克里玛曾回忆起捷克“萨米亚特”的产生。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初，一批遭禁的作家开始每月一次在他的寓所聚会，这些作家互相朗读自己的新作，并把作品手稿打出来装订成书，通过地下渠道广为流传。“不久，其他的人也仿效作家，哲学家、历史学家、社会学家、不墨守成规的天主教徒，还有爵士音乐、流行音乐和民俗音乐的拥护者，以及拒绝由官方出版作品的年轻作家”。写作的范围也从文学扩大到政治、经济、哲学和文化。波兰“萨米亚特”则是始于七十年代中期，1976年，诞生了波兰第一份未经审查的文学刊物《记录》，波兰最著名的诗人兹比格涅夫・赫伯特担任编辑，并时常在上面发表自己的作品。此外，一些不能公开出版的著述也采用了地下出版的形式。匈牙利“萨米亚特”同样是始于这一时期，诗人米克罗斯・哈拉兹特早在1973年就通过这种方式出版了其著作《一个工人国家的工人》，并遭到逮捕和审讯，而八十年代初杂志《讲述者》的问世更是推动了“萨米亚特”的发展，这个杂志的主要编辑和撰稿人有哈拉兹特和哲学家杰诺斯・基什。东欧各国的“萨米亚特”作者还常常互相关注和支持，如在1977年，东欧各国知识分子就曾签名抗议捷克政府对“七七宪章”签署者的审讯，这种特殊的文化现象很快也引起外界的广泛注意，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年轻读者。克里玛后来解释道：“有一个东西使‘萨米亚特’跟捷克其他文化完全区别开来：它独立于市场和审查制度两者之外。”回归自由的思考与写作，这也是所有东欧国家“萨米亚特”作品的共同特征。
在一个审查制度的文化里，每个人都被迫过着一种谎言与真实的双重生活。即使有时能公开发表一点有价值的东西，但由于预先考虑到要面对审查，作者的表述仍然会被迫含糊不清，甚至夹杂着必须的谎言。巴兰察克曾写道：“三十年来，作家们想尽办法对付主题的限制，巧妙地躲避审查，却使得波兰小说中影射和掩饰的模糊之风盛行。为了设法让自己的观点从审查官的眼皮底下通过，作者的技巧损害了信息的完整性，甚至甚于审查官的红铅笔。”这样的损害常常导致作品主旨与作者意图相左。久而久之，作者甚至会不自觉地认为，发表的东西就是自己原初的思想。语言本身也受到了伤害，在那些公开的文字中，诸如自由、民主、人性等都变成了毫无实义的虚构概念，苏联学者雷达里赫曾把这种现象称之为语词的“功能性虚构”。词语与真实之间脱离了关系，人们失去了称呼事物真名的可能。
这种情况下，人们渴望对现实有更直接的表述，渴望真实。“萨米亚特”的形式改善了写作者的心灵环境，使得作者能摆脱审查与自我审查，自由地表达自己的看法，也使得读者能够真正地理解其主旨，形成作者与读者之间的内心交流，并最终表明压制人类思想和言论的任何企图都是无用的。正是在思想的表达和语词的还原方面，“萨米亚特”成为生活本身的捍卫者，促成了东欧各国人民的心理变化。
曾经生活在这个物质稀缺社会的人都清楚，这个社会最稀缺的物品实际上是真实。也就是说，这里没有什么客观现实，只有那些得到允许的现实才是能够存在的。正如捷克学者米兰・塞梅切卡所说：“政府和意识形态尽力强加于我一个我并不认同的现实，并且声称我的现实是歪曲的，错误的，虚假的，而唯独他们的才是客观的，是经由全部历史以及政府机构官员决议所核准的。”权力的声音就是真理的声音，它对任何问题都提供一个规定的答案，并把迫害的现实变成一种可以删除的信息，不是因为害怕它会引起公众的痛苦，而是因为它必须不存在。对此，“萨米亚特”作家形成了他们的文学观，那就是将揭示真相视为写作的崇高目的。波兰诗人赫伯特说：“说出真相是知识分子的基本义务，只有这样，社会的公正才会施予他们。”南斯拉夫作家丹尼洛・契斯甚至声称自己不再信任作家的幻想，并在自己的创作中采用了一种文献方法：“在经历这个世纪的历史给予我们的一切之后，显而易见，幻想以及浪漫主义已经失去了其全部意义。现代历史创造了这样真实的现实：今日的作家别无选择，只能赋予它艺术形态，在必需的时候‘创造’它：这就是说，用真实的资料作为原始材料，运用新的形式并通过想象来成就它。”
然而，不愿生活在谎言中的人终归是少数，多数人并不会感到水下的生活难以呼吸。哈维尔曾经分析过这种状况：“每个人在或多或少的意义上，都能够接受和谎言生活在一起。”他认为这是由于人性中的浅薄和功利。谎言若是不与自己的利益相关，它就不是那么可怕，这实际上反映了公众与制度之间的一种共谋关系，谁也不会去主动揭开那层薄薄的意识形态面纱，甚至也不会认真去对待它。人们装作相信来自官方媒体宣传的一切，对他们来说，唯一必须抓住的就是当下的生存。捷克学者伊瓦・卡图科娃曾一针见血指出，东欧的社会道德观“继续认可的这两个原则――集体对个人的统治和人类幸福的简单概念――业已成为半个欧洲令人震惊地倾向极权社会及其伴随事件的精神之源”。这种对集体主义生活和简单幸福概念的认同，对一旦可能失去它们的恐惧，使得人们能保持顺从与沉默，容忍一个以谎言为基础的社会，既成为它的受害者，又成为它的支持者。
对于现代极权制度下人的精神现象，无论是弗罗姆的“逃避自由”，还是哈耶克的“通往奴役”，似乎都不如苏联学者雷达里赫所说的“积极的不自由”更为深刻。按照雷达里赫的说法，“积极的不自由”就是“一个人所有的思想、愿望、感情在任何个人行为中都不发挥任何作用的状态”，它正是康德所说“要有勇气运用你自己的理智”的反面。人都有盲目服从权威的秉性，一个人依赖国家太久，从心理上便会产生对自由的不适应，害怕自由，甚至反感自由。当这种情况是出于对平等的渴求时，这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命题；当它是出于对孤独的恐惧时，这是弗洛姆的命题。而在东欧国家，这两种情况都存在。在一个高度组织化的环境里，权力会极力生产出一种不喜欢自由的人。因此，丧失自我实际上是这一制度的必然显现。人们处于一种犬儒主义的心态，不相信世上还有什么东西是真的，对周围的善恶是非麻木不仁，甚至助纣为虐。从赫伯特、瓦楚里克、克里玛、契斯、康拉德等人的作品中，我们都能看到这样一个社会的自我侵犯和自我毁灭过程。
雷达里赫的“积极的不自由”让人联想到以塞亚・伯林的“积极自由”概念，但他的提法在时间上要比伯林更早，语境也完全不同。伯林属于西方古典自由主义的现代传人，他从二十世纪的历史看到追求自主的“积极自由”的危险，因而提倡一种“消极自由”，即不受他人强制的最小限度的自由。而雷达里赫的思想立场恰恰接近“积极自由”，并将其反面视作是“积极的不自由”，这也是所有“萨米亚特”作者的共同特点。这些作者大多是文学知识分子，将文学视为强有力的社会批判武器之一，关注的是精神方面的现象，因此他们更强调这种体制下的人性、良知与责任，但却很少从理论上去探讨市场、法治和权利。也就是说，它更像是关于存在的话语，而不是政治话语。在思想资源方面，他们的言说也多源自胡塞尔、海德格尔、萨特、加缪、米沃什、阿伦特，而不是洛克、亚当・斯密、约翰・密尔、哈耶克、伯林，这使他们的话语具有强烈的文化批判性。当然，除了专业的训练和品位外，更是因为西方自由主义不能解决他们所面临的自由问题。只有在一个自由秩序的国家，谈论权力制衡和权利保障才是有意义的。而在一个完全缺乏权利的社会，仅仅谈论“消极自由”只会导致犬儒主义盛行，却无法建立起自由秩序。
这便是造成伯林与雷达里赫之间区别的根本原因。需要指出的是，“积极的不自由”不同于“消极自由”，它是不要自由和权利，对它的究诘近于我们所说的文化决定论。除了人们所熟知的哈维尔、昆德拉对后极权文化的深刻评说外，包括南斯拉夫作家丹尼诺・契斯对中欧民族主义的思考，南斯拉夫作家米哈耶罗夫对宗教复兴的主张，波兰诗人巴兰察克对“非现实”社会的分析，匈牙利作家康拉德对“反政治”的阐释，捷克作家克里玛对“布拉格精神”的抉发，以及捷克学者伊万・Ｍ．哈维尔等人对“捷克现象学”的阐扬，无一不是针对道德危机这一具有社会普遍性的人文问题。今天，中国有些知识分子鉴于新文化运动一味批判国民性的教训，倾向于对文学知识分子和文化决定论持负面评价，从而引起制度决定论与文化决定论之争。但历史现象从来不是单一因素的产物，而是一种合力的结果，文化与制度也是一体两面互为因果的关系。有什么样的政府就有什么样的人民，这是制度决定论；反之，有什么样的人民就有什么样的政府，这是文化决定论。制度固然能够培植一个共同体的文化心理，文化心理反过来也会影响到共同体的制度选择。诚如哈维尔所说，极权制度的发生仅仅是因为现代人性中存在着某种倾向于创造、至少是忍受这种制度的东西。
对东欧知识分子来说，自由不仅是一种人的权利，更是一种人的存在。因此，他们才会将其写作面向公众，而不是当权者。公众的思想往往是对统治者的模仿，就像统治者极力培植公众的道德麻痹一样，摆脱这种道德麻痹，同样也需要培植公众对自由和责任的需求。明白这一点，才能更深刻理解他们所提出的“生活在真实中”的内涵。这个口号由捷克哈维尔等人提出，并为东欧所有国家的“萨米亚特”知识分子接受与奉行。那就是拒绝被意识形态强行规定的角色，拒绝靠谎言过日子，勇敢承担起自己“存在的责任”。相对于“生活在谎言中”的自我异化，“生活在真实中”只是一种存在的自我证明。而按照捷克第一任总统马萨里克的说法，生命的意义不仅需要通过个人体验来理解，更需要通过社会活动来验证，因此在“萨米亚特”知识分子那里，自由首先是与责任联系在一起的，“人只有在清楚自己的行为与社会的关系时才算真正具有自由意识，这种对自由的感受就是责任”（帕托切克语）。争取自由不是为了权力的宝座，而是承担对自由的责任。即从恢复人的尊严开始，并将政治建立在道德的基础之上。“如果我们不建设一个人性的、道德的，尊重智慧、精神和文化的国家，我们决不能建立一个基于法治的民主国家”（哈维尔语）。由此产生出“萨米亚特”一种“反政治的政治”思想，即拒绝马基雅维利以来的权力观，以道德作为政治的始点和终点。
最先提出这一主张的是哈维尔，此后匈牙利作家康拉德也将自己的一本书取名为《反政治》。相对于权力游戏的政治现实，“反政治的政治”完全是由真实与责任所构成，因而看上去像是一种道德理想主义，但这种理想主义并非没有任何人性的根据，也不是只能停留在理论上，而是成为他们所极力倡导的“公民社会”（civil society）的一种原则。如果说，“萨米亚特”写作乃是处于一种地下状态，参与政治被视作寻求有意义的生活而不是为了权力，还是一种文学知识分子的理想，那么，由波兰知识分子最先提出的建立公民社会的主张就是通向某种公开状态，并为现代以来权力制衡的政治实践提供了一条新路径。
在政治思想史上，十九世纪的托克维尔首先认识到公民社会是民主制度的一个重要因素。通过对美国民主的观察，这位法国人得出一个深刻的结论，即由各种独立于政府的自主社团组成的多元社会，能够对权力构成一种“社会的制衡”。近年来，西方兴起了一股公民社会的研究热，尽管对这一概念的理解及其论证各有不同，但其实质却都如查尔斯・泰勒所言：“此一意义上的公民社会与国家相对，并部分独立于国家。它包括了那些不能与国家相混淆或者不能为国家所淹没的社会生活领域。”近年一些学者指出，西方公民社会概念复兴的原因，乃是由于二十世纪国家主义的空前炽盛，公权力的扩张，科层制的发展，不断压缩个人生存空间，国家与社会的关系越来越紧张，而更直接的导因，则是来自东欧社会摆脱极权统治的社会转型。
面对东欧社会的自我侵犯和自我毁灭，早在1989年以前，东欧知识分子就已着手建立一个托克维尔意义上的独立公民社会，按照权利和责任而非义务和依附来理解社会存在。他们持续不断地拓展公民的言论空间，相信一个独立的社会能够迫使政府做出妥协，承认有限的多元社会存在。在捷克，以“七七宪章”为标志，“萨米亚特”知识分子倡导践行马萨里克的“从小事做起”，要求政府遵守自己制定的法律，维护公民的权利，并将参与公共事务看做是生活在真实中的一个具体行动。在波兰，以米奇尼克的《新演进》为标志，提出要“为一个美好的今天而非美好的明天而奋斗”，坚持面向社会，以渐进的方式参与公共生活，促成独立的公众舆论和社会的自我担当，摆脱极权统治而恢复社会的自主性。这一理念促成了“保护工人委员会”的诞生，并最终推动了“团结工会”的成立。在匈牙利，“萨米亚特”知识分子一直致力于建立援助穷人组织、自主的大学，后来哲学家杰诺斯・基什等人又写出《新社会契约论》，呼吁进行彻底改革，促进广泛的社会转型，包括市场经济、政治多元、民主选举和尊重人权和法治。在谈到东欧知识分子的行动时，蒂茂舍・G・阿色（Timothy G.Ash）相当敏锐地道出了他们的宗旨：“对于他们来讲，重建‘公民社会’本身即是目的，又是实现政治变革目的的手段。”
许多人曾经把东欧知识分子看做是堂・吉诃德式的人物，东欧国家后来社会转型的事实表明，他们的道德诉求并不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在现代社会，“反政治的政治”虽然看似过于理想化，但如果不是权力的运用，而是与公民社会的理念联系起来，它就具有深刻的价值，显示出推动社会变革的力量。现代社会的根本问题是这样一个事实，即人们总是面临平等与自由之间的两难选择。要么依靠国家权力谋取平等，要么依靠资本市场谋取自由，而国家之恶与资本之恶又都早已是众所周知的常识。如何才能抑制这两个必要之恶，公民社会的概念无疑是在宪政民主的制度性安排之外，提出了一种制约国家与市场权力的社会力。这样的公民社会不是建立在权力之上，而是建立在自治和自律的责任之上，依靠社会来制约权力，因而它注定是以反政治为原则的。它也使得东欧知识分子能始终站在民众立场，坚持自由与公正二者之间的平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