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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遇三千肉中御书屋_相遇《书屋》

    时间:2019-02-08 05:34:59 来源:千叶帆 本文已影响

      2010年最大的收获之一是走进了《书屋》。经林贤治先生推荐,杂志编辑们悉心帮助,一篇拙文终于露面了,心中的喜悦不亚于回中国探亲时飞机着陆的一瞬间。   “那么兴奋?”“是。”旁人怎样我不知道,在我其实是双倍的兴奋,就像被狼叨走的孩子,回来只会舔盘子,努力学英语那几年,听、说中文没问题,可坐下写,半天依然是白纸一张。中文书写,语言几乎已成干枯的井,流不出,挤也难,现在虽慢,但毕竟又见缓缓清泉。
      托编辑买了二十本当期《书屋》杂志送亲人、送朋友,这样的杂志是拿得出手的,还带到美国。H说,你的文章很好,别人的文章也很好。第一句是恭维,第二句是真的。她还说杂志Quality(质量)很好。T说,这么干净的书,在眼下的中国,能生存下去吗?我没问杂志的编辑们,想来至少是不容易。
      《书屋》的封面很漂亮,典雅高贵,一掀门帘,书香扑鼻。
      《书屋》的名字很亲切,有家的感觉。既然是家,一定还有其他家庭成员,大家为书聚在一起。屋里的书层层叠叠,古今中外,应有尽有,空气里不仅弥漫着书香,仿佛还闻到清淡的茶香和浓浓的咖啡味道。《书屋》的主人是那些热情的编辑们,他们殷情款待着来自四面八方的读书人,哪怕你只是偶尔歇歇脚。
      出国二十年,几次回家,熟悉的地方变陌生了。你会惊喜因经济的巨大进步给老百姓的生活带来丰富的色彩,你也会为富裕的背后隐藏的问题担忧。社会需要《书屋》这样来浇灌人的灵魂、教人变得高尚的杂志,但她毕竟只是滚滚大浪中的一叶小舟,须奋力才能前行,我向他们表示我的敬意。
      记忆里,可以自由阅读的年代是很幸福的。小学时,我们亭子间住着一位胡老师,她孤身一人,在中学的图书馆工作,她平素衣着美丽,生活讲究,最让我羡慕的是精致的书架上摆了一排新买的小说,像《青春之歌》、《林海雪原》、《苦菜花》、《迎春花》、《野火春峰斗古城》、《平原枪声》、《三家巷》等。我先站在她的书架前一本一本翻,不过瘾,我终于壮了壮胆子问,是否可借回家看。她很大方,允许我看完一本换一本。书中辽阔美丽的世界令我无比向往,直到二十岁下乡时,我报名去黑龙江,脑海中《林海雪原》的美丽和浪漫一直蛊惑着我,我想象自己像“白茹”一样穿上军装,在茫茫雪原中能遇见英俊有为的“少剑波”。
      下乡后,为了预防被人说读“封资修”坏书,我们用《毛泽东选集》的红塑料封套,套在书上,用遮眼法读到了当时被禁的许多书。那些在暗中流传的书,有的是大胆的同学从被封的学校图书馆偷来的,有的是幸免于抄家的同学悄悄从家里带来的。《怎么办?》、《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罪与罚》、《我的大学》、《巴黎圣母院》、《红与黑》……呈现的是无限拓展的世界,一个个灵魂高尚或充满激情的人,陪伴我度过北大荒艰难寒冷的岁月。那时,一年一度回沪探亲,是最幸福的时光。除了回到父母身边享受家庭温暖,吃到上海好吃的饭菜外,我还可以千方百计借到各种想看的书。
      1971年,从黑龙农场回沪探亲。一到家,母亲就说要回老家一次,让我同行。第二天,就随母亲去了宁波的“天一阁”,外祖父留在家乡的七十二只书箱“文革”中被抬到了那里,管理人员领我们看了现场。房间很大很暗,书箱静静地躺在地上。我兜了一圈,这是我第一次见到外祖父的宝贝,字画、笔墨砚台,很多很多线装书。我匆匆走过去,也来不及细看,最后眼光停留在《红楼梦》上。外祖父有好几套不同版本的《红楼梦》,而那时,我正在寻找一套属于自己的《红楼梦》。我对母亲说,我想要一套《红楼梦》。母亲问管理员行不行,回答说,现在还没到处理的时候,什么东西都不能动。我很失望,也无奈。记得管理员最后说,东西我们都保管得很好,天好的时候,我们会把书拿出来晒晒。
      回到农场后,继续当我的养猪姑娘。一天,碰到隔壁养马的小伙子,他知道我喜欢看书,悄悄对我说,他有办法买到四大名著。我听了很惊讶,说:别吹牛。他见我不信,急了,说:可以向毛主席保证。因为他的舅舅在文化部门工作。我想失去机会要后悔一辈子的。宁可丢钱不可没书,我把钱给了他。这套1972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再版的《红楼梦》,由启功注释,到我手是同年8月18号。我认真地写上名字,按下章,第一次拥有一套自己的《红楼梦》,恍然如入天堂。今天翻出来看看,一套四册的《红楼梦》,注明1972年辽宁第一次印刷,还写明朝阳六六七厂印刷(一),阜新市印刷厂印刷(二),沈阳市人民印刷厂印刷(三),沈阳市第一印刷厂印刷(四)。多少年了,这套书和我的书队一起,跟着我,从上海到美国,到悉尼,又到美国,从来没有走散过。
      1977年,回上海上大学。一天,学校组织大会,老教授纷纷上台痛诉“文革”受到的迫害。师兄指着一位正发言的人说,这位中文系的教授,“文革”中仓皇出逃,袜子来不及穿,套上鞋,兜里塞了些钱,怀里揣着一套《红楼梦》,什么行李都没带,匆匆离家。师兄还讲了些什么,我没听见,脑中只有“怀里揣了一套《红楼梦》”几个字。后来沉到海底的心慢慢浮上来了,想问师兄,他出去之后生活怎样?什么时候回到上海?但不知为什么,竟一直未问。这位老先生没有给我们上过课,但他在大礼堂讲台上慈祥的样子和微胖的身影,一直留在我的脑海中。
      是的,读书人都有自己心酸欢乐的故事。“《书屋》文丛”之一《叫人奸诈,叫人愁――中国“四典”批判》的编后记中写道:
      
      小学图书室有十几册书,我读过的还有《野火春风斗古城》、《三家巷》之类;那时人穷志短,家里无力购买图书,全靠成绩好兼当班长,老师看得起,容我到图书室翻捡那十几册书,其中属于“经典”的只有《西游记》。那时,我早起得挣四厘工分,才去上学,放学之后还得去挣四厘……记得,读《西游记》是在晚上的煤油灯下进行,当时识字还可以,又没钱买词典,遇到生字只能跳过去。好在这本小说的生字不算多,勉强可以读下来,最初的感觉是世上还有这么“好玩”的小说……终身难忘那是总复习时,为跳出“农门”,用力到吐血,临到大考前夕,一天早晨起来突然口含咸腥,无奈喷出,当时蚊帐上一片狼藉。家里无钱买药,只好听之任之,即使高考那几天,也在昏沉之中。幸上天眷顾,得以考中。
      
      读到这一段,我很感动。一个农村孩子考进复旦大学,比一个城里的孩子要难很多很多。他们没有优越的生活条件,没有人伺候,不仅请不起家教,每天还要下地,干农活,挣工分,帮助父母分担经济压力。为考大学,累得吐血,最终的结果多少有点像“范进中举”,小山村沸腾了,“贺喜的人们络绎不绝”,而此刻的他“身体孱弱”:“在炎热的夏天穿着一件褂子和一条短裤,那还是我父亲穿旧了、经母亲巧手改小的,裹着一条旧毛毯躺在竹椅上给来往的乡里乡亲打招呼。后来我去上海。进了大学,第一次进学校图书馆,我看到那么多的书,尤其难以数清的小说,压抑以久的情绪突然爆发,躲在书架背后哭泣起来。”
      这种强烈的感情,正像农人久旱逢甘雨,喜极而泣。我想这不仅是他个人的感受,当我们从农田、从工厂、从养猪场、从山沟沟里迈进大学的时候,我们何尝不是恍惚在半梦半醒半笑半哭的状态。这位编辑的故事还有一个感人的细节:“还记得大学期间,我的处女作、一评论小辑发表,挣得稿酬一百五十元,那是我的第一笔大财富,收到汇款单的当晚彻夜难眠。第二天,自己留下十元,余下的寄给乡下的父母。我老娘口授弟妹,在信中激动不已地说:崽啊,写文章比我养猪划得来。那年月,一头猪养一年只能勉强够‘三等’,卖给收购站,大概是一百三十元钱左右。”
      我不知道他的父母现在生活怎样。这么多年过去了,该有很大的改善吧,希望像报纸、电台里看到听到的一样,幸福同样降临到他们身上。
      我们曾经拥有的岁月是人生的财富,它常常会提醒自己的脚步迈向何处;没有经历苦难的孩子,会不会比我们更从容,我不得而知。俄国作家陀斯妥耶夫斯基曾说:“我只害怕一件事:我怕我配不上自己所受的痛苦。”当他被囚禁在冰天雪地的西伯利亚集中营时,当痛苦源源不断而来包围着他,他想的是要配得上痛苦,就像配得上爱人、情人一样。我们配得上她吗?
      写到这里,电视正直播胡锦涛主席和奥巴马总统在白宫共同主持记者招待会。中央电视台记者李瑞英问奥巴马,对中国的崛起是否感到由衷的高兴和欢迎?翻译用了“Comfortable”(舒服)这个词。说白了,奥巴马你心里舒服吗?奥巴马笑了。说实在,我挺喜欢他灿烂的笑容,就像喜欢看到胡锦涛笑一样。中美建交三十二年了,汹涌的人潮熙熙攘攘川流不息于两国之间,我也在其中,走过去,走过来。
      常常会想念祖国,想念亲人。这时,捧一本中文书,泡一杯清茶,伫窗远望,看得见故乡,也看得见《书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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