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为王成龙的死负责 [谁为“灰姑娘”的死负责]

　　关键词：灰姑娘的故事 个体承担 叙述模式 　　摘 要：在中国二三十年代作家的笔下，“灰姑娘”的爱情故事经常以女子的死亡为结局。叙述者在故事叙述的过程中竭力回避个体责任，完全将悲剧交由社会负责。对“灰姑娘”死因的分析揭示了二三十年代作家个体承担精神的缺失，和由缺失造成的普遍的叙述模式。
　　
　　一个故事可以有多种讲述方式，不同的讲述方式编织不同的意义世界。在文学世界里，“灰姑娘”的爱情故事一直是作家经常表现的题材，地位较高的男子看上了地位卑贱的女子结果会怎样？在我们熟知的童话作家那里，结局通常是两人的爱情最终战胜社会偏见，从此幸福地结合在了一起；中国传统小说家也许会借题发挥成一个“始乱终弃”的故事；其他有些作家也许会看到他们结合后，由于生活背景不同或环境的压力，生活并不幸福等等。而在中国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文学作品里，知识分子男青年看上比他地位低的、下层社会的婢女或是妓女的故事却常常以女子的死亡为结局。相关研究资料表明，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妓女的死亡率并不高，“尽管我们已经考虑到了在卖淫过程中死亡的人数，但相当多的妓女看来还是通过各种方式融入了社会，尤其是通过嫁人的方式。”①妓女况且如此，婢女的境况肯定更好些。那么，为什么文本要不约而同地以违背普遍情况的方式去叙述下等女子死亡的故事？这种“香消玉殒”的想象究竟反映了作者怎样的心理和精神状态？特别是，在我们看来分属不同流派，持着不同创作观念的作家身上，看到了一致的叙述模式，这是否昭示了中国现代文坛某种为人所忽视的整体特征？
　　
　　一
　　
　　中国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文坛上，许多作家都描写过类似“灰姑娘的故事”的文本。从周作人的《初恋》、巴金的《家》、老舍的《微神》、叶鼎洛的《双影》、蒋光慈的《田野的风》等文本中，我们看到具有不同创作观念和政治倾向的作家不约而同地叙述了“灰姑娘”死掉的故事：
　　周作人的《初恋》中，“我”对可能流落拱辰桥做“婊子”的杨家三姑娘有着懵懂的情感。结果我“离开”时，杨家三姑娘死于霍乱。巴金的《家》中，高家三少爷觉慧爱上了丫头鸣凤。后来高老太爷要把鸣凤送给另一个七十多岁的老太爷做妾。而那几天由于觉慧对此事不知情，鸣凤在绝望中投湖自尽。老舍的《微神》讲述了身为小学校长的“我”与沦为暗娼的“她”的爱情故事，也以“她”的死为结局。文本叙述“她”表面是因打胎致死，实际上是她自己杀了自己。叶鼎洛的《双影》中，教员易庭波与一个名叫银宝的妓女相好，银宝为易吞生鸦片死去。蒋光慈的《田野的风》中，富家公子李杰想娶农夫的女儿兰姑为妻，但李杰的父母认为两人不门当户对而反对，于是兰姑寻死了。……
　　真正个体的“爱”是自由选择的，是“这一个”的私人事件。虽然与“灰姑娘”相爱，较普通的爱情会更多地涉及到社会因素，但它的发生和结束根本上还取决于个体的选择，体现着个体独特的性格和精神面貌。所以与“灰姑娘”的爱情结局本来存在着多种可能性。在古今中外同一题材的文本里，我们可以看到“灰姑娘”们多样的命运。童话故事和类似童话的通俗创作里的“灰姑娘”总是战胜种种困难和阻力，过上“幸福的生活”。这样的故事只能表达个体冲破现实限制，实现个体幸福的浪漫愿望。也有相当多的文本以较深刻的眼光表现恋人在爱情发生发展过程中，面临选择“什么样的幸福”的考验。情感是非理性的，它的发生并不事先给人预告，也不会遵循理智和外在规范的需要。当情感是在违背某种社会规范、舆论或社会禁忌的情况下发生时，当事个体就面临选择――是要挑战社会规范实现自己的情感需要还是压抑情感，保全自己的社会地位？这种选择并不遵循“应该――能够”的形式律令，而是在一种“善”和另一种“善”之间做出抉择。它是完全私人的、个体的，任何其他人无法为其判断对错。正是这种别人不能替代的选择完成了个体的独特性，个体通过选择而维持着自己的命运。“灰姑娘的故事”中，感情双方都面临这种选择，选择决定着爱情的结局，悲剧也屡屡发生，而“灰姑娘”最后死掉的故事也并不罕见。如明代冯梦龙的《杜十娘怒沉百宝箱》里，最后男主人公李甲因为担心与妓女杜十娘结合后，严父不容，二人家里难以久留，必会被逐出家门，导致“夫妇之欢难保，父子之伦又绝”②，于是他以千金将杜十娘卖给孙富，使得杜十娘失望而终。李甲的行为虽然并非完全自觉，但毕竟也是一种“选择”。但作为代表市民道德倾向的传奇，话本安排杜十娘怒沉百宝箱，于是李甲背叛感情这样“忘恩负义”的行为就显得有了“报应”，他失去了价值连城的“百宝箱”。私人的故事因为“百宝箱”而成为了具有道德教化意义的传奇；另有法国十九世纪小仲马的《茶花女》也讲述了上流公子与妓女的故事。作家用浪漫的笔调描写双方都为坚持爱情放弃金钱和名誉的努力。虽然后来妓女玛格丽特为了恋人妹妹的幸福而退出，与恋人发生误会后因病而死，但此举使我们看到一个妓女在自我牺牲中所显现的人格的光辉，妓女的爱情故事成就了她丰盈完美的形象等等。而中国二三十年代作家笔下“灰姑娘”的死却有不同，我们发现当事双方在“死”上并不能承担个体的责任。个体的爱情故事完全交由社会为其负责，因而私人的爱情故事成为控诉社会的罪状。女子的“死”血洗社会制度，而男子也成为被剥夺了幸福的“无辜者”、“受害者”。
　　如上所述，在“灰姑娘的爱情故事”中，故事发展的一个关键点在于男女主人公，特别是男子的“选择”。“选择”不仅表现在态度上，更重要的是表现在争取或放弃爱情的行动上。但在中国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文本中，我们看到了这种个体“选择”的普遍缺失。在描写少爷和婢女恋爱的小说中，巴金的《家》是很有代表性的。高家三少爷觉慧爱上了丫头鸣凤。他们在梅园互相倾诉爱意，当鸣凤为自己的身份担心时，觉慧决然、真诚地向鸣凤保证：“我无论如何不会让你出去，不会叫你走喜儿的路。”“我有办法，我要太太照我的话做，我会告诉她说我要接你做三少奶……”③然而在高老太爷要把鸣凤送给冯老太爷做妾时，觉慧由于对此事不知情而没有采取他本来许诺的抗争。觉慧和鸣凤生活在同一屋檐下，为何始终不知鸣凤要被送人的事？从小说中我们看到，鸣凤完全有机会直接告诉觉慧她的处境，然而觉慧的“忙”使她开不了口：
　　
　　这两天鸣凤很想找到觉慧，跟他谈谈她的事。她时时刻刻等着这个机会。然而近来觉慧弟兄似乎比从前更忙，他们每天早晨绝早就出去上学，下午很迟才回来，在家里吃过饭，马上又出去，往往到九、十点钟才回家，回来就关在房里写文章、读书。她难得见到觉慧一面，即使两人遇见了，也不过是他投一瞥爱怜的眼光过来，温和地看她几眼，或者对她微笑，却难得对她讲几句话。自然这些也是爱的表示。她觉得他的忙碌是正当的，虽然因此对她疏远一点，她也并不怪他。
　　
　　本来觉慧不能觉察到鸣凤的生存危机已经让人觉得匪夷所思，而总是把觉慧“当救星”的鸣凤仅仅因为觉慧的“忙”连自己的生命的不顾的表现显得更不合情理。但从这些处理可以看出，叙述者是不惜冒着“不合情理”的危险也要让觉慧不知情。觉慧“不知情”就不必面临是否兑现诺言的考验，爱情的悲剧也就与觉慧无关，而是旧家庭、社会这个“凶手”一手造成的。并且觉慧也成了“受害者”，有了充足的“出走”理由。
　　与《家》中觉慧的“不知情”相仿，老舍《微神》中的“不在家”也具有为男子回避选择问题的功能。《微神》讲述了“我”的初恋。故事在文本中被叙述了两遍：一遍是以对“历史”回顾的方式讲述的，是“现实的故事”；另一遍是以对“梦境” 记录的方式讲述的，是“梦幻的故事”。在现实的故事里，“我”爱上了“穿着两件嫩绿的叶片般的一双小绿拖鞋”的邻家少女。但“五四运动还未降临”，“提婚是不能想的事。许多许多无意识而有力量的阻碍，像个专以力气自雄的恶虎，站在我们中间。”④后来“我”上了南洋，辞行时她不在家。她成了暗娼。“我”回来后要娶她，结果几次郑重地去求婚，她都“不在”。后来她打胎死了。她的“不在家”使得“我”在她要沦为暗娼的时候去了南洋，使得“我”的求婚始终不得实现而使她打胎死去。
　　老舍似乎也意识到故事那几个“不在家”的牵强，于是在“现实的故事”结束后，又不惜笔墨以“梦境”的方式重新予以解释。“梦幻的故事”要让我们相信：她做暗娼是因为她必须挣大笔的钱来供养嗜烟的父亲，去做工所挣的钱远远不够用。“假使我那时候回来，以我的经济能力”也供不起她的父亲，“还不是大睁白眼地看着她卖身”。并且她的死是她杀了她自己，为的是要永远住在“我”的心中。“她”在“我”的梦里说：
　　
　　我杀了我自己。我命定的只能住在你心中，生存在一首诗里，生死有什么区别？在打胎的时候我自己下了手。有你在我左右，我没法子再笑。不笑，我怎么挣钱？只有一条路，名字叫死。你回来迟了，我别再死迟了：我再晚死一会儿，我便连住在你心中的希望也没有了。我住在这里，这里便是你的心。
　　
　　“我”养不起“她”父亲，“她”只能去做妓女。“她”做了妓女后，“我”不在“她”身边则已，如果在“她”左右，“她”就得死了。这样一来，“我”即使想选择和“她”结合也不可能。经过“梦幻的故事”的叙述，“我”作为爱情的主体却显得没有丝毫选择继续或放弃的责任。既然“她”做工和“我”回来做校长的经济收入都挽救不了“她”做暗娼的命运和“她”的死，那么爱情悲剧的发生就又只能归咎于这种不合理的社会环境和经济制度。
　　将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作家同一题材的文本分析归纳后，我们发现许多文本都采取了这种让男主人公回避掉选择问题的处理方式。周作人的《初恋》里，“我”“离开”时，杨家三姑娘在考验我“救她出来”的诺言能否兑现之前死了；蒋光慈的《田野的风》里，富家公子李杰想娶农夫的女儿兰姑为妻，但李杰的父母一反对，兰姑就寻死了。在郁达夫开创的抒情小说里，主人公与下等女子相爱的题材更为常见，而这种有意的“离开”更为明显和直接。叶鼎洛《双影》中的易庭波即是一个“郁达夫式”的人物，他与一个名叫银宝的妓女相好了，当两人感情达到高潮时，易庭波“离开”银宝，银宝因相思和债务所迫吞生鸦片死去。
　　并且，在小说文本的字里行间，我们可以听到叙述者为男主人公逃脱责任进行辩白、证明，或感到庆幸的声音。《家》在觉慧信誓旦旦表示要娶鸣凤时，叙述者的声音突显出来说：“他的话确实是出于真心，不过这时候他并不曾把他的处境仔细地思索一番。”叙述者认为觉慧因为环境根本没有能力做出自己的选择；《双影》中叙述者承认男主人公的离开是“弱者的无可奈何的逃遁方法”⑤；周作人的《初恋》中杨家三姑娘死时，“我仿佛心里有一块石头已经放下了”⑥。从这些声音中可以辨析出，文本的叙述者在“先验”地认定这样一种假设：由于外在社会环境的不合理，个体在与“灰姑娘”的爱情中根本没有承担个体责任的义务和能力，逃避是“无可奈何”，是避免窘迫和尴尬。这样的爱情只能以悲剧收场，但个体是无辜的，“爱”没有“错”，是社会“错”了。
　　为了表达这一层意思，爱情悲剧发生的方式最好也只能是女子的“徇情”。“灰姑娘”死后，“没有什么东西会再发生了。没有奇迹，没有惊喜――也没有失望（将会再发生）。被爱者的死亡是施爱者的爱安全保障；现在施爱者是自由的”⑦。这样，“爱”得以保全，活下来的男子能将那段爱完整地固封在记忆中，成为其时时回顾、吟哦的旧梦。否则，他将一直摆脱不了是否选择与“灰姑娘”结合的问题，而这正是其所惧怕的问题。《双影》里易庭波就表达了这种忧虑：“如果再下去，一定会弄到跟我从良的事情……以后，或者更有痛苦于现在的。”而一旦女子死去，男主人公就可以轻松地卸却责任，同时以“无辜者”、“受害者”的姿态“控诉”“我们这个家庭，这个社会都是凶手！”叙述者似乎不明白“生活本身是痛苦、不幸，幸福才成为生命的需要”，人是有限的，完美的幸福是不可能的，他不能面对人生的永恒的残缺，因而根本无力想象和解决个体追求幸福的过程中所要面临的两难困境。所以文本只能有意回避主人公选择的问题，回避所必然要经历的考验和困境，并使情节自然发展到“灰姑娘”的“死”。
　　
　　二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灰姑娘”的死不仅保全了爱的完整，而且将本属一己的责任推向了社会制度。本来，爱情从本质上讲始终是个私人事件，虽然与社会环境有关，但本身并不具等级制度的意义，但中国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作家笔下的男主人公却始终不能为这段爱情进行个体的承担，而需要社会环境和制度为其负责。为什么这些作家不能独立想象个体的情感，一直要借助社会政治话语来为其情感做出注释？
　　创作模式的选择与作家的精神状态紧密相关。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没有受到过直接的外族侵略，是中国思想界深受“五四”启蒙思潮影响的一段时期。要解释清当时影响“灰姑娘爱情故事”的创作的精神状态，还得从“五四”启蒙说起，那是“爱”发生的源头。在“人的发现”的大旗感召下，中国人情感和理性的翅膀张开了，个体幸福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关注和重视。陈独秀张扬“新文化运动是人的运动”；胡适也大力提倡易卜生的“健全的个人主义”；周氏兄弟更是竭力推崇“个人的自大”或“个人主义”。传统的社会制度和礼教规范在个人对幸福的渴望中，暴露出所有的罪恶和弊端。它们的合法性在“价值重估”、“打倒旧道德，建立新道德”、“救出自己”等行动的冲击下几乎丧失殆尽，分崩离析。受新思潮影响的人们终于逃离了仅仅是“角色扮演者”的命运，他们开始找回了自我。这时，只有他们自己才能为自己的行为负责，他们可以自由地做出自己的选择。然而，当个体的命运一旦全部落在自己头上时，人们并没有迎来自由的喜悦。相反，多数人在迷茫、彷徨，感到孤独无依。因为传统和现代，善和恶、对和错的分别并非像人们想象的那样分明，伦理两难、生存两难的困境时时出现。任何一种选择都要承担割舍、放弃、残缺的痛苦。本来启蒙深入下去的下一阶段理应进行个体的“自我启蒙”。启蒙不仅在于追求“外在自由”，更为重要的是解决和实现“内在自由”，实现摆脱了习惯的并被舆论所强化了的概念和思想方式束缚的那种自由。自我启蒙的终极目标是做一个具有现代独立人格的个体，“过似乎与寻在之中的存在不一样的生活……是我维持着他者，是我应当为他者负责……我的责任是不可转移的，没有人能够代替我”⑧。然而，从封建家庭礼法解脱出来的人却无法承担起个体的责任。“我们缺乏宗教的语境，我们有‘群胆’但难有‘孤胆’，我们有‘民本’却难有‘人本’。”⑨由于缺乏个体承担、忍受孤独的心理传统，当时社会流行的精神状态就像鲍曼所描述的那样：
　　
　　责任就会像一副担子一样，太沉重以至我们不能独自承担。因此现在我们怀念以前憎恨的东西，即一种比我们更强大的权威，一种我们可以信赖或者必须遵守的权威，这种权威可以为我们选择的适当性担保，至少可以分担一部分我们过多的责任……没有它，我们可能会有孤独，被遗弃和无助之努力中，我们准备通过屈服于新形式之权威，或者强迫自己适合于一种被接受的模式来抛弃个体的自我。⑩
　　
　　由于自我个性意识的脆弱，个体生命承担的匮乏，启蒙者们纷纷开始反思“思想的无力”，提出“娜拉出走后不是堕落就是回来”的命题，将一切问题转移到现存社会环境和经济制度的身上。著名的《伤逝》就承着这一命题展开。子君作为“娜拉”出走后，在建立的新家庭里，并没有如期过上“幸福”的生活，而是感受到了新的压抑和困窘，再次在“爱”的寻找中挣扎。这对于涓生和子君当初的选择来说本来也是理所当然会发生的事――任何一个时代，婚后散文化的生活和恋爱时的浪漫和憧憬都会形成强烈反差和对比，使人产生失望幻灭的情绪。而文本却将这婚姻的悲剧归结为“爱情要有经济附丽”，将“娜拉”个体的不幸交付给社会经济制度。
　　在个体无力承担个体命运时，现存社会制度成为了承担一切不幸和困境的“替罪羊”。在对社会的愤懑和诅咒中，无依的精神得到了安慰；通过许诺“地上乐园”政治话语，个体找到了自我救赎的“通道”。值得注意的是，在现代作家笔下，对现存社会的“怨愤”并不只针对某一种社会政治、经济制度。它有时指向封建家长制，有时指向军阀政府，有时指向国民党、资本主义，很多时候则晦涩不清，但共同的一点是他们的文本均“先验”地认定了社会环境的不合理。在描写个体不幸的文本里，社会环境一直作为反面角色“在场”，左右着个体幸福。借助社会政治话语，个体逃避了“过多的”责任，个体不幸得到了一种更强大的力量的抚慰。但文本为个体逃避了选择的重负，也就意味着其丧失了精神承担的力量。这样我们就可以理解在中国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文坛“灰姑娘”的故事里。为什么“灰姑娘”普遍地死去？为什么男主人公不能带着她们一起“出走”？叙述者竭力回避主人公“爱”的责任，因为他们缺失着个体精神承担的力量，无力想象个体承担人生困境的重负。他们集体期待着一种新的制度、新的权威对他们个体幸福的许诺，而惧怕个体选择所要肩负的风险和责任。
　　（责任编辑：赵红玉）
　　
　　作者简介：李 玮，江苏连云港人，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博士研究生。
　　
　　① ［法］安克强．《上海妓女――19－20世纪中国的卖淫与性》［Ｍ］．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147．
　　② 冯梦龙．《警世通言》［Ｍ］．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 486．
　　③ 巴金．《巴金选集》，第一卷［Ｍ］．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 80．文中有关引文均出自此处．
　　④ 老舍．《老舍全集》［Ｍ］．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 57． 后文凡引自该小说的，将随文注页码．
　　⑤ 叶鼎洛．《男友》［Ｍ］．浙江文艺出版社，2004，159．后文凡引自该小说的，将随文注页码．
　　⑥ 周作人．《周作人集》，上卷［Ｍ］．花城出版社，2004，53．
　　⑦⑧ ［英］齐格蒙特•鲍曼．《后现代伦理学》［Ｍ］．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118．
　　⑨ 张宝明．《自由神话的终结――20世纪启蒙阙失探解》［Ｍ］．上海三联书店，2002，55．
　　⑩ ［英］齐格蒙特•鲍曼．《后现代伦理学》［Ｍ］．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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