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虚伪中的真实 浮华下的素朴】去掉浮华求真实
时间：2019-02-11 05:27:57 来源：千叶帆 本文已影响人
关键词:张爱玲 真实 素朴 人生安稳的一面 人性 摘 要:虚伪中揭真实，浮华中展素朴，是张爱玲一贯坚持的创作原则。为求真实､素朴，张爱玲选择以最世俗的女性作为小说的主要表现对象，以展现人世间种种千疮百孔的感情和揭示最残酷､自私的人性作为小说的全部内容和创作主旨所在。
在中国文坛上，张爱玲无疑是一个独具魅力的“异数”人物。这不仅因为她跌宕坎坷的传奇经历､卓越精湛的艺术才情，其率性､自我而导致的极端个性，同样是让众多读者钟情于她的主要原因。确实，张爱玲算得上一个至真至诚､至情至性的人，胡兰成就曾说过，她决不迎合别人，别人要迎合她更休想。当年，面对着一心想把自己培育成淑女的清高母亲，她却直陈自己对金钱的崇拜;对于港战中的经历，她能毫不隐讳地讲述在做看护时的“不负责任”以及听到病人死去消息时的“欢欣鼓舞”;谈到创作，她也从不讳言“世俗的进取心”:“出名要趁早呀!来得太晚的话，快乐也不那么痛快。”做人如此，为文她同样讲究的是“素朴”和“真实”。在《自己的文章》中，张爱玲一再强调这种创作理念:“我只求自己能够写得真实些”，“我以为这样写是更真实的”，“既然有这样的事情，我就来描写它。”同时，她又认为:现代人“虚伪之中有真实，浮华之中有素朴”，“我只能从描写现代人的机智与装饰中去衬出人生的素朴的底子。”可见，虚伪中揭真实，浮华中展素朴正是张爱玲一贯坚持的最终创作原则。
一
正是本着求真实的目标，张爱玲在那崇尚“壮阔､厚实的力的美”的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却刻画了一个个平凡庸常､真切实在的世俗小人物。正如她在《传奇》初版扉页上所说:“书名叫《传奇》，目的是在传奇里面寻找普通人，在普通人里寻找传奇。”“普通人”也即“软弱的凡人”，在张爱玲看来，正是这些“普通人”才最终构成了人类最基本､最真实，也更持久永恒的生存基础，因为他们虽“不及英雄有力，但正是这些凡人比英雄更能代表这时代的总量”，“他们可是这时代的广大的负荷者”。其中，又以女性尤其如此，因为“在任何文化阶段中，女人还是女人。男子偏于某一方面的发展，而女人是最普遍的､基本的，代表四季循环，土地，生老病死，饮食繁殖”①。正是出于这样的认识，张爱玲选择以最“平凡”的几乎无力承担任何社会责任的“小人物”，尤其是女性作为小说最主要的表现对象而贯穿始终。
张爱玲的一生充满了传奇色彩，然而正是在由贵族之家跌落到民间俗世，从豪门千金转变成职业女性的坎坷经历中，形成了她对于女性与众不同的观点与看法。众所周知，在几千年的中外文化里，女性一直是交由男性按照传统的审美观念来进行塑造的。对此，张爱玲深有体会并给予毫不留情地解构与还原:“‘翩若惊鸿，宛若游龙’的洛神不过是个古装美女，世俗所供的观音不过是古装美女赤了脚，半裸的高大肥硕的希腊石像不过是女运动家，金发的圣母不过是个俏奶妈，当众喂了一千余年的奶。”②在张爱玲看来，这些所谓“合乎理想的，善良､慈悲､正大”的“完人”是不真实，甚至有“三分讨人厌”的，倒是那些苍白､渺小､自私､空虚的人才“可怜，又可爱”，“‘人的成分’特别的浓厚”。因而她说:“像大部分所谓知识分子一样，我也是很愿意相信宗教而不能够相信，如果有这么一天我获得了信仰，大约信的就是奥涅尔《大神勃朗》一剧中的地母娘娘。”③地母即大地之母，“离大地最近的是地母……贴近大地是对成为大事之意义图景的小事和极为细小的事物的关注”④，也即对日常生活琐事的强烈兴趣与关注。确实，在张爱玲笔下，没有夏娃，没有圣母，没有洛神，也没有观音，有的只是清一色有着“地母根?”的凡俗､琐屑､小奸小坏､小悲小喜的“不彻底的人”。然而，她们“虽然不彻底，但究竟是认真的”，她们敢爱敢恨､敢哭敢闹，“有挣扎，有焦愁，有慌乱，有冒险”，所以“他们有什么不好我都能够原谅，有时候还有喜爱，就因为他们存在，他们是真的”。毕竟“极端病态与极端觉悟的人究竟不多。时代是这么沉重，不是那么容易大彻大悟”。
尽管生活于“乱世”中，张爱玲笔下的女性却并未被“高度的文明，高度的训练与压抑”而“斫伤元气”。就如张爱玲所说得的那样:“从腐旧的家庭里走出来的流苏，香港之战的洗礼并不曾将她感化成为革命女性。”她们远离战争､远离政治､甚至有些远离社会，“从柴米油盐､肥皂､水与太阳之中去找寻实际的人生”才是其最远大的理想､最切实的人生追求。因为对她们而言，“人生安稳的一面”比任何东西都来得更为直接､更为真实，也更为重要。她们整日忙碌于与男人的婚姻追逐､与女人的勾心斗角，不是使性子､打丫头､说村话，就是卖家产､买股票､藏私房，要么就在交际场上装腔作势，搔首弄姿。如果说，对安稳人生的欲求是“人生素朴的底子”，那么由此而展开的“认真而未有名目的斗争”则是这素朴底子上的点缀。对此，曾有人批判张爱玲“对生活在同一文化环境下的大多数人的生活现实”非常“陌生”，她看不见农人､城市工人､公务员､商店职员､知识分子或教职员。⑤无可否认，张爱玲的写作范围是狭窄的，但很明显，“张爱玲写女人，不是从社会地位､家庭地位上写，而是从女人内含的悲剧性质上写”⑥。对她而言，不管是工人､农民或是知识分子，去掉其身后的背景､环境､地位､出身和教养，她们在本质上并没有任何区别，人生安稳的一面是她们谁也摆脱不了的“神性”与“妇人性”。难怪著名的影评人焦雄屏会给她以如此评价:“其内在对几千年封建男权的颠覆瓦解，对独立女性的着墨和支持，都使其实质比许多表面革命气息浓烈的作品更进步，也更真实。”⑦
二
二十世纪四十年代的中国是血与火的中国，是生死存亡关头的中国。然而身处这样一个“仓促”的“大而破”的时代，张爱玲却坦言:“一般所说‘时代的纪念碑’那样的作品，我是写不出来的，也不打算尝试……我甚至只是写些男女间的小事情，我的作品里没有战争，也没有革命。”⑧确实，在张爱玲的作品里，看不到反映时代风云､凸现时代特色的崇高､壮烈以及社会交替中的政治运动､阶级冲突，有的只是一幕幕婚姻交易､爱情游戏､家庭战争的生活画卷。对于自己的这一创作倾向，她是这样解释的:“我发现弄文学的人向来是注重人生飞扬的一面，而忽视人生安稳的一面。其实，后者正是前者的底子。”“好的作品，还是在于它是以人生的安稳做底子来描写人生的飞扬的。”在她看来，“只要题材不太专门性，像恋爱结婚，生老病死，这一类颇为普遍的现象都可以从无数个不同的观点来写，一辈子写不完。”更何况“我以为人在恋爱的时候，是比在战争或革命的时候更朴素，也更放恣的”。如果说“浮华之中有素朴，虚伪之中有真实”的女性是她张爱玲贯穿一生的书写对象，那么从恋爱婚姻及其引发的各种情感关系出发来揭示人性的真实则是她小说的全部内容与主旨所在，而这一切都是出于对写“真实”的追求。
对于世事，张爱玲似乎有着超乎寻常的洞察力，出身阀阅门第而经受家道中落､生活于世家大族却从未体验家庭温暖的人生经历，尤其当年港战中的见闻更让她强烈感受到:人类的文明“去掉了一切的浮文，剩下的仿佛只有饮食男女这两项”，更何况在那“影子似的沉没下去”的时代里。在张爱玲看来，饮食繁殖才是“人类在一切时代之中生活过的记忆”，而“死生契阔，与子相悦;执子之手，与子偕老”不过是历史上“最悲哀的一首诗”。就这样，世界上最基本，同时也是最美好的社会关系，在张爱玲的作品中，却变了形､走了样。在她笔下，看不到和谐､圆满，也没有海誓山盟､白头偕老，有的只是或为食､或为色而展开的男女间爱的幻想和猜疑。水晶先生就曾说:“《传奇》一书，概乎言之，写的是怨偶之间的残缺关系。换言之，作者翻来覆去所吟唱的，无非是不幸的婚姻。”⑨《倾城之恋》展开的就是一对各怀鬼胎的男女一场婚姻追逐的游戏。范柳原看上白流苏所具有的东方女性美，却并不想与之结婚;白流苏呢，为的也只是范柳原能带给她“经济上的安全”。“为了生活”，《留情》中年轻漂亮的寡妇淳于敦凤选择嫁给五十九岁的米先生做姨太太，米先生娶她也纯为“晚年可以享一点清福艳福，抵补以往的不顺心”。
为谋食､色，张爱玲笔下的男男女女没有爱情，甚至也放弃了亲情。人类最伟大､最无私的情感当首推亲子之情，然而，张爱玲却说:“母爱这大题目，像一切大题目一样，上面做了太多的滥调文章。……其实有些感情是，如果时时把它戏剧化，就光剩下戏剧了;母爱尤其是。”这就是张爱玲，一个真实敢言，不虚假，不造作的本色女人。当年她不顾一切地逃离父亲的家投奔到母亲那里，得到的却是“看得出我母亲是为我牺牲了许多，而且一直在怀疑着我是否值得这些牺牲”。原来母爱也是要看情况､有条件和讲究回报的，这正印证了西蒙•波娃所说:“母爱不是‘直觉的’､‘天生的’:在任何情况下，‘天生’这两个字眼均不适用于人类。母亲对小孩的态度，完全决定于母亲的处境以及对此处境的反应。”⑩对母爱的这种清醒认识在张爱玲的作品中更是得到了充分体现:在《金锁记》的曹七巧心里，儿子只是她生命中唯一拥有的半个男人，而女儿则是她用一生的幸福换取的黄金的潜在威胁者，为保食色，她最终用疯子一样的审慎和机智劈杀了儿女的一切;《十八春》中的顾太太，只为了大女儿对她许下的美好未来以及口袋里的那叠钱，竟无形中充当了谋害二女儿的帮凶;因为丈夫是哄钱用的一等好手，《花凋》里的郑夫人宁可眼睁睁地看着女儿一步步迈向死亡也最终没有暴露自己的私房钱;在《倾城之恋》中，当白流苏遭遇哥嫂的欺凌而向母亲求告时，得到的却是让她回去替前夫披麻戴孝的建议……这就是张爱玲所感悟到的人情､人性的本真面目。母爱尚且如此，人世间其他种种情感就更不足道了:在《十八春》中，曼璐为了两个不爱自己的男人，竟残忍到亲手将妹妹彻底摧毁;为满足荒芜的情欲，梁太太不惜利用亲侄女做诱饵来为自己招引男人;《金锁记》中曹大年之所以把妹妹嫁给残疾的姜二爷，为的只是攀上一门有利可图的阔亲戚，并免去一笔嫁妆费……总之，在张爱玲的文字世界里，没有爱､没有真情，有的只是勾心斗角､冷漠敌视。然而正是从这“素朴底子上的点缀”，张爱玲揭示了人情的真实､人性的真实。正是这残酷的事实让张爱玲由衷感慨:“生在这世上，没有一样感情不是千疮百孔的。”
就这样，当别的作家将目光投射在时代洪流､民族大义上的时候，张爱玲却毫不犹豫地消解了历史背景及社会环境的渗透与参与，把一切人物与情感都还原为最真实､最原生的状态。不少的评论者都认为张爱玲热衷于书写人性丑恶的一面，其实对长期以来被忽略､被压抑的人生及人性的常态与恒态的关注才是张爱玲小说创作的全部内容与最终目的所在。也正因为这样，她才能完成对时间和历史的超越，从而为作品赢得旺盛而长久的生命力。从夏志清先生把她写入《中国现代小说史》以来直至今天，张爱玲及其作品就一直以贴近历史文化主体及其精神世界的真实这一特点而高居文坛之巅，而且事实表明这种趋势还必将持续下去。正如她在《金锁记》结尾写到的那样；“三十年前的月亮早已沉了下去，三十年前的人也死了，然而三十年前的故事还没完――完不了。”在这里，我们也可以说:张爱玲已经离我们远去，她小说中的故事及所反映的那个破坏的时代也已一去不复返了，然而她对人､人情､人性的探寻与思考以及留给人们的“苍凉的启示”却将一直继续下去，没有完，也完不了。
(责任编辑:赵红玉)
作者简介:阳姣丽(1973- )，硕士研究生，湖南衡阳人，衡阳师范学院中文系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
①②③ 张爱玲.谈女人•张爱玲典藏全集 第3卷［M］.哈尔滨:哈尔滨出版社，2003年版，第64页，第66页，第65页。
④ ［德］温德尔.女性主义神学景观［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5年版，第56页。
⑤ 转引自有关张爱玲论著知见书目［A］.张爱玲评说六十年［C］.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2001年版，第299页。
⑥ 姚玳玫.冰心•丁玲•张爱玲――“五四”女性神话的终结［A］.张爱玲评说六十年［C］.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2001年版，第488页。
⑦ 焦雄屏.孤岛以降的中产戏剧传统――张爱玲和［A］.时代显影――中西电影论述［C］．台北: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8年版，第87页。
⑧ 张爱玲.自己的文章•张爱玲典藏全集第3卷［M］.哈尔滨:哈尔滨出版社，2003年版，第16页。
⑨ 水晶.像忧亦忧•像喜亦喜――泛论张爱玲短篇小说中的镜子意象［A］.张爱玲评说六十年［C］.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2001年.P278。
⑩ ［法］西蒙•波娃．第二性――女人［M］.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P29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