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人生理想 艺术理想与文本实在的断裂
时间：2019-02-11 05:28:52 来源：千叶帆 本文已影响人
丁玲的小说《在医院中》从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初发表至二十一世纪的今天，受到了众多文学研究者和爱好者的充分关注，对于作品的批评主要从政治意义或文化的视点上给予关注，但在作者与文本的内在关系方面，缺少令人信服的论证。因此，回到作品发表的文化与社会语境，重新梳理作者与文本的内在关系，探究文本深层的立体结构就成为非常有意义的工作。
见证者与启蒙者的双重身份
创作《在医院中》时的丁玲，是革命阵营中有影响的文化人。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就倾向于革命文学的她来延安后仍保持着革命文学创作的激情，这一点从她到边区后创作的大量的散文与速写这一类对现实有着迅速反应的创作和她直接所从事的一系列革命活动都可以看出。一九四二年创作的《风雨中忆萧红》一文中也表明了她对于革命大本营延安的真实感受。她对于革命阵营的热情是不容置疑的。而从当时的社会语境来看，她所处的人文环境是一个军事或半军事化的社会，时代与民族的责任也让每一个有良知的作家更加关注现实的发展变化，使他们以自己的艺术之笔投身于民族抗战的热潮。身居延安且对时代神经有着敏锐感受的丁玲，不可能超脱于这一现实背景，对于她的作品的解读也应该回到当时的现实语境中来。
《在医院中》所表现的对象涉及革命阵营的不同阶层。革命的主体是工农兵，他们的身份决定了他们受教育的有限程度。当时革命阵营困窘的经济状况决定了即使非常重要医院也只能非常简陋的现实。医护人员医学与护理的知识也可想而知。“五四”时期鲁迅批判的国民性，对于刚刚脱下农装穿上军装的医院的大多数成员来说，很难说有多少实质性的改变。在这种情况下，以现代的科学理念与民主思想衡量那时那地的医疗机构就可能有些不合时宜，然而延安所属的社会制度毕竟是以前中国所未曾经历过的新的社会体制，革命的最终目的是解放个人，建立适于每个人合理发展的社会，作为整个社会机构一部分的医院在这一过程中，自然也负有这样的责任，它关系到社会集体中的每个人。在这样的意义上，一些作家把关注的目光投向了这一社会机构。一座小小的医院与整个社会体制紧密相连，由对医院体制的透视可以折射出整个社会体制存在的问题。小说对医院的批判是全局性的，上至院长，下至护士，除极个别的医生外，都为作者锋利的笔墨所扫射。批判的对象不仅是环境中的人，而且涉及医院的设备与体制。作者的批判是深刻的，小说中并没有把医院的落后仅归罪于经济条件的限制，而且更把医疗条件的落后指向医院工作人员的思想素质与精神状态。受教育状况诚然束缚了他们对医疗知识的学习，可是他们懒散的工作态度与粗鄙的生活习惯，甚至不务正业的表现是医院建设的重要路障。小说揭示的问题发人深省。
不过，此时的丁玲已经不是“五四”莎菲时代的丁玲了，解放区自治的社会环境不同于“五四”百家争鸣的时代，丁玲不仅要关注作品的产生，更要关注作品的效应，关注接受者的接受程度。她不是要否定其所处的社会体制，而是期望这个社会更加合理发展。作家的身份让她选择以文学的方式介入生活。因此她以社会见证者的身份指出了其存在的不足，以期待它的推进与治疗。也正是这个原因，作者不是采用全知视角而是通过一个小知识分子的眼睛和感受，客观地描绘出对生活的观察思考。以第三人称视角的形式契入文本大大削弱了作者的批判姿态。考虑到知识分子与工农对立的社会现实，作者委婉地把矛盾的焦点做了转移。作家本身从矛盾中抽身而退，而小说内在的警醒作用并未削弱。
这篇小说创作于一九四零年，作者在同一年还创作了《入伍》与《我在霞村的时候》，三篇作品对革命生活都有所批评，然而就对整个革命生活与体制的批判而言，其深度与广度却是其他两篇作品所不能比肩的。也正是如此，小说引起的关注也是另外两篇作品所不能达到的。作品在现实中发挥了监督的作用，正如作者在散文中所说的，“即使在进步的地方，有了初步的民主，然而这里更需要督促，监视，中国所有的几千年来的根深蒂固的封建恶习，是不容易铲除的，而所谓进步的地方，又非从天而降，它与中国的旧社会是相连接着的……陶醉于小的成功，讳疾忌医，虽也可以说是人之常情，却是懒惰和怯弱”(《我们需要杂文》， 1941年10月23日《解放日报》)。在文学介入生活的意义上，作者成为革命阴暗生活的见证者，也成为革命群众的启蒙者。
丁玲的创作体现了奔向革命的文艺家对于革命生活的密切关注，也体现了他们对新的体制生活的热切期待，丁玲的文学策略与革命建构道出了相当部分艺术家内心的声音，并得到了热烈的响应。一九四二年二月十五日，延安美术家协会主办的“讽刺画展”备受延安各界的欢迎，无论是创作者，还是参观者对于以讽刺或批判的方法来警醒或推进现实，基本上持赞同的态度。在文学上，稍晚于丁玲的创作，葛陵创作了小说《乡村医院》(1942年3月1日，《草叶》第3期)，雷加创作了小说《躺在睡椅里的人》(1942年3月18日的《解放日报》)，前者批评了参加八路军来到乡村医院担任医生的一个知识分子，后者主要批评了整天忙着开会，不能解决实际问题，却被工作拖得十分疲惫的医院副院长，这个副院长是年龄很小就参加革命，从长征走过来的根正苗红的老革命。如果说前者批评的对象还仅仅限于个别人的话，而后者则将问题的根结指向整个医院的工作人员。尽管这两篇小说在主题的深刻性上不及丁玲的作品，但同样题材的创作对于丁玲的创作无疑是一种声援。如果再联系当时的《野百合花》等系列杂文，那么丁玲的那种见证者与启蒙者的心态作为当时特定社会语境中的产物，就成为一种可以理解的文学举措了。
革命的逻辑与反逻辑
小说对现实的批判是通过一个奔向延安的小知识分子对生活的观察､思考及言行来实现的。她评价生活的尺度是现代民主革命对其成员的基本要求，她的表现是按照她对民主革命的理解来要求自己的。可是她所做的一切却遭到了来自革命阵营的拒绝，理想的革命逻辑无法与现实中的革命逻辑相融。
陆萍怀着对革命的向往来到延安，但她按照自己的理想来选择工作的打算在革命的需要面前落了空，她很委屈地服从了党的需要，然而她却没有消沉，她“用愉快的调子去迎接该到来的生活”，因此，当她来到破旧落后的医院后，就积极热情地投入到护理的工作中去。她的付出远远超出了她的职责，她的努力却没有得到有力的回应，但她仍然热情如故。她以自己的方式全身心地投入到工作中，这正是革命集体对革命个体的理想期待。可惜的是在现代科学与民主思想影响下成长起来的知识分子与工农出身的革命者毕竟分属于不同的价值与审美体系。当陆萍以知识分子的自觉与现代文明意识想象革命时，以工农为主体的革命阵营却呈现另一种存在。在这样的意义上，可以说，只要陆萍严格地按照革命的伦理要求自己，并以这种伦理作为行动的指南，那么以知识分子的内在期待来充实的革命与现实中的革命群体的矛盾是难以避免的。在战争中冲锋陷阵的工农兵其人生价值以有形的形式成为鲜明的存在，他们攻城掠地的英雄行为即是他们人生价值的最好体现，而知识分子在战争中的贡献就没有那么彰显，当以战时的标准，战时的价值与审美标准区别知识分子与工农兵的存在价值时，知识分子显然缺乏明显的优势，而实际生活中的知识分子却享受一般工农兵享受不到的尊重和待遇，以致轻视､厌恶､猜疑文化人的心理与行为成为屡禁不绝的现象。在这样的社会语境下，陆萍对医院的审视和以工农为主体的医护人员与领导对她的审视就成为矛盾关系。这种矛盾的琴弦随着情节的发展越绷越紧，矛盾的解决要么是一方接受另一方的价值与审美体系，要么是一方选择逃离现场。就陆萍而言，如果没有强制性的力量迫使她完全接受她所批判与质疑的现实，富有个性的她是不可能很快转变自己的。但如果让陆萍轻易选择离去，当然也不符合丁玲的个性，于是在陆萍准备选择控告和反击时，残疾人恰逢其时地出现了，他的劝说和教导，与其说令陆萍改变了思想，不如说为她的离去找到了合适的理由。
残疾人的出现在文本中应该是作者的一种叙事策略。矛盾的尖锐化如果不以和平的方式解决，文章的警醒作用就会失去存在的根基。过于轻松的解决则又不符合艺术的规律。所以小说对残疾人的安排是作者的一种幻想式的艺术的解决矛盾的方式。这种安排使小说在作家理性控制的范围内发展，作者的感情与小说的意旨都有理有节地得以展现，从而发挥文学对现实的介入作用。然而对于关注艺术细节的读者来说，小说的安排却恰恰违反了作者的革命逻辑。陆萍虽然是作者所塑造的代言人，但在小说中却始终保持着可贵的社会使命感和高度的责任心，当她接受残疾人的建议，从而改变自己时，她也在放弃自己的使命感与责任心，她的离去，是对作为革命者的知识分子的背弃，这种选择是不符合革命的伦理与逻辑的。残疾人虽然以一个老革命者的身份出现，可他所起的作用是让陆萍认同现实，接受现实，也就是让陆萍放弃革命者的责任，成为一个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革命生活的旁观者，这当然不符合革命的逻辑。如果这种说法成立的话，小说无疑蕴含了可怕的悖论。
两性对峙:小说的潜文本
在小说中，丁玲选择作为知识女性的陆萍作为其实现创作意旨的窗口，在某种程度上，陆萍就成为作者笔下的道具，可是进入文本之后，事情似乎又没有这么简单，如果陆萍仅是一个道具，那么她的性别就可以是随意的，可是一旦陆萍是一个男性，小说的面貌就会大变，由于男女两性之间的性别差异，作者对生活的感受与观察就要呈现出不同的色彩。陆萍的女性身份是不可以随意置换的。她的职业特征，她的内心倾向，她对同事的审视，是男性本身所不具有的。她的女性身份正是小说展开的前提，也正是她的女性身份，她与社会环境的矛盾才愈加突出。应该注意的是这里的女性身份是从社会文化意义上来界定的，并不单指女性的生理性别。
陆萍与环境的冲突还缘于她的女性身份与所处的父权制社会的紧张关系。当时中国民主革命的重心在于工农社会与经济地位的改变，而对他们的思想建设却缺乏充足的条件。在拯救民族国家，或实现社会解放的队伍里，女性与男性承担着同样的责任，革命要求女性按照男性的标准建构自身。这样，革命对女性的呼唤与号召并没有触动中国的父权与夫权制度，在根据地，妇女的生活状况的改变，社会地位的提高，活动空间的扩大都是在没有改变传统性别秩序的范围内进行。于是，作为一个富有主体意识与批判意识的知识女性，陆萍与代表着传统性别秩序的同事就构成了文化意义上的对抗性关系。无论是医院中的女同事，还是医院的领导，他们一起构成传统的性别堡垒。这样看来，陆萍的反抗就成了孤军奋战。以单一的个体对抗凝固的集体，个体如果不为这个集体所粉碎，就为这个集体所溶化，这就是陆萍的命运。
小说的正面以批评建构的形式展露了作者的文学功用观，而在文本的空白之处却隐含了与革命紧密相连的传统性别秩序对女性的压制，两者构成文本内在的紧张，性别冲突必然削弱小说的建构功能，这样作者的艺术理想就与文本的实际产生了断裂。
斯洛文尼亚学者斯拉热•齐泽克指出:“要避免对假定隐藏在形式背后的‘内容’的完全崇拜性迷恋。通过分析要揭穿的‘秘密’不是被形式限制起来的内容，而是这种形式自身的秘密。”(《意识形态的崇高客体》，季广茂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年版，第15页)这一逻辑同样适用于对于小说的阅读，读者从文本中所读到的不应仅仅是文本的故事及故事所蕴含的主题，更重要的是要读懂文本的形式，即挖掘出形式中深藏的没有为作者所意识的思想内涵。依照这样的思维解读《在医院中》就可以发现，在接受效果上，文本实在远远超出了作者的理想设计。
(责任编辑:赵红玉)
作者简介:李 军(1971-)，山东聊城人，文学博士，河南洛阳师范学院文学院教师，研究方向:解放区文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