典论论文 [关于《典论・论文》的几个问题]
时间：2019-02-11 05:30:00 来源：千叶帆 本文已影响人
关键词：《典论・论文》 文人相轻 创作时间 摘要：曹丕在文学史上的地位与《典论・论文》关系极大，合理解读与考量该文是真正把握曹丕思想的切入点。联系该文和其他基本历史资料，可以认定曹丕对七子的态度是赞扬有加的，而《典论・论文》的创作时间应该可以确定为建安二十一年。
《典论・论文》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的地位和影响是巨大的。缘于此，大家对其研究也较之曹丕的诗歌来得更为细密。时至于今，有关《典论・论文》的研究成果不少，而且很多问题已成定论。但是我们应该注意的是，在当下文化语境立场上的研究或多或少带有揣度的成分。即便是一些看上去言之凿凿的结论，如果仔细推敲还是有可以质疑的地方。本文就该文的一些问题谈点自己的看法，以期获得时贤指教。不过笔者要表明的是对固有问题的怀疑并非出于一种翻案的动机，只是在读览过程中将己所不解诉之于众，希望更合理的解释能够出现。
关于对七子的态度问题
一直以来，学术界以为，曹丕的《典论・论文》有一个主题，那就是批评建安七子间“相轻”的陋习。这个观点根深蒂固，也有人就此提出过疑问。但是笔者以为这一点非但不符合事实，也不符合曹丕作文的旨意。
建安七子在生活中的关系，史书记载语焉不详，但也并非无迹可寻。《三国志》曰：“始文帝为五官将，及平原侯植皆好文学。粲与北海徐干字伟长，广陵陈琳字孔璋，陈留阮�字元瑜，汝南应?字德琏，东平刘桢字公干并见友善。”①从这段话可以看出，建安七子至少除孔融之外的六人关系应该是融洽的。当然单凭这一点并不足以说明他们之间就不存在如曹丕所言“相轻所短”的疾患。可是我们细读现在七子留下的所有文字材料，除了个别人（阮�、应?各有《文质论》表现了一些不同意见）对文学的态度存在一些不同见解之外，很难发现他们相互攻讦的文字材料。即便是当时一些书信往来，也没有涉及到他们之间的互相短长之语。按道理说，以七子的性格，如果真有不同意见，他们一定会表现在行动和言语上的。孔融是人尽皆知的，而陈琳有《应讥》，王粲有《难钟荀太平论》，刘桢有《答曹丕借廓落带书》。这些文章都是他们反驳别人留下的文字证据。但是我们细心翻检，却很难在文章中找到他们“相轻”的蛛丝马迹，这实在不合常理。所以我们认为这或许是大家在理解的时候出了些许偏差。
学术界关于建安七子“相轻”的观点来自于《典论・论文》中对于他们的才能的描述：“与学无所遗，与辞无所假，咸以自骋骥?于千里，仰齐足以并驰，以此相服，亦良难矣。”我们要注意的是，现在大家通用的“咸以自骋骥?于千里”②，《艺文类聚》作“咸自以骋骥?于千里”。而《三国志・王粲传》裴注作“咸自以骋骐骥于千里”。通用的“咸以自骋骥骐于千里”加深了大家对“相轻”论的认同。如果是“咸自以骋骥骐于千里”则可以理解为：七子学无所遗，辞无所假，都当然地驰骋千里。两相比较，实在是差之毫厘，谬以千里。更重要的是对“以此相服，亦良难矣”的理解。曹丕认为像七子这么有才华的文人一改“文人相轻”的陋习而能相互认同实不多见，也确实不容易。但是后人则以为曹丕意在表明以七子如此的才气而相互认同是不可能的。由于现在学术界通用的语句重在强调“自”，所以就使得本意被无形的遮蔽了。笔者以为曹丕之本意在表明七子卓然异出于其他人，这不同之处最主要的就是避免了“文人相轻”的陋习。而他们相服的原因就是七子可以做到“审己以度人”，所以能免于相轻之累。有了“盖君子审己以度人，故能免于斯累”这个前提，曹丕才做《论文》。这样理解从文理上说也更为通顺，而学术界认为“盖君子审己以度人”之“君子”指的是曹丕自己。如果确实如此的话，曹丕就应该在“度人”的同时做到“审己”，但是曹丕在《论文》全篇对自己的优劣只字未提，怎能让人信服其“审己度人”的观点呢？所以我们认为此之君子指建安七子，正是因为七子“审己度人”，所以免于文人相轻之累，也正是他们没有文人相轻的陋习，曹丕在批评时才会以比较轻松的心态面对他们的优点和缺点，这里，大家会有这样一个疑问，既然《典论・论文》撰写之时建安七子都已经过世，那曹丕就不存在心态轻松与否的问题。但是学术界却认同该文是对邺下文人的一种规劝和批评，如果这种观点成立的话，就有一个疑问：作为邺下文人的主体的建安七子都已经过世，曹丕的批评又有什么意义？于是我们引出另一个问题，那就是《典论・论文》的撰写年代的问题。
再论《典论・论文》的撰写年代
目前，学术界关于《典论・论文》的撰写年代的观点主要有三种。较早的说法就是黄初初年说和太子时期说。黄初初年说认为《典论・论文》中有孔融，按照当时的避讳，该文应该是在曹操死以后所写。此说并不为大家认同。倒是太子时期说，被大家普遍接受，朱东润先生以为：“《与王朗书》作于建安二十二年冬，因知曹氏兄弟论文，皆发于东汉之末，无关黄初也。”③由于证据较为较凿，对于此说鲜有疑问提出，但是孙明君先生则不以为然，提出“建安十六年说”④。此说虽显牵强，但孙先生的一个观点却值得大家关注，那就是曹丕在撰写《典论・论文》时七子的具体情况怎么样。到底是七子都已经离世还是七子大部分依然活着。笔者虽然不赞同《典论・论文》成篇于建安十六年的说法，但是以为孙先生所言《论文》成篇时七子大部分活着应该不谬，如果建安七子大部分活着，那就表明《典论・论文》不是作于太子时期，笔者尝试论之。
曹丕在《典论・自叙》中说：“余是以少诵诗论，及长而备览五经、四部、史汉、诸子百家之言，靡不毕览，所著书论诗赋，凡六十篇。”⑤也就是说，《典论》成书之时，当为六十篇左右。但是他在建安二十二年《与王朗书》中说：“生有七尺之形，死惟一棺之土，惟立德扬名可以不朽，其次莫如著篇籍，疫疬数起。士人凋落，余独何人，能全其寿，故论撰所著《典论》、诗赋，盖百余篇。集诸儒于肃城门内，讲论大义，侃侃无倦。”⑥结合《典论・自序》和《与王朗书》看，从曹丕写《典论・自叙》到《与王朗书》之间应该有一个时间过程。因为这里有一个篇章变化的问题。也就是说从六十余篇到百余篇的变化表明了曹丕在基本完成《典论》后到《与王朗书》这段时间里，他在进行重新搜罗整理及创作。而这么多篇章的出现不会是在短时间里能够做到的。所以据此可以认为：曹丕编订《典论》当在建安二十二年以前。而“集诸儒于肃城门内讲论大义”则是在七子全部离世以后。正是因为“疫疬数起，士人凋落”，才引发了讲学的举动。
同时，要讨论《典论・论文》成文时间，还有一个重要问题，那就是曹丕和曹植的文学观点。
一直以来，学术界都认为曹丕与曹植文学观念大不相同。其主要依据就是《典论・论文》和《与杨德祖书》的对比，由于两篇文章观点相去甚远，所以经常被后人提及。但是大家对此两篇文章的渊源却鲜有讨论。有论者也以为曹丕的《典论・论文》一些观点是针对其弟曹植的⑦。做出这种判断的原因在于《与杨德祖书》作为建安二十一年是比较确定的，同时《典论・论文》作于太子时期为学术界认同。也唯如此时间顺序，才会有此说成立。但是笔者以为从两篇文章针锋相对的痕迹来看，《与杨德祖书》应该是曹植在了解了曹丕的《典论・论文》之后针对《论文》的一次反驳。
首先，《与杨德祖书》⑧几乎全部针对《典论・论文》的观点展开论述。
曹丕以为：“斯七子者，与学无所遗，与辞无所假，咸自以骋骥骐于千里，仰齐足以并驰，以此相服，亦良难矣。”表明他对七子常识与文品的认同。但是曹植则以为这些人“人人自谓握灵蛇之珠，家家自谓抱荆山之玉”，有明显的自以为是的嫌疑。曹丕以为“琳�之章表书记，今之俊也”。曹植则认为“以孔璋之才，不闲于辞赋，而多自谓与司马长卿同风；譬画虎不成，反为狗也”。而且他认为“前有书嘲之，反作论盛道仆赞其文”。他所说的“有书嘲之”为何已经不得而知，但是《论文》对陈琳有赞美之词却是事实。针对曹丕对建安七子文章的评价，曹植认为“昔尼父文辞，与人通流，至于制《春秋》，游夏之徒乃不能措辞。过此而不言病者，吾未之见也”，依然是对曹丕厘定七子文章优劣观点的批评。关于文学批评，曹丕以为应该“审己以度人”，而曹植提出“盖有南威之容，乃可以论于淑媛，有龙泉之利，乃可以议于断割”，反对凡人都可以批评的主张。曹丕对文章地位的认同和宣扬，曹植亦极力打压。他以为，一个人应该志向远大，作为藩王更应该如此。所以他以为自己应该“戮力上国，流惠下民，建永世之业”。若此志未果，则“采庶官之实录，辨世俗之得失，定仁义之衷，成一家言”。显然在这篇文章中曹植对文学意义的看法与曹丕相比大不相同。他以为政治理想是第一，不然则是“成一家言”。我们要注意的是，曹植所谓的“成一家言”与曹丕的“成一家言”实质不同。曹植所谓的“成一家言”是史官的责任，曹丕的“成一家言”是文人的理想。如果说，曹植的文学观点基本一致，那我们也就无话可说，但实际上是，在他的歌诗中，曹植恰恰表现出了对文学的认同和肯定。因此我们有理由怀疑这篇文章是有极强的目的性的，而最主要的目的就是对《典论・论文》的批驳。
其次，曹植具备发难的动机和性格条件。
从邺下文人集团活动来看，曹丕编订《典论》大家应该是知道的。而且《典论・论文》的编订应该得到了大家的认同，虽然在当时还没有人以文字的形式表现出来，但是它的大多数篇章应该为大家熟悉。所以笔者以为作为邺下文人的主要角色曹植也应该清楚《论文》的基本观点。而曹植的《与杨德祖书》作于建安二十一年。当此之时，曹丕还不是太子，曹丕与曹植的政治斗争进行得如火如荼，而这可能成为其向自己的幕僚发泄不满情绪的动机。就两人性格来说，曹丕性格温和，而曹植个性张扬，当曹丕的《论文》在邺下文人集团内部引起反响后，极有可能遭致曹植的攻击。
在时间上来说，曹丕具备撰文条件。
现在我们来看建安二十一年曹植和曹丕的活动情况。“建安二十年三月，公西征张鲁，植从之。”⑨曹操此次西征历史将近一年，建安二十年十二月，自南郑还，建安二十一年春二月，公还邺。“建安二十一年冬十月，太祖东征，文帝及明帝、东乡公主皆从。”⑩也就是说在建安二十一年，曹氏父子基本没有在外征战。这也恰好给了喜欢宴游的邺下文人以更多的机会，而其中的领袖人物曹丕的基本文学批评观点被大家知晓就不足为奇了。由于当时政治斗争的情况并不明朗，而这种斗争可能表现在各个方面，甚至文学领域。所以曹植是极有可能用书信这种相对私密的形式对曹丕的观点进行反驳，同时也向幕僚灌输自己的思想。
当然，如果确定《典论・论文》不是成熟于太子时期，那就应该解释卞兰的《赞诉太子赋并上赋表》出现的一些证据，因为该文是现在学术界认定《典论・论文》作于太子时期的重要文献材料。由于卞兰的赋颂明确地提到了曹丕所著《典论》，它与《典论・论文》末“融等已逝，唯干著论，成一家言”相互佐证，成为了在大家看来无懈可击的结论。但是我们必须注意的是曹丕《答卞兰教》的一些说法：“赋者，言事类之所附也：颂者，美盛德之形容业，故作者不虚其辞，受者必当其实，兰此赋岂吾实哉？昔丘寿王一陈宝鼎，何武等徒以歌颂，犹受金帛之赐，兰事虽不谅，义足嘉也，今赐牛一头。”�{1} 卞兰的赋颂是赞颂溢美之词，其中有一些不合实际应该情有可原，不至于成为“不谅之事”。曹丕真是故作姿态吗？笔者以为不能简单地这样判断。很有可能卞兰所说与实际相去太远，那到底是什么吗？我们认为是卞兰写作赋颂的时候曹丕并没有立为太子，以太子相称只是卞兰的猜度，借此结好曹丕。《三国志》记载“建安二十年冬十月，始置名号至五大夫，与旧列侯，关内侯六等，以赏军功”�{1}。同时曹操有告子文之语，也就是大家所说的《立太子令》：“汝等悉为侯，而子桓独不封，而为五官中郎将，此是太子可知矣。”�{1}曹彰乃卞夫人二子，建安二十一年封关内侯。此时，除曹丕外大家悉已听封。曹彰不解，而曹操的回答则是“此是太子可知矣”。意即这是不言自明的事。既然是不言自明的事，那就是说一定有人揣摩出了曹操的意图，而提前以太子相称的可能也就不是没有。窃以为，正是卞兰提前以太子相称，所以曹丕认为卞兰所为为“不谅之事”。而“融等已逝，唯干著论，成一家言”也是作为学术界判定该文写于太子时期的重要证据。实际上，由于曹丕所做文章应该经常在邺下文人手间传阅，所以在后面表达了对逝去的孔融与阮�的缅怀和对其他几位勉励之情，并不是大家理解的七子已经全部逝去了。而且《典论・论文》书成建安二十一年也给了曹丕在文中没有对七子进行追悼的问题一个合理的解释。
概之，《典论・论文》写成于建安二十一年，它通过对建安七子的表扬来劝诫大家在对待他人作品时应该更理性一些，同时，对文学的功用色彩进行了一些正式意义上的强调。
本文为石河子大学哲学社会科学课题《三曹文学思想和文学创作关系研究》和石河子大学“263”青年骨干教师资助项目成果
（责任编辑：古卫红）
作者简介：熊建军（1971-），陕西留坝人，在读硕士，新疆石河子大学文学艺术学院中文系讲师，主要从事中国文学史和中国文学批评史的教学和研究工作；杨向奎，新疆石河子大学文学艺术学院中文系讲师。
①《三国志・魏书・王卫二刘传第二十一》，陈寿撰，中华书局，1959．
②{11}郁沅、张明高编，《魏晋南北朝文论！》，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
③朱东润：《中国文学批评史大纲》，[Ｍ]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
④张明君：《三曹与中国诗史》，清华大学出版社，1999．
⑤郁沅，张明高编！：《魏晋南北朝文论！》，商务印书馆，1996．
⑥严可均辑，马志伟审定：《全三国文》，商务印书馆，1999．
⑦美・宇文所安著，王柏华、陶庆梅译：《中国文论：英译与评论》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
⑧《与杨德祖书》中的引文均出自《曹植集校注》，赵幼文校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
⑨⑩《曹植集校注》赵幼文校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
{12}《三国志・魏书・武帝纪》，陈寿撰，裴松之注，中华书局，1959。
{13}《曹操集评注》，安徽亳县《曹操集评注》小组，中华书局，197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