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性的痛苦挣扎与民族传统文化的深沉隐忧|传统文化对人性的影响

　　摘要：通过分析白嘉轩和白孝文的艺术形象，寻找父子俩性格之异同，从而形成一个观点，一种认识：白氏父子是一个矛盾着的统一体，他们是一脉相承的，父是子的先导，子是父的延展，从他们身上勾起了对本民族历史文化的深长思考。
　　关键词：白鹿原 两顽石 白嘉轩 白孝文 性格异同
　　
　　翻开《白鹿原》一股熟悉的气息扑面而来。那是北方四合院里散发出来的独特的农家气息，那是阳光的气息，土壤的气息，粮食的气息，血肉的气息，精神的气息。对于熟识民族传统文化，熟悉农家生活的人来说，《白鹿原》确实是能够停泊灵魂的精神家园。《白鹿原》以小说文本的形式揭示了一个极富内涵的关中世界，在这个世界中是以“仁”为核心的传统伦理道德占统治地位的，这个世界的构建，贯注着陈忠实对传统文化的双重态度和双重情感，一方面，传统文化在维系社会、提升人的道德与人格等诸方面曾经起过非常大的作用，但另一方面，其中很多的观念禁锢了人们的思想，压抑了人们的欲望，甚至成为了戕杀人性的武器。
　　这部小说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原因之一是：作者陈忠实塑造了许多复杂多变、个性鲜明的人物形象，在众多的人物形象中给予我印象最深的是白嘉轩和白孝文两个人物形象，通过对他们父子俩性格异同的比较，深刻地揭示了传统文化在新的时代背景下所显示出来的巨大隐忧以及人类为挣脱这种传统文化的压抑而产生的种种人性的挣扎和扭曲。在白嘉轩和白孝文两个人物形象身上，他们各有其独立性，又是一个统一的整体。他们的性格有一定的传承性。
　　
　　一
　　
　　在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中，家族制度在我国根深蒂固，有如国家的基础，故有“家国一体说＂。白鹿原所在的关中地区乃多代封建王朝的基地，具有深厚的封建文化土层。白嘉轩就是这块民族文化土层孕育出来的一棵苍郁挺拔的劲松。就主人公生活的时代背景来说：白嘉轩是处在辛亥革命到解放战争这段特殊的历史阶段的一位小财东，不可避免地要身处各种错综复杂的人际关系中，要面对同长工的矛盾，同上进的或不肖的子女的矛盾，同竞争对手的矛盾，同各次政治运动的首领的矛盾，但他本身代表的却是传统文化，并不代表任何现代意义上的阶级、政党利益。虽然白嘉轩没有受过传统文化典籍的正式教育，但与那位程朱理学的关中学派的代表人物朱先生一脉相承，有一种精神上的默契，此外，生活习惯，“俗化”的俚语儿歌，这种文化氛围和家教，自觉不自觉地形成了人的近乎先天的品格观念。在白嘉轩身上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全部美与丑、善与恶。白嘉轩的正统人格中包含了传统文化中的精华与糟粕两面性，这种矛盾性，正是中国传统文化矛盾性的体现。
　　白嘉轩首先是一个努力捍卫宗法制度的人。威严的宗祠，就是他行施宗族权力的地方。他严厉地惩治一个又一个族规逾越者，用令人不敢目视的残酷手段捍卫了封建宗法制度的正统道学尊严。赌徒、烟鬼，人人痛恨，却又无可奈何，白嘉轩果决地用“开水煮手”和“强迫吃屎”的极端“疗法”，彻底地根治了他们的恶习。对田小娥和亲生儿子白孝文使用“刺刷”，更是令人毛骨悚然。小女儿白灵是他的掌上明珠，任其娇纵，可是他一旦发现白灵有离经叛道的苗头，就不惜囚禁，囚禁不成，居然忍痛割断父女关系。荡妇田小娥死后鬼魂作祟，闹得村人无不栗栗自危，纷纷对这昔日的“婊子”烧香磕头，还许愿要“抬灵修庙”；白嘉轩却不顾众怨，沉静如铁，说：“我不光不给她修庙，还要给她造塔。把她烧成灰，压到塔下，叫她永世不得见天日。”①他果然在田小娥的旧居上造塔，连同荒草中飞起的小飞蛾一并烧死。由此可见，凡是事关礼教大义，他就极其坚定，捍卫族规义无反顾。冷血的惩治手段，露出了他很少表露的残忍性。宗法文化是人类发展史上扼杀人性的罪魁，白嘉轩身上不仅具有这种文化品格，并且“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全部反动与保守”②。
　　在白嘉轩身上，我们看到了封建宗教权力的至高无上，看到了捍卫者的坚定强悍，他的身上承载着太多传统文化的负荷，凝聚着乡土文化的深层内涵。中国封建社会得以维系两千年的秘密，就在于有白嘉轩这样的栋梁和柱石的支撑。
　　其次，白嘉轩对政治有种天然的疏远。当国民党政府的“总乡约”田福贤请他出任议员时，他不假思索地一口回绝。在变幻莫测的时代风云中，他淡泊自守，只想依照一种既定的明确的必然的方式来踏踏实实地生活，真真切切地“做人”。他恪守“耕读传家”的祖训，自耕自读自种自食，不愿也不去做官。在“读”上，他倡议并主持了白鹿村的第一个学堂，让孩子们接受传统教育。一生从未放弃劳动，用朴实的劳作融入生活，创造生活。正是这种自耕自读的隐士心态，使他在乱世的人心躁动中，找到了心灵的宁静，使他自始至终都能坚守精神的内核，犹如风雨中的一块顽石，努力地坚守着最后的硬度。在大时代的洪流中，他虽无力把握什么，却能坚守自己的信仰，坚守“乡约”原则。所以白嘉轩的悲剧性又在于“作为一个封建性的人物，虽然到了反封建的历史年代，他身上许多东西呈现出来充分的精神性价值，而这些有价值的东西又要为时代割除，这些有价值的东西就显示了它的悲剧性”③。
　　然而，白嘉轩最终是一个悲剧人物，他的悲剧那么独特，那么深刻，那么富有预言性质。他的悲剧也是民族传统文化的悲剧。白嘉轩是“陈忠实献给中国和世界的中国家庭的最后一个族长”④。他的身体里流淌着中国传统文化的血液，是民族文化精神的载体，他身上所具有的悲剧性是有代表性的，也是强烈的。从小说中，我们看到，虽然白嘉轩在白鹿原上的威望素著，但在几十年颠来倒去的政治斗争中，他愈来愈找不到自己的位置和空间，愈来愈陷入无所作为的尴尬。怀抱着“仁义”信念的白嘉轩发现“仁义白鹿村”早已成为昔日的荣耀。暴动、杀戮、灾祸、国难、流血的武装斗争使白鹿原变成了一个“烙烧饼的鏊子”。
　　纵观白嘉轩的一生，可谓忧患重重，创痛巨深。大革命中，他曾被游街示众，被土匪致残。他经受过失女之痛，丧妻之悲，破家之难，不肖子孙的违忤之苦……这坎坷的经历，共同构成了他必然的悲剧命运。他的文化态度决定了他既看不惯共产党，也看不惯国民党，在现实斗争中无所依靠，就只能做些积德行善、维持风化的事。到了最后，他除了在冷寂中继续家谱，已无所事事。这难道不是他这个族长最大的悲哀吗?解放战争时期，国民党抓丁摊税，他召集族人到宗祠正式宣告：“各位父老乡亲，从今日起，除了大年初一敬奉祖先之外，任啥事都甭寻孝文，也甭寻我了。道理不必解说，目下这兵荒马乱的世事，我无力回天，诸位好自为之。”⑤由此可见，在“兵荒马乱”的年代，宗族权力早已“无力回天”。至于后来白孝文有意设陷，致使人民政府错杀黑娃，气得他“气血蒙目”，就是预料中的必然了。白嘉轩的悲剧说明了传统文化在新时代的滚滚洪流中，完全丧失了强大的精神统治力量。如同隔夜的年饭，远离枝头的果实，物虽依旧，但远不是当初的味道与色泽了。白嘉轩强大的精神力量正逐步丧失，他信仰的宗法文化正在衰落，他身体力行的仁义道德正在沦丧。他迅速地进入了人生的暮年、精神的暮年，蜕变为一个拄着拐杖整日转悠的农家老汉。这一切表明他的悲剧，不仅仅是个人的悲剧，更是一种文化的悲剧，这种悲剧是无法避免的，是符合历史逻辑与性格逻辑的必然的悲剧。
　　白嘉轩，作为宗法家族制度的最高权力的代表，其命运、性格的悲剧色彩是无法避免的，究其形成的原因，可概括如下：
　　首先是人格面具的过度膨胀。
　　白嘉轩性格特点的核心就是“仁义”。他用“耕读传家”、“学为好人”的传统道德教育下一代；他靠自力更生，勤良克俭建立起家业；他把名声、荣誉看得高于一切，用儒家“天下归仁”道德准则塑造自己的形象，并且强调“为仁由己”，注重自身行仁的自觉性。白嘉轩时时刻刻自觉地标榜仁义，并以身作则，身体力行做“仁义”的楷模。他请朱先生拟定《乡约》，并将《乡约》全文刻在石碑上作为白鹿村村民的行为规范，要求全村村民每天晚上到祠堂学习《乡约》，“学习就要用”，违者受罚。他一生严以律己、宽以待人，对自己独善其身，对身边的人又是极度宽容。他嫉恶如仇，终身捍卫宗法制度。然而，随着时代的发展和历史的推进，在白鹿原上统治人们思想的宗法制度日渐动摇，白嘉轩的地位、影响也随之动摇，宗法的功能在他个人身上再也无法体现。因此，他的性格、命运的悲剧也是无法避免的。
　　其次是传统伦理道德和现实境遇冲突的悲剧。
　　在作品中，白嘉轩和鹿子霖都希望自己能够实现自己未能实现的理想。然而当儿女一旦长大，这些年青的一代就有了自己的思维方式和生活方式，这是不可抗拒的规律。更何况，作为本世纪初的年青的生命本身就肩负着承前启后的历史重任。因而， 不可能按照父辈思维去生活，他们有一个共同的信念：不冲出白鹿原就一辈子没出息。他们渴望到白鹿原以外的世界中去闯荡。可是当父母知道子女们不再按照自己安排的条条框框去生活时，他们对儿女们的真诚便由此而变得扭曲。他们跟子女间的矛盾就转化成用道德思想去转化人的天性，这种天性就变成一种吃人的冷漠。对于生活，对于伦理，祖祖辈辈留下了许多不可更改的传统伦理规范，然而时代在发展，社会在进步，新的思潮像势不可挡的洪水冲击着白鹿原这个风雨不透的封建堡垒。因此，在现实中以“仁义、《乡约》”为准则，时时处处会遭到冲击。封建制度的愈不稳定，传统伦理道德和现实境遇的冲突就愈发受到扼制。
　　
　　二
　　
　　白孝文是白嘉轩第七次娶的女人仙草的头生子。白嘉轩试种鸦片成功，熬制鸦片时“奇异的幽幽的香气”使“仙草也沉醉了”，其时她身怀六甲，不久就生下乳名马驹的白孝文。他的一生，似乎就笼罩在那飘忽不定的毒雾当中，扮演了正统面具下极其恶劣的角色。
　　他的第一个特点是“冷＂。他的“冷”有其父的一面，但比其父深沉得多。童年时便现端倪。同在一个学堂的黑娃看见他的正经相，总是联想到庙里“神像旁边的小神童的脸”⑥，可望不可即，不愿和他同桌而“把自己的独凳挪到鹿家兄弟（兆鹏）的方桌边去了”⑦。黑娃是他家一张桌子上吃饭的长工的儿子，每天要“割两笼青草”送到白家铡边的，虽然天天进进出出，但他总是来去匆匆，一点不留恋白家兄弟。黑娃心里将“兆鹏兄弟和白孝文兄弟进行比较，鹿兆鹏、兆海兄弟使人感到亲切”⑧，无疑是对白孝文“冷”的判词。
　　其次是“贪＂。他比贪色贪权的鹿子霖更胜―筹。第一，贪色。白孝文的贪色，书中着墨虽比鹿子霖少，但只有他敢公开在大白天睡在田小娥的窑炕上，鹿子霖只是摸黑去嫖。第二，贪权，则是鹿子霖所无法企及的。鹿子霖同样贪权，也只能抓上个小小的乡约之流，白孝文凭“仪态端庄＂得到族长父亲的信任，轻而易举地当上族长，为村人羡慕。破落后当了团丁，更由于善于表现，得到县党部岳维山的信任，很快就爬到滋水县保安团的营长位上，成为滋水县举足轻重的人物。随着年岁的增长，白孝文越来越贪权。本来由黑娃焦振国策划的反正起义，白孝文事后却急于抢功捞资本。果不其然，不久便当上新中国滋水县的第一任县长。
　　再次是“毒”。白孝文的“毒＂，在对付黑娃时便显露得淋漓尽致。他对这个应与他有手足之谊的“二拇指”实行了“抓、骗、杀”三步骤。他为什么那么起劲地对付黑娃呢?抓土匪黑娃，除了邀功外，恐怕主要是怕其报复。因为他长期奸占黑娃之妻，更有一层田小娥的死，起因主要在于他。贪色很快使他家破人亡，老实的鹿三在土壕看见濒死的白孝文时便把罪恶全算到田小娥的身上了：“她给他和他尊敬的白嘉轩两个家庭带来的灾难不堪回味”⑨，当晚便干脆麻利地用“祖传的梭镖＂刺死了儿媳妇。
　　善变是白孝文的又一个显著特点。他忽儿是道貌岸然的条件合格的家庭统治的接班人，忽儿变成被女人拉下水的偷鸡摸狗的伪君子，忽儿变成勤劳节俭的庄稼汉，忽儿是吸食鸦片的大烟鬼叫花子讨吃赊饭，忽儿是倾家荡产的浪子，忽儿是改邪归正的君子，忽儿是杀人不眨眼的反动派的猎犬，忽儿变成庄稼人眼里的人民政府的县长。白孝文无疑是一个出色的演员，不动声色的阴谋家。他像一条变色龙，随波逐流，善于看风向，总能及时地抓住升迁的机遇，站在胜利者一方，积极地扮演着花脸。从以上的形象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出，父子俩性格有相同之处：一是“冷漠”，二是“残忍”。这两种特征在白孝文身上表现得尤为突出，较之其父真是有过之而无不及，但追根溯源其冷其残最早源于其父。
　　白嘉轩父子在性格上也有不同之处，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进行比较：
　　首先，人物所处的时代背景和自然环境不同。白嘉轩出生在清末，一生经历多变、动荡的社会，但他思想以儒家“仁义”为核心。白孝文出生时宗法制度已受到挑战，宗法的功能也日益削弱，虽然他在其父“耕读传家”的家训下长大，但白孝文根本经不起田小娥的诱惑，在不知不觉中走向堕落，并开始热衷个人享受，追求功名利禄，追求虚荣。
　　其次，两人经历的婚姻与爱情的不同。
　　白嘉轩一生娶七妻，只是为了传宗接代，“无后为大”成为白嘉轩的道德律令，对他而言，爱情也许还没有复苏，婚姻也只是传宗接代的一个容器，妻子只是必不可少而又体面的生活用品。白嘉轩一房一房地娶女人，只是为了子嗣，而不是为了肉欲。白嘉轩对待女性的态度几乎全部地体现了传统文化的弊端和反动。《白鹿原》开篇的第一句话，就是“白嘉轩后来引以为豪的是一生里娶过七房女人”，然而，他对这些女人的记忆却仅仅是新婚之夜的占有。即使是为他坐过八回月子，养了四个儿女的第七房女人仙草，留给他记忆的也只不过多了一层死后的孤寂。然而，婚姻与爱情到了白孝文这儿意义就完全不一样了。作为长子，体面的婚姻下他尽情地享受初为人夫的无穷快乐。和田小娥的偷欢经历，让他更是尝到了爱情和真正意义上的性的放荡的滋味。这是白嘉轩的婚姻中所无法想象和体会到的。另外，白孝文对待婚姻和家庭是不负责任的，这和他自私自利、贪图享乐的性格是分不开的。
　　再次，两人对待传统文化和传统道德观念的不同。
　　在白鹿原上，白嘉轩所扮演的社会角色是族长，特定的身份决定了他是一个宗族制度、宗法文化的有力捍卫者。他监视着白鹿村上每一个可能破坏道德秩序的人，监视着每一种逾越礼仪规范的行为。自觉地、坚定地捍卫着宗法文化的神圣。如果有谁的言行违反礼仪，人欲冒犯了天理，身为族长的他，刻薄寡恩，决不手软。威严的宗祠，就是他行施宗族权力的地方。
　　在家庭中，白嘉轩是一个恪尽孝道的儿子。父亲去世后，他每晚都陪母亲说说话，以解除母亲的寂寞，增进母子间的亲情。他也是一位严格的父亲，把教育子女视为头等大事，言传身教，用心良苦。他深夜秉烛给儿子讲解“耕读传家”的匾额，唯恐失传；强令儿子进山背粮食，为的是让他们懂得“啥叫粮食”。在他的苦心经营下，白家积累了丰厚的财产，实现了几代人追求的人财两旺的家庭奋斗目标。
　　在家族中，白嘉轩是一位宽厚仁慈的长者，他人格核心内容是“仁义＂二字。“交农事件”中，长工鹿三代他出头，他大为感动；对女儿白灵，他极为娇纵；与长工鹿三的“义交”，帮助陷入困境的寡妇，想方设法营救三官庙的小和尚……这些都充分体现他“亲亲、仁民、爱物”的风范。对黑娃、兆鹏、兆海等国共两党人士或一时落草为匪者，他也毫无偏见，表现了一个仁者的胸襟。他被黑娃的弟兄打折了腰，只能佝偻着腰仰面看人，但仍能不计前嫌，诚心接受了回头的“浪子”，亲自为黑娃主持了祭祖仪式。黑娃被捕时，还亲自去说情，这种种的行动，有力地佐证了“仁义”二字，确实是白嘉轩的文化信仰，做人信仰。“做人”是他的毕生追求。他以自己的行为与思想构筑了一座精神的大厦、道德的大厦，他就是这座大厦的君主，不断地塑造着自己，不停地完善着自己。
　　在修身方面，白嘉轩达到了儒家提倡的最高境界“慎独”。他的慎独精神仿佛是与生俱来的。他说：“人行事不在旁人知道不知道，而在自家知道不知道。”⑩足见他时刻凝视着自己，关注着自己。他的心理素质的强韧，精神纪律的一丝不苟，确实让人惊叹。正是这种强大的精神力量，使他在白鹿原享有桃李无言的威望。
　　白孝文对待传统文化的态度和白嘉轩是截然不同的，他从小在其父的威逼下接受各种儒家思想的教育，但随着年龄的不断增长和宗法力量的不断削弱，传统文化和传统思想对他的影响也变得微乎其微，甚至只能是一种摆设。不断膨胀的私欲和享乐心理把父亲一生推崇的“仁义”思想践踏在脚下。
　　最后，人物形象所具有的象征意义不同。白嘉轩象征的是认认真真做人，地地道道的封建正统人物，是一个悲剧人物。他代表执行宗法制度的老势力、老思想；而白孝文则象征了一个带有正统面具的丑恶角色。他卑鄙无耻，工于心计，巧于变化，冷酷毒辣，贪权好色。动荡的时代是他性格畸变的催化剂，他的几经生死，充分感受了人性冷暖世态炎凉。诸多残酷的事实粉碎了他残存的“仁义”，人性中恶的一面迅速膨胀，可以说，是封建宗法思想和时代的浊流塑造并扭曲了他的人性，而他也无情地践踏着传统文化的精华和时代正义的脚步，在所谓“正经”的掩盖下恣意妄为，最终成为一个为人类所不齿的败类。他是一个不愿服从宗法势力，但又在动荡的年代沉沦堕落的年轻人形象。
　　总之，白嘉轩和白孝文父子俩是一个对立统一的整体，他们是一脉相承的，父是子的先导，子是父的延伸，从他们身上勾起了我们对本民族历史文化的深长思考，从而使我们找到了一种正确的理念去反思历史，把握历史。
　　（责任编辑：吕晓东）
　　
　　作者简介：陆孝峰，浙江湖州人，湖州师范学院讲师，主要从事现当代文学的教育与研究。现在浙江大学攻读现当代文学硕士学位。
　　
　　①⑤⑥⑦⑧⑨⑩陈忠实：《白鹿原》[Ｍ]．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１９９３年版。
　　②何西来：关于《白鹿原》及其评论[Ｊ]．《小说研究》，２０００年，第５期。
　　③孙少堂：什么是艺术的文化价值[Ｊ]．《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１９９９年，第９期。
　　④李星：《白鹿原》一部民族灵魂的精神秘史[Ｊ]．《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１９９３年，第９期。
　　
　　参考文献：
　　[１]陈涌．《关于陈忠实的创作》[Ａ]．李建军，洪清波．《白鹿原》评论集[Ｃ]．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２０００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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