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当代文学创作的困境与思考】 陷入困境英语dilemma
时间：2019-02-11 05:38:07 来源：千叶帆 本文已影响人
杨剑龙：顾彬先生，前一阵关于您“中国当代文学都是垃圾”的说法引起中国大陆的震动，其实这是媒体暴力的作用，将您原先说的卫慧、棉棉等美女作家的创作都是垃圾的说法夸大了、变异了。我注意到您言谈中对于中国新时期作家一味尾随模仿外国作家的批评，对于中国新时期作家创作的某些不满。我想这大概与中国新时期作家太关注与模仿西方作家、而忽视了中国经验与中国文学传统有关。作家邱华栋曾经用尖刻的言语说，从某种程度上讲，一九八五年以来的中国当代文学就是一种被影响下的当代西方的汉语文学的变种文学，中国新时期文学是侏儒文学，每位走红的新时期作家背后都站着一位西方的文学大师，中国新时期文学应该算是在西方大师的阴影下匍匐前进的。虽然这样的说法过于尖刻，但是却道出了中国新时期文学过于关注与模仿西方文学的倾向。
顾 彬：中国当代文学为什么这样差？这与中国当代作家与中国传统缺乏联系有关，虽然也有例外，如阿城、汪曾祺等就与中国传统哲学有着深刻的联系。你读中国当代作家的作品，你一般不必查阅词典，我的意思是可以不必查阅百科词典。你阅读德国诗人的作品，如果你不了解德国的文化、历史、文学传统，你就看不懂诗人在写什么。更有意思的是，有的诗人从罗马帝国视角来写，很多话是罗马诗人说的，甚至用拉丁文，如果不是大学毕业的读者根本就看不懂。中国当代许多作家与传统几乎没有关系，可以说基本上没有联系。你阅读中国当代作家的创作几乎难以了解一九四九年以前的中国，难以了解鸦片战争以前的中国。中国当代作家基本没有什么思想，有些诗人是例外的，因此与诗人们在一起很愉快，但中国当代小说家基本上没有什么思想，这是我阅读中国当代小说的遗憾。
杨剑龙：我并不完全赞同您的这种观点。可能您是将中国当代作家与中国现代作家比较中，表示您对于中国当代作家的不满，当然中国当代作家中缺乏像鲁迅、周作人、胡适、林语堂这样的思想者。我曾经与一位中国当代作家聊天时说道，小说家创作基本上有几种类型：一种是以生活创作，作家有丰厚的生活积累，许多生活是其独特的；一种是以思想创作，作家对于人生与世界有深刻的思考，在创作中表达其深刻的思想；一种是以技巧创作，作家尤其关注小说的叙事方式、结构技巧、表述形式等，最好的小说创作是将生活、思想与技巧结合起来，而不是仅仅关注某一方面。思想应该是融会于生活形象的表述中，而不应该是简单化地表白；技巧应该与所描写的题材切合，而不应该为技巧而技巧；生活应该是经过积淀的，而不应该是随心所欲的。
顾 彬：中国当代小说家常常不知道生活是什么，余华有的作品是按照模式写的，缺少创造的力量。中国新时期作家受西方文学影响过深，因此研究中国新时期作家要先研究他们读了什么外国作家作品。高行健的创作模仿西方现代派戏剧，小说《灵山》明显模仿意大利作家Calvino的创作。
杨剑龙：顾彬先生，您曾经对于中国当代作家不懂外语有批评，我曾经与我的博士生在题为《轰动后的思索与反省――“中国当代文学都是垃圾”谈》的座谈中，表达了对于您的这种观点的不同意见，座谈发表在《当代文坛》二○○七年第三期。我认为中国当代作家的文学创作首先是一种母语写作，作家首先应该有比较好的母语造诣，能够用生动的母语创作，当然作家能够掌握外语更好，作家缺乏外语的修养并不一定要强求，沈从文、赵树理等都不懂外语，却创作出了有国际性影响的创作，如果让中国当代作家都先去学习外语，掌握了外语后再去进行创作，那并非是一种明智有益的选择。
顾 彬：中国当代作家很少是自学外语的，如北岛、杨炼是自学外语的。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许多作家都有良好的外语修养，鲁迅、林语堂、张爱玲、戴望舒等，如果缺乏外语的修养，这些作家都不可能有这么大的文学成就与影响。高行健的创作能够引起国际的关注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与其外语水平有重要的关系，他将中文欧化了。由于中国现代作家具有很好的外语水平，他们能够及时接受外国文学的滋养，鲁迅与日本文学、林语堂与美国文学、戴望舒与法国文学等，由外语为工具接受外国文学的滋养，这些作家都能用外语创作，鲁迅用日语写作，林语堂用英语写作，戴望舒用法语写诗，他们都是既能翻译又能用外语创作，在与世界文学对话中既接受外国文学的影响，又能够影响外国文学。中国当代作家大多没有外语修养，因此缺乏与国外作家对话的可能。今年八月份，我应邀参加印度的一个会议，印度作家缺乏对于中国当代作家当代文学的了解，虽然他们去过中国，虽然他们很想听中国作家自己给他们介绍文学作品等。但是中国作家都不会英文，他们不能自己介绍他们的创作，因此印度作家只能请一个外国人，请我这个非亚洲的学者给他们介绍中国当代文学。不少中国当代作家都到过国外，但是他们却不学习外语，他们觉得没这个必要，他们在国外住得再久，没有语言的基础，他们就不可能真正了解外国。
杨剑龙：香港有一位诗人蓝海文，他曾经提出了诗歌创作“新古典主义”的主张，他批评当代大陆诗人缺乏中国古典诗歌的修养，他提倡诗歌创作必须继承中国古典诗歌的传统，这种说法我是赞同的。但是他蔑视西方现代派诗歌，他夸大“新古典主义”的作用，甚至提出“新古典主义”是诗歌的大江大海，一切新诗的流派都是小溪小河都应该汇入“新古典主义”的大江大海中。我曾经在一个学术会议上对于他的“新古典主义”提出批评，既肯定其继承中国古典诗歌传统的倡导，又批评其对于西方现代派的鄙视与对于“新古典主义”的夸大。虽然，我们的观点有不同，但是我二○○三年到香港中文大学任客座教授时，我们却成为了好朋友。
顾 彬：中国当代诗人对中国古典诗歌传统基本是忽视的，他们的眼光关注的是西方诗歌，虽然也有一些诗人关注过中国古诗，如北岛关注过中国古典诗歌传统。
杨剑龙：中国现代诗歌发展史，对中国古典诗歌传统的继承与发展有着一些典型性的例证。如李金发与戴望舒，他们将法国象征主义诗歌引进到中国起了重要的作用，李金发在诗歌创作中更多地具有模仿色彩，一定程度忽视了中国诗歌的传统，因此形成了其诗歌晦涩难懂的评价；戴望舒在借鉴法国象征主义的手法中，更多地融入了中国古典诗歌的传统，使象征主义诗歌在戴望舒这里走向了成熟。这如同《左庵词话》中所云：“凡前人名作，无论咏古咏物，既经脍炙人口，便不宜作和韵，适落窠臼。必须用翻案法，独出新意，方足以争奇制胜。否则纵极工稳，亦不过拾人牙慧。”在继承中也必须力求出新，独出新意，才不是拾人牙慧。
顾 彬：欧洲现代诗是在借鉴接受中国古典诗歌传统的基础上予以改造后创造出来的，美国诗人庞德提出欧洲的诗歌已死了，他介绍中国古典诗歌，他认为诗歌应该将形象置于中心，欧洲的诗歌太抽象，不够具体，太讲内容，不讲形式，接受与借鉴中国古典诗歌的传统，给欧洲的诗歌带来一个全新的面貌，如果没有庞德，欧洲的诗歌就不会有新变。
杨剑龙：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许多作家特别关注中国经验，这种中国经验不仅仅是具有民族特色地域特色的生活经验，也应该是与中国文化、中国文学相关的传统。鲁迅如果没有从小康坠入困顿的生活经验，就没有鲁迅对于国民性问题的深入思考，就没有鲁迅的小说创作对于故乡乡民处境与精神的深刻写照；鲁迅如果没有辛亥革命后回到中国古代去的读古书抄古碑，鲁迅就不可能对于中国文化传统有深入的思考与深刻的批判，也就不可能有文化巨匠的鲁迅。废名如果没有故乡湖北黄梅浓郁宗教氛围的生活，没有对于中国古典诗歌的独特造诣，也就没有其具有诗意深邃具有宗教意味的小说。沈从文如果没有在湘西目睹杀人如麻的场景、地方军队中服役生活，没有对于湘楚文化的深刻濡染，也就没有其神奇迷离的小说创作。汪曾祺如果没有江苏高邮乡镇间的生活经验，没有对于儒家文化老庄文化的濡染，也就不可能有其充满人情味故乡生活的生动忆写。虽然中国新文学是在欧风美雨的吹拂滋润下成长起来的，但是我想凡是形成独特个性的有影响的中国现代作家都离不开中国经验，中国经验中的文化传统文学传统必然对于他们的文学创作产生重要影响。不知道您是怎样看待文学创作中的中国经验的？
顾 彬：现代作家知道中国是什么、北京是什么，不过许多中国当代作家通过他们的作品给你的感觉是，他们根本不知道中国是什么，他们的中国是抽象的。没有作家能跟老舍一样写北京，跟张爱玲一样能写上海。当代作家写中国城市、风景等都没有味道。他们好像缺少真正的经验和真正的经历，所以他们只能够尾随着别人，甚至跟着市场的要求等去描写。
杨剑龙：中国现代文学已经进入了经典化的阶段，通过该学科多年的积累，尤其在文革以后的开放语境中，我们的文学观念、研究方法有了重要的变化，逐渐与世界文坛接轨，摆脱了以往以政治标准评定文学作品的窠臼，形成了关注文学本体多元化的评价标准与视角。人们常常说当代文学没有史，这大概是因为距离过近难以作出合理的评价，文学评价也是在一个不断发展与经典化的过程中，我们不能因为当代文学没有史而忽视对于当代文学的评说，而是在不断的关注与评说中逐渐梳理当代文学发展的脉络，并且不断对于文学发展的现状、趋势、长短作出评价。面对当下瞬息万变的文坛，面对当下几乎汗牛充栋的文学作品，我们究竟如何设立一种文学评价的基本标准，即究竟什么样的文学作品才是好作品，作家在文学创作中究竟如何努力才能写出好作品？
顾 彬：好的文学作品首先在于语言，文学作品的语言应该在流畅中蕴涵一定的深度，具有深度的语言也是美的。这里也有一个题材的问题，好的文学作品不应该为市场而写作，也不应该为某些领导而写作，应该完全按照自己的独立精神写作，好的文学作品必然与历史、与文化有关联，即无论写过去、还是写现在，必须蕴涵着历史意识、文化色彩。
杨剑龙：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沈从文就曾经提出了将文学从商场与官场中解放出来的观点，他在《新的文学运动与新的文学观》中就指出：“作品成为商品之一种，用同一意义分布，投资者当然不免从生意经上着眼，趣味日益低下，影响再坏也不以为意。”“至于作家被政治看中，作品成为政策工具后，很明显的变动是：表面上作品能支配政治，改造社会，教育群众，事实上不过是政客从此可以蓄养作家，来作打手，这种打手产生的文学作品，可作政治的点缀物罢了。”“文学运动既受商业与政治两种分割，尤其政治引诱性大，作家为趋时讨功，多‘朝秦暮楚’现象，与‘东食西宿’现象。”因此，沈从文提出：“把文运从‘商场’与‘官场’中解放出来，再度与‘学术’‘教育’携手，一面可防止作品过度商品化与作家纯粹清客家奴化，一面可防止学校中保守退化腐败现象的扩大（这退化腐败现象，目前是到处可见的）。”沈从文文学创作上的成功正是其所具有的不为商场与官场所囿的独立精神，无论其写湘西边城的生活，还是其写边民传说的故事，都显示出沈从文对于湘西生活的熟悉、对于湘楚文化的濡染，其创作对于人情人性的抒写，显示出其创作的独特风格。
顾 彬：好的文学作品都有其复杂性，中国当代文学作品常常是单线的，好的文学作品应该是多层次的，而不是过于简单化的、模式化的。
杨剑龙：我想单线式的文学作品与我们传统的思维方式有关，“五・四”以后我们逐渐形成了一种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新与旧、进步与倒退、青年与老年、革命与反革命等等，在简单化的因果链中又将这种思维方式放大了突出了，形成了文学创作的简单化模式，在政治标准第一艺术标准第二中，在以阶级斗争为纲中，又将许多文学问题简单化地置于阶级斗争的视角进行观照分析，以至于新中国成立以后，我们几乎将现代派文学都归入资产阶级文学，几乎将通俗文学都归入封建主义文学，在现实主义文学一统天下中，使我们的文学创作形成了简单化的、模式化的现象，这种影响仍然在一定程度上一定范围内延续。
顾 彬：我认为一部好的作品首先应该有好的语言，中国古典诗词的语言是非常凝练的，好是文学作品不应该有一些不必要的字与词，也不应该缺少必要的字与词，中国古代作家的精美作品常常达到易一字一词而不易，每个字每个词都有其必要的作用与内涵。作家的创作既应该知晓该说什么，更应该知道不说什么。你阅读德国许多有水平的作家的作品，就可以了解他们的创作不说什么。
杨剑龙：中国古代诗人词人十分注重用语的推敲，贾岛的“僧推月下门”与“僧敲月下门”的斟酌，就体现了古代诗人的字斟句酌。清代许印芳在《唐人杂说》中说：“初脱稿时，往往瑕瑜互见。去瑕留瑜，贵乎能改，故曰‘新诗改罢自长吟’。诗之为瑕，有病在形貌者，有病在神骨者。形貌之病，心粗者亦知之；神骨之病，心细者乃知之。心之入细，又必再三推勘，乃能得之。”这道出了古人创作过程中勤于修改以及修改过程中的愉悦状态。
顾 彬：将中国当代作家与德国作家比较，德国作家的创作大多有着一种精益求精的状态，他们大多在写作过程中不断推敲，有的甚至一年才写一百页，而中国当代作家创作却比较随意，有的甚至一个星期就写一百页。德国作家在写作过程中十分注重修改，而中国当代作家修改的却很少。
杨剑龙：著名作家加西亚・马尔克斯在《番石榴飘香》中说：“实际上，我认为，在文学创作的征途上，作家永远是孤军奋战的，这跟海上遇难者在惊涛骇浪里挣扎一模一样。是啊，这是世界上最孤独的职业，谁也无法帮助一个人写他正在写的东西。”马尔克斯特别强调作家是一种最孤独的职业，强调作家的孤军奋战。文学创作必须追求独创性，作家必须有独特的见地，创作必须反对人云亦云，作家必须耐得住寂寞。在当下中国的物欲社会中，许多作家仍然或者为物所诱，或者为权所惑，缺乏自己独特的立场与见识，或使文学成为物欲社会的宣泄品，或使文学成为权势阶层的宣传物。您认为中国当代文学创作应该如何走出这种困境？
顾 彬：一个十九世纪法国作家说过，如果一个作家想当好作家的话，他先应该沉默二十年，这个意思是说不要发表作品二十年，因此有些中国当代作家应该沉默二十年才好。另外，好的作家一定是孤独的、寂寞的，他不会拍谁的马屁，他是独立的，他不会听什么领导什么市场的。他在社会上成功不成功是次要的，他唯一的一个标准应该是文学，应该是语言。
杨剑龙：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呈现出以鲁迅为代表的载道倾向与以周作人为代表的言志倾向。立足于启蒙立足于立人的鲁迅，在其创作中大多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立足于抒写性灵的周作人，在其三十年代后的小品文中大多抒写草木虫鱼。现在看来这两类作品都有其存在的独特价值，前者的价值更多的在于成为民族心灵的写照，后者的价值更多的在于成为生活审美的意味。在中国当代文学的创作中，常常既缺乏对民族心灵的关注，又缺少生活审美的意味，文学创作成为了既不厚重缺乏思想又不灵动缺乏美感的消费品，甚至成为地摊读物文学快餐。文学应该是多元的，应该注重文学的娱乐性消遣性，但是文学也不应该一味注重娱乐消遣，而缺乏思想性审美性。您是如何看待文学的思想性审美性的？
顾 彬：许多中国当代作家通过他们的作品给读者的印象是，他们不知道具体的生活是什么，他们怎么能知道人的灵魂、世界的美是什么呢。比方阎连科的小说《为人民服务》就是按照模式写的，女主人公不是一个真正独特的人物，是其他作品传下来的一个女人的形象。
杨剑龙：长期以来，中国当代文学的批评中说好话的多、道批评意见的少，就形成了文学批评几乎等同于文学褒奖的局面。顾彬先生，您作为一位知名的汉学家，对于中国当代文学的批评也是寄寓您希望中国当代文学创作走出困境、出现具有世界性影响的佳作，虽然您对于中国当代文学的批评常常有过激之处，但是我想这也是您作为一位汉学家对于中国当代文学的殷切期望吧。我想写出有世界性影响作品的作家必定是在接受借鉴文学传统的基础上，在中国对外开放的三十年后的今天，我们讨论中国当代作家对于中国文学传统、文化传统的继承与弘扬，对于独立品格独立思想的坚持，这对于中国当代文学的发展与繁荣，具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二○○七年十一月三十日下午
于澳门望夏宾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