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汉末社会转型期文学观之演变]汉字的演变过程100字

时间：2019-02-11 05:39:42 来源：千叶帆本文已影响人

　　摘要：东汉末年，经学的衰退、政治的黑暗、社会的混乱以及两次党锢之祸给当时文人心理造成巨大的震撼，强烈地冲击了文人士大夫的思想意识，使他们的观念、人生价值取向发生了质的变化。随着士人们对于自身存在的思考、个性力量的张扬，“人的觉醒”带来了“文的自觉”，影响于文学的便是在创作内容上更多地关注和抒发个人的感情；在文学观方面则是由社会教化转为个人抒情，由外向功能转为内向审美，于是对于文学的认识，便由 “诗言志”转向“诗缘情”。
　　关键词：汉末文学观诗言志诗缘情
　　
　　东汉末年，经学发生蜕变，道家思想抬头，庄子的思想渗入儒学的经解之中，而且愈演愈烈，经学玄学化、神秘化了。影响于文学的便是在创作内容上更多地关注和抒发个人的感情；在文学观方面则是由社会教化转为个人抒情，由外向功能转为内向审美，于是对于文学的认识，便由 “诗言志”转向“诗缘情”。“诗缘情”一说虽然是直到西晋时陆机才大胆提出并成为文坛共识的，但是在汉末的文学作品中我们已经可以看到这种思想的端倪，以及诗人们所做出的有益的尝试。
　　
　　一、“诗言志”
　　一直以来，人们对诗要不要言志，分歧不大，但在“志”的具体涵义上，却看法不一。其争议的焦点是诗言的“志”到底是诗人表达的某种道德理念以及符合这种理念的志向、抱负、理想，还是诗人抒发自己的独特感触、私情？汉人对“诗言志”含义的理解可从他们用诗、解诗中来看。
　　1.“断章取义”的用诗
　　从《左传•襄公二十七年》一文的记载中可以看出，《尚书•尧典》中的“诗言志”到了春秋战国时期，在理解和使用上发生了些许的偏离。《尚书•尧典》中的“诗言志”是就诗本身的表达作用而言，“言”的是诗人之“志”,这个“志”的含义主要指人们内心的志向、意念、思想。但是到了春秋时期的士大夫那里，“诗”仿佛就专门用来指代《诗三百》，而“志”变成了借《诗三百》来说国家政事，达到劝君王的目的。春秋时期的诸子百家争鸣，无疑带来了中国思想界的空前繁荣，他们开始对宇宙和社会做出自己的理性思考，关于这种“用诗”，恐怕与此有很大的关系。李泽厚先生认为：“这种从巫文化中解放出来的理性，认定真理在于其功用、效果。”①
　　春秋士大夫提出的这种实用理性的用诗被汉人很好地继承了下来。如《汉书•艺文志》记载：“古者诸侯卿大夫交接邻国，以微言相感，当揖让之时，必称《诗》以谕其志，盖以别贤不肖而观盛衰焉”；《汉书•刘向传》记载：“向睹俗弥奢淫而赵卫之属其微贱，逾礼制；向以为王教由内及外，自近者始。故采取《诗》《书》所载贤妃贞妇兴国显家可法则，及孽嬖乱亡者，序次为列女传凡八篇，以戒天子，及采传记行事，著《新序》《说苑》凡五十篇，奏之”；《汉书•武五子传》记载：“长安中扰乱，言太子反，以故众不附。太子兵败，亡，不得。上怒甚，群下忧惧，不知所出。壶关三老茂上书曰：‘臣闻父者犹天，母者犹地，子犹万物也。……《诗》曰：“营营青蝇，止于藩；恺悌君子，无信谗言；谗言罔极，交乱四国。”往者江充谗杀赵太子，天下莫不闻，其罪固宜。陛下不省察，深过太子，发盛怒，举大兵而求之，三公自将，智者不敢言，辩士不敢说，臣窃痛之。臣闻子胥尽忠而忘其号，比干尽仁而遗其身，忠臣竭诚不顾钺之诛以陈其愚，志在匡君安社稷也。《诗》云：“取彼谮人，投畀豺虎。”唯陛下宽心慰意，少察所亲，毋患太子之非，亟罢甲兵，无令太子久亡。臣不胜，出一旦之命，待罪建章阙下。’书奏，天子感寤。”②可见，在汉儒那里，他们对于《诗》的运用其实和春秋时期的士大夫没有很大的区别。“诗”在他们那里，主要指的是《诗三百》，而这前人留下来的诗歌经典也必然有其实用价值，这种实用价值便是传统诗教一直倡导的“美刺”功能。《毛诗序》主张“发乎情，止乎礼义”，《诗三百》变成了最好的谏书。因为为人臣子的职责在于，当人君有违礼法之时要及时的谏阻。《周礼•地官》就有“司谏”之官，郑玄注曰：“谏者，以礼义正之。”③谏阻君王做有背礼义的事是臣子的职责，但是这样的工作无疑带有很大的危险性。萧华荣先生将之称为“以道制势”。④谏官们稍有不慎，触怒君王，轻者贬官流放，重者性命不保，身首异处。在这样的情况下，《诗三百》变成了最合适的进谏之言。一方面由于它是儒家经典，为统治者所推崇；另一方面，《诗三百》是“思无邪”的作品，谏官可以借它来劝导君上遵行诗人之所美，谏阻君上陷入诗人之所刺，以美诗为典范，以刺诗为警戒，君臣之间通过《诗三百》达成了一种默契，从而实现“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戒”的最佳效果。
　　2.“牵强附会”的解诗
　　与汉儒的用诗相对应的是汉儒的解诗。既然诗是可以用来作为谏刺君王的工具，那么《诗三百》的每一首诗都不是虚有的。“在汉儒的心目中，《诗》既成为‘经’，便必定隐含着某种政教风化的重大主题。”⑤这样的一种思想，在《毛诗序》中有突出的表现。“故正得失，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先王以是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⑥这些《毛诗序》中的基本主张，将原本只是“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的诗歌提升到了政治高度，夸大了诗的政教功能。在此，《毛诗序》将诗与政治直接联系起来，诗歌具有极为浓厚的政治色彩，诗的作用被过分地夸大，诗的美感作用也被过分地夸大。
　　《毛诗序》的解诗原则，基本上是站在儒家的视角，主要重视的是诗歌的政教功用，即诗的社会作用。所谓的“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指的正是诗歌所具有的一种自上而下的教化作用。这种教化作用的提倡，使得原来朴素的民歌，逐渐沦落为政治统治的工具。序文所集中表现的就是这种教化作用与个体情感之间的关系，所以说“风以动之，教以化之”。但是，在这样的解读中，诗歌的情感作用（如“动天地感鬼神”云云)与社会作用无疑都被夸大了。由于诗歌已经变成一种教化的工具，在《毛诗序》中，《诗经》中的每篇作品自然都被视作某种教化观念的隐喻，牵强附会的说明，如以“后妃之德”解《关雎》，就显得不伦不类。同时，序文认为政治与诗歌既然是分不开的，那么诗歌发展对时代政治之盛衰自然产生极大影响，因而提出了“变风变雅”之说，这就更加让人感到啼笑皆非。甚至后来刘勰在《文心雕龙•时序》篇中有：“时运交移，质文代变”⑦的说法，其实质与序文的观点也是相通的。《毛诗序》中提出了“主文而谲谏”的主张，要求诗歌以较为委婉含蓄的方式来达到讽谏君王的目的。其实，这仍然是儒家的“温柔敦厚”诗教观的另一种表述。以《毛诗》《郑笺》为代表的对《诗》的牵强附会的解释，如《国风•召南•何彼矣》，这首诗中“平王”本来指的是周平王，但是由于《召南》被定为“正风”，周平王的时代已经是周室衰微时期。因此《毛传》“传”、“笺”都硬是将“平”释为“正”，“正王”，即周文王。又如《国风•周南•螽斯》，就内容和意象而言，这首诗说飞蝗产卵孵化的幼虫极多，年生两代或三代，真可谓是宜子的动物。《毛诗序》云：“《螽斯》，后妃子孙众多也，言若螽斯。不妒忌，则子孙众多也。”《毛诗》的这种牵强附会的解诗真是让人啼笑皆非。
　　3.省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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